以针传世——世界针灸第一人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家属院儿里，有一座颇有年份的红砖楼，沿着缺少光源的水泥台阶而上，针灸界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程莘农就住在这里。
程老已经不出诊了，但每天清早，他拄着文明棍儿的身影，还会出现在前往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的路上，山羊胡、中山装，回头率甚高。他要去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洋学生们，中医的针之道。
这位见证了中医百年窘迫的老人，为着中医能被现代科学所认可，斗争了大半辈子。
他主持的“循经感传和可见的经络现象的研究”证明了经络学的科学价值；主编的《中国针灸学》，建国后首次建立起针灸教学规范，至今仍是中医院校统一教材，并被国外针灸界作为针灸资格考试蓝本，因此他常说自己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终于将“中国中医研究院”盼成了“中国中医科学院”……
他最常说到的一个词就是“斗争”，他也常说：我们这代人的仗打得差不多了，所以“不说话了”
2.中医科学化，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
吕炳奎任中医司司长后，陆续成立了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所中医学院，急需师资力量。中央从当时的“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调出一批好的中医人，发往北京中医学院，充实这里的师资队伍。当时已经是针灸学科教研组组长的程莘农，也接到了一纸“调兵令”，收拾行囊赶往北京，统管针灸教研工作，并在这里主编了沿用至今的针灸教材《中国针灸学》。
田原：您年轻的时候在现在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的，后来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调来北京的？
程莘农：开始的时候，是周总理要办四个中医学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一处一个。我们南京的针灸教学，因为实施得比较早，北京的学生都要送到南京来，由我们代教，连房子都要给学生腾出来的。
这事儿呢，就报到周总理那儿去了，总理说，北京办了中医学院，怎么学生都跑到南京去学习了？把南京的老师调过来吧，南京晚两三年再成立中医学院。叫“先中央，后地方”。
就是总理这6 个大字，当年就从南京调了40 个人去北京，我就是这么调来的。那是1957 年，1958 年就有了针灸科。
田原：董建华、刘弼臣等大医也是跟您一波儿调到北京的。这是建国后，官方支持振兴中医的一次非常大的举措，把南京中医药大学培养的中坚力量，像种子一样撒到北京来，开枝散叶，才铸就了今天这样好的中医局面。您的主要任务就是编针灸教材？
程莘农：哦。原来呢，是我们南京中医院校编写针灸学教材。为了编这本书，成立了一个小组，组里有十几个人，我的同乡就有六七个，都是本科毕业的。那时候编的书都是油印本啊，好不容易。那是真抄啊，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编的时候呢，大家分工，因为我是组长嘛，就由我做主编了。编穴位篇呢，由严学范负责，他是我过去的同事；治疗学呢，就由大家负责。以后呢，这本书先在南京印出来了。
但是那会儿国家规定书上不写主编，就写校印主编。到了北京以后呢，南京的讲义都要改，我们就重编。第一版重编呢，就把南京的顾问、老师都调到北京来了。北京加南京，调来了将近二十个人。开始就叫《中国针灸学》。
按道理呢，这个《中国针灸学》的名字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呢？我们南京的陈南安，已经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针灸学》。我在南京的教研室呢，还属于陈老（陈南安）这个系统里的，所以我在南京可以用《中国针灸学》的名字；到了北京，因为是总理从南京急调过来的，所以我还是可以用《中国针灸学》的名字。可是，陈南安以后的祭奠啊，陈南安的儿子请去了好多人，包括陈南安的很多学生，惟独没有找我去。
田原：他还是不能理解您。
程莘农：他就不理解我，但是不理解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是为了国家。我代表的是国家，不是我个人要研究这个东西，才去和他要的，这没有办法的嘛。所以我们还叫《中国针灸学》（笑）。
田原：这种全国统一的针灸教材，之前没有任何可参照的蓝本，您那会儿30 多岁吧，很年轻呢，做那样一本书的主编有难度吗？
程莘农：难度很大。因为它是讲义嘛，要当中医教材的。我们是五个人一台显微镜，两个人一个听诊器，不是每人一台。我们花了3 个月的时间，编成了第一版《中国针灸学》。那会儿很不容易的。到了二版教材啊，黄石华是部长嘛，到最后审稿的时候，卫生部组织了一批人，去了安徽，到那里去组稿子，组好了以后就审。部长说：有人提意见，说中药的使用都有方解，什么病用什么药，为什么用这个药；但是针灸呢，为什么这针，就扎在这个部位上？针灸没有解释，开一张方子就完了。所以，对于方子的解释，你们非加不可。哦！让我们加解释了。
我们就组了一个编辑小组，三个人，我和上海的徐会然，还有河南中医学院的一个人。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个弄的是中风的穴解。徐会然用了三天三夜啊，才把穴解弄出来，要写的很清楚，治中风，为什么要扎人中、扎肩髃，为什么扎曲池（穴位名），都说清楚。他弄出来了，交给尤校长，尤校长给郭部长看，他们有一个审稿组啊，组里还有广东的邓铁涛，他（要求）很高的。哎，审稿组看了以后，说，行，这个穴解弄得很好，很不错。就拿回来了。这个穴解弄成功了，我们很高兴。
后来呢，我们三个人就分工，分病种，几十个病啊，每个人负责几种，为什么治这个病，要扎这些穴位，都要写出穴解。最后全部通过了，印了第二版教材。
所以我们现在中医学校的针灸讲义，都是以二版教材为标准的，二版教材花的功夫确实很大，当时编书的都是全国的名中医人，在安徽一做就三个多月呢。
3.“针灸”应该叫“灸针”
田原：《中国针灸学》直到今天仍然是经典的中医针灸教材，数十次再版，美国、巴西、墨西哥等国外针灸医师考试，都以它来作为依据和评判标准。
程莘农：现在我的职称呢，是顾问，顾问呢，就是问一下。南京的总编呢，把这个讲义啊，寄一个目录给我。我都看了，而且都给他改了，改了以后，我觉得啊，西医的病名太多了，但我没敢提意见。后来我就写了，我说，现代医学的病名啊，我感觉多了些，是不是可以去掉一点。
南京这个总编，我现在还没有见过，他回了封信给我，上面写着，你给我们审的稿子，我们按照你的意见，全部修改了，唯独现代的病名，一个都不能去！就这样狠哪，我现在还留着这封信呢，因为这回信，语气很狂傲，他居然写着现代医学的名字一个都不能动。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教材啊，这是中医药大学的教材啊，西医的病名这么多，要怎么出版呢？所以到最后，第七版的稿子我也没有看到，他们那边就交差了。
田原：您挺气愤的？
程莘农：当时也没有生气，我现在不大生气了。但是我感觉到有点不太好说话了，一个都不能动啊，最起码在我看来，还是去掉几个比较好吧，太多了，现代医学病名太多了。这是我们中医教材呢，你弄那么多现代西医病名，感觉上，有点不太好看就是了。现在我也不去管了，不敢说。有时候说我们保守，我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见了面，我就敢当面说，我会说你这个信写的有点太那个，你应该温柔一点。我提意见的时候会收敛一些，你也收敛一些。这是工作，我们讲的是中医的事，不是我们个人的事嘛。
但是，该斗争的还要斗争，现在好多针灸就并到理疗部去了。我出门诊的时候呢，我的诊室，48 平方米。那时候全国搞针灸的，只有两个大诊室了，我一个，铁路医院有一个。结果呢，铁路医院这个也没有了，取消了，把它放到理疗部里去了。我这个48 平米的诊室呢，我不出诊了，也就没有了。但是我还要把诊室要回来。
田原：还要斗争。
程莘农：那当然了，他不能斗过我，我不睬他。我也不用你西医东西。
田原：今天中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人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医疗方式折腾得差不多了，不管是生活还是健康理念，开始寻找一种回归，回归到传统文化，回归到中医当中。特别是针灸疗法，简便、绿色，疗效又迅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发展空间，其实今天的中医啊，应该让人们更多地去发现它的文化内涵。
程莘农：现在的针灸科应该叫针科，因为都不用灸法的了。灸法有很多啊，我们都没有把它利用上去。我们为什么赞成这个疗法（灸法）呢？因为它还是我们中医三种疗法中的一种，有中医、有针、有灸。王锡山也提倡，要把其他方法也用上去。
田原：中医有六术，砭、针、灸、药、导引、按蹻，您对针灸的定位是什么？
程莘农：应该站在中医的最前面！因为它是人类发现最早的治疗方法。中医从哪来的呢？从针灸来的。一亿五千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针灸不叫针灸，叫砭灸，针叫砭石啊，就是石头块儿，那时候的砭石就是用来破除痈疡（脓肿）的，当成手术刀用；到了新石器时代，石头能够钻磨了，才变成了针。最早啊，人类有了病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有医生啊，就用砭石，或者利用日光烤烤身子，就是晒太阳，这叫日光灸。后来才慢慢发展成灸法。砭石排第一，灸排第二，针排第三。所以我们现在的针灸呢，应该叫做砭灸针，灸应该在针之前，但是在砭石之后，或者叫灸针，叫针灸是不对的。
上海开了一家卖针的铺子，名字叫灸针工艺社，我到上海去开会的时候，我特意就上那去看看，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家“灸针工艺社”。我就问他们老板，我说你为什么叫灸针，他说就不应该叫针灸啊，灸在前，针在后。我认为他很对，很正确。
而且过去呢，用金针、银针、铂金针，等等，现在我们用的不锈钢针，也不讲金针、银针什么了。
但是呢，现在都讲现代中医，这个讲义将来怎么样发展，就不好说了。还有人说要把《内经》的东西也去掉一些，我听他们说，中医大学不对啊，把《易经》给放在中药学的范畴里了。但是呢，也没有问我，我也不知这件事的真假。他们也不找我了，因为我现在也不管了，我现在呀，接受了，接受什么呢？我们中医研究院加上了中国两个字，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了；现在呢，又成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了，我们这个仗啊，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4.那些年，我们都不许看病
田原：提到打仗，程老，可能要谈点您不高兴的话题了。文革期间，不许您看病，所以您后来每天6 点就开始给病人看病，要把损失的时间全补回来，而且留胡子也是为了纪念那段岁月。
程莘农：都不许看病，董建华都不许看病的，赵绍琴也不许看病啊。看病，就是违纪。我们是罪犯要劳动改造啊。
田原：那时候遭了很多罪。
程莘农：我就是劳动了6 年半，在东直门当临时工。到病房去扫地，还烧水炉子，就是不许给病人看病。那个时候李宪林跟我是搭档，他跟我两个人住一张床的，他是石金波的徒弟，他看病那是真不错啊，他也不许看病。
我们俩一张床睡了五六年啊，拉车也是我们两个人一部车，他驾辕我拉车，我驾辕他拉车。200 多斤粮食呢；种地的时候还要拉菜，要推1200 斤的菜。刚开始我们不会拉，也不知道什么叫驾辕。开始两三天很伤体力啊，很累，因为我们不懂窍门啊，后来知道了，轻轻一拨动它就走了，也不用花多大力气。后来拉习惯了就简单了。
我们住的地方，离铁路很近，只有24 里地，一个钟头就赶到铁路边了。到铁路边呢，我们把车倒过来，我们就不拉着走了，在后面只要把车推一下，车子就慢慢顺着铁轨走了，不用你使劲。我们走得快呀，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革命群众还没有到呢，那是个小地方，我们就到街上去转一圈，回来，再坐下来等一会儿，革命群众才到，他们是慢慢地走着来啊。人都到齐了呢，我们就把车子送到粮食站去，把粮食装好，然后把车放在粮食站门口，我们两个先上街吃饭，回头再拉车过去。
田原：那时候伙食怎么样，吃得好吗？
程莘农：吃得很好，8 分钱炒一个菜呀，我们两个人一人出8 分钱，只花1毛6 分钱就吃得很好了。吃饱了就跑澡堂子里去洗澡，再睡个午觉，睡到下午2点钟。睡好了回到粮食站门口把车又推到火车站。买粮食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远啊，我们先推到火车站，再顺着铁轨推回家去。我们到家，4 点多钟了，革命群众还没到家，过一会儿才回来了。
田原：这么重的体力活儿对于“书生”来说很难的，累吗？
程莘农：不累，习惯了。
田原：每天都干这些活儿？
程莘农：不是每天，一个星期到火车站拉一次粮食，一年干40 天。但是呢，到了冬天，下雪了，就不叫我们去火车站拉粮了，叫我们到村里去种地，到村里8 里地。我们到了地头，革命群众们就休息了，他们一休息就是两个钟头。
田原：被“革命”的人不让休息？
程莘农：他们抽烟，我们不抽。所以他们说了，说你们不抽烟的人，就多劳动、劳动。我说我可以抽烟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抽烟了。那时候的烟1 块钱能买一大包，刚开始的时候不会抽，就喷烟。抽上烟以后呢，就不叫我劳动了，我也跟着休息。（笑）等到休息完了，分配我去挑开水，我就弄两个空桶，用扁担挑着。那个时候煤很贵，我们不能单独烧水，要到农场去烧，但是挑水呢，要到我们住的地方去挑。我们住的地方离农场很远。后来有个叫朱光远的，她是党员，劳动模范，比我年纪小一点，对我非常客气，叫我到她家里去挑水，她家离农场很近，我先到她家里去打冷水，再挑到农场去烧开，就不用挑那么远了。她喊我哥哥，我就跟她说，你不能喊我哥哥，我们是“反革命”的。她说我们这儿不管这一套，你比我大嘛，应该喊你哥哥。
田原：当时她知道您是医生吗？
程莘农：知道，知道我是医生。我们住的地方，虽然离村子六七里地，但很多时候买东西都要到村子里去，人们都知道我们是罪犯，反革命嘛。回头，我再把开水一壶一壶倒进两个桶里，挑到田里去。革命群众们就喝水，他们喝水呢，我们也休息。喝完了，人家就说，你把桶再送回去，我就把这两个水桶挑回锅炉房去。下午呢，3 点钟开始干活，我们2 点半就走了，我们不等他（革命群众）喊，我们早到了等着他们，夏天啊，很热，他们3 点多才从住的地方走，走得很慢，等到他们到了，也快4 点了，就干一两行就又该休息了。
下午还叫我们挑水去，到了晚上呢，我还要把铁锹、桶啊，送回农场去。农场烧水的是个老太太，人很好，我每次把东西送回去，她就说，我这里有水，你擦把澡。我就洗个头，把身上擦得干干净净的，才推车回家。革命群众比我们到家晚，跟他们吃了晚饭，就睡觉休息了。
田原：6 年半的时间就这样？
程莘农：不是，前一段时间是，后来呢，我们7 个人住在一起，就不跟革命群众在一起了，我们是罪犯，是“反革命”嘛。
田原：突然就不准看病了，心里是不是特别惦记？晚上商量看病的事儿吗？
程莘农：不许说话，不许谈。但是呢，我用一个小瓶子，自己到街上买点油，用棉花做一个灯捻子，就可以点着了。点起来，摆在我的床底下，我就看书。
田原：那时候都看什么书？
程莘农：看医书啊，《毛泽东选集》这些，他就不管你了，他们谈他们的，大家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
田原：看书不管，就是没有言论自由。
程莘农：哦，晚上他不管。
田原：那时候吃得好不好？
程莘农：很好，跟革命群众一样。但是，馍呢，女同志吃得非常少，剩下的就给了我。
田原：当时批了多久？
程莘农：到了中医研究院以后，才不批判了。批判、批判，大小斗争啊。我们在东直门医院的时候，每天开诊之前，把我们几个“罪犯”弄到大院子里，就是以前东直门医院的挂号大厅那儿，我们一排人呢，就站在那儿，头低着，听这个群众的批判啊，听那个挂号的人批判啊。批判完了呢，就让我们各回各科，内科回内科，针灸科就回针灸科。还要写检讨，东直门医院不是在胡同里吗？我们就在胡同口，弄个小板凳，坐下来写检讨。
田原：一般都检讨什么？
程莘农：瞎写，随便写一张，就是有这个规矩，必须写。写差不多了，领导就说你回去吧。我们就回到班里去。我们有一个班，7 个人，李建民、赵绍琴、张光、于雷锋等。
八年的面瘫，十个月就扎好了
田原：您给自己做个总结，扎针扎了快70 年，疗效最好的是什么病？
程莘农：不敢说有100% 看好的，能90% 有效，就不错了。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三进三出，治了十几二十次。我说我看不好了，你再找别人去吧，他就去找别人了。过没几天，又回来了，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找别人也看不好，就又回来了。我又给他治了十几二十次，还是没有效果，我说你还是找别人去吧；结果后来，他又回来了，回来了三次，之后就没有再来了，也不知道他的病好了没有。
田原：他有什么问题？
程莘农：就是走路不太好使了，腿疼啊。
田原：走了三回，又回来三回，这在您的看病生涯中，也是很少见的吧。
程莘农：很少见。
田原：您给我们讲个针灸治疗时效果非常好的病，难治的。
程莘农：比如我治疗过一个面神经麻痹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差不多60 岁左右了，我跟她闹笑话，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你还要美容啊。她说不是我要美容，我吃东西漏啊，漏下来啊。她嘴歪嘛。我说我给你针呢，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我们就慢慢针吧，最后再看效果。那时候我一个星期看6天病嘛，她每天都来，除了星期天不来。从夏天开始看，一直到冬天，夏天热到40℃以上，冬天冷到30℃以下，她都坚持来看，扎了10 个月，我给她正过来了。
田原：病了8 年，看10 个月就好了，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
程莘农：这个是快一点的。针灸的疗效也有慢的，也有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看到疗效了。我治过一个瘫痪的病人，他是外伤性的截瘫，大小便失禁，我给他针了差不多三年，他不但大、小便都正常了，还能够走五六里地了。后来还结婚了，他这个媳妇啊，是离了婚的，一直在照顾他，但没有结婚。后来他病好了，跟媳妇就成家了。
田原：只是针灸，一点儿药不吃？
程莘农：不吃药。现在叫我开药方子，我说我不会，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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