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安宇内为先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老臣富弼根据诏令入朝觐见宋神宗。因为富弼患有脚病，宋神宗特地允许他坐轿子到殿门。宋神宗前往内东门的小殿，让富弼的儿子富绍隆从宫门进入，并且让他们不要跪拜，大家坐下谈话。在宋神宗谈到边疆的事务的时候，富弼说了这样一番话：“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也不能因为边功而重赏官员，因为一旦打仗，那么祸福很难预料，事情十分重大。”宋神宗沉默不语。一会儿又问富弼：什么是国家治理首先要考虑的事？富弼回答说：“阜安宇内为先。”

这是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史》里的记载。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富弼已经64岁了，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为官数十年，转了不止一个圈，可谓识途老马。而这个时候的宋神宗刚刚登基，才20岁，可以说是毛头小伙一个。两人在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也正因为这个，宋神宗才将富弼请进宫来，虚心地向他请教治国理政的方略。

富弼最初的官场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或许是他与契丹（辽）打交道的那一段。庆历二年（1042年），辽国在边境驻扎军队，并派出大臣前来索要关南土地。北宋所选的接待辽国大臣的官员都认为辽国形势无法预测，因此不敢前去。最终宰相吕夷简推荐富弼接待和陪伴辽国使者，后又出使辽国与辽兴宗面对面地谈判。因为他出色的外交才能，让宋朝在军事力量与辽相比明显居于下风的情况下，争取到了比较理想的结果：拿帛银换取和平——亦即在“澶渊之盟”许诺的帛银的基础上，增加一定数量的“岁币”。

当然，富弼不只有出使辽国的外交方面的经验，也有过在边地主政的经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针对西夏），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针对辽国）。在此期间，富弼曾经上奏当世的事务十余条和安定边防的策略十三条，并积极训练马步军，努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所有这一切，让他对如何处理边地之事，胸有成竹。也因此，当宋神宗接棒宋仁宗以后，向他请教有关边疆的事务与治国的要务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宜重赏边功、阜安宇内为先。

为什么富弼认为“不宜重赏边功”？因为重赏边功有可能让一些将领受到激励而罔顾现实——宋在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中胜少负多的现实，选择贸然出击，进而让国家蒙受损失。为什么富弼认为治国“阜安宇内为先”（让天下富足安宁第一）？那或许是因为他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也因为他对百姓安天下方才能够安，有他非常深刻的认识。而这后一点我以为更具思想与认识价值：做皇帝的，往往最先想到的是疆土能不能更为广大，国力能不能更为强盛，自个儿的声音能不能更为洪亮，并因此而忽视老百姓的感受。

假如不能把老百姓的富足安宁放在第一位，而把疆域是不是更辽阔，国力是不是更强盛，皇帝的权威是不是足够大等放在第一位，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对于中国人来讲，秦朝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朝代了。所以，在我看来，富弼目光非常犀利，他的看法很有远见，并且是与“君为舟，民为水”的我们认可的观点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