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寨是李唐建立的幕后功臣，瓦岗军虽然自始至终都没有与唐军发生过直接接触，可如果没有他们的牵制，谁敢说唐军一定顶得住关中和山东隋军的联合打压？至少李渊都承认，瓦岗军给他创造了战略空间和时间。
不光如此，瓦岗军还先后消灭了几十万隋军主力，又为李唐“培训”了一批叱咤疆场的名将。既当扫雷的爹，又当哺乳的妈，瓦岗寨可谓李唐的再生父母。
只可惜瓦岗军没等到分享成果的那一天，它的创始人翟让更是早早地死在了继任者李密的手上，这让瓦岗寨蒙上了一层不祥之兆。果然，翟让死后不到一年，瓦岗军在邙山之战中输个精光。
翟让个人的能力是个短板，对此他不光勇敢地承认，而且还很大度地将瓦岗寨的领导权交给了后来者李密，自己则退居二把手。对比梁山白衣秀才王伦，翟让的眼界和气度着实让人敬佩。
可问题是，翟让的大气没能塑造瓦岗寨的新气象，他跟王伦一样，还是死在了自家兄弟手上。
事件的导火索源自于翟让的两位部下，一位叫王儒信，他劝翟让自任大冢宰，从李密手上收权；另一位是翟让的弟弟翟弘，他说自古天子哪有让位给别人的？
翟让对此什么反应呢？新旧唐书都没有表述，《资治通鉴》和野史都说翟让笑着拒绝了，完全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可这话还是传到李密的耳朵里，有人就向他建议先下手为强，除掉翟让。
李密听进去了，石子河大捷之后，他大宴将士，同时给翟让布下鸿门宴。席间，李密支走了翟让的随从，酒酣耳热之际，他递给翟让一张良弓。翟让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他起身不停把玩，就在他用力拉弓之际，李密的亲信从身后一刀砍在翟让的脖子上。
好好的一场喜宴变成了血案，翟让的亲信，包括王儒信、翟弘父子全部被杀，徐世绩被砍成重伤。
事变之后，李密成了瓦岗寨唯一的核心。然而，事变之后的瓦岗寨却失去了凝聚力，包括单雄信、秦琼、程咬金、罗士信在内的众多翟让旧部，后来都纷纷投降了王世充。所以后人大多认为，李密杀翟让是瓦岗寨分崩离析的开端。
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其一，翟让的大度为何却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其二，瓦岗寨的分裂是偶然还是必然，其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必然性？
您可能注意到，我悄悄地在“大度”两个字上加上了引号。我个人认为，翟让的主动让贤绝不是“大度”，而是一种武器，翟让及其亲信反击李密的道德武器。
瓦岗寨权力结构的第一大矛盾：翟让要做太上皇
道德这个武器往往很野蛮，套在谁头上连争辩的机会都不给，可事实上它却常常做着黑白颠倒的事。
比如翟让真的大度吗？你可能很诧异，人家连一把手的位置都让出来了，历史上能找出几个这种胸怀的人？而且翟让在受到挑拨的时候，依然能坚守底线没有主动挑起矛盾，还不够大气吗？
确实翟让要比绝大多数人更具远见，可那不是大度，而是有自知之明，从他本人的表述中清晰可见他的出发点是“卸任”，而不是“让权”。
“卸任”是责任的移交，“让权”是权力的让渡。翟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仆起畎陇,志不及此。”意思是说，您别跟我谈霸王之业，俺一个乡野村夫，没这个本事。
可翟让不傻，他知道霸王之业背后的分红是什么。自己能力不足，又不想错过分红，该怎么办呢？“卸任”啊，把责任推给有能力的人，自己当个吃现成饭的二把手，要多爽有多爽。
后来翟让的作为也验证了他的这个心理，按《资治通鉴》的记载，卸任的翟让心中只有特权，没有义务，他不顾禁令死劲给自己捞金。
这难道不是太上皇吗？
翟让的这个太上皇比谁都滋润，因为他头上还有让贤的道德光环，掩盖了所有不道德的行为。对李密来说，翟让个人的出格行为其实是可以容忍的，可借着道德的光环做坏事，那就让人呕心了！
瓦岗寨权力结构的第二大矛盾：新旧两大集团谁执牛耳
李密不怕翟让做太上皇，就怕太上皇的“朋友圈”太庞大。
一个领导在团队中的领导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组织赋予的“权力”，二是他对团队成员的“威信”。权力是可以通过授权强制获得，威信却要看个人的粉丝数量，缺哪一个都是“跛脚领导”。
李密正是个跛脚汉！
翟让能白手起家，创建一个万人团队，说明他绝不是个草包。李密是外来户，能力虽然秒杀翟让，可毕竟根基浅，骤然从打工仔变成董事长，那些老员工难免不服。
更重要的是，随着团队的暴增，李密必须拿出有限的资源投放在新成员身上，这种事如果翟让做，老员工们只能捏鼻子承受，李密做就有拉一派打一派的嫌疑。
如此一来，瓦岗寨必然会诞生新旧两派势力的对峙。
客观讲，翟让确实没有跟李密夺权的动机，可当他的角色被粉丝们赋予了旧派势力的代表时，他还能躲过权力的斗争吗？
因此，翟让的悲剧其实不是翟让本人的责任，也不是李密个人的责任，而是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的冲突，他们都是被身后的利益集团裹挟着掉进了权力陷阱。
瓦岗寨权力结构的第三大矛盾：强行清洗的后遗症
瓦岗寨的权力结构矛盾，从最初的翟让个人与组织的冲突，发展到两大利益集团的冲突，紧接着又李密以强行清洗的手段，给瓦岗寨埋下了一个大雷。
事情发展到派系斗争时，团队就到了危机时刻，怎么解决呢？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体上有三种解决手段：
第一种，同化效应，弱势势力融合于强势势力。
当两派势力呈现较大的实力差距时，此方案往往奏效，它也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比如光武帝刘秀的团队，李唐开国功臣团队。这两个团队中，都杂糅了士族集团与农民阶级两大阵营，但士族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团队的内耗非常小。
第二种，分道扬镳，两派各走各的阳关道。
朱元璋与红巾军之间的合作，最终就走向了分道扬镳。刘秀与刘玄的合作也是如此，他脱离了士族与农民杂糅的政权，创建了以豪强士族集团为核心的力量，从此走向“溜光大道”。
第三种，强行清洗，一派武装消灭另一派。
毫无疑问，强行清洗虽然最简洁，最立竿见影，但对团队的伤害最大，内耗往往将团队推向灭亡，比如太平天国。
三种解决方案各有优劣，完全取决于团队领导的个人判断。李密选择了第三个方案，虽然我们不能说他的这个选择就一定错，可他必须承受这个方案带来的恶果——瓦岗寨走向了分裂！
因此，我们不能单从道德角度看待翟让之死，它是瓦岗寨权力结构问题所引发的结果。那么，这些矛盾为什么不能和平解决呢？这就要从瓦岗寨两派的政治理念探析了。
瓦岗寨两大派别不光是加盟时间先后的产物，更是身份差异的产物。
翟让原本是县里的一名法曹，因为犯罪出逃后落草为寇。单雄信职业不详，祖上曾任一方太守，单氏在曹州算得上一个大家族。徐世绩出身富豪之家，祖上也曾为官为吏。这三人就是瓦岗寨最早的创业团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小士族地主阶级，或者庶族集团。
李密身份则要显赫得多，其曾祖李弼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氏是天下最牛的关陇门阀集团成员。
王伯当为何从翟让的旧班底变成李密的粉丝？因为他出身于琅琊王氏，虽不属关陇集团也是高门大户，两人有共同语言。
在后来的降将中，裴仁基、杨庆、柴孝和、宇文恺、柳续、独孤武都、柳燮，以及与李密暗通款曲的元文都，都是豪门家族子弟。
所以，我要插一句，瓦岗寨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农民起义”，它是地地道道的“士族武装”。我们还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现象，自从李密加盟后，瓦岗寨的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门阀子弟以李密为中心，形成了超越庶族势力的趋势。
这就很清晰了，李密与翟让两大集团的斗争，本质上是门阀势力与庶族势力在政治理念上的冲突。
翻看史书看看，自古不同的阶级在改朝换代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一致。比如庶族阶级的刘邦和贵族阶级的项羽，豪门士族阶级的刘秀和农民阶级的赤眉军、绿林军等，无一不是走向你死我活的火拼。
所以，翟让之死就是个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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