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正是意识形态驱使人们进行最无情的相互残杀。比如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俄国的内战、越战、纳粹集中营以及其他各式的大屠杀。意识形态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不接受任何折中：它总是认为敌方的意识形态是彻底的邪恶，因此必须被彻底摧毁。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下，为了实现最后的“乌托邦”，人们总是不惜任何代价。
作恶者总是有一套自我开脱的说辞。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先是加工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个过程被称为“认知失谐消减”（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
今天，让我们跟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的文本，深入理解“认知失谐消减”这一概念之下的五大道德脱离机制，以此审视集体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对个体产生致命的道德冲击，最终引向无可挽救的深渊。
机制一：委婉陈辞
消减认知失谐的方法之一是“委婉陈辞”——用辞藻重新描述伤害，让人们觉得伤害行为没有那么邪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散文“政治学与英语语言”中，以他特有的犀利方式，揭露了政府怎样用官样文章掩盖暴行：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话和文章都是在为不可饶恕的错误进行辩护。诸如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俄国人的大清洗和流放，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你确实可以为它们辩护，但你能使用的论据不仅过于残忍，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而且也不符合政治团体自己的宗旨。所以，政治语言只得大量使用委婉语、乞词和含混暧昧的字眼。毫不设防的村庄受到空袭，居民被驱赶到野外，牛羊遭到机枪扫射，棚屋被燃烧弹击中后成为灰烬：这叫“绥靖”。上百万农民的土地房屋被没收，屋主被赶出家园，只能拿走能够随身携带的财物：这叫“人口转移”或者“边疆整改”。人们未经审判即被经年累月地关在监狱中，被行刑队处决，或者被送往北极的伐木场，在那里死于坏血病：这叫“消灭不可靠分子”。之所以需要这样措辞，是因为人们既要陈述事实，但又不希望唤起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景象。
奥威尔说，政治委婉语是他那个时代的现象。这话是不对的。早于奥威尔150年，埃德蒙·伯克就抱怨过来自法国革命的各种委婉语：这套措辞的全部意图就是为屠杀和谋杀找到几个同义词和遁词。这些事情从来不能被叫作它们本来的名字。屠杀有时被叫作“骚动”，有时被叫作“沸腾”，有时是“放纵”，有时则是“革命权力使用过头”。再举几个近几十年的例子，70年代开始使用附带伤害，90年代开始了种族清洗，以及本世纪开始有非正常引渡。
委婉语能够有效是出于几个原因。相同含义的词很可能具有相反的情感色彩，如纤细和皮包骨头，肥胖和鲁本斯式的丰满，或者一个猥亵的字眼和它的文雅的同义词。我在《思维探秘》（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力图证明，绝大部分委婉语都具有欺骗性：不是这些词汇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词汇对世界的概念化解释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委婉语可以对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装糊涂，进行合理推诿。当对历史事实不熟悉的人第一次听到“人口转移”时，他想到的是搬家的车辆和火车票。对词汇的不同选择包含着不同的动机，因此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附带伤害，意思是指伤害是无意的副产品，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两者之间的道德差距有天壤之别。一个人几乎可以无动于衷地使用“附带伤害”来描述在辅道上的工作的倒霉工人，为了挽救另外5个人被从主道上转过来的失控车厢撞死。所有这些因素——情感联系、合理推诿、动机论都可以用来扭曲对行为的解释。
机制二：渐变主义
道德脱离的第二个机制是渐变主义。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成为残暴的恶魔，但是会每次一小步地逐渐泯灭人性，因为他们不会感觉到他们做了与现有规则不相符的事情。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是纳粹对有残疾和智障的人实行安乐死，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羞辱他们，将他们关进贫民窟，最后驱逐他们，不断升级的事件有一个极为委婉的名字——“最终解决方案”。另外一个案例是战争的阶段性决定。对盟友的物资支援可以升级为提供军事顾问，然后是不断增加的士兵数量，在消耗战中尤其如此。对工厂的轰炸逐渐变为对居民区附近的工厂的轰炸，再逐渐变为对居民区的轰炸。
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所做“电击”的实验受到很多心理学家的赞赏，其实验成果之一就是展现人们如何消减那些在他们犯下的错误和他们自许的道德形象之间的失谐。在实验开始前，米尔格拉姆对实验参与者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认为自己及其他人会对被试对象施加多少伏的电压。所有的回答都说只会有很少的人使用超过150伏的电压（在这个水平上，受电击人会要求终止电击），大约会有4％的人使用300伏电压（在这一档上有标签注明“危险：强电击”），只有极个别的精神变态者会使用仪器允许的最高电压（标签注明“450伏－XXX”）。但是实验结果显示，65％的实验参加者使用了最高电压的电击，远远超过被电击人能够承受的水平。而如果研究人员不终止实验的话，他们还会对已经不省人事的对象（或者是尸体）继续施加电击。
然而，参与实验者不是第一轮就对实验伙伴进行450伏的电击，参加试验的人都是从弱电击开始，逐渐升级到450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在博弈论中叫作升级博弈（Escalation game），和消耗战类似。如果参加实验的人因为电击太强而退出实验，他会丧失完成任务和推进科学研究而带来的满足感，而他已经为此付出的焦虑和他给实验伙伴制造的痛苦也就白白地浪费了。每次增加电压，仿佛总是在做最后一次测试，他巴望着实验员立刻宣布研究圆满结束。
机制三：推卸或扩散责任
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当实验参加者必须与另外一个“同伴”（未暴露身份的实验研究人员）协同工作的时候，如果“同伴”拒绝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也会拒绝。但是如果这位“同伴”同意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在90％的情况下也会同意执行电击。这一现象突出了“认知失谐消减”背后的第三个机制：推卸或扩散责任。伪装的实验“同伴”总是先向真正的实验者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他对一切负有全责。当情况发生变化，真正的实验者被告知他或她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服从的愿望立刻开始下降。历史事实展示了同样的现象。“服从命令”已经是战争罪犯为自己辩护的陈词滥调。那些残暴的领袖有意识地以特殊的方式组织军队、行刑队和官僚机构，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个人的行动不会亦不足以完成任何杀戮。
机制四：疏离
第四个关闭常人道德判断功能的途径是疏离。除非人们被暴乱所裹挟，或者已经陷入施虐变态不能自拔，否则不会愿意亲手伤害无辜者。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将受害者带进实验参加者的房间，会让参加者将对受害人的最强电击强度减弱1/3。当要求参加者亲手将受害者的手按在电极板上时，他们会将电击强度减弱超过1/2。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的飞行员不会同意用火焰喷射器在瞬间烧死几十万人。“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人们的头脑对数量巨大的人（有时甚至对为数不多的人）陷入困境总是反应迟钝，但可以随时调动起来挽救一个知道姓名和面孔的人的性命。
机制五：贬低受害者
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妖魔化和非人化对方团体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所做的“电击”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特意让一些实验参加者认为还有一组其他族裔的人参加实验，然后让他们“无意中听到”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对这一组人的蔑视和诋毁。听到过这些谩骂的人对这一组人进行电击的时候，他们会提高所使用的电压。一旦人们受到操纵，开始伤害某些人，他们会相应地降低对这些人的评价。班杜拉发现，一半以上的实验参加人会赤裸裸地为自己电击他人进行辩护。很多人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归罪受害者（米尔格拉姆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如“表现不佳说明懒惰和成心冒犯上级”。
社会心理学家还总结过其他各种屏蔽道德的手段，班杜拉的实验参加者只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它们，其中包括尽量低估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会感到太痛的”），将伤害相对化（“每个人都会遇到些倒霉事”），推诿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为了完成工作（“如果说为了服从领导，我只得做个狗崽子，那也只好如此了”）。他们唯一漏掉的免除道德约束的策略是“有利对比”：“其他人干了更可怕的事情”。
虽然不能确保一个国家永远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感染，但开放社会算是一种防疫针；在开放社会中，人民和思想自由流动，没有人会因转播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即使这些观点是异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共识。现代的普世民主社会对于种族屠杀和意识形态化的内战相对具有免疫力。相反，那些实行顽固的信息审查和对外封闭的政权往往陷入大规模的暴力。
注：本文摘选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5年7月中信出版社第一版；
选段较原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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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美] 斯蒂芬·平克 著
安雯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5-7
在阅读了血腥的战争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之后，我们不由得掩卷发问：“世界会变成怎样？”但过去的世界曾经是怎样的呢？它比现在糟糕吗？斯蒂芬·平克告诉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如果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让人们停止儿童献祭，不再在晚餐的餐桌旁互相捅刀子，或者不再公开行刑，将犯人大卸八块来娱乐大众？平克认为，政府组织、识字率、商业和都市的文明进程，让我们渐渐有能力控制我们的冲动，对他人怀有同情，宁愿讨价还价做交易而不是抢劫，我们也开始揭露那些毒害人心的意识形态，发挥理性的力量，抵御暴力的诱惑。
编辑：草尉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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