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讲述了西南联大的一段前尘往事。
片尾长达七分钟的彩蛋也是一大亮点，里面共出现了二十三位与西南联大密切相关的人物，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名师大家，当然也包括当时还是学生的杨振宁和穆旦。
论成就与名气，汪曾祺并不在穆旦之下，且他俩还做过同学，那么，整部电影为什么“避而不谈”汪曾祺呢？
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导演李芳芳无疑是熟读汪曾祺的，因为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就是汪先生文字的原音重现。
比如：
昆明的雨，在漏雨的教室里，师生一起“静坐听雨”；
体育系的马约翰老师带着学生在雨中跑步；
再如茶馆，从西南联大校门出来，沈光耀和同学吃面，镜头一扫，满街都是热气腾腾的茶馆。
这些细节汪曾祺在散文《昆明的雨》、《泡茶馆》里都写得很详细。
如果说雨和茶馆都是作为大而化之的背景出现，并无特别针对性的话，那么请看下一段文字：
“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汪曾祺《跑警报》
只要看过电影的人，一定记得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他和母亲一直用粤语对话，并且盛在茶缸里的“冰糖莲子”在电影里出现多次。
那么，汪曾祺之于西南联大，又如何呢？
汪曾祺是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他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除家乡高邮和北京外，这是他一生待的最长的地方。这七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七年，年轻、无牵挂。
他曾写过《七载云烟》和《西南联大中文系》两篇文章，表达对这段岁月的留念。
但是，汪曾祺在联大读书的经历并不是十分愉悦的，他算不上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不爱上课”，喜欢到处逛，泡茶馆，跑图书馆。
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
他曾说过：“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罗常培曾劝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收汪曾祺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西南联大课堂）
学《西洋通史》时，汪曾祺精绘一张马其顿帝国版图，以充作业，被老师评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结果第一学期该门考试仅得37分。
他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同学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零分。
在陆建华先生所著的《汪曾祺传》中，是这么表述的：
“汪曾祺于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本来应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但由于英语、体育不及格，只能延长一年学业，待英语、体育补考及格再补发毕业证书。然而，一九四四年因抗战之需，西南大学根据当局要求，所有应届毕业生中的男生（体检不合格除外）必须为美军陈纳德的飞虎队作翻译和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不应征者一律开除。”
汪曾祺此时在应征之列，但他却没有去，以致最终被联大开除，只拿到肄业证书。对此汪曾祺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呢？
在汪曾祺三个子女合著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他没去当美军翻译其实另有原因：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有去。”
然而，有人对汪曾祺此说提出疑义。
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张源潜先生说：“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而不去报到的,这话很难教人相信。战争时代，穷学生没有完好的裤子比比皆是，就是教授的裤子也少不了打补丁，何况一进译员训练班，马上发给全套美军制服。”
张源潜先生还认为：“甘愿被开除学籍而不去服役，总该有深一层的原因，联系他的英文不及格，经重读而延长一年，是不是怕不能胜任口译任务呢？军队生活有严格纪律，他散漫惯了，不能适应。再者，翻译官也要上前线，生命或有危险（确有几位殉难的烈士）。总之，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总比一条完好的裤子更接近实际一些吧。”
这种说法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在她的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西征记》里，曾塑造了一个与汪曾祺相似度十分高的人物。
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联大也进行了动员大会，征调全体四年级男生入伍，主要是为盟军担任翻译官。
此时，一个名叫蒋文长的中文系四年级男生突然出现在了孟樾（弗之）教授的面前。
这时，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弗之前面，迎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能书能画。
“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
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
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答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我……我……”
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
那人忙道：“是，正是。不知征调有没有例外？”
“什么例外？”
“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
“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生站在红土道旁，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
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
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
弗之转身，尽量平静地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能打折扣，一切照学校规定办。”
虽然蒋文长在联大内颇有才名，但只此一个行为，却让孟樾对之颇为不屑：
“这样的人，不能为国家民族尽职责，无论怎样多才，都是不足取的。你要 帮助他认识这一点。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不会去的。对于这类学生，秦校长早有过话：不予毕业。这是说他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责任。”
对于拒绝应征入伍，汪曾祺究竟是怎么想的？斯人已逝，无从得知。
不过汪曾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他被开除，没拿到毕业证书，一时生活极为艰难。
更大的代价，是他以后面对此事只好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谈，或不得不找出上述理由来掩饰、去搪塞，给他大半生带来的内心纠结和沉重负担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汪先生写了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散文，也有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写了不少老师、同学和自己的事，但是，唯独于应征一事绝口不提。
陆建华作为《汪曾祺传》的作者，应是最了解汪先生的人，他的这段话颇为中肯：
“面对当局这种强制性的规定，生性散淡、且总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汪曾祺，作出了宁可被开除学籍也不去当译员的选择。他到底是担心自己英文太差不能当好称职的译员，还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这些都让后人难以猜测……”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有了这么一段连汪曾祺本人都讳莫如深的历史，在以传导清华大学“立德立言”精神的作品《无问西东》里面没有汪曾祺的身影，就在情理之中了。
本版编辑：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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