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宗罢猎

长兴二年（ 公元931年），后唐明宗敕令把内廷五坊豢养的鹰隼都放回山林，以后朝廷内外都不得再进献。冯道说：“陛下可称仁爱及于禽兽了。”明宗说：“不是这样。朕从前曾经随从武皇帝打猎，当时正当秋季，禾稼刚成熟，有的野兽逃入田中，派人骑着马去猎取，等到抓住野兽，禾稼已经剩余没有多少了。因此想到，纵放鹰犬去打猎有损无益，所以我不干那种事情啊。” （司马光《资治通鉴·后唐记六》）

所谓五坊，亦即唐代为皇帝饲养猎鹰猎犬的官署，它们乃是为皇帝不时出猎而存在。宋代的苏轼在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左牵黄，右擎苍”便说的是“黄”（黄狗）与“苍”（苍鹰）在狩猎中的作用。而作为后唐皇帝的李嗣源为什么偏偏要将五坊豢养的鹰隼放回山林呢？他的宰相冯道的解读是，应该是出于李嗣源的仁爱之心——由人及兽的大爱之心，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夸赞了一句：“陛下可谓仁及禽兽。”谁知道，对于冯道这样的说法，李嗣源居然断然予以了否定，并告诉大家，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因为他当年陪武皇帝打猎过程中对老百姓的庄稼大量糟蹋让人十分心痛。

李嗣源是后唐的第二位皇帝，是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的父亲、后被被追谥为武皇帝的李克用的养子。因为作战骁勇，并曾救过李克用的性命，所以，当年割据一方的晋王李克用十分宠幸他，狩猎之时常把他带在身边。对于当年李克用罔顾即将成熟的庄稼，为抓野兽不惜肆意践踏，李嗣源显然是有看法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当时很可能并没有对李克用提出谏言，而让这些想法全烂在了肚子里。为什么？李克用居于上，而他位于下，两人悬殊的地位让他不敢随便说话；并且即便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了，也未必能够为李克用听取。

数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李嗣源与当年那个李克用身边的毛头小伙完全不是一回事了，眼下的他已经是后唐的皇帝，出口便是“金口玉言”、“圣旨”，哪怕是他的宰相冯道在他面前也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所以，他可以尽情地把当年他敢想但不敢说的那些东西说出来了。而我们从他说的这番话中，不难看出他对于老百姓还是充满同情之心、对于被狩猎过程中损毁的庄稼也是有怜惜之情的——它们可是维系老百姓性命之必须呀！因此，对一个心系百姓，想做一个好皇帝的人来说，哪能为了逞自己一时之快，毫无顾忌，任性妄为呢？所以，他下令将鹰隼放归山林，终结做皇帝的为自己开心而罔顾民生的这类恶习。

“明宗罢猎”还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作为后唐皇帝的李嗣源在战场上骁勇无比，可在生活中并不乏柔软与温情，体现了一定的人性；另一方面，作为人臣与作为皇帝，因为地位和身份的不同，表达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作为臣子的李嗣源只能把一些话烂在肚子里，可作为皇帝的李嗣源，那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哪怕这些话放在前朝可能十分敏感，让你吃瘪甚至脑袋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