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折腾百姓 他本人注定被折腾 |
…文…大江东去 |
苏轼一生比较纠结。确切地说,作为官员的苏轼一生坎坷,他的天性里,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判断政务的标准就一条——不要折腾老百姓。
这就坏了,所谓改革派,必须敢于牺牲某一阶层利益,仁人君子做不了改革家。苏轼唯民是重,成为改革派、新党领军人物王安石的眼中钉。凡王安石改革新政,苏轼基本是逐条驳斥,什么废科举兴学校等皆为贪功,一动不如一静。
其中,对王安石改革的核心内容——财税制度——剖析得十分清楚,“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苏轼看穿人性具有贪婪属性,也看透王安石在税钱基础上加收庸钱免差役,百姓改出役为出钱,渐次会沦为既要出钱也要出役,改革改革,越改负担越多。苏轼反对的其实不是改革,而是借改革之名增加民众负担。
宰相王安石很生气,组织御使替苏轼罗织罪名不成,苏轼也自知无法于京城施展才干,自请外放去地方,那里才有机会做实事,实现济苍生的政治抱负。
苏轼在朝廷吃不开,在地方却如鱼得水,徐州曹村治水、杭州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等,都是可圈可点实实在在的政绩,西湖苏公堤至今还在彪炳着他的丰功伟绩。
做京官,苏轼办不从心;做地方官,少了掣肘,干得风生水起,为官政绩,散布半个国家。
但是,一位天纵奇才,连皇帝也不忍心让他长期外放。改革派新党失势,旧党重执权柄,重返京城的苏轼一样不赞同宰相司马光的举措。凡是王安石的政策,司马光逐条推倒,苏轼不以为然。耳边总有人说不,司马光也听不进去。
新党旧党都得罪了,苏轼的为官之道显然淤塞了,后来他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自乌台诗案后,侥幸不死的苏轼跌入官场下坡路,一路被贬至海南。中国文人士大夫有一个好传统,即把儒家济世之志与道家旷达精神集于一身,苏轼在政治上失恋以后,弱冠之年读《庄子》“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的感叹派上用场,转而“把酒问青天”,俨然一位哲人在追问人生命题一般。入世与出世的角色转变,可由文化基因转换辅助完成,这是既读经史亦研读老庄的妙处,自己把脉,自己配药,自己疗伤。
但,苏轼好像不清楚自己拥有多少敌对势力,或者压根就不懂忧谗不知畏讥,不改耿介性情,屡中明枪暗箭亦不知悔改,这是他的天性使然,有些人被功名诱惑高调改革,苏轼只关心百姓是不是被折腾。王安石的新党与司马光的旧党最后沦为党争,改革倒在其次,苏轼先后坏过两党的美事。
此外,一个人的才能太过出类拔萃也是罪过。宋仁宗赵祯读苏轼苏辙制策后曾说过:“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神宗赵顼爱其文章,称为天下奇才。两代皇帝皆称苏轼之才,复加他不知谨言,难免把一群文人士大夫的醋酸味给勾引出来,俱施小人排挤之术,苏轼哪还有机会获得相位?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曾经终日读苏轼文章不倦,褒苏轼为文章之宗,追赠太师,谥“文忠”,算是迅速给苏轼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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