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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荣获 “2019年度中国好书”

今晚,由中国图书评论协会评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制的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揭晓了“2019年度中国好书”,《我心归处是敦煌》获2019年度人文社科好书。“中国好书”是从2019年出版的数十万种图书中精选而出。

颁奖词

作为江南闺秀和北大才子,樊锦诗本可以有更为轻松闲适的人生,她却将生命交付大漠流沙和洞中光影,为古老的敦煌赋予新生。在这本自述中,樊锦诗娓娓而谈,分享她在北大的求学往事、与伴侣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以及敦煌文物考古和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质朴的外表,纯真的笑容,用尽一生保护的璀璨的敦煌文明,都源自她高贵安顿的灵魂和一颗守一不移的心。

1938年出生的樊锦诗,是文博界的传奇人物。

她是上海姑娘,北大毕业,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却坚守西北大漠中的735座洞窟57年;

她60岁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80岁退休,于危急中拯救莫高窟;

她发起了“数字敦煌”工程,率先在全国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因对莫高窟的保护被季羡林称赞“功德无量”。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莫高窟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我们看见了一位不平凡的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坚守。我们看见了她同样经历着普通女性所面临的内心所有的纠结与痛苦。

我们更看见了像她一样的一群人,为守护国宝,默默奉献一生。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真相,看到了坚守的力量。

这次获“2019年度中国好书”之际,又逢“423世界读书日”,译林特别推出《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签名本,以飨读者。

本签名本是由樊锦诗院长和顾春芳教授共同签名的版本。由译林社在春节期间寄送至樊院长上海家中,后又由樊院长亲自送给顾老师签名。签完后由印厂工人手工装订,并塑封以保存。

樊院长签名为一笔一画写就的工整楷书,极为耗时。因此,本书的签名本数量有限,仅提供30本,是收藏佳品。每人限购一册


购买方式
请进入【江苏译林出版社天猫旗舰店】并加入读者群
群里会不定时分批次发放购买链接




01



不瞒你们说,小编是哭着看完这本书的。

不是小编泪点低,而是这本书太感人。连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都说:“看了一章,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看过这本书的读者纷纷被樊锦诗的传奇人生与纯粹的精神所折服:

“这本书太好哭了!”
“今年读过的最为触动人心的好书之一。”
“叙述者与写作者都在此书中将真实情感展现让人潸然泪下。”
“从眼湿湿,到泪哗哗,感动震撼,自省。”

而《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上市仅三个月,就荣登各大年度榜单:

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2019年度中国版协30本好书

中华读书报2019年度十大好书

豆瓣2019年度传记·人物好书

2019年度光明书榜

作家文摘2019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新浪好书2019年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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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文化2019年度十大好书

出版人2019书业年度评选·年度图书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2019人文社科年度好书

中国教育网2019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


国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馆、北京大学
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
联袂推荐!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说:“贯穿《我心归处是敦煌》全书的就是这种对于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为人生注入一种神圣性,有了这种精神追求,心灵就得到了安顿。这种精神追求照亮了这本书每个读者的心灵。”

这也正是《我心归处是敦煌》想要传达给每一个人的信息:“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



02



1962年,樊锦诗同北大的三位同学一起来到向往已久莫高窟实习。这次毕业实习改变了她的命运。毕业后,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

当年的莫高窟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住土房,喝碱水。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附近土匪出没,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樊锦诗来了从此再也没离开。而她的丈夫彭金章却工作在远隔千里的武汉。

樊锦诗与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毕业分配后,她去了敦煌,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1967年1月15日,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  1965年,与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1968年11月,樊锦诗独自在敦煌一间简陋的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等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品,几经周折赶到敦煌,已是几天后了。没等到孩子满月,彭金章就不得不返回武汉。

樊锦诗休完产假后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就把孩子捆在襁褓里。每次到家门口,总会先听听孩子有没有哭,听到哭声,就放心了,这说明孩子没事。

直到有一天,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好她临走时把炉子挡上,才没酿成大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樊锦诗就去求同事的母亲帮忙照看了半年。半年后,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帮忙了,无计可施的樊锦诗只得将孩子送到老彭在河北农村的姐姐家。那时候,孩子才15个月大。

1973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在武汉出生。面对年幼的孩子、望不到头的分居生活,她下定决心留在武汉全心守着父子三人。

▲1978 年11 月,儿子予民(十岁)、晓民(五岁)合影

可是,她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甚至失眠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的书。

樊锦诗犹豫了,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她又一次选择了敦煌。

她只好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樊锦诗把孩子领回了敦煌。可是,孩子在莫高窟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于是,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上海上学,但孩子经常独自跑掉。彭金章不得不把小儿子也接到身边,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

这样的樊锦诗让人很不可思议,难道爱人和孩子在她眼里都不如一份工作重要吗?其实,对樊锦诗来说,敦煌从来就不是一份工作,她对莫高窟是一见钟情,书中写道:“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璧画和塑像艺术中。”

这样一座文化宝库给予她的是心灵的激荡和抚慰,在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有恐惧时,在感到孤独和动摇时,只要一走进石窟,什么都值得了。

▲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涅槃佛(中唐)

孙志军摄影


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似乎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首任院长常书鸿,前妻离他而去,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与妻儿两地分居十一年。然而就是这样的环境,一代又一代“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心无旁骛,守敦煌不移。

樊锦诗与老彭异地恋四年,婚后分居长达十九年。夫妻两地,骨肉分离。

老彭理解妻子,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来到樊锦诗身边。那时,他已年过半百。

彭金章到敦煌研究院后,从零开始起步,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宿白先生曾和樊锦诗开玩笑:“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樊锦诗曾是愧疚的妻子,为长期两地分居而困扰;她也曾是自责的母亲,为没有好好教育两个孩子而忧心。

彭金章知道她离不开敦煌,一生毫无怨言地支持着她的事业,陪她走过风风雨雨。樊锦诗说:“遇上他,是我一生的幸运。”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樊锦诗都选择了敦煌,选择了坚守。她说:“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



03


1998年,樊锦诗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上任后,她面临了两次莫高窟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第一次是,莫高窟要被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第二次是,莫高窟被当地政府纳入“大景区”计划。

莫高窟如此珍贵、如此脆弱,一旦被用于无限制旅游开发,后果将不堪设想。樊锦诗心急如焚烧、如坐针毡。她以瘦小的身躯带领团队四处奔走,着力处理旅游管理与文物保护的巨大矛盾,让莫高窟保护薪火相传。

为了保护莫高窟、防止同样的事件上演,樊锦诗把《文物法》和《旅游法》全部研究了一遍,拿起法律武器,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

在她之前,没有人想到为文物保护而专门立法。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莫高窟,而这对脆弱多病的莫高窟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她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运用先进理念和高精技术保护敦煌。而另一方面,弘扬莫高窟精妙艺术也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任务。

这时,樊锦诗再一次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她深知莫高窟会渐渐衰老直至“消失”,如同人的生命形态变化一般不可阻挡。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樊锦诗为敦煌洞窟做档案时,看到1908年由法国人伯希和拍摄、后来出版的《敦煌图录》图片时,大吃一惊。因为“对比同样的洞窟、同样的文物的照片,现在见到的彩塑和壁画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已经大不如七八十年前伯希和拍摄照片时的清晰和完整!”

樊锦诗走路吃饭睡觉都放不下,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延缓壁画的退化,同时又可以把壁画历史信息忠实地保存下来。

这个时候开始,樊锦诗就有了把敦煌影像保存下来的想法,无奈当时的技术尚不发达,无法永久保存。数字技术的成熟让这一构想有希望变成现实,此时,她已经70多岁了。

她与时间赛跑,二十年探索永久保护高窟科学方法,十年建设“数字敦煌”工程。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古老的敦煌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通,通过网络,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免费欣赏莫高窟10个朝代、30个洞窟、4430平米壁画的高清图像,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欣赏到敦煌艺术的精美,让敦煌这颗历史的明珠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辉。

▲  2006年,在敦煌石窟高精度数字摄影工作现场

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说“功德无量”。2018年12月,樊锦诗被党中央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19年9月,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面对赞誉和嘉奖,樊锦诗却说,“我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她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来接受这个荣誉,她自己不过是个接力棒。

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的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选择敦煌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敦煌选择她向世人言说它的沧桑、寂寞、瑰丽和永恒。

这位莫高窟的守护人曾多次说:“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

她以一生书写下自己的人生注解:我心归处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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