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册《永乐大典》的回归之路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由解缙、姚广孝等担任总纂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保存了明以前大量的文献资料，实为典册渊薮、佚书宝库。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明世宗嘉靖年间宫中火灾曾危及《永乐大典》，世宗为防止孤本遭遇不测，下令对《永乐大典》进行重录，至隆庆元年(1567)完成，《大典》遂分正副：原本为正本，重抄本为副本。但《永乐大典》正本只在重录时一现之后便不知去向，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后世对正本下落有多种猜测。副本自雍正年间移至翰林院，之后亦是屡遭厄运，截至目前仅发现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分散于多个国家和地区公私藏家手中。民间所存《永乐大典》数量极少，每有发现必然引起轰动。
2020年1月，我应美国加州大学分校陈馆长邀请，协助其整理编目近年接收的600部有关版画的古籍，顺便举办一两次讲座。1月底到美国后，因为疫情，学校图书馆闭馆，只能在美女儿家中闲居。闲暇无事时，常与在美同行及国内同仁闲聊书界信息。
6月底，先后收到法国及英国朋友发来法国Beaussant Lefèvre拍卖行的图书拍卖信息，其中有两册《永乐大典》的图片以及五千至八千欧元的估价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即向对方索要细图，对方发来39张图片。其间，我又多方查阅相关文献，以判别真伪。当时，疫情汹汹，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但此物乃我国古籍中之白眉，收藏家梦寐以求之物，经眼触手皆是荣幸，若能购买回国，更乃我辈古籍从业者之心愿与责任。
主意既定，我遂与著名藏家金亮先生沟通联系。因金先生资金雄厚且对古籍至爱，又乐于公益，曾捐宋版于浙江图书馆、捐敦煌卷子于栖霞寺，还有更多捐赠计划正在实施中，是一位热爱文化且可信、可靠、可交之人。我通过电话与金先生沟通后，他欣然接受并立即着手筹备。至此，万事俱备，只看运气了！这期间，国内多家机构和同行也来电来函咨询讨论，此时尽管未见到原书实物，但我心中已百分之百肯定此书是明嘉靖原本，只是在对外讲时仍留有余地。我始终觉得，此事若能促成，往大了讲，能为古籍保护、文物回归尽力，功德无量；往小了说，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书林一大趣闻。即便没有办成，但我尽心尽力了，贤者云：“经我眼即我有”，我努力我释然，剩下的事就交给老天吧。又经过几天的忐忑等待，2020年7月7日，经过艰难的竞价，此两册《永乐大典》终于为金亮先生竞得，国宝回归终成可能。
然而，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使得回归之路尤为坎坷，从付款到联系国外拍卖公司进行相关提货和运输事宜，中间过程颇为漫长，待两册《永乐大典》踏入中国国门，时间已过去了整整十八个月。实物入关后，又经多名专家鉴定，确认为真品。
此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韵“湖”字册，以及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阳”字韵“丧”字册。
该两册四卷与国家图书馆藏“湖”字、“丧”字册均相连，并且此“湖”字册的出现，使得现在发现的“湖”字卷全部相连（2260—2283），实属难得。
“湖”字册现存卷目表
“丧”字册现存卷目表
近距离触摸、观察、鉴赏这两册《永乐大典》，许多原来只存在于文献记载的特色细节一一清晰地展示在面前，在此我愿不避琐碎，为大家描述分享。
首先，《永乐大典》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封面书签和方签（亦称卷签）的位置、比例是固定的，且为两层。书签先是一层蓝绢，其上为小一号的黄绢，上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卷数。封面右上为方签（亦称卷签）亦是蓝黄两层，上题某韵，次行题隶属该韵的本册次第。观察两册书的具体情况，卷7391—7392的方签不是原签，看细节，颜色材质都不同，但不是今人所粘，这算是书的一点瑕疵。方签旁边破损的粘纸上应该写的便是相关内容。
其次，《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约50.3厘米、宽约30厘米，版框高约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手绘这么多版框，如何能保证速度和质量呢？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版框四周等处皆有针眼，当是一叠纸张按尺寸扎眼固定后再手绘。
第三，《永乐大典》全书约3.7亿字，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抄写过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有些采用挖补之法弥补，但技术极高，需透光或看纸背方可鉴别；另有需要标注重点，或有避讳等要求，则采用“贴黄”的方式标示。
第四，《永乐大典》的副叶（或护叶），有被裁切的现象。另每册《大典》末叶均为嘉靖时重录官的署名叶（衔名叶），此叶没有行格，署名共占六行。现存《大典》本最后署名叶（除后来补录的以外）均有被裁切的痕迹。据乾隆年间内府档案所载，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而此过程中，乾隆曾命人将“余纸”裁切以赐诸臣。翁方纲作《永乐大典余纸歌并序》对此有详述。又根据内府档案记载，部分被裁切的“余纸”用作重新抄造，现摘录数条记录如下：
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记事录）载：“十三日，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送到画金龙黄笺四十张，随样燬造高丽纸四十张，并用旧宣纸做得仿藏经大纸样二张，《永乐大典》旧纸燬造仿藏经纸二张，持进呈览。”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活计档）载：“初四日，库掌大达色，催长舒兴金江来说，太监鄂里鲁交《永乐大典》双页纸二千零五十三张，单页纸三千三百九十七张，传旨:交杭州织造盛住燬造藏经纸送来。钦此。”
据上述几种特征，如栏线、版框、鱼尾连线之针眼；书笺、方签（卷签）的制式与粘贴；每书卷前护叶、后叶被剪裁的痕迹，以及文中提到的挖补“贴黄”等，并结合该书的字体、纸张、内容、装潢等要素分析，再次确定此两册《永乐大典》为明嘉靖《永乐大典》写本零种新出者，国内外各馆无藏。
而这上述这些特征同样也是鉴定明内府写绘本的重要方法。
文字承载记忆，典籍传承智慧。此两册大典的回归，是国运昌盛、文物回归的新例证。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通过此书回归，见证中华文脉赓续不绝，感受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
翁连溪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二〇二二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