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读书要有良好状态

    读书是一种人生状态。所谓读书的状态是说，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书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读书的过程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所以要有良好的状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所有谈论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如要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我考究古今人读书有四种状态：

    一是漫无目的，随意浏览。杜甫卧病秦州时寄著名诗人高适、岑参一首长诗中有一段为：“岂异神仙地，俱兼山水乡。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其中的“床”，系胡床，即可坐可倚躺的交椅。“花屿读书床”，就是说，在水边的一个山头，开着花的山坡上或树丛间，放一把交椅，诗人坐在那里，悠闲地读书。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即是随心而读，并不费力的意思。孟浩然“日长闻读书”句，黄庭坚有“日长宜读书”句，是悠闲读书显然又有打发时光和消遣的意味。这种轻松悠闲的随心而读，说的是一般意义的读书，或即古人所说的“读书心”。在中国近代作家中，林语堂先生写过许多关于读书体验方面的文章。他主张读书，需要有一种优雅、轻松、自由的阅读境界。在这种读书境界中，至少包含了这样几个因素,一个是读书的艺术性，另一个是读书的自由性。具体讲就是，读书是一种率性而读的乐趣，一个人在读书时，心灵应该是自由的，生命应该处于和谐的状态，这种读书时的心境使阅读本身成为了生命的享受和乐趣———这是一种纯然的、无功利性的、诗化的阅读生活。林语堂先生把臻于这种读书精神的境界，称之为艺术。他的《读书的艺术》一文，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对于读书精神的认识。在《读书的艺术》一文中，林语堂先生如是说：“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可见，前人的读书，大体是漫无目的的，至少是功利性不很强，不是读了几本书就要求得到什么收益和好处，更不是读着一本书的同时就想着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主要是出于一种爱好，是生活或生命的需要，是一种乐事。此类读书，大多限于百无聊赖或心烦意燥之时，多为开心解闷，消磨时光之用，并不刻意而为。读后，或持一漏万，或随即亦忘。偶遇警句格言，正对胃口；或有开心爽趣之处，适可玩味。这种读书，显然属漫无目的的随心而读。身闲心静，愿意读经就读经，想读史就读史，或者拿出友人寄来的诗作欣赏，兴来时也可能朗声吟成一首新作。

    二是增广见闻，丰富生活，增加学识，涵养性情。白居易的“口舌成疮、手肘成胝”，陆游晚年目力不济还要“日课蝇头二万言”，那仍是愉快的读书。他们也可能忘食，但那不是被今人称颂的“废寝忘食”，而是陶渊明所说的“欣然忘食”。此类读书，虽有目的，仅限博览，却无实用功利之意；常为茶余酒后，谈资助兴；或附庸风雅，幽默和谐一番，常在书海中遨游天上人间、地狱龙宫，与妖魔鬼怪晤面，与古贤今哲聊天，使生活平添无穷乐趣。宋人黄庭坚有一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此味非指佳肴美味，却也寓有鲜美愉悦、生动有趣之意。此面目可憎，亦非几日不读书，便成丑八怪，而是指低谷难耐，使人顿生厌恶之感。此类读书多为历世态炎凉、人生磨砺的中年以上的人。我认为，读书要有平和的心理状态：清茶一杯，握书一卷，细细品味，犹如炎热之纳凉，饥饿之美餐，冻馁之暖阳，雨雪之蓑衣……谏果回甘，其味无穷，送愁疗疾，功能卓著。在取得成绩时不骄不躁、乐不轻狂，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总结经验，即看到自己的长处，又看到自己的不足，自激自励，自勉自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气馁、不灰心，只要看准的事，对教育事业有利的事，迎难而上，勇于挑战，敢于竞争；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做到“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遭变故之起而不惊，当非常之谤而不辩。”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自信、坚定、敏锐，求实、务真、创新，进取、乐观、开朗，自我控制、自我监督，永往直前。

    三是目标明确，重在实用。古代士子读五经四书，为谋取黄金屋、颜如玉，豪宅肥田，锦衣美食，便是最好诠释。今日学生读数理化和外语，为求学、出国、就业，等等即是。

    四是严谨治学，际无究人。撷精取华，穷研意会，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衍析学问。成为通家、博家、专家、学问家，走出书本又进入书本，成一家之言。胡适之，俞平伯诸君考证《红楼梦》是也。

以上种种，当然有高低优劣之别。是何种样人，便有何种读书情状。古人，尤其是一些大文人，因为具有正确读书姿态，喜爱读书，才在不倦的读书中，得到了真正的充实而成为名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鲁迅说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以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读书该“随便翻翻”时，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就拿治学来说，鲁迅写小说史时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但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这是鲁迅的另一种读书状态。至于我的读书姿态，我很喜欢这样一句古诗：“年年岁岁半床书。”觉得这有一种富贵气象，让人一下子就联想起“坐拥书城，不啻南面称王”那一句妙语。我之所以喜欢这一句诗，还因为它形象地描写出一个爱书人的心态和痴状，更是像我的生活写照。我喜欢那种“半床书”的生活，在卧室里摆了一张床，床头里侧摆放着我平日喜欢看的书、经常要翻的书、新买来准备读的书。这些书籍和作者，似人类文明的天空闪烁的繁星，每夜我独自酣畅卧读，床就像是一只小舟，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航行；当我随意翻抽出一本书来看时，也恰似名将“沙场点兵”，有一种旌旗猎猎拥骑自雄的气概。珠翠送美人，宝剑赠英雄，我想：对一个爱书的人来说，有半床书伴眠是最快乐的事了。有人曾说过，书是案头之山水。对于我来说，书更是案头之鲜花，夜夜有书相伴，只怕是梦也是香的。我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就在这“年年岁岁半床书”之中，睡了累了以书枕着，枕着智慧入睡，多惬意，好自在啊。我的家人喜欢整洁，有时把那些床上的书都被摆到书架上去了，这一夜，我睡得肯定不安稳。因此不需数日就故态重萌，那些书又“复辟”到我的床上。这样反复数次，家人也就懒得再管我，让我又逍遥地过着“年年岁岁半床书”的生活。说到读书的状态，我有“五怕”：

    一是怕大而无当、套话连篇。如有的政治理论读物，是大话泛滥、套话不断，什么“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了；什么“形势喜人又逼人，工作好做又难做”了；什么“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能因为有好否定坏，也不能因为有坏否定好”了等等，不一而足。听起来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尽人皆知的道理，可以应用于任何场合、任何对象，而且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来历，似乎还很有学问，很有根底，其实只要不是太笨，人人可为之。这种正确的废话、无用的真理，除了可以使个别官员、无能“学者”以不变应万变之外，实在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说出来“无异于谋财害命”，听起来是忍受折磨。

    二是怕浅入深出、故弄玄虚。如：在有的教科书中，装腔作势，拉旗作虎皮，形式大于内容，不管研究的什么问题、针对的什么对象，都要“解构”、“消解”一番。生搬硬造的名词概念、食洋不化的理论体系，充斥字里行间。有的把外国某个小圈子未必正确的新理论，或某沙龙的偶然争论，作为贩卖的资本，“无聊”的谈资。我曾听过一位回国的洋博士归国作“学术报告”，说起来都是云山雾罩、玄之又玄，别人固然“听不懂”，我看他自己也未必懂。有的理论研讨会，看起来气氛总是“热烈”。因为讲的和听的，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不学无术的傻瓜。于是，大家集体上演一出新时代的“皇帝的新衣”，共同成为有学有术的傻瓜。只可惜，热闹倒是热闹，但就是对繁荣学术毫无益处。

    三是怕言语乏味、面目可憎。这类著作的作者大抵没有文体意识，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标准自说自话而已。他们关心的是“说什么”，而不在意“怎样说”。读这类著作，如果不是出于极特殊的需要，大概很难终卷，往往读不到一半儿就不免哈欠连天。这类著作与不学无术、浅入深出的信息垃圾不同，它们常常是言之有'物的，就是表达不讲究，既没有理性逻辑之关，也没有文采斐然的词章之美，读来味同嚼蜡，索然无味，真是很可惜。

    四是怕读书作秀。读书的主意，大抵有两桩.一则务实，一则务虚。务实者，是灯火五更鸡，直奔功名学问而去，不说也罢；务虚呢，看看行头，摆摆样子，甚嚣尘上，环堵风行。商人要急着做生意，读一读书，以唤儒商；官人要忙着差事，将书读一读，讨一声文爵；倘要作俗事的搪塞，那也好办，将手中的拍一拍，不行不行，正读得上劲呢，某篇论文还等着下笔呢！有人将书悟在红鼻粉唇间，似乎吞吐皆带有书卷气文化味；谁照相，总有人提议将一本书抱在怀里；电视台来采访也最好要坐在图书垒就的方城里侃侃而谈；哥姐儿几个坐在办公室边念着昨晚的牌经，也一定不误报各自读各科的文凭；有些恋爱，穿了花样的时装，做了流行的发型，约会见面的标志，在某公园或是某江边的常青树下，手里握着一本杂志。这样一个造型果然好，一下子便赋予了一种规丽而圣洁的灵光，叫人在绽放的青春与时尚的花蕾里嗅到了一种至为稀薄的雅香。这样，爱情生长在文化的薄膜下，就妖冶而苗壮了；有些人装修房子，不分人等一律都设计了一堵尤为气派的书柜；如此等等，这样的景致，该是遍及街头里巷的一幅印象画。且不要说这个样子读书有些可恶，也有些自欺欺人了。所以，我想，读书秀该是天下最好的“秀”了。做官“秀”欺百姓，爱情“秀”伤情人，君子“秀”骗朋友，生意“秀”诈顾客。只有读书“秀”于人无妨，于己无害，算是这个世界上一项最美丽又无伤大雅的晃子。如今，怕就怕人骂没文化。书就摆在那里，不说不去读，不必去真读，劳不了神，伤不了心，可面子却是出奇的好。报刊一拿沙发上一歪，天下事乃至保健烹饪等等，样样眼收嘴咂，也莫不是人间福事。

    五是怕趣味低级、把肉麻当有趣。这类毛病多存在于某些“名星传记”之中。其特征是有意“忽略”传主事业轨迹，而专注于其事业以外的所谓“生活细节”，比如不同年代的“三围系数”呀，某男某女的情感纠葛呀，使用某种化妆品的细腻感受呀。某大腕明星有“祼露辟”大谈自己的婚外遇不知羞；一本描写某著名舞蹈家的传记，全书差不多都是对生活琐事喋喋不休的唠叨，有一处居然用了几个页码的篇幅写舞蹈家对着镜子自我欣赏，感叹自己如何“性感”。而我实在看不出这段描写与舞蹈家艺术发展的内在联系。全书看完了，对舞蹈家的奋斗历程所知依然不多，而对舞蹈家的私生活、个人习惯倒知之甚详。我认为，传记总该给人一点儿比女性“三围”更重要的知识才对。

    上面有些话虽显偏颇，有点尖刻，却也不妨想一想，对照参考。目的是期待大家都来读书、写书，读写有用之书，读写教养之书，读写提高学识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