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的类型

杨柳

边塞诗歌以不同的类型反映战斗战争、建功立业、边塞生活、西北风情、边关与内陆的离别相思等等为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特别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歌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

一、盛唐边塞诗的基础

唐代经历了一个由初时的天下甫定到称雄中华的兴盛历程，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文治武功的辉煌时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呈现出了一派生机盎然的盛世景象。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开明昌盛，以及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形成盛唐边塞诗歌的根本原因。同时，新的时代理想不断改变着唐社会的审美情趣，使其成为艺术沿革的内在动力。如初唐四杰，陈子昂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推动和促进了文学思潮的发展。另外，盛唐的人们憧憬未来，渴望实现不平凡的人生，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特点。此外，还与诗歌本体演进的需要有关。一是在诗体形式方面，近体诗的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则是需要实现对于六朝绮靡文风的反拨，从而展示盛唐诗歌的那种阔大恢弘的胸怀境界。前者之于六朝，是个顺承的关系，后者则是逆向的反拨。初唐在接纳近体诗格律的同时，呈现着对于六朝绮靡风格的反拨过程。这种反拨，首先表现在对于雄奇诗风的有意追求。从这个视角来看，边塞诗就不仅仅是唐人疆土阔大的外在表现，而且成为初唐盛唐诗歌批判唯美诗歌思潮的有力武器。以上种种说明唐初的诗歌以雄放的境界奠基了其后的盛唐之音。

二、 盛唐边塞诗的类型

﹙一﹚三王短篇乐府边塞诗

盛唐边塞诗，首先出现在盛唐边塞诗坛的，是以王昌龄、王翰、王之涣为代表的一派。三王边塞诗的共同特点：其一，是他们的边塞诗都创作得较早，大约都是天宝初年之前的作品。其中王翰是天宝之前的诗人，王之涣生于公元688年—742年，王昌龄的生卒年则约略是公元698年－756年，但王之涣与王昌龄的边塞诗作均见于《国秀集》，因此，也都是天宝三年之前的作品；其二，此三人的边塞诗作，其主体部分都与音乐有关。王之涣边塞诗的代表作《国秀集》题作《凉州词二首》，其一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开元天宝时新起的乐章。《唐语林》卷五载："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也。"王之涣这首名篇，是为"开元天宝时新起的乐章""凉州词"所填写的歌词。王翰的《凉州词二首》，也是如此。而王昌龄的边塞诗，则多用《出塞》《入塞》等乐府。《晋书•乐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唐又有《塞上》《塞下》曲，盖出于此。后来者如李、杜、王维，包括高适的《燕歌行》等，虽然也沿用乐府旧题，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歌词，而是拟乐府的诗作；其三，他们主要以短小的诗体形式来表现边塞题材，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作，基本都是七言绝句的形式，以一种极富概括力的表达形式来表现边塞题材，场景阔大，情调或是激越昂扬，或是遐想的凄美，或是虚构的悲凉慷慨，是这一代边塞诗的共同审美特征。以王昌龄边塞诗为例，记载王昌龄的生平史料中，并未见他有边塞生活的经历记载，

王昌龄边塞诗的特点首先是诗体形式多为绝句，他现存诗180多首，其中尤以七言绝句最负盛名，被誉之为"中兴高作"，而他的七言绝句又是以边塞、从军为最著名，如《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等。由于选择短小的绝句式和乐府歌词，它也就必然地使用了高度概括的意象式写作，如《从军行•其四》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以边地地名"青海""雪山""玉门关"连缀铺写，青海与玉门东西相距数千里，正是这种概括写作的结果，但倒因此制作了空前阔大恢弘的诗体想象空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唱出了盛唐的高音。

﹙二﹚ 高适的歌行边塞诗

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约702－765）之边塞诗，可以名篇《燕歌行》为代表，开始对边塞题材进行一种有意的创作。它既有开元时代概括性写作的特征，又是对多年边塞生活经验积累的升华与创造。关于《燕歌行》的写作时间，从其诗题序来看，是由于开元二十六年有客作《燕歌行》，高适"和焉"，《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是"开元十六年"，则写作时间更早一些，在开元二十六年（或十五年）到天宝十二载之间，是在三王之后和岑参之间。关于此诗的写作背景，多有认为是写张守珪守瓜州之事，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张守珪已经转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地名也就都在幽州了。瓜州是古西戎地，在今甘肃敦煌，西部题材与东部幽州结合来写，这就更具有广泛意义，但也就同时缺乏岑参所写实地边塞的鲜活性。其实，高适此诗写成东部背景，更与高适早年曾有蓟门、卢龙一带的游历经验有关。高适写有《蓟门行五首》，《蓟中作》等，此诗篇中也出现"碣石""蓟北"等地名，正是这一生活经历的痕迹。

﹙三﹚ 岑参代表的真实边塞生活的写作。    岑参（约715－770），天宝三载（744）登进士第，天宝八载第一次出塞，在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第二次出塞是在天宝十三载，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大量优秀边塞名篇的写作，大都在这个时期。岑参已经在天宝三载登进士第，并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后，却仍然两次从军边地，这正是盛唐时代的典型表现。真实的边塞军旅生活，成就了岑参边塞诗大师的诗史地位，也造就了岑参边塞诗的种种艺术特质。岑参在诗体形式方面，不再以七言绝句为主，而是承续高适的《燕歌行》而来，广泛使用七言歌行的形式，并且将这种歌行体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地将这种诗体与边塞风物、边塞语言打造为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岑参之少用绝句而多用古风歌行，是由于岑参的丰富边地生活经验，使他有使用不完的奇异场景、奇异感受需要描写和表述。岑参的边塞诗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在真人、真地、真事、真情、真感中写作的，故而能有"奇才奇气，风发泉涌" 的艺术效果。如"胡天八月即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描写西域边地的气候之奇，风雪之奇，"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是描写西域风土人情之奇，"君不闻胡笳声正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这是写胡人之奇，胡笳之悲。此外，还有表现热海火山的炎热，胡国的白草，苍茫的湖沙，疾驰速度过于天鸟的骏马，边漠上所见奇特的夕阳和明月，以及"如点"的寒驿，互望的边烽，由此构成奇异的边塞画图长卷。

﹙四﹚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     从三王到高、岑，都可以说是以边塞诗为闻名于世，故以上三类，都可以说是纯粹的边塞诗人，此外，还有一些大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都是盛唐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作为盛唐之音的主要演奏者，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到边塞诗歌的合唱之中。王维的边塞诗又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王维赴边塞生活之前的作品。如《李陵咏》是歌咏历史的人物，写李陵"少年成壮士，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旌旗相列向。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将令骄虏灭。"由于没有到过边塞，所以，便极力使用"箫鼓""沙漠""战声"等带有边塞意味的字样来极力渲染战争的气氛；而《老将行》则充分使用七言歌行自由奔放的诗体形式，娓娓道来："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与《李陵咏》相比，《老将行》值得关注的，首先是以诗体形式塑造了一位鲜活的、栩栩如生的老将形象，其形象比之李陵更为细腻生动，全诗三个层次，也转折了三波，写出了当年的神勇，弃置后的无奈和现在未泯的豪情。边塞战争实地经验的不足，是依靠大量使用对仗和典故来加以弥补。叙事的情节和细节描写由对偶和典故加以补足完成。

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出塞宣慰，在西部边塞有过短暂的边塞军旅生活，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边塞诗作。王维的这种边塞经历，不同于岑参式的长期边塞生活写作，他是以中央使节的身份来宣慰边塞将帅，所以，比较岑参而言，他没有岑参艰苦卓绝的生活磨砺，也没有边塞题材的种种细节，而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式的边塞军旅生活，于是，形成盛唐边塞诗的另一类。其中《陇西行》虽为古风体，使用乐府旧题，但诗人并未滥用古风体篇幅不限的权利，而是截取匈奴突至包围酒泉而关山飞雪，烽火无烟这样的一个特殊场景写作，先写走马扬鞭的紧急场景，再补充都护军书的内容，再倒叙补充气候恶劣的原因，三层倒叙，写出边塞军情的一个片断场景。

王维的边塞诗最有特色的，还是使用近体诗形式的边塞诗，尤其是五言律诗的形式写作的边塞诗，如名篇《使至塞上》意象凝练，既是眼前之景，又是高度概括的想象创造的画面。王维的这类边塞诗，既不像是岑参表达某种奇异的感受和从军边塞的豪迈和困苦，也不如同后来李、杜那些来表现某种深刻思想的边塞诗作。

﹙五﹚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边塞诗     李白、杜甫的边塞诗可谓盛唐边塞诗的第五类。李、杜都有一些边地生活的实际经验，但又不同于岑参式的和王维式的，他们都以非军旅人员的身份而经历边地军旅生活，李白曾经主动地孤身到幽州一线踏勘。李、杜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以诗人之心体验战争，书写战争的苦难，以边塞战争题材来指陈时弊，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李白《战城南》使用汉乐府诗体，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整齐间杂散句，形成古今两种诗体节奏的变换之美和诗文之间的审美张力。李白的《古风第十四》，是另一种类型，使用五言古诗的形式，但同样是倾诉战争的苦难："胡关饶风沙，萧瑟竟终古。......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杜甫的边塞诗更是进一步用来记载历史，阐发自己的军事思想。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其一），明确提出开边究竟有何意义的问题，是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谏；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其五），此首杜甫较为全面地提出自己的军事思想，首先是"擒贼先擒王"的具体的军事思想，其次，提出"列国自有疆"的各自尊重历史，保持现实和平的思想；再次，指出"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军备目的在于防范战争的思想。这些无疑都是可贵的。《后出塞五首》则有具体生动的边塞战争画面，是杜甫军事思想的意象写照，当然，也有"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其三）的豪迈，是杜甫军事思想的另一个侧面。豪迈中仍然潜含着对于"今人重高勋"的无奈，是无奈中的豪情.不难看出，盛唐边塞诗从岑参式的立功疆场、投笔从戎，再到杜甫式的记载战争，指陈时弊，由豪迈而到悲壮沉郁。盛唐边塞诗，经历了一个完整过程，边塞诗的诸多种类一一上演，而边塞诗的历史使命也就得到了阶段性的完成。

三、盛唐边塞诗的本体意义:其一,盛唐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乃至王维、李白等，或有主动的从军行为，或有快意的边地壮游经历，或是对边塞战争给予主动的关注.其二,就诗体形式而言,盛唐边塞诗的诗体形式更为多样，如王昌龄等擅长使用七言绝句作乐府歌词，一诗一意，高度凝练，高适的《燕歌行》使用拟乐府古题七言歌行体，岑参的七言歌行如《走马川行》融合柏梁体，"句句用韵，三句一转"，营造出奇特的审美效果，王维最为有特点的则是多用五律的形式写作边塞，李白多使用古风体，不一而足；其三, 盛唐的边塞诗人写出边塞的特异，写出豪迈之气。

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的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充分体现了盛唐精神，是古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葩，是后世诗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