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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历过疫情隔离的人来咨询时，会分享自己封控前后的感受，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
在解封后回归正常生活时，起初会有恍若隔世之感，不习惯走出家门，对外面的人和环境有隔阂、戒备心理，情绪容易波动。
尤其经历过多次封控隔离的人，这种感受更加强烈。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封闭得越久，其内在的黑暗越深，对外界的敌意越重。
除了疫情导致的被动隔离，现实中，还有一些人主动选择远离人群的生活，长期宅家、独居，不愿与外界有更多的连接。
人是群居性动物，与外界隔离久了，会导致思维钝化，容易产生悲观消极情绪，害怕社交，排斥外面的世界。
外界的人和事容易被当事人感知为是坏的、危险的，走到哪儿都觉得不安全，对谁都无法信任。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经常会产生一个意象，想象自己的后脑勺突然被一颗子弹击中。
这个意象让他不寒而栗，他试图说服自己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跟这个意象对抗了很久，但这个念头始终无法消除。
这件事长期困扰着他，以至于当他走在路上，总会突然猛回头观察一下，确定身后无人才觉得安心。
在装修自己家和办公室时，他选了质量最好的门，还在窗户附近安装了屏风，看上去屋子里又多了一道屏障：如果有人从窗外向我射击，屏风没准能挡挡子弹。
他因此来做咨询。
咨询没多久，他又遇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刷新了他对自己的认知。
他是一位公司老板，手下有一百多号人。
公司每年都有人主动离职，或被辞退。被辞退的人，就算心里有一些不满，公司最后都能妥善解决，不会引发什么大的矛盾或冲突。
有一次，公司要辞退一名部门负责人，当然这是在他的授意下，他早就看那个人不顺眼了，认为其业绩平平，性格强势，情商也不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分管人事的副总找那名负责人谈话后，那个人很气愤，当场说了一些狠话，诸如我要去申诉，我要找老板谈，谁让我不好过他也别想好过之类。
副总跟他汇报的时候，他有些紧张：他不会真的来找我吧？
副总有些迟疑：他说过要找您。但不一定真的来吧。
副总一走，他立刻把保安队长召到办公室，叮嘱他盯紧那位负责人，随时报告他的行踪，等他改天正式离开后，再也不准他进入公司。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在包里装了一把餐刀。
怕什么来什么。当天快下班时，他和那位负责人竟然在办公室门口劈头一碰。
那一刻他有些紧张，下意识地先看对方的手在什么位置（确定对方是否携带危险品），之后，他不得不和对方一起进入办公室。
那个人是专门来找他的，一见他就开始诉苦，完全没有从前强势自信的样子。
他承认自己工作很不称职，很愧疚，但自己已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他恳请老板，能否让他留下，哪怕没有职位，去其他不重要的部门也可以。
说着说着，竟潸然泪下。
对方一落泪，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当即答应他不走了，另给他换一个部门。
等那个人千恩万谢离开办公室，他独自愣愣地坐了好久，心里百感交集。
他突然发现，此前自己的紧张、恐惧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轻松与悲悯。
这个悲悯不仅是对下属的，也是对他自己的。
过去他一直认为自己很自信，很有权威，没想到一个下属的威胁，竟把自己吓到要带刀上班的地步。
咨询中，他谈到自己的童年。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脾气都很暴躁，几乎天天吵架，吵到最后总要迁怒于孩子，他和妹妹经常莫名其妙地被父母打骂。
有时父母半夜吵架，还常常跑到他和妹妹的房间，劈头盖脸把他们从睡梦中打醒。
对他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被打骂，而是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要打你骂你。
这种随时随地可能被打骂、被入侵的生活，使他从小到大都活在莫名的惊恐中。
他的症状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肠胃失调、咬指甲、眨眼睛，身体紧绷，很难放松。
他终于明白——
为何总担心有人会害自己，攻击自己，为何对人有那么多敌意和猜忌，为何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感到紧张，事情常常还没有发生，他已经进入了防御、对抗状态。
这一切只因为，他内心有太多的黑暗，对外部环境有太多敌意，有太多的假想敌。
那颗子弹、那把刀，一直都在他心里，是他随时随地想要朝外发射的敌意。
许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假想敌。
这个假想敌可能是朋友、配偶、同事、领导，甚至可能是父母。
一位来访者纠结是否换工作，纠结到失眠的程度，因此来做咨询。
她想换工作的原因是自己的部门领导太可怕了。
那个领导是女的，心眼很小，敏感多疑，永远从消极角度看待事情，永远都有一个敌对的人，那个人可能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后天是王五。
总之，她的世界里必须得有一个敌人，谁倘若不幸成为这个敌人，她还要发动大家去孤立他，刁难他。
有这样的领导，下属们自然都不好过，也不可能团结。每个人都害怕成为领导的眼中钉，除了拼命讨好她，还互相玩心眼，打小报告，说别人坏话。
来访者说，她和同事们每天上班最大的累不是工作，而是心理消耗。
身处这样的环境，她常常一天什么都没干，回家后却累得直接瘫倒。
部门领导上面还有领导，不跟下属斗的时候，她就跟上级领导斗。不仅自己斗，还要带领全体员工一起斗。
她几近偏执地认定了某一个大领导对她不好，对整个部门不好，每天一上班就开始捕风捉影，说大领导又使什么坏招啦，又在整大家啦，又要损害大家利益啦，巴拉巴拉，直说得大家群情激愤。
最初她也信了女领导，觉得那个大领导对自己所在部门确实不够重视，但很快她就发现，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有一次她从卫生间出来，看见女领导正鬼鬼祟祟扒在那个大领导门口偷听，见到她，还跟她打了一个“嘘，别出声”的手势。
不一会儿，女领导跑回办公室，又兴奋又气愤地跟大家宣布她偷听到的内容。
她看着她那张脸，想起她扒在领导门口的猥琐模样，感到又恶心又鄙视。
她说自己再不离开这个单位的话，就要被负能量吞没了。
转机很快到来。
有一次咨询时，她很高兴地告诉我，她不用换工作了。
原来女领导听到一些不实传言（被人利用），跑到大领导办公室大吵大闹，因为太过激动，竟晕倒在地，被送去了医院。
出院后，女领导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再上班，她所在部门又来了一个新领导。
后来她听知情的同事说，之前的女领导有被害妄想和焦虑症，过往的所作所为都是病态的表现。
那个大领导其实人很好，从没有整过她，相反，女领导有时还给大领导使绊子，甚至做了一些损害单位利益的事情。
说到这儿，她有些幸灾乐祸：听说她不仅在单位搞得一团糟，把自己家也搞得鸡飞狗跳，她老公要跟她离婚，她孩子也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人际关系不好，跟谁都合不来，难以融入外部环境，这也和内在的敌意有关。
一般人认为敌意是外界带来的，但这个敌意其实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投射的世界里，所有关系都是投射的结果。
我们心中的假想敌，也是关系投射的结果。
这个投射是怎么发生的呢？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当我们的本我或超我对自我施加压力时，我们就容易变得非常焦虑，为了消除这个焦虑，我们就会把导致焦虑的原因归因于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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