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亡于气候?从公元741年的一场雪说起

    当第一场雪降临长安城的时候,唐玄宗和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冬天,似乎来得比较早。

    这是大唐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日(741年10月21日),这场初雪,相比长安城的往年,提前了约38天。

    唐玄宗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唐帝国在从618年建国后,持续100多年的暖湿气候,将以这场初雪作为标志,此后逐渐走入冷干气候,并掀起一场帝国的剧变。

    随着开元盛世进入最后一年的尾声,寒冷的气候,也给北方游牧的契丹和奚族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他们开始频繁南下冲击大唐帝国的边疆,于是,就在这场比往年明显提早的初雪之后的第二年,大唐天宝元载(742年),40岁的安禄山被正式任命为东北边疆的平卢节度使,15年后(755年),在东北掌权多年的安禄山,将带领手下的兵士和契丹、奚族的叛胡,掀起一场几乎摧毁大唐帝国的动荡。

    没有人意识到气候转型的隐性效应和巨大威力,但大唐帝国,即将因为气候转冷和诸多综合因素,逐渐走上毁灭的冬天。 

    1

    在中国的历史性气候循环中,曾经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分别是东周(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明末至清朝共四个气候冷干时期,而与之相对应,则是中国的王朝动荡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在天灾人祸之下、不断南下冲击农业民族领地。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葛全胜看来,第三个寒冷期的分界点,如果仔细追溯,开元盛世最后一年(741年)的这一场明显提前一个多月的初雪,显然是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在此后,大唐帝国逐渐进入冷干寒冷期,尽管中间有短暂的暖湿回温,但并未改变此后整体的寒冷趋势。 

    ▲中国历史的气温变化趋势

    此前在隋末时期,中国气候在南北朝末年暖湿多年后,再次转入干冷时期,先是582年,突厥由于北方干冷天灾入侵,隋军组织反击,“士卒多寒冻,堕指者千余人”;到了589年,当年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到了600年,“京师大风雪”;609年,隋炀帝至青海攻吐谷浑,“士卒冻死者太半”;612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

    尽管隋炀帝滥用民力激发民变,但仔细考察隋朝末年的气候记载,可以发现,隋朝末年的气候明显属于干冷时期,以致来自东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南侵压力增大,而内部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失措,种种压力叠加,最终促成了隋朝的灭亡。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得益于此后持续一百多年的气候暖湿时期,加上李渊父子的经营,大唐得以逐渐平定四方势力,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帝国,这时期,荔枝在四川的多点广泛种植和进贡长安,是唐朝前期气候暖湿、帝国平稳安乐的重要表现。

    对于大唐帝国这座暖湿的气候,多次吃过荔枝的诗人杜甫深有体会。就在戎州(今四川宜宾)的一次宴会中,杜甫写道:

    “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对此,中唐诗人卢纶(739-799年)也对盛产荔枝的四川印象很深刻,在《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 诗中,卢纶写道:

    “晚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

    由于毗邻关中地区长安城的唐代四川盛产荔枝,这就使得杨贵妃拥有了吃荔枝的可能,因为以当时的交通和保鲜条件,遥远的两广岭南地区的荔枝,根本难以保质保鲜的送到长安,所以当大唐帝国逐渐衰落以后,中晚唐诗人杜牧还感慨地回忆唐玄宗当年兴师动众,为杨贵妃进献荔枝时说: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吃得到新鲜荔枝的长安城,正处于气候暖湿期

    实际上,由于唐朝前期气候温暖,因此有19个冬天,大唐帝国长安城,是不下雪的。

    那时候由于气候温暖,长安城中还种植柑橘,而在今天,关中地区寒冷的气候,使得最低只能经受零下8度寒温的柑橘,早已无法适应生存。《酉阳杂俎》就曾经记载,天宝十载(751年),长安皇宫中的橘子树结了150多颗大橘子,唐玄宗为此还吩咐将他们都分送给大臣们。

    但大唐帝国的气候正在逐渐逆转,以梅花为例,唐代的长安和华北、西北一带广泛种植梅花,诗人元稹就曾经在和好友白居易游览曲江池后,赋诗《和乐天秋题曲江》:

    “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

    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梅花最低只能经受零下15度的寒温,在安史之乱前暖湿的气候中,梅花开遍了长安城,但随着气候的逐渐转冷,进入五代十国两宋的寒冷期后,到了北宋时期,北方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梅花了,以致大才子、江西人王安石曾经写诗笑话说,北方人到了南方,第一次看见梅花不认识,还以为是杏花:

    “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

    拥有荔枝、柑橘和梅花的大唐长安城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即将因为气候的逐渐逆转而消失。

    2

    根据气候学家推算,大概在公元650年的唐朝初期,至中唐时期的公元800年,这一时期唐朝的平均气温,约比今天高1.2摄氏度;公元800年以后,唐朝总体平均气温低于现今平均温度,其中在唐朝末年的公元880年,更是比今天低了0.6摄氏度。

    安史之乱前夕的唐人,没有现今记录气候的先进技术,但他们从长安城不断提前来到的大雪中感受到,气候,确实明显变冷了。

    而在冷湿气候的不断加重下,自从东汉初期王景治理黄河后,已经相对平静了700多年的黄河,洪水泛滥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

    以公元741年的这场早到一个多月的初雪为标志,唐朝的气候开始逐渐进入了冷湿时期,由于降水不断增多,加上人口剧增、砍伐森林、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多重作用,到了唐朝中期以后,黄河泛滥的次数日益增加。

    根据史料统计,在唐朝初期的7世纪,黄河的决溢是6次,到了中唐时期的8世纪是19次,到了晚唐时期的9世纪是13次,在冷湿气候降水增多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黄河在唐代明显进入了泛滥期,其中从公元746年到905年,黄河大概每10年就会决溢一次,对此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诗人孟郊(751-814年)就在《泛黄河》中写道:

    “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

    积雨飞作风,惊龙喷为波。

    湘瑟飕飗弦,越宾呜咽歌。

    有恨不可洗,虚此来经过。”

    诗人刘禹锡(772-842年)对于频繁的河患也印象深刻,为此他在《浪淘沙》中写道: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进入唐代后,黄河在气候变化作用下,泛滥加剧

    频繁的河患使得大唐帝国疲于奔命,但唐人不知道的是,气候之手的运转,正在逐渐摧毁大唐帝国的国运,与冷湿气候导致降水增多、黄河频繁泛滥相对应,在东北的边疆,冷湿气候导致的频繁大雪和自然灾害,也使得游牧的契丹和奚族不断南下入侵掠夺物资。

    帝国的东北边疆压力不断剧增,与此同时,受到唐玄宗信任的安禄山则倚靠着东北的局势不断增加势力,到了安史之乱前夕,在东北边疆拥兵20万的安禄山,已经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尽管不断有人提醒唐玄宗说安禄山可能叛乱,但唐玄宗都置之不理。

    于是,就在大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农历十一月,借助大唐不断转冷的冬天,安禄山带领着15万不同民族的骑兵、步兵从范阳起兵造反,从而掀开了此后改变大唐国运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的序幕。

    到了天宝十五载(756年),唐玄宗在安史叛军的凌厉攻势下仓惶逃亡四川,史书记载说,这一年九月十九日,四川已经“霜风振厉,(朝臣们)朝见之时,皆有寒色”看到大臣们农历九月就已被冻得瑟瑟发抖,唐玄宗于是下令改变旧制,允许朝臣们穿着衣袍上朝。

    根据史料记载,从公元741年提前到来的初雪开始,大唐帝国的平均气温,大概比此前的一百年下降了1摄氏度,在农业时代,不要小看这小小的1摄氏度,它的结果就是造成北方严寒,对草原等植被造成损害,从而导致牲畜承载能力降低、人地关系不断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畜牧业难以维持的北方游牧民族,开始不断南侵。

    葛全胜等气候学家则认为:“安禄山所辖三镇(平卢、范阳、河东)由于地处中国农牧交错带,其农牧业生产对气候变化极端敏感,当季风强盛,雨带北移,所辖区内雨水丰盈,农作有依。反之则旱灾连片,农业歉收。天宝年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干湿变率明显偏高,旱灾频发,导致民众生存环境持续恶化,这可能使得安禄山得以借口中央政府赈灾不力而公开反叛朝廷。于是羁縻于幽州、营州界内无所役属的东北降胡甘心受其驱使,南下为祸中原。”

    到了763年,尽管安史之乱平息,但大唐帝国的气温也在不断缓慢下降,史书记载,765年正月,长安城“雪盈尺”;766年正月,“大雪平地二尺”;767年十一月,长安城“纷雾如雪,草木冰”;769年夏天,长安城“六月伏日,寒。”

    就在这种气候不断逆转的寒冬中,诗人杜甫,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就在临死前一年的769年,诗人杜甫流落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起初,他以为潭州并不下雪,还高兴地写诗说:

    “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但实际上,当时就连长沙也不断大雪了,于是到了769年冬天,杜甫又写诗说:

    “朔风吹桂水,大雪夜纷纷。

    ……烛斜初近见,舟重竟无闻”

    “北雪犯长沙,胡云冷万家。

    随风且开叶,带雨不成花。”

    在南方,大唐帝国不断转冷的气候加上病困,最终彻底击倒了诗人杜甫,就在到达长沙后的第二年,公元770年,杜甫最终死在了由潭州前往岳阳的一艘小船上。

    盛唐最后的荣光,最终也死于严寒之中。

    3

    对于这种不断转冷的气候,唐德宗也感觉到了异常。

    贞元年间(785-805年),唐德宗就下令将唐朝此前定下的月令“九月衣衫,十月始裘”提前一个月。

    随着气候的转冷,部分原来分布北方的野生动物,也在不断退却。在唐代以前,犀牛是曾经广布中国北方的大型哺乳动物,然而随着人类的猎杀和森林的砍伐减少,加上气候的转变,犀牛从中唐时期开始,已经难以在北方见到了。

    于是,位处今天东南亚地区的环王国,特地向唐朝进献了一只犀牛,对此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就曾经在《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诗中写道: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 

    ▲陕西三原唐献陵的石犀

    曾经北方地区平常之物的犀牛,如今转眼成为了蛮夷进献的珍稀野兽,但就是这只犀牛,也难以抵挡长安不断变冷的冬天。到了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唐德宗“甚珍爱之”的这只犀牛最终被冻死,那个月,长安城内“大雪甚寒,竹、柏、柿树多死。”

    值得关注的是,796年的记载中,关于竹子被冻死的记录也不可忽略。在唐朝的中前期,由于气候相对暖湿,因此中原地区仍然存有大规模的竹林,唐朝甚至设有专门的司竹监管理竹林事务。但随着气候不断转冷和人类滥砍滥伐,到了北宋初期,由于当时竹子在北方已经难以存活,大规模竹林在北方更是趋于消失,最终,司竹简这个政府机构,也在北宋时被撤销。

    喜欢暖湿气候的动植物在北方不断退却,反映的正是唐朝时气候不断趋于变冷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诗人白居易写下了《放旅雁》: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

    百鸟无食东西飞,中有旅雁声最饥。

    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腾空飞动迟。”

    酷雪寒冬,大雁觅食艰难饥声动人,与此同时,因为气候转入冷湿、天灾频发、国力虚弱的大唐帝国,内乱也持续不断。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由于洪水泛滥过后,“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在饥荒、瘟疫和军需物资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唐军内部爆发了王元振之乱;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由于大旱过后蝗灾爆发,以致“米斗千钱”,此时唐朝中央又征发河中地区兵士讨伐吐蕃,由于军需没有到位,于是士兵们又发动河中之乱。

    在这种气候转变,导致灾害频发,加上唐朝中央国力衰弱、赈灾不力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唐朝的内部动乱不断演化,到了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镇士兵被征发前往平定藩镇叛乱,但结果唐朝中央由于财力困窘,却没有好好招待,以致泾原镇士兵一怒之下攻入长安,唐德宗不得不狼狈逃出长安,史称泾原兵变

    而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明显的黄河中下游、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兵乱也不断发生,据统计,从850年到889年,伴随自然灾害的不断增加,唐朝的兵变也不断发生,这一时期,唐朝共有多达26次兵变发生,这里面,都有着气候变化的推波助澜作用。

    4

    在气候变化,冷湿气候与冷干气候的交织影响下,大唐帝国在河患严重之外,旱灾和蝗灾也相继而起。

    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唐朝的蝗灾开始明显加剧,其中公元783-785年连续三年大蝗,836-841年连续六年大蝗,862-869年连续八年大蝗,875-878年连续四年大蝗。

    在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政治治理失控、蝗灾四起的背景下,唐朝咸通九年(868年),由于唐朝政府财政拮据、克扣兵士,长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为超期服役却不能返乡,随后发动兵变,并拥护粮料判官庞勋为首北归,这支叛变的军队在抵达淮北地区时,刚好碰上江淮流域连续多年蝗灾,加上当时再次水灾,“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

    由于水旱蝗灾并起,无数失去生存依托的灾民纷纷投靠庞勋的部队,使得庞勋的军队迅速扩张到了二十万人,尽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镇的强力镇压最终失败,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也在蝗灾的助力下迅速扩散。

    庞勋失败后,唐朝境内的蝗灾继续蔓延,到了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内的蝗灾更是“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面对这种遍布整个帝国北部的大蝗灾,唐朝的官僚群体却忽悠唐僖宗说,蝗虫全部自己绝食,“皆抱荆棘而死”了,为此,当时几位宰相还向唐僖宗祝贺说这是上苍有灵。

    面对当时大规模旱灾和蝗灾蔓延的局势,当时有百姓向唐朝的陕州观察使崔荛哭诉旱灾、蝗灾之巨,没想到崔荛却指着官署里的树叶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然后将请求赈灾的百姓暴打一顿了事。

    在这种大规模旱灾、蝗灾相继侵袭,唐朝整个官僚集团却从上到下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于是,整个唐帝国内部,人民开始“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晚唐时期的蝗灾高发,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当时,唐末气候寒冷导致旱灾频发,而位处今天山东地区的郓州、曹州、濮州,由于靠近黄河“河泛、滨湖、内涝三类蝗区兼有,是理想的蝗虫发生基地”,这就使得这一地区在气候变化的干扰下受灾尤其严重,于是,就在蝗灾肆虐的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在蝗灾最为严重的濮州(今山东鄄城)领导发起了一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王仙芝在878年被杀后,他的余部又继续投靠黄巢。

    而黄巢大规模起事的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是唐僖宗时期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对此,唐京西都统郑畋在其讨伐黄巢的檄文中就写道:“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虽加讨逐,犹肆猖狂。”明确指出蝗灾正是直接激发王仙芝、黄巢起事的重大背景。

    旱灾、蝗灾频发,其根本原因,正是气候变化的推手所致。

    到了884年,黄巢之乱最终被平定,但几乎纵贯中国南北,从山东一直打到广东、又转入陕西、占领长安的黄巢军队,也使得在唐末一度出现宣宗之治(847-859年)、原本略有回光返照的大唐王朝,转入了彻底的动荡和衰败,此后,藩镇割据更加肆无忌惮,人民四散流离,帝国哀嚎之声不断。

    在这种气候变化和人为动乱的交织作用下,咸通八年(867年),也就是庞勋起义的前一年,终于考中进士的诗人皮日休,也在帝国的哀嚎声中,无意中碰到了一位以捡拾橡果谋生的老妇人,在《橡媪叹》中他写道: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

    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

    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

    几嚗复几蒸,用作三冬粮。

    ……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

    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

    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在人民生路日益窘迫的艰难中,诗人皮日休最终出现在了黄巢的乱军之中,公元884年黄巢兵败后,皮日休最终不知去向。

    在皮日休的晚唐哀歌中,大唐帝国关于气候寒冷“米斗钱三千”“人相食”的记录也不断见诸于书,到了唐朝的倒数第二年(906年),这一年闰十二月乙亥日,史书记载洛阳城中在“震电”之后“雨雪”。

    第二年,公元907年,原本为黄巢部将、后来投降唐朝的野心家朱温,最终以武力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并改国号为大梁。

    在气候之手的冥冥作用中,大唐,彻底陨落了。


    参考文献:

    张文木:《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3月刊

    马亚玲等:《杜诗记载的唐代荆湘地区寒冬及其古气候意义》,《古地理学报》2015年2月刊

    周书灿,李翠华:《唐诗与历史地理学》,《殷都学刊》2007年1月刊

    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王昊:《环境变迁与作物选择——唐宋时期河北平原的水稻种植》,河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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