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西郊的“皂河”真名叫“漕河”
文/伍永尚
西安西郊有一条南起秦岭少陵塬脚下樊川的水寨村、向北流入渭河、长达33公里的皂河，史书却没有对他的生成的详细记载。他的长度不亚于沣河，但“长安八水”却没有它。汉代以后地图承认他的存在，但叫法却不一，有的注名“漕河”、“泬河”，“潏河”，有的写作“坈河”、“飞渠”，明代后还称作“通济渠”，清代以后叫“皂河”。比方说《水经注》：“飞渠引水入城，东为仓池。”史书都云汉宫内十一池，水来自“昆明池”，可是该池最早也是在汉兴七十七年后才开凿的，与它配套的还有一条三百里的关中大运河漕渠。
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古代，各地给朝廷缴纳的赋税盐粮，通过陆路运输，费时费力，而且极不安全。途中遇到土匪打劫、日晒雨淋、散落丢失后，到达目的地后所剩无几。于是就修建人工河，从水路运输，加快速度，保障安全，这种河流叫“漕渠”，功能就叫“漕运”。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当时大司农的郑当时对武帝说：“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遭，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皇上立即采纳，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矣。”这就是《汉书·武帝纪》记录的“穿漕渠通渭”工程。由于这条河专门用于运粮，在它存在一千多年期间，以及干涸后的千年里，漕渠两岸的长安人一直称它叫“运粮河”。
汉都长安城的兴建，是在公元前206年，由箫何主持设计、建设、施工的，其工程之巨大可以想象，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以及选材运输等过程，史料文献很少有具体的记载，只有工匠中有大量的劳役、囚犯等文字。以时间推算，汉都开建到汉惠帝元年，即公元前194年建成，耗时时八年。城建好后没有城墙，南面以龙首山（龙首原），北边以渭河为天然屏障。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修城墙，“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三十日罢。”停工两年后，即公元前190年再次召集十五万人修一个月完工，城墙合

拢后，周长六十三里（汉制），折合25700米，即25.7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市城墙的两倍。
汉长安城建在秦朝的“上林苑”内，上林苑从渭河直到南山，长约33公里。
秦代以前，靠近长安城的南部秦岭北麓，除了浐河、灞河两条经过城东，城西还有四条河：一条是潏河，从小峪生成、由樊川流出从申店向西到户县秦渡镇流入沣河；一条是滈河，从石砭峪流出、从香积寺附近流入潏河；一条是沣河，这是从高冠峪、沣峪、太平峪流出的几条小河汇集成的一条大河，向北流入渭河，《诗经·文王有声》：“沣河东注，维禹之功。”这个工程是大禹所为；再一条是潦（涝）河，是从潦峪生成，经户县西郊的风景区“渼陂湖”（读音“米批湖”）向北流入渭河。加上城北的泾河、渭河，就是著名的“长安八水”。《汉书·司马相如传》里说的：“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滈、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其中并没有“皂河”。
这条“皂河”是从今长安区申店乡樊川木塔寺附近的潏河分流而下，子午镇附近有个曹村，没有一户姓曹的，其实原本是“漕村”，本是漕河之首。水流到汉长安城西南角，由于阻挡了东西通道，便在这地方的河面并排建了三座桥。按古代礼仪，中间为皇帝快车“驰道”搭建的主桥；其它人员来往靠右，所以在主桥南北两侧建造两座规模较小的桥，由于这三座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作“三桥”。皂河从这里向北1.5公里后，从主河道分出一条水渠向东流入汉城；继续向北1.5公里，又分出一条水渠向西流入汉建章宫，并充实太液池。再向北流3公里后，就是汉长安都城最繁华的商贸中心西市的出口“雍门”，此河又承载通向渭河的水路运输。汉长安城在没有修城墙前，皂河的河道就自然是汉城的防城河，同时也是汉长安城的排洪渠。如此精湛的设计，肯定属人工规划修建。查阅《秦·内史》图，上林苑里没有这条天然“皂河”。汉武帝时代所建“漕渠”在汉城建成77年后，那么《史记·萧相国世家》里“关中事户口计转漕给军”的“转漕”又指的那个“漕”？
笔者认为，历史上鲜有记载的工程，应当设法证实它的存在。
如前所说，汉长安城的规模相当于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的两倍，砖木结构的宫殿楼阁，汉城的砖、瓦主要来自城东十三里的“窑厂”（今姚家堡正北到阎家寺一代），从地貌看，这里岸五六米。从五龙滩（南滩）到郑家寺全长约五里宽约一里的黄土，全部变成砖瓦和水道构件，据说这才是一处，可见用料之大。以此推测，所需要木料、石材更多，基本上都来自距离此地近33公里的终南山。如果用牛马车运输，装载有限，往返一次需要两天。还要修路筑桥，所耗人力物力是个天文和数字。聪明的萧何，就在少陵塬下潏河开口，利用地势落差开凿一条人工漕河直通渭河，既解决水路运输，又解决都城的吃水灌溉。漕河修好后，除了用船舶、筏子运输外，把从秦岭原始森林里砍伐的大量原木，从上游滚入水中，漂流到汉城的西门捞上岸。大型石材从的搬运放在冬季，利用冰封的河面推拽滑动，运到城里。都市建成后，又把京城人流、物流通过它漕运入渭河，然后“东综沧海，西纲流沙”，形成方便快捷的东来西去的水路运输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货物叫“东西”的缘由，因为长安都城南北交通因秦岭险要而受阻，只有“东西”畅通无阻。
77年后，汉武帝也靠这条漕河引水凿建昆明池，再通过昆明渠流入长安城东的300里关中大运河——漕渠。
到了隋、唐，又充分发挥这条河的运输功能，建造大兴城，扩建长安城。据《辞海》介绍，隋、唐时，为了加大漕河的水流量“遏潏河西流汇交水，又遏交水西流汇沣水，后世遂统指，自皇子陂至秦渡镇入沣一段，为潏河的下游。”说明潏河的下游在秦渡镇，而不在汉城，把“皂河”称之为“潏河”是没有根据的。
萧何掘“漕河”为何选择“潏河”，因为它距离汉城最近，大体是南北直线，地势平坦，稍有落差，今测量：潏河出口的申店海拔500米，到汉城遗址附近为海拔376米，施工方便，除了凿掘以外，使用过程中利用水流自动冲刷加深加宽。此外“八水长安”的泾、渭在北，海拔366米，水无法南上。东面浐、灞，长乐坡之南的河床不到380米，从那引水经过海拔409米的龙首原，川道宽，无法提高水位。经过龙首原工程量和难度太大。浐灞交合流经汉城正东时，河床降到368米，又低于汉城376米，无法运行。从汉武帝修关中大运河漕渠看，水从汉城由西向东经过南滩湿地（374米），穿过槽沟（378米），进入灞河，从这里“绝灞”东流到华阴并入渭河，一路下坡。
把“漕河”错叫“皂河”，原因是在“漕”字的读法上，时间是在乾隆年间。
先说“漕”字的读音。《唐韵》、《集韵》、《韵会》、《正韵》：“漕，在到切，读音曹，去声。”《说文》：“水转毂也。一曰人之所乗及船也。”根据“切反”的原则，“在到切”就是z＋ āo（皂）。也就是说，“漕”和“曹”，除了读“槽”，还有一个音读“皂”。
例如西安东郊新筑镇的东北方向，汉武帝时代的漕渠故道上有个村，名叫漕渠村，明清时称作“皂渠社”，后来叫“皂沟乡”，《咸宁县志》记载，汉漕渠“今渠道全湮，维‘皂渠’犹以名社。”随着考古发掘和知识普及，新筑镇附近的“皂渠”改回“漕渠”。尽管这样，当地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直到现在仍然将此村叫“皂渠”。而西郊这条“漕河”不仅没有改过来，反而被固定为“皂河”。然而这条河在元代《类编长安志》“水”部，还称其为“漕水”，“漕水，由咸宁县界坈（应为“潏”）河分水约五里向西流。”
“皂河”最早写在文献里的记载是在乾隆年间，即1736年之后。漕河流到汉长安城遗址雍门附近，向西北拐个弯，当地称之“皂河弯”，外地移民在这里建了两个村，一个叫南皂河，一个叫北皂河。清嘉庆年的《长安县志》就以这两个村的叫法，将漕河以皂河的名字正式记载在《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上：“皂水，即潏水之下流，自咸宁县皇子坡入境，西北流十五里有渠注城池，又三十里绕汉城故址，名皂河弯，折而东北十七里入渭河。”这就是最早最详细的记载，距今仅只有270年。
这里要说明一点，既然“漕”与“曹”是一个音，那么“曹”字也同样有个“造”的读音。《说文》：“曹，狱之‘两曹’也。昨牢切。徐锴曰，‘以言词治狱也。故从曰。’”“昨牢切”也就是z＋āo“造”。“两曹”就指“被告”和“原告”，过去就读作“两造”。著名秦腔剧作家、新中国刚成立时西安市文史馆馆长范紫东先生（1878.1.25-1954.3.31）在他编写的著名秦腔剧《三滴血》里，有这样一段戏文：“晋信书：‘啊，都有理也！（唱）两造讲的都有理，本县心中有主意。’……”这里的“造”就是“曹”。其实，“造”在长安也是读“操”和“皂”两个音。如“制造”叫“制操”，“造句”叫“操句”。但是“造孽”、“造怪”（编谎）等用的“造”，则读“皂”。
总之，漕河实际产生于西汉初，两千多年来，在它的东岸，矗立过汉长安城、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直到现代西安等大都市。这条除周、秦以外服务了中国十一朝代的都城，为城市的建设、人民的生活、周边的灌溉、物资的运输、抗旱和排涝等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不能忘记。只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公路、铁路、汽车、火车、自来水等现代化设施的普及使用，它的功能变小了。几十年来，漕河两岸工业企业发展迅猛，造纸、焦炭、化工、发电等工厂林立，漕河几乎变成一条污水渠。“漕”人工河渠的标志，“皂”是误读和荒谬的衍生，它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欠缺和漏洞，抹杀了我们的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辛劳和智慧，应该改正过来。在长安，西汉初期从潏河分支向北流的叫“漕河”，汉武帝时期从汉城东向华阴流去的叫“漕渠”。历史就清楚和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