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研究的最佳境界，应该是将作者、时代、版本、本事的考证，同《红楼梦》文本的诠解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旧红学的索隐，还是新红学的考证，却有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通病，以至于使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考证也好，索隐也好，对于阅读小说文本不仅没有帮助，有时反倒是足以妨碍鉴赏文本的东西。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恐怕是推动红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有所为而为”的产物。诠释作品的文本，离不开对于作者的创作内在驱力的探索，而这又离不开对创作时的文学氛围的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创作《红楼梦》?历来的研究者一齐将眼光投向开卷时作者的自白：“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党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樗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对这番表白的不同理解，划分出“旧红学”和“新红学”两大营垒。
“新红学”的核心是“自传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当年胡适论证的思路是：
曹雪芹“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
“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
所以，“《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则是当日曹家的影子”(《全编》第108页)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针对“《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的说法发表了精辟的意见：“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如此说，则唐旦之《天国喜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一语道破了“自叙传”的最大失误，是将“亲见亲闻”机械地理解为“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在于将《红楼梦》狭隘地看成作家个人经历的刻板记录。
“自传说”的最大弊病，在于它无助于《红楼梦》文本的诠释。胡适从此点出发，推出了“《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全编》第108页)，固然是很煞风景的；“自传说”的继承者们，虽然声称要发掘出“《红楼梦》具有高度概括的政治历史价值”，竭力强调曹雪芹的贵族家庭衰败对他的影响，甚至把它看成《红楼梦》成书的内在驱力之所在。但是，出身“包衣下贱”的曹家，因充当皇室的亲信和耳目而过上“饫甘餍肥”生活，并无多少令人歆羡的光辉；曹家的得罪抄没，算不上真理和正义的失败，世人不值得为之洒下同情之泪。有人觇曹雪芹由于从贵坠人困顿，因而接触到包括被压迫被剥削}j人民群众，并将其镕铸在《红楼梦》的艺术形是之中，则完全是臆想之辞，亦与作者自云小谈昕写“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不相一致。
“旧红学”也有“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的偏向，所论更多穿凿附会者。它的最大毛病，是与直接与小说，本的诠释相对立，他们只关心从《红楼梦》的宇里行间去“猜谜”，去“破译”，却将作为小说的形象与情节抛弃在一边，因而走向了文学的反面，同样是不可取的。
但是，要将作者、时代、版本、本事的考证，同《红楼梦》文本的诠解有机结合起来，又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脱离新旧红学所开辟的工作平台，不能忽视新旧红学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
比如“索隐派之所以产生，不但源于中国古代引史解经和索求微言大义的经学传统，也由于《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法本身所提供的暗示。即是说，索隐派的某种合理依据，正存在于小说自身。”(刘上生：《走近曹雪芹》第7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剔除其牵强附会的成分，我们就将发现，在领悟把握《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氛围和文人心态方面，比起新红学的简单比附来，旧红学家们可能要贴近得多。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的见解：
书中最重命名之义，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况全书总名，更非漫然着笔，其关合事实，得弦外音。如是书原名《情僧录》，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一，若出之富贵之家，金玉之质，则古今曾有几人，此一可思也。其书又名《石头记》，夫宝玉本无其人，通灵安有其玉?石头一说，更从何来?其称石头者，大抵为石头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钗》，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钗，则地属江南，人为闺阁，本有其事，实有其人，更为明确，此三可思也。又名《风月宝鉴》，言“风月”则非闺门之常度可知，言“宝鉴”则寓箴规之大义可想，孰能当此，事甚离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称之名则日《红楼梦》，“红楼梦”三字出之太虚演曲中，实括全书大旨，故以为名。是名殆有二说；自情僧言之，罗绮几时，黄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芜，此专重一梦字对事实而言，一说也；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又一说也。兼采二说，则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说求之，于全书大旨，思已过半。(载1914年《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六至七期，《红楼梦卷》第295页)
在对《红楼梦》“之命名五说”一一索解的基础上，王梦阮提出《红楼梦》是写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爱情故事的著名观点：
至于董妃，⋯⋯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予危。小党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责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小宛既北，辟疆虑祸，托言已死，著《影梅庵忆语》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宛之在世。(《红楼梦卷》第298页)
据孟森《董小宛考》，可知《红楼梦》之叙顺治帝与董小宛事与史不符，但周汝昌先生却看出其中蕴藏的另一层意思：“清代的第一朝皇帝顺治，就是一位情痴情种。他的法名叫做'行痴’，而自号叉．日'痴道人’。顺治酷爱汉文化与汉字，能背诵《西厢》。他对董鄂妃用情至笃，为了她几乎以身殉情，又割发出家，被阻未遂。……这样，我们就要十分细心体会早先'索隐派’附会说芹书所写乃是顺治的故事，其原因即是顺治本人正是一个'贾宝玉型’的'两赋’人物。识得了这一要义，不但理解了'索隐派’的真正涵义，而且也就明白了雪芹'大旨谈情’与情痴情种’的提法应当从中华文化的历史大脉络中去寻认。”(《(红楼梦)与“情文化》，《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期)撇开王梦阮的穿凿附会成分，应该承认：他凭着某种直觉，确实悟到《红楼梦》素材同秦淮名妓的关系：“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敏锐地捕捉到了《红楼梦》成书时代的文化氛围。
董小宛与冒襄的爱情故事，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播在人口。冒襄(1611—1693)，字辟疆，晚明参加广业社，论文议政，才气纵横，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合称“四公子”。曾列名《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明亡后，隐居不出，闭门著书，康熙十二年(1673)拒绝朝廷诏征山林隐逸之聘，十八年(1679)又拒绝应博学鸿词科。他对董小宛的真情，在《影梅庵忆语》小序中有酣畅淋漓的倾述：
爱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缘饰著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矧内屋深屏，贮光阗彩，此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摩想像，麻姑幻谱，神女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瞰名之恶习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徒吴门，在风尘中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倾盖矢从余，人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凡九年，上下内外大小，无忤无间。其佐余著书肥遁，佐余妇精女红，亲操井臼，以及蒙难遘疾，莫不履险如夷，茹苦若饴，合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见余妇茕茕粥粥，视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内外大小之人，成悲酸痛楚，以为不可复得也。传其慧心隐行，闻者叹者，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与争俦也。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格于声韵不尽悉，复约略记其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与偕姬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虽有吞乌梦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区区泪笔，枯涩黯削，不能自传其爱，何有于饰。矧姬之事，余始终本末，不缘狎昵。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谓余视锦半臂碧纱笼，一笑瞠若，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傥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异，赐之鸿文丽藻，余得藉手报姬，姬死无憾，余生无憾。
序中一则说小宛“在风尘中虽有艳名，非其本色”；二则说自己对于小宛，“始终本末，不缘狎呢”，且其时“年已四十，须眉如戟”，之所以撰写《忆语》，决不是要“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亦堪称是一位“贾宝玉型”的“两赋”人物。《忆语》叙二人经历种种风波，终得结合，相互爱敬，甘苦共之，小宛谓冒襄日：“我人君门整四岁，早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毫发几微，不邻薄恶，凡君受过之处，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实逾于爱君之身。”张明弼称其“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冒姬董小宛传》)，是真实的。
冒襄与董小宛的感情经历，在当时不是孤立的现象。正如陈寅恪所说：“夫金陵乃明之陪都，为南方政治之中心，士大夫所集萃，秦淮曲院诸姬，文采艺术超绝一时。⋯⋯明季党社诸人多文学名流，其与当时声妓之关系，亦有类于唐代者。”(《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28—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时和董小宛齐名的有马湘兰、柳如是、李香君、顾横波、卞玉京、寇眉、陈圆圆等，号为“秦淮八艳”，都是励名节、重道义、解音律、富文彩、工诗词、擅书画的“乐籍中奇女”(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与她们交往的有钱谦益(1582～1664)、张岱(1597—1684)、陈贞慧(1604—1656)、吴伟业(1609—1671)、方以智(1611—1671)、龚鼎孳(1615—1673)、余怀(1616—1696)、侯方域(1618—1655)等，都是当时的名士胜流。陈寅恪论柳如是(河东君)道：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妹，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诗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柳如是别传》上册第75页)
正因为秦淮名姝“非闺房之闭处”，故能不受礼法纲常的拘牵，与党社胜流建立起“男女之情兼诗友之谊”。他们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认同，谈诗论文，谈燕唱酬，优游容与，“在总体不自由的处境中享受一种近乎艺术的人生，尽管时间可能十分短暂，但在此期间，她毕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伴侣，可以无拘无束地从事文学艺术活动，可以较为充分地以一种接近理想的女性角色优游于党社名流之间⋯⋯ 由于享有一定的遴选物色的自由，而且还有一段如切如磋的恋爱过程，所以部分江南名妓从良以后的婚姻生活也具有理想化的色彩。”(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第182—183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可以设想，千古名著的《红楼梦》，正是孕育于秦淮名姝所酿造的文学氛围之中的。从作者的表白可以感知，《红楼梦》创作的意绪发端，并不起于家庭败落之后对“繁华旧梦”的怀念，而起于“历过梦幻”之后对“所有女子”的追忆。在《红楼梦》的全部存在中，充溢着作者强烈的自谴自责，这种心绪既来自对自己的不满之意，更来自对女子的敬佩之情：
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日“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棒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作者在这里，郑重地回答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亦即小说的所取题材问题：《红楼梦》写的是“当日所有之女子”、“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试想，小说如果写的真是家庭生活的经历，以“当日所有之女子”称呼自家姊妹亲戚，显然是不恰当不适宜的；“一一细考较去”，尤其不像是对待朝夕相处的亲人的口吻。这就不能不涉及书名何以称《红楼梦》的问题了。
王梦阮的意见是：“'红楼梦’三字出之太虚演曲中，实括全书大旨，故以为名。是名殆有二说：自情僧言之，罗绮几时，黄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芜，此专重一'梦’字对事实而言，一说也；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又一说也。兼采二说，则事在其中矣。”是很有见地的，只是他以为“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并不准确因为红楼向来就是妓院的别称。
晚唐韦庄《浣花集》补遗《长安春》云：“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蔷萨蛮》亦云：“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词中的“红楼女”、“红楼美人”，分明都是妓女。晚明方汝浩《禅真逸史》第十三回，叙酒生儿陈阿宝因出首林澹然，领得一笔赏银，乔装混进妓馆，被土妓媚春看出破绽，慢敲檀板，唱了一出北调《江水儿》：“你可也办着青州从事，紫府真诰，改衣装来混取?翠馆莫冠笏，红楼不用呼。”在这妓馆小曲中，“红楼”、“翠馆”都是妓院的代称。
明清时期的南京，妓女喜名其居日“楼”，“红楼”遂为秦淮曲院之别称。曹大章《秦淮士女表》云：“当时胭脂粉黛，翡翠鸳鸯，二十四楼，列秦淮之市。”余怀《板桥杂记序》云：“金陵古称佳丽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其为艳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曾纳秦淮名妓顾眉生为侧室的龚鼎孳有《小重山·重至金陵》云：“长板桥头碧浪柔，……乌衣燕，飞人旧红楼。”王士祯《忆秦娥.忆秦淮》云：“秦淮水，红楼一带波如绮(注云：“歌楼下临秦淮，波如绮罗皱纹”)。”成书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桃花扇》，第二出“传歌”李贞丽上场所唱《秋夜月》，第一句是“深画眉，不把红楼闭。”第二十三出“寄扇”，李香君所唱《北新水令》，有“冻云残雪阻长桥，闭红楼冶游人少”之句，杨龙友登场诗，有“认得红楼水面斜，一行衰柳带残鸦”之句。第二十四出“骂筵”，李香君所唱《忒忒令》，有“下红楼残腊雪滚，过紫阳早春泥冻”之句。第二十八出“题画”，侯朝宗所唱《破齐阵》，有“巷滚杨花，墙翻燕子，认得红楼旧院”之句，下场诗又有“重到红楼意惘然”之句。“红楼”，就是李香君的媚香楼。柳如是早年与陈子龙同居于松江之南楼，陈子龙《春日早起》七绝云：“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也许是“红楼梦”三字的首次连用。
有人要问，《红楼梦》中的“红楼”，会不会另有所指呢?按，“红楼梦”三字，出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红楼梦引子]日：“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点出了“红楼”与“风月情”的内在联系。大观园的少女，除了林、薛、史外，馀者不是宝玉的姊妹，就是府中的丫鬟，宝玉和她们之间的感情，是不能称作：“风月情”的。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实：在书名的改定过程中，将其题为《金陵十二钗》的，恰是曹雪芹本人。按，“金陵十二钗”的提法，亦出现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一回。宝玉问：“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为正册。”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儿。”警幻笑道：“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话虽说得不错，但落实下来，“金陵十二钗”偏偏都生活在贾府之中，那么，为什么不索性叫“贾府十二钗”呢?
关于“十二钗”的典故，最早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是形容头髻饰物之辞；其后，白居易《酬思黯戏赠》有“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之旬，黄庭坚《梦中和觞字韵》有“何处胡椒八百斛。谁家金钗十二行”之句，汤显祖《邯郸记》中的卢生，一生“列鼎而食，选声而听”，“轩昂，气色满华堂，立宫花济楚珠佩玲琅，谢夫人贤达，许金钗十二成行”，都是形容豪贵人家姬妾众多之辞。王梦阮所说“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钗，则地属江南，人为闺阁”，与古人的理解相近。只是他未曾想到。“十二钗”前头冠以“金陵”二字，与“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可能还有某种内在联系。按，《情史》卷七“情痴类”《老妓》(叙马守真故事)篇后之评语，录有明末名士王百谷的一段话：
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饶富，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马姬高情逸韵，濯濯如春柳闻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诸姬心害其名，然自顾皆弗若，以此声华日盛。凡游闲子、沓拖少年，走马章台街者，以不识马姬为辱。油壁障泥，杂沓户外。池馆清疏，花石幽洁，曲室深闺，迷不可出。教诸小鬟宁梨园子弟，日为供帐燕客。羯鼓、琵琶声与金缨红牙相间。北斗阑干挂屋角，犹未休。虽缠头锦堆床满案，而凤钗柳裙之属，尝在子前家，以赠施多，无所积也。
俞樾《茶香室三钞》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云：
赵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时曲中有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先后齐名，所谓“十二钗”也。
戴不凡先生《(红楼梦>诠释·金陵十二钗》，据明万历初期戏曲评论家潘之恒《亘史》引录嘉隆间金坛曹大章《秦淮仕女表序》云
：
曾见《金陵名妓分花谱》，自王室奴以下凡若而人各缀一词，切而不雅；《十二钗女校书录》差强人意，未尽当家。
又清初人所作的《秦淮见联录》云：“万历问有《十二钗女校书录》，可考为⋯⋯(下列名妓马守真等人名，略)”戴不凡先生在引用蒋士铨(1725——1784)《忠雅堂诗集》卷二十《李园高咏楼销夏十二首》之四(作于壬辰1772)：“芙蓉脸际美人多，十二金钗值几何”、“卷二十六《杂感十九首》之十四：“何取十二钗，媚我分尹刑”、《铜弦词》卷上：“中年丝竹，列金钗十二，司空见惯”后，评论道：“这里引用以上诗词，只是想用以证明：曾经写守妓女戏而且在南京扬州一带居住过的蒋士铨，之所以爱用'十二钗’一词，该是他知道南京有个掌故的缘故：有一部品题妓女的书就是以'十二钗’命名的。⋯⋯原来，早就有一部品题金陵名妓'十二钗’的书在流行了。因此，这位爱收罗掌故的方志编纂家兼剧作家的蒋士铨，在诗词中虽常应用'十二钗’一词，但总是对它每露微词，而不把它当作为姬妾或丫环的代名词。蒋士铨对'十二钗’每有不屑一顾之意，可是曹雪芹却偏偏把自己的作品题名为《金陵十二钗》，从这个对比中，可以说明雪芹对金陵文士们所津津乐道的掌故并不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原先竟采用品题妓女掌故来用作为自己的书名了。他后来没有坚持采用自己所题的书名，原因恐怕很多，但极可能也是由于他发现了上述问题的结果。”(《红学评议·外编》第349页)
从以上材料可以得知，“金陵十二钗”或“曲中十二钗”，指的就是秦淮青楼的名姬!余怀《板桥杂记》卷下叙秦淮名姬的盛况云：“嘉兴姚壮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馀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嘉兴沈雨若，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又云：“孙武公“于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闻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馀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这里所说的“定花案”，颇有公众评选的意味。又云：“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一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厌笛绉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沙、顾次之，郑、顿、崔、马，又其次也。”实际上是对于“秦淮八艳”的评定。“金陵十二钗”与“秦淮八艳”相仿，大约也是“花案”的产物，颇有商业广告的性质，犹如今日之“四大天王”、“十大巨星”然。
戴不凡先生以为曹雪芹把自己的作品题名为《金陵十二钗》，是因为他对金陵文士们所津津乐道的掌故并不是很熟悉，所以竟采用品题妓女掌故来用作为自己的书名，其实是一个误解；事情恰好相反，曹雪芹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说题名《金陵十二钗》，就是因为《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原型，为秦淮的“曲中十二钗”之故。有何为证”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叙雨村大发“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的高论，以为“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稽康、刘伶、王谢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米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官、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仉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在贾雨村所开列的一批“偶秉此气而生”的名单中，男性中有高人隐士、风流天子、诗人画家、名优乐伎，而女性中除卓文君外，几乎都是历代名娼，其意岂非暗示书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么?
作者一再申说道：“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试想：“我之负罪固多”与“闺阁中历历有人”，本是不同性质的事情，为何一定要说“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原因就在二者确有内在的联系。为了理解类似的心态，只要读读余怀所作的《板桥杂记》就清楚了。他在动笔之时，首先顾虑的是人们对“惟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不已荒乎”(自序)的责难，甚至“曼翁少年，近于青楼薄幸，老来弄墨，兴复不浅”(尤侗：《题板桥杂记》)的嘲讽；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是下不了写作这类作品的决心的。“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向被视为不光彩、不正当的勾当，而《红楼梦》作者之负罪，恰在“锦衣纨祷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沉缅于狭邪之游。但是，作者若不绸缪北里，何能结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呢?如果出于“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的考虑，将此事隐而不言，岂不使“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当日所有之女子”，一并泯灭了么?
论者多说《红楼梦》是“情场忏悔”之作，但在封建社会里，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情场”呢?第六十六回叙宝玉回答柳湘莲“你既不知他(指尤三姐)来历，如何又知是绝色”时，说：“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这番说话颇不合宝玉的性格，但在情节上又非如此不可，恰好泄露了贾府的“情场”性质，非怪湘莲要跌足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沈蝥(笠湖)《石头记序》说：“《石头记》一书，味美于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轶飞燕太真之传，其日可读。久而闻其香，惟目亦然，无不知其佼，耳食者方诸南柯诸记，目论者訾为北里之编，槛矣。”(《香艳丛书》十九集)从时人“訾为北里之编”的信息看，彼时确实已经有人察知《红楼梦》与《北里志》的内在联系了。
如果抛充那种“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的、穿凿附会的作法，将《红楼梦》看作和“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王国维语)的艺术创作，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书中所写的许多人和许多事，确实很像当时秦淮旧院的某些人和某些事，但又不等于那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王梦阮说得好：“不看《板桥杂记》，不可读《红楼梦》，不知诸人来历，从何说起，直梦中梦。”(《红楼梦》隐提要，《红楼梦卷》第301页)如果以《板桥杂记》所记情事与《红楼梦》作一比对，就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
《板桥杂记》对旧院的环境、居室、陈设、饮馔、习俗等等，都有详细记载。如云：“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纱库街。妓家鳞次，比层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涡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鬟毕妆，捧娘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缪宛转。”有一位中山公子徐青君，“家资钜万，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则，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月，置宴河房，选名妓四五人，邀宾侑酒，木瓜佛手，堆积如山，茉莉珠兰，芳香似雪。夜以继日，把酒酣歌，纶巾鹤氅，真神仙中人也”。与“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的旧院相仿，《红楼梦》写了一个独特的女儿国——大观园，以贾宝玉所居的怡红院为中心，众多气质品调各异的妙龄女子，分住在蘅芜院、潇湘馆、缀锦楼、秋掩斋、蓼风轩、稻香村，如众星拱月般地围绕着他，演出种种“情痴情种”的故事，简直就是徐青君所造园林的变形。
《板桥杂记》所记诸姬的居处，如李十娘之所居，“曲房密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顾媚之所居，“家有眉楼，绮窗绣帘，牙笺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缘绕，檐马丁当。”董白则“慕吴门山水，徙居半搪，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皆日：'此中有人。”’卞赛之居虎丘，“湘帘磬几，地无纤尘。”与潇湘馆、蘅芜院诸处的境界，堪为伯仲之间。最可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秦可卿的卧房，壁上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着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衬的是西子浣过的纱衾，枕的是红娘抱过的鸳枕。周春《红楼梦约评》云：“秦可卿房中陈设种种，便觉诧异。”因为它太像旧院中的陈设了。
《板桥杂记》又云：“曲中市肆，精洁殊常。香囊云，名酒佳茶，饧糖小菜，箫管瑟琴，并皆上品”。“尤艳顾家厨食品，差拟郇公李太尉。以故设筵眉楼者无虚白”，附录沈周的《盒子会辞》，其序云：“南京旧院，有色艺俱优者，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赋此以识京城乐事也。”《红楼梦》之叙饮馔、品茗、听琴、赋诗，皆非凭空生发，俱有根由可循。《板桥杂记》又叙李三娘于辛丑中秋之际，庭兰盛开，置酒高会，尽倾家酿，分曹角胜，轰饮如雷，如项羽章邯钜鹿之战，诸侯皆作壁上观。“饮至天明，诸君皆大吐，静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横卧地上，衣履狼藉，唯三娘醒，然犹不眠倚桂树也”。岂不正是《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情景么?
《板桥杂记》还活生生地描画出贾宝玉型的人物。有张魁者，少美姿首，移家桃叶渡口，与旧院为邻，诸名妓家往来相熟，笼中鹦鹉见之，叫日：“张魁官来，阿弥陀佛。”张魁善吹箫度曲，打马投壶，往往胜其曹偶。每晨朝，即到楼馆，插瓶花，轱炉香，洗介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仆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厌焉。其后张魁面生白点风，眉楼客戏榜于门日：“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张魁，不许复入。”魁惭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己。整衣帽复至眉楼，日：“花面定何如?”一个在女儿堆中“厮混”，喜欢对女儿“作小服低”、“陪身下气”的“宝贵闲人”、“无事忙”的人物，跃然纸上。而《红楼梦》之“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出茯苓霜”的典故，于此竟亦得其出处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板桥杂记》中卷“丽品”，纯是当时名妓的小传。余怀所着意的不是品评她们的容貌和技艺，而是以充满同情和敬重的态度，表彰她们的修养品种、瑰节奇行。如尹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绰似大家，无抹脂障袖习气；顾媚，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董白，天姿巧慧，容貌娟妍，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石片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阂，心厌色沮，意弗屑也；卞赛，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喜作风枝袅娜，一落笔画十馀纸；范珏，廉静，寡所嗜好，一切衣饰歌管、艳靡纷华之物，皆屏弃之，惟阖户焚香瀹茗，相对药炉经卷而己；顿文，性聪慧，略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学鼓琴，雅歌三叠，清泠泠然，神与之浃；顾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迈往不屑之韵，凌霄拔俗之姿，非篱壁间物也；米小大，颇著美名，纤妍俏洁，涉猪文艺，粉滔墨痕，纵横缥帙，是李易安之流也；寇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粗知拈韵，能吟诗；李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夫之气，得“侠妓”声于莫愁桃叶间，置酒高会，则合弹琵琶筝瑟，吹洞箫，唱时曲，酒半，打十番鼓，曜灵西匿，继以华灯，不知喔喔鸡呜，东方既白矣，日：“世有游闲公子，聪俊儿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没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岂效龊龊倚门市倡，与人较钱帛哉?”其中写得最生动的是李十娘。按冒襄于崇祯三年(1630)赴南京乡试，即与之相识，称道她“与人静对茗香，如宾如僧，不可狎”(《(和己巳夏桃叶渡口即事感怀)原韵》自注)，《板桥杂记》更有传神的描写：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闻琴歌声，则勃勃动。生而婷婷娟好，肌肤玉雪，即含睇兮又宜笑，殆《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梦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倚砚席，磨俞麋，髋都梁，供茗果。暮则舍乐酒宴，尽欢而散。然宾主秩然，不及于乱。于时流寇讧江北，名士渡江侨金陵者甚众，莫不艳羡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闭匿，称善病，不妆饰，谢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逊词，概勿与通。唯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患倦矣。后易名贞美，刻一印章日“李十贞美之印”。余戏之日：“美则有之，贞则未也。”十娘泣日：“君知儿者，何出此言?儿虽风尘贱质，然非好淫荡捡者流，如夏姬、河间妇也。苟儿心之所好，虽相庄如宾，情与之洽也。非儿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与之合也。儿之不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敛容谢之日：“吾失言，吾过矣。”
《情史》卷五“情豪类”有《谢希孟》，叙陆象山门人谢希孟，与妓陆氏狎，复为其造鸳鸯楼。象山责之，希孟日：“非特建楼，且为作记。”其文首句云：“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曹雪芹之作《石头记》，其心理契机，岂不是与谢希孟如出0辙乎?我们虽不能指实《板桥杂记》中的哪一位是林黛玉的原型，哪一位是薛宝钗的原型，'哪一位是史湘云的原型，哪一位是王熙凤的的型旭我们确实看到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风们的身影在眼前晃动。我们也不能断定《石头记》中所写的红楼女子，就是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就是李湘真、顾媚：但可以相信，曹雪芹确是冒襄、余怀，甚至孔尚任一类的人物，他所“亲见亲闻”的红楼女子，就是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李湘真、顾媚同一类型的人物，如许好女，就是他创作《红楼梦》所取资的对象，“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就是他所要倾诉的心声。
有着“红楼”经历的体验，品味过那“江左之风流，六朝之金粉”的盛况，能写出《影梅庵忆语》、《板桥杂记》类型作品的，可以是冒襄、余怀，也可以是钱谦益、张岱、陈贞慧、吴伟业、方以智、侯方域直到孔尚任中的任何一位，以及其他具有类似感情经验的人。但不是他们中间的谁，而是曹雪芹，最终写出了不朽巨著《红楼梦》，这决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成功的奥秘，在于他开笔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将《红楼梦》写成实录式的“自传”，而是一心一意要奉献给读者一部真正的艺术创作。当年为胡适所赞扬的钱静方的话，已经将这个意思传达出来了：“《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亘古罕有的艺术大师曹雪芹，以自己在那特定时代特定境遇中培育蓄识起来的特定心绪特定经验为根基，充分继承和发扬古代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采用了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文学手法在处理“红楼”题材时，实现了将其幻化、净化、诗化的三大飞跃，从而赋予《红楼梦》文本以真正艺术品的品格和无穷的、多义的、流动的思想内涵。
曹雪芹的“红楼”题材进行艺术处理的第一个飞跃，就是将它充分的幻化。
“真”、“幻”，是中国古代小说独创的理论术语，也是古代小说创作中最常采用的艺术手法。明代的张无咎提出：“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好的小说应当“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他评论道：“《西游记》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平妖传)叙》)袁于令则更强调“幻”的作用：欧阳健“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西游记)题辞》)“真”的含义是真实，真切；“幻”的含义是虚幻，奇幻。二者表面上似乎处于对立的地位，但在古代小说创作中，却获得了奇妙的统一。《红楼梦》之“兼真幻之长”，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二知道人所说：“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实事，罪花业果，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耳。”(《(红楼梦)说梦》，《红楼梦卷》第84页)曹雪芹意中固有其“红楼”生活经历的实事，但由于“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以极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个突出表现是：《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作者讲避了一个贯串全书的关于石头的奇幻故事。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和大自然的万事万物，是相互沟通，甚至相互变化的。石头和人也是这样。在一定条件下，人可以变成石头，石头也可以变成人。现存最早关于人变石头的故事，大约是《汉书·武帝记》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中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变化为石的事，后来又有“望夫石”的传说。至于石头变化为人的故事，较早的有刘义庆《幽明录》，叙阳羡县小吏吴龛，“尝以一日乘掘头舟过水，溪内忽见一五色浮石，取内床头，致夜化成一女子”。《西游记》开头说：在“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的东胜坤州傲来国，有一座花果山，山顶之上，有一块仙石：
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进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便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
毓秀钟灵的美妙环境，孕育出通灵石猴孙悟空，这是先人关于人与自然之物相感相通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于神秘的覆载群生的大自然的美好颂歌。稍后的《西洋记》，写了一个金莲宝象国的羊角真君，他也是从石头中爆出来的：
这个师父没有爹，没有娘，原是一块石头。自从天地未分之先，顽然为石。后来盘古分天分地，这块石头也自发茎，羔篥一声响，中间爆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出来时，头上却有一双羊角，那时节不曾有书契，不曾有姓名，人人叫他做羊角真君。羊角真君生在这个石头里面，长在这个石头里面，饥餐这个石头上的皮，渴饮这个石头上的水，年深日久，道行精微，德超三界，传至唐、虞、夏、商、周，有了文字，有了书契，人人叫他做个羊角道德真君。那块石头有灵有神，能大能小，羊角道德真君带在身上做个宝贝。
《红楼梦》所写的石头，分明是从《西游记》、《西洋记》那里继承演变来的。《西游记》写的石头是天然的。“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红楼梦》写的石头是女娲炼就的，是“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中的一块。十二，二十四，三百六十五，这些数字，都含有神秘的色彩，所以为古代小说家所乐用。《西洋记》中的羊角真君，留有上接石猴孙悟空、下启“石兄”贾宝玉的痕迹：他是从石头中爆出来的，与孙悟空一般无二；而那“有灵有神，能大能小”、“饥餐⋯⋯，渴饮⋯⋯”的句式，则为《红楼梦》所袭用，其间演进之迹甚明。
但是，《红楼梦》所写的由石头幻形人世的人，并没有沿着“神力”“神技”的旧轨道前行，却朝着世俗的、平凡的“人情”方向发展：从石头的来历讲，它是女娲炼就的顽石，本来是可以承当起“补天”的重任，发挥巨大的作用的。然而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天才”只是一种委婉的托辞)，不得人选，遂自怨自艾起来。但它毕竟受过女娲神火的“锻炼”，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便来到警幻仙子处，充当了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因了自己的特殊遭遇，神瑛侍者尤其富有悲悯同情之心，因而绛珠仙草生得可爱，遂以甘露灌溉，使其得换人形，修成女体。后来石头下凡，投胎为贾宝玉，绛珠也同去走一遭，投胎为林黛玉，终于兑现了她“还泪”的心愿。最后，历劫完毕的石头复归大荒山，将自己经历的故事镌写在石上，这就是《石头记》。这种“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的悠谬之言，将作者在“红楼”生活体验到的种种离合悲欢与兴衰际遇，说成是由警幻所一手导演的“造历幻缘”，巧妙地将真实性寓于奇幻性神秘性之中，从而赋予饰品以极大的艺术魅力。
第二个突出表现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一回，以浓墨重彩所描绘的太虚幻境的奇幻世界。
从文学的渊源上讲，太虚幻境的创意，实脱胎于唐代张鹜的《游仙窟》。张鸶这篇赋体小说，以第一人称(或自称“仆”，或自称“下官”)自叙其旅途中的艳遇：因奉使可源，日晚途遥，马疲人乏，行至一所人迹罕至，鸟路才通，香风触地，光彩遍天的神仙窟。忽见一女子向水侧浣衣，便告其“欲投娘子、片时停歇”之意。神仙窟之主人崔十娘，生得弱体轻身，千娇百媚。她先是以诗书相酬，调笑戏谑，下官见之日：“向见称扬，谓言虚假，谁知对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十娘答日：“向见诗篇，谓非凡俗。今逢玉貌，更胜文间：此是文章窟也》?遂相邀登堂人室。但见白银为壁，照耀于鱼鳞；碧玉为阶，参差于雁齿。十娘唤侍儿取酒，金盏银杯，江螺海蚌，竹根细眼，树瘿蝎唇，皆极精美。十娘亲弹琵琶，为之送酒。十娘唤侍儿盛饭，下宫日：”向来眼饱，不觉身饥。“十娘欲与赌酒，答以欲与赌宿：“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十娘卧一宿。”十娘笑日：“汉骑驴则胡步行，胡步行则汉骑驴：总悉输他便点。”于时月临东渚，五嫂引之向十娘卧处，备极绸缪，止宿而别。学者指出“在唐代，'仙’一般是指艳冶女子，'游仙’，也就是艳遇或逛妓院的代名词。作者以当事人的身分直叙其风流韵事，并把妓女十娘冠以'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的崔氏高贵门第，把妓院虚构成'神仙窟’，那统统不过时'假语村言”’(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第2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红楼梦》则写宝玉梦中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不逢，飞尘罕到。宝玉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虽然失了家也愿意。”忽听见山后有人作歌，歌音未息，早见那边走出一个丽人来，原来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宝玉随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宫门上横书“孽海情天”，又有大书一副对联云：“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不知何为'古今之情’?又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随了仙姑，先至“薄命司”游玩，又来至后面，但见珠帘绣幕，画栋雕檐，仙花馥郁，异草芬芳。警幻笑道：“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一语末了，房中走出几个仙子来，一名痴梦仙姑，一名钟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皆是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警幻携了宝玉入室，但闻一缕幽香，警幻言此香系诸名山胜境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捧上茶来，香清昧美，迥非常品，警幻言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宿露而烹．名日“千红一窟”；又有美酒，香冽异常，警幻言此酒乃以百花之蕤，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曲酿成，因名为“万艳同杯”。饮酒间，警幻命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道：“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则。又有南北九宫之限。此或咏叹一人．喊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人管弦。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歌毕，宝玉自觉朦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中，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抚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警幻言此人乃其妹兼美，表字可卿，许配于他，今夕良时，即可成姻。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将门掩上自去。
《游仙窟》与太虚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写真实的世间故事，其本源皆取资于妓院的现实，揭去缥缈奇幻的神话外衣，与《板桥杂记》所述，几无二致。二者不同的是，《游仙窟》所演之艳遇，为全部故事的主体，其主人公是偷香窃玉的老手，通篇充溢着世俗庸俗之气；太虚幻境只是《红楼梦》故事的隐括，其主人公是情窦未开的童稚，蕴涵的是生活哲理的意趣。
至于“孽海情天”中的“薄命司”等，从事物发生讲，可能起于现实世界的教坊司。据《板桥杂记》载：“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署衙，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签牌之类，有冠有带．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从小说的源流讲，则可能借鉴了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二《群玉峰仙籍》的构思。这篇宋人小说叙进士牛益出都东门，息柳阴之下，忽然困息，梦至一处，高门大第，朱槛碧楹，房殿势连霄汉，问其吏，乃云：“群玉宫也。”又问：“居此宫者何人也?”答日：“此宫载神仙名籍。”因恳求人宫，门吏不许。少选，有掌此宫至，见之，乃故人吴臻，便提出要求道：“闻此宫皆神仙名氏，可一见乎?”于是便携其步过三门，方见大殿九楹，堂高数丈，殿上皆大碑，壁蒙以绛纱。吴臻升殿举纱，牛益望之，白玉为碑，朱书字其上，上有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其数不啻数千。其中惟识数人，乃丞相吕夷简、丞相李迪、尚书余靖、龙图何中立。参观以后，吴臻命吏送至河边，吏引其观之，推堕其下，益乃觉身坐古柳下。所述与《红楼梦》警幻仙姑道：“此中各司，贮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宝玉则一心拣看《金陵十二钗正册》的意境，极为相似。
《红楼梦》所造的两个幻化的故事，自有其不同的命意。石头的故事，特别是神瑛与绛珠的灌溉与还泪，“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的结局，尤能赋予主人公以“天人”的圣洁秉赋和品格；太虚幻境则主要是出于结构上的需要，以便纵览全局，提挈大纲。既是幻化，自然都是假的。但石头的故事是假中之假，在现实世界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则是假中之真，不过是将现实中的“红楼”搬迁到了天上。作者一面强调“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一面又老老实实地说是“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以提醒读者：这是一纸荒唐，言是一篇梦话痴语，不可信、也不必信。正如方玉润所说，《红楼梦》“特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别开出一情色世界。亦天地间自有之境，日太虚幻境，日孽海情天。以及痴情、结怨、朝啼、暮哭、春感、秋悲、薄命诸司，虽设创名，却有真意。又天日离恨，海日灌愁，山日放春，洞日遣香，债日眼泪，无不确有所见。盖人生为一情字所缠，即涉无数幻境也。”(《星烈日记》)，《红楼梦卷》第375页)“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而皆归结于作者所要表达的“情”，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曹雪芹为我们创造的文学。
曹雪芹对“红楼”题材进行艺术处理的第二个飞跃，就是试图将它充分的净化。
由于传统的、世俗的、道德的、心理的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人们对于出身红楼的风尘女子，难免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冒襄对董小宛的真情，可算是真忱之极，并且在当时似乎也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但他在《影梅庵忆语》小序中，还是得一再声明：董小宛“在风尘中虽有艳名，非其本色”，直到“倾盖矢从余，人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并诚恳表白道：“矧姬之事，余始终本末，不缘狎昵。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麓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谓余'视锦半臂碧纱笼’，一瞠若，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之所以要说这番不算多馀的话，为的是担读者的误解。但不论冒襄如何称美董小宛的慧心隐行，是如何的让“文人义士难与争俦”(这也就是《红楼梦》所谓“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的意思)，但读者的心理障碍仍是难以克服的，犹如阅读白行简的《李娃传》时，人们可以对长安倡女李娃的“节行瑰奇”表示称赞，但读到“前与通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时对于她的敬重总不免要有所保留。
有鉴于此，曹雪芹采取了将秦淮旧院的所有痕迹统统抹掉(亦即“真事隐去”)的办法，并虚构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取而代之，竭力将它写得出处磊落，光明正大：又调动自己的生活蓄积和艺术才能，使之在社会生活的轨道中运转，“自叙传”的错觉之所以发生，“索隐派”的兴趣之所以被勾起，“社会分析”之所以盛行，都与此密不可分。但正如解T所说：“吾谓《红楼》一书，尽教发明家搜出底里，决不能如斯之艳丽缠绵，反不如就此饰辞，认假为真，反覆寻绎，悱恻而有味也。故董白自董白，黛玉自黛玉，历史自历史，《红楼》自《红楼》，发明自发明，批评自批评，离之俱美，合之两伤，知言者当不斥吾为谬论也。”(《小说话》，《红楼梦资料汇编》第889页)解T提醒读者：应当忘却作品真实的背景和素材，将《红楼梦》看成是虚构的小说，是阅读时的最佳选择。_只是我们应当注意，与太虚幻境在字句的层面看上是假的、幻的，而在事实的层面上却是真的、实的，是秦淮旧院在“天上的搬演”相反，贾家的宁荣二府在字句的层面上看是真的、实的，但在事实的层面上却有不少假的、虚的成分。贾府者，“假府”也。贾府之假，在曹雪芹为人物的取名中，已经透露了明晰的信息；宁国公名贾演，长子名贾代化，长孙名贾敷，三世人名中，“衍”(演)、“化”、“敷”都有了，隐含演化、敷演(衍)、敷化的意思，暗示所叙俱是“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当不得真的。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注意到：《红楼梦》所写贾府这样的世家大族，经常出现与实际生活相矛盾的现象。须知这不是曹雪芹的疏忽精心。而是由于他在净化处理的过程中，不甘心过于彻底地清除了题材固有的、亦即他本心所要表述的真实性的缘故。索院派将这种心态概括为：“一念惟恐人不知。又一念惟恐人易知”，究其本源，都是由于它是秦淮红楼的变形这个特点派生出来的。
比如贾府的地点，小说的交代就是自相矛盾的。从一方面看，贾雨村问冷子兴“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方引出贾府之事，元春省亲，当天就到了荣国府，可见贾府确在北京；但雨村又明明说“去岁我到金陵，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则又像是在南京。书中写贾府有竹子、苔藓、芭蕉，纯是南方的景象，但人又睡在炕上，则又是在寒冷的北方。俞平伯说：“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陪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无线索，自相矛盾。”(《红楼梦辨》第116页)如果想到作者既要写贾赦、贾政在京做官，以便使故事能够正常演出，贾府应当建在北京；但又不能抛失特意要写的“金陵十二钗”，则又必须时时强调贾府地处南京才行，这种矛盾就完全可以解释了。
再如人物的称谓、美、年龄等等，小说的矛盾就更多了。从贾府的世系看，贾母是贾赦、贾政的母亲，是贾宝玉的祖母，是林黛玉的外祖母，第三回回目“接外孙贾母惜孤女”，相对于黛玉称呼她为“贾母”，就有点说不通。贾母第一次登场，写黛玉眼中见到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人怀中；但作者叙述故事第一次直接点名，却写道：“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也用得不当。周汝昌先生早就觉察到，贾赦与贾母相互间冷淡得可怕，怀疑“贾政是过继的儿子，贾赦连儿子也不是”(《红楼梦新证》第73-73页)。其实，从其原型看，贾母本来就不是谁的生母。贾母者，乃“假母”的谐音。《北里志》云：“妓之母多假母，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之为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
贾母之“假”，派生了贾府一个显著特点——男性的弱化。宁国府辈份最长的贡敬，如今一味好道，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馀者一概不在心上。其子贾珍，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竞翻了过来。荣国府的贾赦不管事，贾政也不理家，王夫人头胎生的贾珠，也一病死了，以致全家大权，统统掌握在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三代女性的手里。不但贾府，贾府的亲戚皆是如此。王子腾是很显赫的人物，但小说偏偏不让他登场，宝玉到舅舅家拜寿，也从不介绍王家的情况。史湘云的父亲忠靖侯史鼎，是贾母的亲侄子，一次也不曾看望姑妈，对他自己的千金小姐史湘云，也毫无父女之情，弄得她只有常常无缘无故跑到贾府来寻找温情。林黛玉之父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升至兰台寺大夫，还点为鹾政，小说不仅让他早早死了，使林黛玉不得不投奔外祖母家，好像寄人篱下的景况，以致涂瀛产生了“林黛玉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红楼梦问答》，《红楼梦》卷第143页)的怀疑，仿佛贾琏、王熙风吞没了林家的大笔遗产。薛宝钗的父亲是皇商，也早早死了，薛家举家北迁京城，目的是为了宝钗待选才人赞善，但住进贾府以后，大家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千二净，一心一意寄居下来，甚至满心觊觎宝二奶奶位置的样子。
书中“夫人”的称呼，也与通常正规的用法不同。夫人者，或为天子之妾，皆以其本姓称之，如汉武帝之有李夫人：或为平人之妻，则以其夫姓称之。《红楼梦》中邢夫人、王夫人不从夫姓，而冠以己姓，盖袭自秦淮旧院“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而来者。由此派生出了贾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家族世系的极端混乱贾府中的女儿，皆是按年龄排次的，这是从旧院“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那里袭来的；但男子却各房另排，且多是一笔糊涂帐。称宝玉为“宝二爷”，是因为他前头有一个贾珠；称贾琏为“琏二爷”，就很为不通：他的哥哥是谁?书中并未说明。贾琏、迎春都不是邢人人所生，而邢夫人又好像不是贾赦的继室。尤氏是贾珍的继配，却不是贾蓉的生母；尤老娘是尤氏的继母，尤二姐、尤三姐却是尤老娘改嫁尤家前所生，与尤氏毫无血缘关系。尤氏和王熙凤关系特别好，好到凤姐害死了尤二姐，在她心头竟然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怨愤和不平。秦钟靠了秦可卿的关系，才得进贾府读书，但秦可卿的死，他意毫无悲切之意，反在出殡的馒头庵和智能儿大调其情。平儿、袭人是贾琏、宝玉的通房丫头。她们未来的“前程”，充其量不过爬到“姨娘”的位置(这在邢夫人劝说鸳鸯时说得特别清楚：“你这一进去，就开了脸，就封你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在贾府中极有体面；相比之下，那已经爬到了辈分更高的贾政的姨娘地位的赵姨娘，却好像特别的卑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都敢于去作践她，而一家权威贾政却居然l不俩不问，从来没有想到要出面干预一下。
贾府中人还有一个特点：既喜欢过生日，又常常将生日记错。如薛宝钗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贾母要给她过生日，风姐已经错记为二月二十一日：但第六十二回探春历数各人的生日时却说：“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仿佛贾母与宝钗的生日是同一天，但贾母当时并没有提到要也为自己过生日，且第七十一回明明说贾母的生日是八月初三。第二十六回说薛蟠的生日是五月初三，古董行程日兴却送来了鲜藕和西瓜，时间与节令又对不起头来。不止是生日，人物年龄上也有许多矛盾。据冷子兴介绍，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次年又生下宝玉；但第十八回又说“宝玉未入学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口传授教了几本书，识了数千字在腹中；虽为姊弟，有如母子”，又写元春将宝玉揽于怀内，抚其头颈道：“比先长了好些”，显然都是错的。程乙本改为“不想隔了十几年”，这一头矛盾解决了，但元春的年龄又太大了。林黛玉进荣国府时只有六七岁，住了三年、到第四十五回对宝钗说是“今年十五岁”。姚雪垠先生说：“《红楼梦》中被着力描写的几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他们的学问修养同他们的年龄、学历都不相称。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为什么笔下会出现这种现象?”(《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的贺信》(《北方论丛》1980年5期)如果我们了解：“当是时，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知道过寿是最好的宴请借口，就不会对于生日和年龄的混乱发生疑问了。
如果转换一个角度，将贾府看成秦淮旧院的变形，我们就会看见小说中红楼格局的诸多残留，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大观园的设置。“社会分析”派对宝玉的最高评价是“封建叛逆”，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宝玉的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恰恰是环境的产物；他的“自由”是环境赋予的；他的任性，是环境造成的。他的最大的保护伞，就是被视为“封建势力总代表”的贾母与元春，是她们凭着自己的意志，让宝玉住进了大观园这一女儿国。省亲是《红楼梦》的大事，这一情节的设计，就是为了给建造大观园铺平道路。众所周知，历来并无皇妃省亲此项制度。《红楼梦大辞典》在“省亲”条中，只引了《新唐书·阳城传》叙阳城“下迁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日：'凡学者。所以学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归省亲者乎?”’的话，解释为“探望问候父母及长辈尊亲”。甲戌本有一条批语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实际上也等于承认此一制度是出于杜撰。二知道人说：“宝玉与姊妹同居园内，遵元妃命也。《礼》云：'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又。云：'男女不通衣裳。’亦圣人杜渐防微之意也。宝玉其能畏圣人之言乎?”(《红楼梦说梦》，《红楼梦卷》第84页)涂瀛说：“《红楼梦》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红楼梦》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论，宝玉不置之书房而置之花园，法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鬟，法乎否耶?不游之师友而游之姐妹，法乎否耶?”(《红楼梦问答》，《红楼梦卷》第145页)都是窥破了大观园实质的睿知之言。
在“男女不杂坐”的封建时代，青年男女没有自由交往的机会，所以“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故事特别多；而红楼翠馆，本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淫欲场所，但确也提供了男子与女性无拘无束的交往，甚至建立某种亲呢关系的可能。《红楼梦》通过净化，对红楼里艳女们的生活进行彻底改造，将大观园变成了青年男女的天国。二知道人说：“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又说：“《红楼》情事，雪芹记所见也。锦锈丛中打盹，佩环声里酣眠，一切靡丽纷华，虽非天上，亦异人间，深山穷谷中人未之闻也。设为说雪芹之书，其人必摇首而谢日：'子其愚我也!子其盲我也!子其聋我也!人世间何能作如是观哉?”’(《红楼梦说梦》，《红楼梦卷》第84页)
净化的另一层涵义是，将大观园中的女性写成与“淫”彻底划清界限的冰清玉洁的天人。第三十七回诸人所咏之海棠诗，有“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元痕”、“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愁易断魂”等句，都是对她们最好的颂歌。当然，在《红棱梦》中，还是留有不少青楼生涯的残馀，作者还有意无意地将春光泄露，致使小说中时有“风月笔墨”存焉。如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叙黛玉做了一首《唐多令》：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脾。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据考，百花洲、燕子楼之典，均出于金陵。百花洲近处小西湖、钞库街，离媚香楼不远；燕子楼即媚香楼之别称，《档花扇》第十七出“拒媒”，有“留着他燕子楼中昼闭门，怎教学改嫁的旧文君”之旬，第二十二出“守楼”，有“燕子楼中入卧病，灯昏被冷有谁知”之旬，第二十三出“寄扇”，有“那关盼盼也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新书远寄桃花扇，旧院常关燕子楼”之句(参见严中《林黛玉与李香君》，《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期)。明白了百花洲、燕子楼的出典，再来品味自号潇湘妃子所作的《唐多令》，被“隐去”了的红楼真相，不是清楚地残留着么?
再如第十五回说智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无人不知，常与宝玉、秦钟玩笑，如今长大，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按，秦钟之人贾府不过一年光晃，此与他玩笑。同回宝玉对秦钟说：“你别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里，一个人没有，你搂着他作什么?”亦很不合情理；贾母房中既然无人，秦钟、智能儿是不可能进去，更不敢大胆调戏的。又如第四十九回叙薛蝌与宝琴、李纹、李绮、邢岫烟等一同来到王夫人的上房，薛蝌是贾府很远的亲戚，怎么可以胡乱直入王夫人的上房，和黛玉、探春等姐妹混在一起?(参见何心：《(红楼)抉误》)这些矛盾，既是敷衍情节的需要，也可能是不经意间残存下来的。但曹雪芹完全没有忘记，对他所要张扬的最主要的女性，一定要彻底净化才行。所以要写晴雯临死列对宝玉道：“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生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限；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便将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交给宝玉，将贴身穿的旧红绫小袄脱下，宝玉忙将自己的袄儿褪下，却把这件穿上。晴雯哭道：“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所以要写黛玉临死，对紫鹃道：“我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有了这样的笔墨，那种“在风尘中虽有艳名，非其本色”的交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曹雪芹对“红楼”题材进行艺术处理的第三个飞跃，就是将它充分的诗化。
《红楼梦》第一回叙空空道人听完石头的自白以后，将《石头记》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便抄写回来，闻世传奇。“大旨谈情”与“实录其事”，便成了《红楼梦》研究的两大着眼点。本来，情与事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但红学家之所谓“事”，却不是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是情节背后之所谓“本事”。在这点上，王梦阮也颇多拘泥之论，他说：“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所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信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红楼梦索隐提要》，《红楼梦卷》第293页)
大约是《红楼梦》的内涵太丰富了的缘故，诸如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伦理小说、爱情小说之类单一的答案，总是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多义性”的提法才越来越受器重，双重主题说、三重主题说，反映了人们在各种特定背景下对于《红楼梦》的接受。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从根本上讲，《红楼梦》的主旨确是“情”，而且这“情”和“事”是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才使得通部小说成了对于“情”的真忱歌颂和深刻思考的诗化了的杰作。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自序》对于《红楼梦》之为“情书”，作了淋漓痛快的论述：
本乎心者谓之性，发乎心者谓之情。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癖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乎情，终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不用其情。其情之中，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何以言之?其欢洽处，如花解语、玉生香、识金锁、解琴书、撕扇、品茶、折梅、咏菊等事，诵之爽脾，不过令人叹艳；其悲离处，如三姐戕、二姨殃、葬花、绝粒、泄机关、焚诗帕，诔花、护玉、晴雯灭、黛玉亡、探春远嫁、惜春皈依、宝玉弃家、袭人丧节各情，阅之伤心，适足令人酸鼻。凡读《红楼梦》者，莫不为宝、黛二人咨嗟，甚而至于饮泣，盖怜黛玉割情而天，宝玉报情而遁也。(《红楼梦卷》54页)
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演变看，《红楼梦》前的作品，所关注的主要是“义”(“忠”是连带而及)：《三国演义》的主旋律是桃园三结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只有貂蝉与吕布的故事中，吕布一方似乎还有点“情”，但并不高尚，而貂蝉则纯是政治工具；《水浒传》鼓吹见义勇为、仗义疏财，对女性是排斥的，偶尔涉及，也是贬低的，真正动“情”的是潘金莲，却当作了邪情来处理，由此转化成了《金瓶梅》中的欲；《西游记》中的石头，变成孙悟空之后，崇尚的是“力”和“勇”，根本是与“情”绝缘的。清初以《平山冷燕》、《玉娇梨》为代表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年男女爱情婚姻观念的觉醒。费孝通在《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中说：“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延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经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于男女关系态度的两重性。”从进行的角度讲，异性的相吸和交合，最终是为了种族的繁衍，因此，择偶的标准，必须有利于种族群体的优化。试看各种动物，不论飞禽、走兽、昆虫，莫不以“力”和“美”为争取异性的主要手段；惟独人这种社会动物，却另外添加解决出“势”和“利”的标准，对于门第与金钱的要求，有时往往成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索。有鉴于此，才子佳人小说破天荒地提出了“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佳人定当配才子”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对于传统的“势”“利”观的否定。“才子佳人”的标准，在于“才”、“貌”两端。貌，是外在的美；才，才是内在的美。内美与外美结合，方构成完美的境界。但是，这类小说所标榜的“才”，一般不超出吟诗作对的樊篱，“才”的内涵的褊狭性，反映了才子佳人小说爱情观的局限性；一对男女，似乎只要诗才高妙，人物出众，就一定会成就美满的姻缘，“情”在这类小说中，是没有多少地位的。
《红楼梦》的出现，显然有一种对此予以反拔的自觉意识。第一回写石头答空空道人道：“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出一小人拔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笑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理，自相矛盾。”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当然是才子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就是为了痛快淋漓地展示他的才华，但曹雪芹偏偏说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贾宝玉绝不像以往的才子那样，孜孜珠豫热衷于举业，以博金榜题名、花烛洞房为人生第一要务。林黛玉自然堪称佳人，她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但林黛玉也不像以往的佳人那样通体剔透，完美无缺，“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善疑和多病，构成了她两大致命的弱点。宝黛之间的爱情故事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值得人们反复咀嚼品味，就是因为“曹雪芹发现了感情宇宙，感情的天地，感情的海洋，化生出感情的肉体来。”(端木蕻良：《说不完的红楼梦》第92页，上海书店出版杜1993年版)他将“情”推到了小说的中心，使他笔下的人物“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不用其情”。而其最集中、最富于诗化的体现，就是惊世骇俗的“意淫”观。
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纪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挎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 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家父母尚每垂训饬、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小，不知'淫’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意淫”的概念，为《红楼梦》所首刨。它的真义何在?按“淫”字的本义，主要是指多、滥，指事物超越正常的范围和程度。体现在两性关系上，就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而“意淫”，则是排除了“皮肤滥淫”、“惟欲是图”的“纯情”。陈寅恪1919年曾对“情”进行过一番颇为独特的思考：
陈君又论情之为物，以西洋所谓Sexology(性学)之学，及欧洲之经历参证之，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度，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情矣。(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l5页)
贾宝玉的“意淫”，用警幻的话说，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对于女子的“痴情”，鲁迅释为刘少女“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最为确解贾宝玉对于女子的“用情”，是建立在对于女子的尊重、体贴、至爱、平等基础之匕的：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丁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甄宝玉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要紧”《红楼梦》借助贾宝玉的眼睛，展现了众多女子的群像，探索诸多女性的心灵秘密，一一予以品评，抒发由衷的赞美和歆羡，并愿意为之尽心效力，这就是“意淫”的实质。如第四十四回“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叙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凤姐的心腹，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深为恨事，不想平儿因受了贾琏凤姐恶气，自己竟在稍尽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乐；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叙宝玉见香菱弄脏了石榴裙，怕辜负了送她裙子的宝琴的心，惹薛姨妈说话，便主动提出将袭人的裙子给她换下，心下便胡思乱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这个霸王!”宝玉对平儿、香菱发自内心的体恤，丝毫没有玷污、占有的邪念，堪称“闺阁良友”，是意淫的典型表现。
涂瀛说：“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而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谈笑中、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死死中排侧缠绵固结莫解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情。负情者多矣．微宝玉，其谁与归!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读花人曰：'宝玉，圣之情者也。”’(《红楼梦论赞》，《红楼梦卷》第127页)情之圣者的宝玉，他身上的“情”．经历了一个由泛爱到专一的发展过程，而这又纯是以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按照宝玉的身份和地位，本来是难免要成为纨挎膏粱子弟的一员的，但他以“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忠贞和专一，选择了林黛玉。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抉择的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蒋和森说：“在这两种美之间，应该选择何者，一⋯林黛玉是真正的美；因为损害了这种美，尤豫苟安的贾宝玉，对封建贵族家庭作了彻底的决裂。薛宝钗是虚假的美，因为与这种美同居在一起，娇养尊宠的贾宝玉宁愿去过着冰冷的寺院生活。”(《红楼梦论稿》第95页)《红楼梦》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就体现在它将“红楼”生涯诗化了，从而为爱情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灵魂。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