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社教育家”（ID：jyjzzwx），作者周丽。
临睡前，趴在上铺的女孩因为想家脸上挂满悲伤；食堂里，稚嫩的孩童已学会独立排队打饭、端饭；放周假，迟迟没等到家人来接的男孩蹲在教室门口大哭……一组拍摄于八年前、聚焦一所城区寄宿学校低龄学生日常生活的照片，令观者动容。有人称，寄宿制下长大的孩子，是半个孤儿院儿童。而在广袤的中国乡村，遍布着一种近十余年间因撤点并校、集中办学而大规模出现的乡村学校新形态——乡镇寄宿制小学。身处其间的众多小寄宿生，成长环境相对更封闭、单调，他们的学习、生存质量如何，亟待我们去感知、去看见。
硬件“不达标”，缺乏对儿童的尊重
“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住校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一所乡镇寄宿学校的六年级学生施语（化名），住读时间已超过八年。她读二年级的妹妹也在同一所学校寄宿。实际上，姐妹俩的父母都在本地务工、务农。因为学校离家远，她们最多每周回家一次，由爸爸开车或者爷爷骑摩托车接送，路程一到两个小时。对于寄宿生活，施语姐妹别无选择，唯有适应。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小学寄宿生人数保持在近千万，农村小学在校生寄宿率连续多年在14%左右。
铜仁学院教授董世华研究发现，乡镇寄宿制小学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东部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学校的主体。前不久，他走访的贵州某县，把当地五个村的孩子都集中到城郊，办了一所逾1500人规模的寄宿制小学，其中有800多人住校，另外还有300多名学生住不下，只能由家人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寄宿制小学Q校校长告诉记者，自2013年起，州里要求集中办学，除县城的两所完小外，全县其他小学基本都是寄宿制。
对于寄宿的小学生，教育部文件曾明确，原则上一至三年级学生不住校，就近走读上学。然而，出于被动或主动择校等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把孩子早早地交给学校。如Q校，1700多名学生中，走读的不到100人，一二年级寄宿生超600名。
小学寄宿需求的区域性增长与低龄化，让办好乡镇寄宿制小学变得尤为迫切。事实上，国家层面早就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基本标准和指导意见。然而，从现实来看，不少学校存在“有法不依”“选择性执行”等情况。
记者采访了云南、四川、青海等地的几所乡镇寄宿制小学，个别学校尚处于因陋就简状态，如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某乡的寄宿小学，至今没通自来水，校园里的一口井就是师生们的水源；学生们上的是旱厕，住校期间不能洗澡；按标准建造的教师周转房因没有上下水，套间里的厨卫都用不了。
董世华基于对全国多省市数十所乡镇寄宿制小学的田野调查分析指出，乡镇寄宿制小学的食宿等方面普遍不达标。
“食”这一块，一方面，很多学校的餐厅容量小，不能一次性解决学生就餐问题，甚至分批都解决不了，“学生吃饭就在操场、教室、寝室里，到处都是”。另一方面，临聘的食堂工作人员往往服务态度较差，学生们的就餐体验不是很好。此外，虽然学校供给营养餐，但每餐选择的范围有限，如果菜不合胃口，一部分孩子就会“吃不饱”。
“宿”这一块，国家相关文件给出了“六人间”“一人一铺”“3平方米/生”等标准，但现实中，很多小学的宿舍是按八人间设计的，“二人一铺”或大通铺的情况依然存在，室内空间拥挤，还有的宿舍是用教室等改的。睡眠质量上，由于不适应住宿环境或集体生活、害怕起夜、尿床等，近六成孩子实际睡眠少于10个小时。
此外，大多数乡镇寄宿制小学都没有按规定设立医务室，有的学校连常备药都没有，“寄宿生一旦生病就显得十分可怜”。
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歌路营”）秘书长梅冬在多年的走访对比中感到，尽管近几年国家对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寄宿学校硬件改善效果明显，但在很多细节方面缺乏人文关怀和对儿童的友好、尊重，例如：宿舍没有储物、晾晒、放置洗漱用品的生活空间，夏天没有风扇和防蚊措施，女生宿舍没有窗帘，澡堂未安大门和浴帘，食堂去晚一点就没有饭菜，孩子们晚上容易肚子饿但没有加餐，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寄宿学生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状况。
董世华对几千名乡镇寄宿小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3%的学生没有带换洗衣服的习惯，55.4%的学生认为洗热水澡不方便，21%的学生偶尔或经常忘记洗脚，6%的学生经常不刷牙，41.2%的寄宿生从来没有晒过被子……
“准军事化”管理，规范有余关爱不足
乡镇寄宿制小学的食宿、硬件有较大改善空间，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心理状态更值得关注。
据董世华研究，无论是在校学习时间还是作业投入时间，乡镇寄宿制小学的寄宿生均高于走读生，但其学习成绩和走读生没有显著差异，有的甚至还出现了下降。主要原因就在于，学校对学生的生活照顾不到位，使得住校的学习优势被抵消。
董世华说，由于人手不足，很多寄宿学校都会对学生进行“准军事化”管理，例如：要求被子叠成“方块”、毛巾搭成“一条线”；早上起床迅速有序，晚上睡觉“鸦雀无声”；饭桌上贴着名字对号入座；晚上不准互串寝室，不准在寝室做游戏，等等。有的学校还安排了学生“大带小”，责任到人。由于过于“规范”，原本活泼可爱的“小精灵”变成了举手投足都小心翼翼的“小大人”。还有一些孩子生活自理能力差，跟不上同伴的节奏，每天都在紧张中度过。
课余，学校也更倾向于限制自由活动和一些游戏的开展，采取看管的方式组织集体活动，导致学生的课余生活单调、寡然无趣。
“70%的孩子反馈，他们的课余（下午放学至晚自习）活动主要是做作业。”董世华说，无论课余活动的内容还是资源，乡镇寄宿制小学都普遍比较贫乏。例如：学校图书馆（室）普遍简陋甚至没有，所藏图书大多陈旧且有凑数之嫌，不适合小学生阅读；所提供的体育活动器材也是“僧多粥少”，为课余活动提供支撑力有不逮。
“一位校长告诉过我一个公式，就是学校里的学生社团数量等于年轻老师的数量。”梅冬表示，近年来，随着年轻教师增多，乡镇寄宿制小学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学校里孩子们可玩的东西多了，校园更有活力了。但是，受制于活动经费和相应培训缺乏等因素，校园活动往往要么流于形式，要么难以持续，很多活动无疾而终。
实际上，乡村并非教育资源的空白地带。如学校可以借助周围的自然、乡土资源，开展劳动教育、生活教育；再如，借助国家近年来大力发展的乡村少年宫，以及一些公益组织设立的“儿童之家”等，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遗憾的是，顾及安全问题，学校往往不敢放开，只把孩子们圈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
有研究表明，一方面，由于寄宿学校在管理上相对严格，学校对教师、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较高，内部竞争激烈，寄宿学生在非认知方面更易出现问题。另一方面，长期的亲子疏离，易使寄宿生产生孤独感和无力感，逐渐变得封闭、自卑，对自身能力做出消极判断，不利于良好性格的养成。
就乡镇寄宿制小学而言，相当一部分孩子还背负着留守儿童的身份——董世华给出的数据是60%左右，他们在非认知方面显露和潜藏的问题更加不容忽视。
歌路营多年持续监测服务学校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从整体跟踪评估数据来看，尽管校园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不断完善，乡村寄宿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改善依然十分有限。而造成寄宿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糟糕的核心原因在于家庭情感支持系统的断裂。
诚然，亲情的缺失学校难以弥补，但在家校沟通、密切家校关系方面，学校应当有所作为或做得更好。就歌路营挖掘的农村优秀寄宿制学校案例来看，这样的典范还很少见。2021年，歌路营跟中国人民大学合作，“承包”了一所乡镇寄宿制学校一学期的家校沟通工作，通过开展线上家长会、线下亲子游戏等，促进家长与孩子的联系、交流，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起到了较好的正向作用。
在更隐秘的角落，校园欺凌甚至性侵等，也在威胁着寄宿儿童的身心健康。云南一位从事乡村儿童服务的公益人士称，“以强凌弱”现象在寄宿学校并不鲜见。“这些遭遇很难被大家知道，我们的介入也要有一个过程，孩子跟我们关系好了才能发现。”
机制体制缺乏针对性、灵活性
谈到乡镇寄宿制学校的管理困境，“缺人少钱”是问题的关键。
“全天二十四小时无缝衔接，每个环节都要有老师，不能缺位，需要监管。同时，值班老师还要照顾低龄孩子的生活，所以寄宿制学校管理难度大，校长、老师的压力和工作量都比普通学校要大得多。”说话时，四川省崇州市某乡镇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刚下班，踏着夜色走在回家的路上。
调研可知，很多乡镇寄宿制小学没有配备专门的生活老师，学生的生活管理基本上由班主任、任课教师负责，导致教师负担重、精力分散，影响了教学工作。同时，专任教师在生活管理上并不专业，使得寄宿儿童生活品质不高、生活教育功能难以发挥。而配备了专职生活老师的学校，又面临生活老师队伍不稳定、专业素质低等问题。
Q校主管生活老师的贾老师介绍，学校招聘了20多名生活老师，基本上都是“村庄里的小媳妇”，属于后勤，没有编制。其中有些人是为了方便照顾自己的孩子而来。因工资待遇不高，很多人常常是干完这学期下学期就不来了。对于刚与生活老师相互适应或建立起亲密关系的孩子而言，人员的变动，会给他们的情感、心理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打击。
该不该配备生活老师？生活老师的职责是什么？应该纳入什么体系？由谁培养？……寄宿制学校系统构建的诸多问题，摆在各地教育局、学校面前。梅冬表示，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完整的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管理规范，各地方多是“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探索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模式出来。
“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是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另一痛点。Q校校长坦言，目前学校的经费基本上能保运转，但稍微大一点的维修、设施设备的购置等就满足不了了。事实上，很多乡镇寄宿制学校并非“差钱”，甚至有结余。关键在于，现行政策下，公用经费并未覆盖寄宿制学校新增成本的主体部分，即无法用于大型修缮、补偿教师新增工作量及发放生活服务人员工资等“刀刃”上。
“说来说去就是人、财、物没能走通。”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勇武表示，促进乡镇寄宿制学校发展，需要在机制体制方面走得活一点，如有效增加学校办公经费、放宽教师编制比例等。
“我们不能去制造寄宿需求，只能满足，为确实需要住校的孩子提供尽量好的条件。”董世华认为，目前乡镇寄宿制学校的举办门槛太低，亟须形成类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的监督评估机制。此外，乡村寄宿学生，特别是低龄儿童、处境不利儿童个性化需求的解决，还应该发动社会和公益机构的力量，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及家庭联动的农村低龄寄宿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在社会力量介入方面，歌路营、“马云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等付出了行动。
江西省寻乌县共有17所乡镇寄宿制小学，其中7所分批次加入了“马云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局长赖义红表示，政府往往注重整体设计、满足普遍性需求，“马云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则侧重针对寄宿儿童、留守儿童特定群体的需求，从生活空间改造、老师配备及其培训等软硬件方面，营造一种家的感觉，让孩子们更愿意待在学校。借鉴该计划的一些理念，寻乌县正积极打造促进当地乡镇寄宿制学校发展的管理模式。
“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始终是一对矛盾，但在这两方面要有所取舍。”赖义红道，在推进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撤点并校带来的不便，让孩子们能够真正撤得出来，到寄宿学校就读；同时要考虑孩子们长远的发展，办有温度、有责任、有爱心的教育。
本文授权转载自“光明社教育家”（ID：jyjzzwx），作者周丽。“光明社教育家”是《光明日报》旗下《教育家》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因思考而不同”为办刊特色，努力助推教育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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