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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眸(一)

【编者按】

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百年奋斗的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党,一个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团结报文史周刊特别策划推出“喜迎中共二十大”文史专题,回眸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展示百年大党成功的内在逻辑,以此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昂扬奋发的姿态迎接中共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苏俄的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随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也相继成立了中共早期组织,建党条件基本成熟。1921年6月3日,受列宁委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肩负着多重使命,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组织。马林与主持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建议其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请其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李汉俊兄弟住宅)正式开幕。会议在客厅召开,室内没有特别布置,但气氛庄重。参加会议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马林在一大开幕会及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精通英语的马林雄辩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建议中共“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尼科尔斯基仅懂一点英语,发言比较简单,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的情况和赤色职工国际即将成立的消息,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并建议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考虑到大会是秘密举行的,而马林等人又太显眼,易引起租界巡捕注意,所以共产国际代表不再参加以后的会议。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分别举行了第二至五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代表们各抒己见,既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又在某些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故会议未作出决定。

第五次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前往马林住处,报告有关党的纲领的讨论情况。当马林听到党纲中那句中共“要联合共产国际”的表述时,立即觉得中国同志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搞颠倒了。于是,他坚决要求参加第六次会议,并要求在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说明。

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举行,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但会议刚开始几分钟,突然有一个陌生男子闯进会场。当询问他时,答称是走错了地方。原来早在1921年4月,世界职业革命家马林来华途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严密监视的“赤色分子”,他到上海的行踪已被租界密探侦查清楚。因此,马林警觉地意识到此人一定是租界巡捕房“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会场,巡捕房法籍总监费沃利亲自入室询问搜查,但一无所获。

这次冲击虽未造成损失,但会议肯定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7月31日清晨,11名代表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

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中共一大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最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们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闭幕。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共15条,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其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是,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等。因马林没有机会向大会说明中共实际是共产国际下辖的一个支部,故一大党纲依然使用了“联合第三国际”的提法。

中共一大在《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指出,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并对领导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做了规定或要求;在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采取独立的立场和进取的政策;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以加强联系。

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局。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选举三人组成中央局。尽管陈独秀未出席会议,但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问题。

中共二大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革命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9个决议案。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指出一战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已经划分成为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中国要实现“劳农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有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两步走”蓝图,即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制定了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这实际上改变了中共一大排斥一切政党的“独立”态度,说明中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策略等一系列基本战略问题开始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为以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通过了第一部正式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完成。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等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另外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二大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3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依据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指示。

相比于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共一大、二大,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则有了安全的环境。6月12日上午,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主要谈了二大以后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随后,马林讲述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天,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各地代表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瞿秋白、陈潭秋和毛泽东等人还就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作了专题发言。会议第五天,便转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此时,代表们争论的焦点已不是要不要加入的问题,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以及中共党员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

经过热烈地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十余个文件,主要内容包括: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但也要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号召革命分子集中到国民党周围,“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真正革命领袖地位”,加速实现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人民宣告,鉴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状况,中国急需国民革命。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等5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从三大起中共开始重视组织建设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了专职工作岗位。

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两党合作的基本原则、形式,使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这面颇有影响力的民主旗帜下,团结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推动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推动、帮助下,全面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为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经民主推选产生的20名代表参加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

中共四大围绕当前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并在总结国共合作一年间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中共要在国民党内、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大会决定打破“关门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将党支部明确为党的基层组织,简化入党程序广泛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在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党团以便支配其活动。以上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成为“全国性大党”——截至1925年底党员人数首次突破1万人。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等5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

中共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标志着中共在探索革命规律的进程中取得了很大进步,在理论上已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本观点。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等82名代表参加大会,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谭廷闿、徐谦、孙科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团,英、法、德、美、苏等国共产党代表及有关来宾10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还首次组成了秘书处和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

大会开幕当天,先由陈独秀致开幕词,再由汪精卫代表国民党致贺词,各国共产党代表相继祝词。随后,由陈独秀作了长达6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基本上是“汪陈联合声明”的调子,内容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此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质疑。其中,瞿秋白和任弼时的发言最引人瞩目。

其实早在会前,瞿秋白就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错误观点,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代表们认同瞿书观点,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多名代表要求在大会上进行批评性发言,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然而,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性质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和彻底,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态度和认识。

当时,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但中共五大并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反而洋溢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能减少革命发展的阻碍。”这种观点,影响到大会通过的文件(如《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均未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因此也就难以承担挽救国民革命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的五六月间,由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渐趋反动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种种退让,中共党内一度出现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分歧严重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7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党的各级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至此,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鉴于当时中国正处于革命的极端低潮期,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很难找到一个能安全开会的地方。同时,也考虑到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共产国际六大和少共国际五大,中共均要派代表与会,遂一致决定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3月,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从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人和100多位六大代表历经艰难险阻,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大会选举23名中央委员、1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六大基本统一了全党思想,把“左”倾作为主要危害来反对,实现了工作的转变。中共六大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缺乏必要地分析和正确的政策,将民族资产阶级错误的断定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后来分别整理为《两个中国之命运》和《愚公移山》),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方针的长篇口头报告。

中共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是否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来评价政党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制定的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第一部党章(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5月25日解散),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总纲,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该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到底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深厚基础。

(王今诚,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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