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网络 / 整编：Niuniuyumami
第一章：立身如针
修身养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也是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生和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惟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乐。
1.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真"。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每日把静坐规为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因为他的坚持而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要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依归，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了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他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作用。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但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每日需要批阅的文件、书信很多，他学问渊博，文学功底甚深，但非常认真、仔细、幽默，而且耐人寻味。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作诗都是如此。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得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揭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
2.戒骄戒躁戒妄言，人必自强
人生在世，谁都有得意之时失意之刻，越关键的时候越要不露声色。焦躁之情既不利于处世也会给自身带来危害。平心静气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气度和修养。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之人皆严于律己，戒除恶习。这种自省自察的品行使其得益，终成大业。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所以戒骄戒傲才能家兴、人兴、事业兴。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能称得上是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与人交往中有许多禁忌，一旦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为了发现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提出四个禁忌来警醒自己。后人皆可以此为鉴。
第一忌，忌妄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其中无一褒义。这种心态下的人常常夸夸其谈却又谈不得法。
有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可是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如果一个人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久如此，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真正有才学的人，不必卖弄不必张扬，而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下功夫，反省自己，完善自己的言行。
古代《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旨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现代也有"言多必失"的说法，说得太多就容易废话连篇，惹人讨厌。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多次向人提到了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认为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言语伤人是不可取的。言语，少而精且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忌，忌自大。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总以教导者自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自大之不可取之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但若处处以教导者自居，时时不忘警戒训导他人是极易惹人反感的。
曾国藩对于晚辈，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长此以往，受其教训之人甚多，再加上本来性情就耿直，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检讨、反省自己的这个毛病。
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在于善思能悟，当他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大的心理，少教训别人多提醒自己。
第三忌，忌非议。在背后议论他人是很猥琐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就是对自己教养的批判，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由此可知，只有思想不成熟，阅历浅，尚不经人事之人才会做出非议他人之事。成熟老练的人都明白：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曾国藩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可见，不议论他人的是与非才能换得自己的清与逸。
第四忌，忌贪欲。贪，是一个无底深渊。有贪欲者，得一而想三，无休无止。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贪由心中生亦可由心灭。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人矛盾复杂的境地。于应得之时得应得之势是他的主张。
贪是正常欲望之外的错误意识，是应该及早摒除的东西。不贪图财势，无欲无求者反而有所得。
3.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一生聪明未曾尝过犯错滋味的人恐怕少之又少。头脑清楚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更正它，因为逃避错误的代价比承认之后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它的存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关键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怀着何种心态。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可以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辩如簧，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的时候。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善于言谈、爱出风头。但他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是却屡有反复。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的养成不是朝令夕改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矫。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
由此可见，与人交往要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肆口谩骂，肆元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正常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的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很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治，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为了改掉自己的这些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优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事应该注意的环节。
4.俭以养德，物贫心富
人生最大的收获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上的强大。有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无休止的心灵保养要双管齐下，才能使自己得到本位的提升，不会因欲误事，因欲无德。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良好的品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险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节俭虽然一个人就可以轻易的做到，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得终生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潢对此功不可没，但是曾国藩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游，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度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大意是说：
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千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聊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首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没有富裕，不要说京官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而像今年三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渗的衷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便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决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
5.宽以待人，公平之心服众人
一个每天以敌视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的人，只会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相反的人却能在广泛的交际中获得最大的相融度。正所谓"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宽以待人是灵魂内在的修养。
宽容是最大的美德。
宽以待人，是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宽容大度的人，看起来是别人获益自己隐忍，实际上这也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必备过程。
处世之道，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他的这种观点是教育后世之人要放开胸襟，面对每人每事皆能自制，做到宽容忍让，这样的人也是真正能让人从心里佩服的人。
要宽以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而尖刻待人则会气至伤身，惹祸上身。
曾国藩提倡"恕"，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不足，人无完人，如果过于刻苛要求他人，就没有朋友，也无人可以为己所用，也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视人为友则心宽气顺，能容难容之事者必有过人之处。
宽容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体现在公事里。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也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知人善用，事分巨细，不苛责于人，是他对"待人以诚，宽人以恕"的最好诠释。
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不因为小事而耿耿于怀。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他们二人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但是经常意见不一致，多起分歧，摩擦之事偶有发生。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这只是其一。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处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其二。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和，但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就在这样的力保之下，左宗棠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子和僚友也很宽容。咸丰十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不久，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没有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表明李元度有倾向王有龄的迹象。曾国藩决心参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
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在曾国藩的眼里，没有永远的敌对也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当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深深自责，并且会立即改过。因为他雅量大度的为人，使其纵横官场几十年，声名大噪，称誉"完人"。
欲成大业者，胸襟坦荡、大度宽容，这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也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正所谓"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一个敌人多堵墙。"
6.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善被人所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周易》中说："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而使他在不到10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戎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清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会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后人需要向他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7.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在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祗厉品行，切磋学问。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说："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一个人想成为强者，与人斗智斗勇，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辈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的。"这里的意识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后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使其"在京颇著清望。"在与诸友交往之中，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到"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在此之上，曾国藩还把慎独作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达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州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也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所有的的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土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意，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想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种种条件及如何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8.雕琢性情，锻造气质
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会常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万物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在有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功夫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即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得到。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经常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也持肯定态度，经常主动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晶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室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的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的大概意识为：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原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的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拥有良好的心境之后即使遭遇不好，也能顺气自怡，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9.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所有的衣物都是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可见，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各种称谓。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着。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我的初志，失信于世人。现在重新复出，意志更加坚定；这次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这就是我一直的志向。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作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决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睱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几乎没有，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10.少恼怒，平和为本
知道节制和掌握自己的人才有掌握别人的能力。凡惹人恼火之事多已成既定之实，追究只能徒增烦恼。用开阔的胸襟去面对可恼、可怒、可急、可躁之事，那么再难的事也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佛家教人不可含嗔发怒；道家教人清静中和；儒家教人要宽恕待人。
古人把惩忿窒欲作为养生的要诀。惩忿，就是我少恼怒；窒欲，知道节俭吝啬。因为好名好强而过分用心也是属于欲。曾国藩的一生治学于儒，自然深知养生之道，因此能严于律己，立志戒怒。不仅如此，他还写信教育弟弟、子女按此养生修为，少愤怒，知节啬。以平和为本。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如此写道："吾教尔弟不在多书，但在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又刻于安庆)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算学书切不可再看，读他书亦以半日为率。未刻以后，即宜歇游观。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切嘱!
他教育兄弟要牢记圣贤在养生方面的训导格言，主张适当的养花草，游山水，丰富生活，舒适身心。看书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收获的多少，养生的要诀在于少生气，节俭自好。不逞强扮狠，不纵欲。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尽量少服用。
由此信的内容可知道，曾国藩对内在的要求很高，修身养性的方法之多，内外兼有，有思想性情到日常节制无一不有。这不禁让人想到，如今社会的养生之道也不过如此，尚不及其一半。养生贵在养心，其次养性，最后养身。而今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只做表面功夫，殊不知，心灵的疲惫和衰老才是最要不得的。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时，由于性格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品德修养的高低而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对志同道合的人，和气的对待就好；对荒废自身，毫无养身观念的人，可劝可念唯不可怒。对奢侈浪费不知珍惜者亦同。
曾国藩在修为自身的过程中一向和气待人，不言人过，不怒不吓，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也是当代人需要去学习的。
11.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只要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之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12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的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产生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句。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入和具体。
曾国藩认为立志为必须步骤，但光有志向还不够，更需要"勤"、"俭"、"明"、"孝"、"信"等素质予以辅助，几方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志向。
"勤"是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最深的品质之一。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为官、治军，皆以"勤"字为本。自古以来，当政之人皆以"勤政爱民"为训；为官之人只有勤于做事才能造福于一方百姓。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率先，而且做到，还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说，"勤"的精神贯穿了他第一生。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达到"俭以养德"的效果。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由此可见，心明眼亮，办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
孝。曾国藩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只为只有立身立志方能更好的行孝，孝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尊老而是广义的惠民，亲人一不只是父母而是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长辈。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尽孝与立志巧妙的结合起来，所以他能有比别人都豁达的心胸。事业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曾国藩认为，"失信"为清朝官吏无为堕落的根源。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国藩指出的上面的几个方面，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谓治心之道，皆属于精神修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无一不注重精神所得。只为做事而做事与为志向而谋事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只有达成志向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丰收才是不流于俗之志。
“内心清静，自有远大”——曾国藩获益于静坐
曾国藩在这个“静”字上做足了功夫，也真的靠这个“静”字超越了年轻时那个华而不实的曾国藩。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从操作方法上来说，首先就是静坐。
曾国藩在家训中也强调静坐的工夫，但他说的静坐跟禅宗的打坐并不一样。曾国藩认为，双不双盘不重要，只要能做到静坐的形式就行。据曾国藩自身的经验，他认为在静坐中有两种情况是要注意防范的。
一种是“其不能静，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曾国藩全集?日记》）也就是但凡有点动静，就会引发他的思绪万端，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这种静坐是不成功的。
还有一种是“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曾国藩全集?日记》）也就是死寂一般的安静，这种安静其实是一种弃世或者说是出世的静，这种就有点类似于僧道修行的打坐了。曾国藩并不认可这种静坐，认为这是没有生机的静坐，反而对修身养性没有什么好处。
曾国藩所主张的静是“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曾国藩全集?日记》）那意思是说真正的静是潜伏，是蕴积，是在安静的状态中积蓄一点生动的意念来。这就像是冬至的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是世间万物有待生长的一个起点，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起点。心中守住这样的感觉，既安详，又充满生机，那才是君子守静的根本。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当一个人能身形安静、思虑安定、胸襟安详的时候，一个人的智慧与思维能力也会提高很多。我们常说“急中生智”，这其实是个误区。一般人只会“急中生愚”，而大多数情况下是“静中”方能“生智”。比如禅宗的“禅”字，其原意就是“静虑”的意思，也就是要在宁静中过滤人生的是非，从而达到人生彻悟的境界。所以，禅宗最讲究静修与静坐。
曾国藩一生都认为静坐十分重要，自唐鉴教导他之后，他就开始养成了每日静坐的习惯。也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安神静气地坐一会。这样的功效果然不一般，没过多久，他身上那些浮夸的毛病还真的就渐行渐远、渐离他而去了。这时候曾国藩不由得大为欣喜，说出了一句名言：
“内心清静，自有远大。”
这说明，能说出这句话的曾国藩已经离那个可以实现远大理想与抱负的曾国藩不太远了。
淡与静
除了静坐之外，曾国藩练静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临事淡泊守志，淡定守静。
曾国藩曾在日记里反思说：“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就是说碰到事儿的时候，心中不静，不仅事儿做不好，而且还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困乏。
“心正气顺”是什么呢？
就是淡泊守志。他在家训里说过一句名言：“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那意思是说，一个人临事淡定、冷静、从容，不要问他看过多少书、上过多少学，这个人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心中不藏万卷书，没有很深的见识，断难养成临事不躁的从容气质。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17世纪，在荷兰有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他家境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也只勉强读过几年书，后来就跟人去做学徒。再后来，他的家乡荷兰代尔夫特市政厅需要招聘一个看门人。这个位置工资很低，地位也很低，一般没什么人愿意去做，而这个年轻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应聘了这个位置。
他在这个看门人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谁也没觉得他会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也没什么人特别尊重他。而这个人完全可以用我们常说的不思进取来形容，他从来不想换个更好的工作，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也只有淡然一笑，大概不用忍就过去了，他在这个看门人的位置上也一直平静地干了几十年。
但就是这个平凡的看门人，开创了整个微生物学的重要领域。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显微镜学家、微生物学的开拓者列文虎克。
原来列文虎克之所以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这么低调，也可以说是这么淡定，是因为他心中有着更为丰富的世界。他最大的爱好是磨镜片，开始只是磨放大镜，后来因为他的看门工作也简单，不易受到干扰，所以他能静下心来把镜片磨到一般打磨工难以想象的地步。
如果你配过眼镜，你就会知道，把那个镜片打磨到刚好的地步有多困难。现在因为有精密的仪器，所以磨起来一会儿就可以了，看上去也简单多了。但当年都是用手工磨制的，那真是叫水磨的工夫，心不静怎么可能做到呢？
大概在当时，全世界都没有比列文虎克更静的人了，所以他本来只是想磨制放大镜，但却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显微镜。他一生磨制了五百多个镜片，制造了四百多种显微镜，带领人类第一次观察到精子、细菌、微生物那些原生动物。列文虎克因此也成为了微生物学的开创者。因为这种心静的境界，他还很长寿，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被英国皇家学会尊称为荣誉会员，荷兰女王甚至亲自到他住的小镇去拜访他。当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你猜这位神奇的科学家会如何回答？
他什么都没说，还是一如既往地那么安静而从容，只是把自己长满老茧的磨镜片的手伸出来给记者看了一下。这就是他最好的答案：安静地守住时光，打磨岁月！
当然，列文虎克是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他告诉我们，你只要能静下来，就能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做到纯粹，而这种极致与纯粹就一定孕育着人生最大的价值与成就，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真学问”。
曾国藩有一句家训名言，叫“养得胸中一种恬静”。“静”这个字之所以能与代表心情舒畅的“恬”字组词，就是因为安静可以带来健康、美丽、智慧与人生的价值。
正是靠这个“静”字，曾国藩改正了一身浮夸的毛病，在修身之道上跨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好好学习。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渐渐有些浮躁，很多人的心态也日渐浮躁，能从曾国藩的人生经历里学到一个“静”字，我想，一定会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静下来之后，曾国藩果然开始心地空明了，看问题也看得更清楚了，他终于认识到要成就人生必须要克服两个字。
那么，这两个字会是哪两个字呢？
敲打李鸿章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也曾为一身浮夸的毛病所烦恼，他在他的家书和日记里也并不讳言，坦诚地向自己的孩子、也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年轻时荒唐的一面，所以我们说他的日记简直可以算是一部东方的《忏悔录》。
这种坦诚，曾国藩称之为“血诚”。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的赤诚。也就是一诚到底，绝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所以这个“诚”字，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为强调的。
对人要诚！对己尤其要诚！
正是因为敢于面对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曾国藩才超越了大多数人，也超越了自己，最终改掉了这些毛病。而他改掉这些毛病的主要方法，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那个“静”字。
静能克浮躁，静能生智慧，所以每天要练静功，也就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必修课。
静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一旦真的能静下来之后，一个人心地空明，看问题也就看得特别清楚。这时候曾国藩在家训中说了一句名言，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修身认识，这句名言后来也成为他家训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曾国藩说：“败人两字，非傲即惰。”他又说：“最败人的两个字，一者傲，一者惰。”（《曾国藩全集家书》）
我认为这话说得太精确了。有关这句名言的意思他还曾在家书中展开来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莫不皆然。”（《曾国藩全集?家书》）
就是说，天下的庸人，之所以平庸无为，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惰字，也就是懒；天下的有才人，虽然有才，但最后或者一事无成，或者前功尽弃，原因则在于一个傲字，也就是骄傲。曾国藩说，以我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天下事莫不如此。
他的这个“败人者非傲即惰”的道理，为什么非要以他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呢？说到这个疑惑，就要说到有关曾国藩和他最得意的学生李鸿章之间一段有名的公案了。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人，是曾国藩平生最得意的门生，而李鸿章自己也向来以曾国藩衣钵传人自居，据说曾国藩死后，李鸿章的口头禅就是“我老师曾文正公如何如何”。可见，他和曾国藩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没考上，于是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就拜到了曾国藩门下。因为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也就算是同学了，古代称为“同年”，所以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成了曾国藩的学生。
事实上，曾国藩对这个学生是非常器重的。李鸿章据说长得是“南人北相”，身高一米八，能文能武，年轻时胸怀大志，自命不凡，曾经自比是西汉时扫荡匈奴的名将霍去病。他参加科举之前写过一组诗，其中一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在当时尤其被人传颂，所以曾国藩尤其欣赏他的志向远大。
但曾国藩也看出来李鸿章跟自己年轻时一样，也有志大才疏和浮夸不实的毛病，所以后来李鸿章改投别人为师的时候，曾国藩也没阻拦。
后来，曾国藩湖南起兵，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拜到他的门下做幕僚。李鸿章开始想自立门户，学曾国藩办团练，可总是被太平军打得很惨。后来，不光是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的湘军，其他办团练的都被太平军给打得死的死、逃的逃，眼看着都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这时候，李鸿章想想没办法，还是来投靠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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