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平
原计划
上海知青赴云南省插队落户，按计划应该是分布到云南省9个地、州的37个县进行安置，这是有据可查的。上海市知青办的文件写的清清楚楚，知青们拿到的《上山下乡通知书》也明明白白，总共是37个县。”详见下表：
不过，事情到此并没有完。
思茅镇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第151页上有这么一段表述：到达云南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被安置在思茅、临沧、大理、丽江、楚雄、曲靖、红河、文山、玉溪9个地、州的38个县（镇）。涉及到144个公社、488个大队、1716个生产队。
显然，安置点多出了一个“镇”来。这个镇，名叫思茅镇。
思茅镇，是原思茅专区行政公署驻地、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中国云南省西南边陲的咽喉重镇。
思茅专区的主城区，原名叫复兴镇，属于县级城镇。1966年改了个挺有“文革”风范的名称叫红武镇。不知何故，1970年11月又更名为思茅镇，同时，将普洱县的南屏公社也划归了思茅镇管辖。
1969年初，当上海知青开始赴云南省插队落户的时候，思茅镇（当时叫红武镇）并不在安置地点之列。直到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70年底，大约有三百多名上海知青突然从澜沧县转移过来，被重新安排到思茅镇的南屏公社插队落户。 于是，上海知青在云南省插队落户的地点就多出了一个“镇”。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安排呢？
澜沧县
澜沧县，是云南省思茅地区所属的一个贫困县。1969年3月，有一千多名上海知青被安置到该县的东风、红锋、文东、卫东、前进、立新、团结、向阳等八个人民公社插队落户。然而，上海知青被安置下去以后，基本生活无法保障、与村民矛盾不断，甚至发生了武力对抗的局面。据上海市慰问团（澜沧组）1969年5月27日的调查报告反映：
这些困难条件主要是：邮电交通不便，远离公路几十公里，报刊广播没有，经济生产条件差，收入低。劳动强度大，时间长，要爬三至四小时的山坡路去劳动。尤其是女青年，砍柴担水要爬山很感困难。生活艰苦，吃二顿，没油没菜，连续八小时之多的劳动，中间没有饭吃。医疗条件差，水土不服，普遍的患脓疱疮、烂脚，看病路远，经济上又不落实。少数民族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适应，如没有厕所等等。落后的习惯势力如婚姻问题等。因此种种，很多青年担心到十月份后，生活费停发，靠自己劳动养不活自己。
当前应注意的苗子：
1. 据县革会李纺维同志说：“卫东公社（酒井区）有十余名青年到县革会吵闹不走，要做横幅上北京控告。”
2. 在上允（向阳公社）旅社同志听到部分青年背后议论以看病为名，要求社、县开给证明，将东西出卖作路费，准备回沪。
3. 在上允（向阳公社、文东、团结、红锋等公社）有少数青年经常在外串连，准备在国庆节前有组织返沪。
这应该算得上是上海知青在云南最早的一次“集体闹事”了。
针对上述情况，经过上海市革委会与云南省方面协调，决定于1970年陆续将澜沧县的红锋、文东、卫东、前进等4个公社的370多人转移到思茅镇插队落户；将澜沧县团结公社的140多人转移到勐海县插队落户。继续留在澜沧县的上海知青，只剩下东风、立新、向阳等3个公社大约500人。
勐海县原本就是上海插队知青的安置县，这次只不过是增加了点人数，而思茅镇则完全不同，属于另起炉灶。所以，上海知青去云南省插队落户的安置地点就变成了38个县（镇）。
细说明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
1971年以后，云南省各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始大量招录农村插队知青。比如：思茅地区的西盟县和孟连县，就从澜沧县和勐海县招录了 60 名上海知青去当小学教师。于是，上海插队知青的分布面就不止以上 38 个县（镇）了。那么，这些地方，要不要算进去呢？
不能算！因为被招录的知青，称之为“上调知青”，他们是靠拿工资吃饭的，不能再算作插队落户知青了。这种情况，与澜沧县的上海插队知青转移安置到思茅镇所辖的南屏公社继续插队落户，性质完全不同。所以，这些县不能被统计为安置上海知青插队落户的地方。
另外，西双版纳州于1973年8月脱离思茅地区自立门户，辖景洪、勐海、勐腊三县。所以，上海知青赴云南省插队落户的分布，既可以写成9个地、州的38个县（镇）；也可以写为10个地、州的38个县（镇）。这都是没有毛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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