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当有史官书之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的某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有正在后花园中拿弹弓兴致勃勃地打鸟，有人说是有急事求见，便赶紧接见了他。谁知道来人禀报的不过是平常之事，这让赵匡胤十分愤怒并严厉地责问了他。来人对答道：“我认为我禀报的事儿比打鸟要急。”这下赵匡胤更加愤怒了，拿斧头的柄敲落了他两颗牙齿。那人缓慢的拾起牙齿放入怀中。赵匡胤说：“你把牙齿藏在怀中，是不是想要告我的状？”对方回答说：“我不能告你的状，但这一切自有史官把它们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这话，忽然变得高兴起来，赐给他金银绸缎对他进行安慰。

这是《续资治通鉴 ·宋纪》中讲述的一段故事，一段很有意味、值得我们细细品咂的故事：赵匡胤因为手下人禀报一件并不是很紧要的事儿打扰了他打鸟，十分生气，并十分粗暴地对他予以了惩罚。然而，当对方拿赵匡胤所做的这一切，“自当有史官书之”予以提醒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用重赏对方的方式，对自己此前的错误的做法予以了纠正。

作为帝王的赵匡胤，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某些兴趣爱好那并不奇怪，因为帝王也是人，是人就必然会有人性的弱点，比如说享受生活之类。而我们能够想象的是，或许赵匡胤在后花园里打鸟的时候，是有可能让他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与快乐的，同时这可能也是让他摆脱繁冗的公务、获得些许轻松与调节的一种方式。因此，当有人因为十分普通的公务而打扰他，影响了他的兴致的时候，有些恼怒几乎是必然的。但是，他发泄情绪的方式无疑又是十分极端与错误的：他居然因此拿斧头柄砸向对方的嘴巴，最终敲落了他两颗牙齿，不只是让对方可能身体会很痛，而且心理上一定会严重遭受挫折。

让人十分感叹的是，那意外受到严厉惩罚的臣子面对赵匡胤的责问，方寸不乱，相当理性，并且他的回答也完全在道理上：哪怕我禀报的事儿再小，毫无疑问的是，也一定比你赵匡胤打鸟一事要大。你说我要告你的状？当然不是，因为你贵为天子，一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到哪里去告你？然而，我不能告你的状，并不等于你就可以因此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因为你的身边是有记录你的言行的史官的，他们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而一旦真的记录下来了，那么，后人自然就可以据此做出他们的评判，如谁是谁非之类。

在封建时代的帝王之人身边，的确是有负责“起居注”的史官的。之所以要设置这样的官职，恐怕最初的目的未必是监督皇帝，而更可能是为了日后人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相关记录，知道深藏宫中的那一段历史，以免太多的历史空白，给后人一个完整的昔日时代帝王的形象。但是，对于一些十分珍惜自己的个人形象，也十分在乎后来的人们对自己的评价的皇帝来说，这样的记载真的可能对他们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向负责起居注的诸遂良讨要起居注，希望将它拿过来看一看。当然，这里赵匡胤听说自己将人牙齿敲落下来一事，有可能被史官记录下来，于是赐给他金银绸缎进行安慰，也足以证明，赵匡胤对于史官们的记载也是比较在乎的。

至于赵匡胤为什么高兴，我以为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这臣下的提醒，让他避免了不自觉中被人记录下更多这类蛮横而少道理的事，可以更好地维护他作为皇帝的光辉形象有关。而像他这样十分珍惜或者比较珍惜自己在后人眼中的形象，有所忌惮的人，怎么说都比“我死后哪怕他洪水滔天”肆无忌惮的人要好上千倍万倍，至少他们会少因此些荒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