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8.6万中央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
不过，虽然主力被迫离开，但是对于中央苏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并没有决定放弃，红军也没有都离开。
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同志，分别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以项英为司令兼政委的中央军区。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多少？
当时，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分别是为以周建屏为师长、杨英为政委的红24师，以及独立3团、7团和11团。
当时，作为留在中央苏区的唯一一支师级红军部队，红24师下辖70、 71 、72三个团，全师约2000余人。而三个独立团，每个团兵力约1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就在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总兵力，只有5000人。
当然，除了中央军区直辖的红24师和三个独立团之外，隶属于中央中央苏区的5个军区，也分别辖有部队。
例如，江西军区有4个红军团，赣南军区留守的是独立六团和军区教导营，杨赣军分区有独立13团，福建军区有独立八团和独立九团，闽赣军区则有高达4个独立团，分别为独立12团、17团、18团和19团。
除了这些中央苏军区及各分军区所辖的红军部队之外，根据红军的优良传统，红军根据地每个县都有独立营、保卫队、赤卫队等地方部队。所以，除了8.6万离开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之外，留守红军总兵力高达3万余人。
然而，这3万人多数都是枪支很少的地方部队。有较强战斗力的红军主力部队，除了红24师及几个独立团之外，主要就靠归队的伤员。
当时，由于战斗激烈，情况又十分紧急，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时，不得不留下了7000多名伤病员。经过短暂的治疗，约有3000多名伤员出院归队。
这些人都被分到了各部队之中，而剩下的4000多名未能出院的伤员，由于情况越来越紧急，不得不将其分散安置在了瑞金、会昌、于都等革命群众家中。
对于留守的大部分红军部队而言，最艰难的不仅仅是5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还在于情报的劣势——对于主力红军的长征离开，他们完全不知情。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离开根据地时，当时主持工作的博古规定：为了保密，必须得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湖南以后，才能向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的消息。
而且，临时中央还将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了留守部队必须坚守的阵地。
也就是说，在兵力极为微薄、武器弹药极为匮乏、环境极为艰苦的情况之下，留守的红军部队不但要远超自己的敌人作战，甚至还无法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只能坚守阵地，与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敌人进行阵地战。
正是因为博古临走前的这一道命令，使得留守红军部队被敌人绝对重优势兵力包围在一个狭长的三角地带。留守红军部队随时面临被敌人彻底包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种极端危机时的形势之下，坚守阵地，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后，陈毅在中央分局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项英面对极为严峻形势的局面，选择接受陈毅的意见，决定突出重围。
1935年2月，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上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开始分散突围。由于被敌人重兵包围，根据地受破坏极为严重，敌人又有绝对优势兵力，所以，突围从一开始就十分惨烈。
由赣南省苏维埃副主席王孚善率领的一个营红军及工作人员400余人，在突围后不久就遭遇粤军的包围，队伍被打散。王孚善率领50余人突围到梅州地区后，再次遇到敌人阻击，最终壮烈牺牲。
率领红24师4个连突围之闽西长汀等地的陈潭秋、谭震林情况好了许多，他们成功地突破重围到达永定，与在此地作战的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会合，并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继续领导闽西红军的游击战争。
相比之下，同样各自率领红24 师4个连的王金祥和李天柱，则运气要差很多。他们在突破敌人重重围堵之后，虽然成功达到了寻乌地区，但是部队损失十分严重，8个连只剩下20多人。
率领红71团突围的中央军区参谋长兼71团团长的龚楚，率部从于都南出发后不久，就被粤军余汉谋部一路围追堵截，幸运的是，红71团仍突出重围，并转战湘南一带。然而，龚楚却最终叛变投降，成为了一名叛徒。
当时，留守中央苏区并率部突围的，还有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突围时，毛泽覃率领一个连的红军部队，计划到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由于部队实力太小，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所部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毛泽覃不幸牺牲。
除此之外，还有率领独立7团到闽赣省和宁都县开展游击战争的李才莲，率领赣南军区独立六团、省委、省苏维埃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等2000余人突围的赣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蔡慧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
这些分散多路突围的红军部队，大部分在突围中被敌人打散甚至全军覆没，即便突围成功也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各地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苏区最后突围的是项英、陈毅。1935年3月，在各突围部队都离开于都南部地区后，项英、陈毅、贺昌等人决定率红24师红70团穿过封锁线，突围至福建长汀地区。
当时，红70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被编为4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由项英、陈毅率领，第三大队大队长由红24师师长周建屏率领，而第四大队，则由红24师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担任大队长。第4大队也是担任最危险任务的部队——他们奉命担任掩护其他部队突围。
突围战打响后，第一、第二大队虽遭遇重重祖国，但在第四大队的掩护之下，仍顺利突出重围。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第四大队在与敌人的作战之中大部分牺牲，仅有大队长袁血卒等几个人幸运的突出重围，最终他们辗转去了上海。
而第三大队同样在突围战中损失惨重，在突围战时，时任中央分局委员的贺昌在战斗中受伤，被敌人包围，他誓死不当俘虏，高呼红军万岁，举枪自尽。红24师政委杨英在突围战中壮烈牺牲，只有红24师师长周建屏等少数人突出重围。
周建屏在突围之后，与寻乌南部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独立三团会师。不过很快，周建屏因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得不离队，辗转秘密送入上海医治。
1936年，周建屏到达延安。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周建屏曾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然而，在1938年，在冀中地区作战时，因旧伤复发不幸去世。
率领第一、第二大队的项英、陈毅虽然有掩护部队，但突围也极为艰难和危险。由于敌人早已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突围过程中，项英一度与陈毅失去了联系，部队被打散，项英带领部分部队辗转多地后，才最终幸运的与陈毅会合。
会和后，项英、陈毅率领的部队只剩下了100多人，但即便如此，依然被敌人重兵围剿。为了减轻目标，项英、陈毅命令100多人分散向湘赣边突围。
伤员由于实在无法带走，被安置在老乡家中。最终，项英、陈毅化妆成当地百姓，在当地党员的带路之下，顺利到达了信丰油山地区，与在此地坚持游击战争的赣闽边特委会师。
而突围不过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而已。在这之后，国民党开始调集重兵，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残酷围剿。
当时，位于南方的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失守，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损失惨重。而坚持下来的，则在党的领导下以游击战的方式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根据地虽然沦陷敌手，但依然有大量坚持抗争的红军和党组织。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大致分为4个游击区，分别为项英、陈毅、蔡慧文等人所在的赣粤边游击区，坚持在瑞金、瑞西、西江等多地的闽赣边游击区。由陈潭秋、邓子恢、谭振林等领导的闽西游击区，以及坚持在福建广东交界处的闽粤边游击区。
这四支主要的红军游击队，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到1937年下半年，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还有多少兵力呢？
项英、陈毅领导的闽赣边游击队，到1937年7月，还有300余人。由三支游击队合并的汀瑞游击队，也发展至300余人的规模。
闽西游击区则是各游击区中发展最好的一个，在邓子恢、谭震林的率领之下，闽西地区的游红军游击队大多数时间保持千人以上的规模，到1937年7月时，闽西游击队仍保持1300余人的规模。
而闽粤边游击区，虽然在1936年底一度发展到1300余人的规模，游击区也大大扩张，但是在敌人的围剿之下，到1937年下半年被编入新四军时，只剩下300余人。
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留守在根据地的1.6万余红军将士和上万名游击队员和伤员，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完成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坚持革命斗争之后，在1937年末改变为新四军时，只剩下2200余人，不足留守红军的十分之一。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即便2200余人的规模，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趁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围剿的有利时机迅速扩张的。
以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为例，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之下，最少时闽赣边各红军游击队只剩下30余人。1937年1月，由三支红军游击队改变而成的汀瑞游击队，也不过只有100多人。
所以，留守根据地的3万多红军将士，90%以上牺牲在了战场上。其损失之惨重，还要超过长征路上的红军主力部队。
也因此，最早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的专家刘勉钰教授，曾这样评价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从时间上看，长征胜利用时两年，游击战坚持了三年。从牺牲的高级干部数量看，长征途中牺牲的军以上干部10余位，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