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的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俄）赫尔琴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年2月25日—1952年11月20日）是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有时也被认为是政治家。他在哲学、历史学、历史学方法论、美学领域颇有著作。
克罗齐在他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开宗明义就从强调编年史与历史的区别入手。在他看来，编年史是假历史学，是指没有生命的死的材料的堆积；历史学则是真的历史，是活的历史。所谓的历史应该是活着的历史，都是我们从现实有感而发进行研究的历史。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不然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能是死的历史了。以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为例，它以非常简短的言语记述某年某月发生了的某一件事。如公元前六世纪曾发生过一次月食，对于这样一个事件，其本身的文字记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出于研究天文的需要，而对记载进行一系列的考察，并经过严密的推理、论证得出可信的结果。而像“公元元年第一个寿终正寝的罗马人是谁”这样的问题虽然是历史事实，但与我们的生活每有什么关系，也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对此我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不能成为历史。所以说历史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现实的精神生活。但人们的活生生的决不是对于已经死去了的过去的兴趣，而是对当前生活的兴趣，是对存在于当前生活之中的那些过去的兴趣，过去并没有死去，而是就活在现在之中。所以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探究发生了何事，为何而发生此事，更重要的是探寻发生此事的结果如何及带来什么后果教训以便为现代人更好的生活服务。因此克罗齐强调：“历史学决不是有关死亡的历史，而是有关生活的历史。”人们所了解的死者的历史都是“有关他们生时做了什么事的知识”，“是他们生活的历史，而不是他们死亡的历史”。历史是从生活出发的，并且是归结到生活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并且是归结到实在的。“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里，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能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一次被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在克罗齐那里，历史重新复活了，而且是以生活的名义并借助思想的当下性成为正当的历史。因此，历史就是当代史，是当前的活着的东西，而不是死掉了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历史，并不是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可以用心理观察来支持我们的主张，因为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都会感到为了自己现实活动的目的需要去描绘过去的图景，他们对过去感到好奇并力图重建这过去，因为他们希望从那里发现他们自己的志趣和利益。既然他们看到的历史取决于他们的观点，这种需要就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历史之光饼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沃尔什）
克罗齐的这个命题有两重意思，其中的第一重意思是，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的体现。他认为：“‘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
认为历史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是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历史已不是编年体的事实连缀，“历史中存在着真实性，这是老一辈历史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显然变成了一个未曾解决——而且在另一些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认识论问题。” 卡尔·波普尔也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
狄尔泰、克罗齐、柯林伍德等人都属历史主义学派，他们的历史哲学是针对过多强调客观的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倾向的实证主义的。这种观点在17世纪由维柯发端，到20世纪由克罗齐和柯林伍德作系统的阐明。他们痛切地感到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两者前进的步伐已经脱节，要以史补救，因为历史不是“剪刀浆糊史”，而是活生生的思想史，而思想正是人类的批判和反思能力。柯林伍德认为史学家在认识历史之前首先应对自己认识历史的能力进行自我批判，他说：“人要求知道一切，所以也要求知道自己”，“没有对自己的了解，他对其他事物的了解就是不完备的。” 确实，你连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都不追问，还有何权力去谈继承或批判前人的历史、去谈历史的本质呢？
历史学家一旦进入对于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宏观的求知欲就使他力求区分自然科学和人类历史的特点。文德尔班将通常意义的科学称为立法的（nomothetic）科学，而将历史学称为表意的（ideographic）科学。克罗齐、李凯尔特提出了普遍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马林诺夫斯基、卡西尔等人则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区分科学与历史。人对自身（本性）认识的活动被称为文化，是向内的知识，而自然科学则是认识外部世界的知识。不论是特殊、普遍，还是向内、向外，概而言之，历史是人的学问，是关于“自由”的学问，科学则是“必然”的学问。科学是寻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规律的，而历史却是展示人类价值自我实现的赞美诗，它排斥着必然决定论。于是历史更近于艺术。
同时，历史是人的精神史，不同于自然科学，近现代西方历史学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强调历史哲学，它亦可称为“元历史”，狄尔泰、黑格尔、马克思、克罗齐、柯林伍德、乃至汤因比都重视历史哲学。反之，实证主义和分析学派则反对“元历史”。分析学派在现代史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大量运用定量和计量的现代科技手段，试图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否定形而上的判断和体系的建立。
这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科学、自然知识的理解。事实上，强调历史哲学的一派也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其要旨在于要区别人类历史和科学（自然）的本质。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黑格尔、文德尔班、马林诺夫斯基等的历史哲学派要扩大人类的知识范围，认为人类的知识不单单是对外部现象的把握和数理命题的逻辑推论。因此，分歧在于实在的知识和想像的知识。这一问题在近代是人类学之父赫德尔首先提出的，他认为：自然作为一个过程或许多过程的总合，是被盲目地在服从着的规律所支配的；人类作为一个过程或许多过程的总合，不仅被规律所支配，而且被对规律的意识所支配。历史是第二种类型的过程，就是说，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因为它是一种心灵的或精神的生活。其后的黑格尔更强调了这一区别，他认为自然是循环规律支配的，而人类历史却是不重演的，是螺旋式的上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因为历史过程就包括人类的行为，而人的意志不是别的，不过是人的思想向外表现为行为而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从这里来的。但是，黑格尔又将历史源泉归结为理性，而理性即是逻辑，所以历史过程即是一个逻辑过程；而这一逻辑就又回到了与自然规律同样性质的必然规律之中，这种必然则是作为现时的“历史的高峰”时期的人所拟好的。从消极的意义看，必然成为规律，即在观念上束缚着人类创造的丰富性和主动性。但是，从积极的方面看，黑格尔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征服自然的主动性，这正是西方进取精神的根本。黑格尔精通历史，但不是认为历史是高高在上的超脱学问，而是认为“历史并不是结束于未来而是结束于现在”。从他对艺术史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即可看出，较之“象征型艺术”阶段与“古典型艺术”，阶段，“当代”的“浪漫型艺术”处于最高阶段。黑格尔敢于说，在这个高峰阶段，精神回到人自身，人的意识回到“自我”，人藐视现实，凭创作主体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对客观现实的感性形象任意摆弄；“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丽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美，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 这显然是近代理性精神。
总之，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史；历史不是过往事实的连缀和无判断的实证，而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展现人的心灵生活史。哲学家罗素也曾提出“历史作为一种艺术” ，将历史不同于科学的特征归结为艺术性，认为历史应像艺术那样能展现人类活生生的心灵。从这一意义讲，应该说，一切艺术史更是当代史，它不是用文字清晰地展示当代人的思想判断，而是用类似格式塔经验之整合的形式显示当代人的心灵和意识。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还有第二重意思：“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这是命题的根本。自我认识即是判断，判断的主语是个别，谓语是普遍，而这普遍就是哲学。所以，他认为历史与哲学是等同的。“历史在本身以外无哲学，它和哲学是重合的，历史的确切形式和节奏的原由不在本身之外而在本身之内；这种历史观把历史和思想活动本身等同起来，思想活动永远兼是哲学和历史。” 而“思想活动是对于本身即意识的精神的意识；所以思想活动就是自动意识”。
近代“历史哲学”概念（伏尔泰）的提出，反映了传统哲学从对世界奉源的探究（形而上学）转向了对人的认识的考察，体现了从本体论向知识论，从宇宙论向人本论，即从研究客体（包括人在内的对象）向研究主体（包括方法论）的变化。而“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出现，本身即说明了哲学的“现实化”。
历史是思想史，思想即是人类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而这能力正是判断力。那么，历史应当判断什么呢？只是判断事实的真实性吗？历史的事实又是什么呢？不论是自然科学的事实，还是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的事实，当我们说它是事实的时候，其中已经包括了我们对它的认识。这种认识途径在物理学那里是依靠实验、观察、测量得到的，但在历史学那里事实之可测量的机会已经极少。我们只有依靠经验的“体验”、“回忆”和现有知识去解释和判断，而即使是对前人的记述，我们也经常是将信将疑，希望获取那个时代的更权威人士的记述，来进行验证和补证。建立在这种怀疑基础上的正是人的创造性和人的文化的丰富性，它使还历史本来面目始终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历史由此就更多地说明了今人的面目。所以，对以往的揭示就必须站在今人的出发点上，历史学家不可能超越自身和时代的经验与理智，他们的经验和学识必然受到特定的文化圈、集团（社会集团、科学集团）兴趣、道德标准等诸规范的限定。这种规范使人不断地回首往事，又以前人的训诫规范着现实的人的生活。同时，人类的创造又在于对这种规范的超越，因为人只是历史，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当具体的人对其时代及历史的“事实”进行了试图超越的审视后，也就为自己和现代人作出了新的展示与预见。这时，他对历史就提出了新的解释，而这新的解释就是他的创造。天才在于其不可重复的创造，他自己也不能重复。因此，过去与未来在现在汇合。在我们眼中，当代是个“焦点”，而这个焦点向未来的转移，正在于当代人“准确”而令人信服的判断之中。
我们谈到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时，当代的意义是指思想、意志和人的认识而言，排除了时间的观念。而这里的“远”与“近”则是指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人类历史相对于自然发展史只是短暂的一瞬，人类的文明史则更短，而人类具有“历史意识”更是晚近的事情。时代的悠远和事物的泯灭使历史日益成为更远的历史，文化阐释亦带来符号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历史学家往往面对的是符号而不是实物，而实物也逐渐变成了符号，如彩陶和青铜器，于是历史学日益专门化了。但是，如果历史学家不具备构造其解读阐释远古历史的框架的本领，那么他至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考古工作者，绝对成不了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创造结构的时候，进行着淘汰和挖掘，正是这种淘汰和挖掘完成了历史的接力。而淘汰和挖掘又是为新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
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研究时，他不仅仅作出因果判断，还要作出价值判断，只有作出价值判断，才会更明确因果关系。一旦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历史也就具有了当代意义。因为，单纯因果关系的历史是必然论和历史决定论的被动循环的历史，而价值判断的历史则是人寻找规律和展现控制社会与自然的意志的历史。于是，远的历史就不仅仅是超脱的由一个必然性的链条连接的诸事件，它与近的历史连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远的历史与现代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息息相关，而近的历史也在价值观的选择中被淘汰和弘扬，从而逝去成为后人的远的历史。
就历史的发展和历史家的局限性而言，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不完美的。布克哈特和汤因比都想写包罗万象的断代文化或人类文化史，但在后人眼中也都受到了史学家思想和客观环境的局限。历史学家永远不会成为高高在上的上帝，不会成为统摄古今、站在世界之外观看人类的永久的裁判者。他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从自己的观点观看周围和自己的文化，其观点只对于他及与他处境相同的人们有效，因为这种观点体现了他自身的价值。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其实质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由思想创造的，历史就存活于我们的精神之中。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建立在以思想或精神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是典型的精神一元论。历史是思想史，思想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包含的两个理论前提之一。“人的精神”在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克罗齐认为历史是精神的活动，历史的本质是人的精神。
克罗齐的唯精神主义的史学观否认历史学是科学，因为历史学是精神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现成的、被给定的自然现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风雨雷电这些都是自然界的现象;反之战争、革命、社会改革、文明进步等等现象，则完全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精神活动，而对它对象的研究也还是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所以说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代的，决不是过去的。人们在思想过去时，是把过去纳入我们当前的精神之中的；没有当前的精神，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一个研究基督教史的历史学家，如果他本人今天缺乏对基督教的体认和感受，他就无法认识和表达福音节的真精神；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如果他今天缺乏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热情和感受，就无法认识和表现法国革命的真精神。这种感受、热情是历史的灵魂，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不把自己的感受投入其中，那么他所写出的东西只能是堆砌死文字的编年史即假历史而不是历史。克罗齐之所以把编年史看作“假历史”，就是由于编年史缺乏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和直觉对历史的当下构造，简言之，就是缺乏了“当代”或者说是思想的在场，而历史则是当前人类精神的体现，历史当然就是当代史了。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将现实因素引入历史，强调研究历史应从现实出发，重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历史研究是不能超脱于社会现实的，应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兴趣和利益，解决当前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服务于现实，做到古为今用。今天实际上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历史的痕迹，对历史的反思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以史为鉴”。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所以，为了加深随某一历史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仍要从现实出发，从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去思索，把握与之近似的一切历史现象，“得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认识历史。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这就提示人们历史研究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历史研究应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同时代人们的思想精神，只有这样，“历史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
克罗齐对于史料并不怀有一般历史学家那里常见的尊重，他认为，“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知识不是来源于对史料的广泛收集和严格考证，而是由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直觉和想象。苛求历史学家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苛求历史学对于过去的全知全能，这既是不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历史学的真正主题是当下的时代精神或个人心灵所指引的历史。每一时代历史都要重修，主要原因不一定是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历史学家对它加以重新体验，赋予它以当代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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