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读”，其实最初的缘起却是“听”。大约上小学时，应为高年级，哪一级已然记不起，总归距不再是小学生不远了。春天的某个星期日的午后，功课做完，便是消闲时刻，打开广播，“小喇叭”尚未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不多时，轮换至某一档小说节目。此小说，非长篇，而是短短的那类，一小时内可听两三篇。这一日，念的也非一篇，但如今的记忆里，犹存的是那个“詹大胖子”。这四字，不知怎的，对尚是孩童的我印刻下如此深的痕迹。或是故事里那胖嘟嘟的“一走一哆嗦”的肥肥模样发人联想；或此四字音节顿挫，口齿含声（许久之后想，第一字平声，第二、三字仄声，末尾一字轻声，确是暗符音律）。
詹大胖子的故事很淡，念故事的声音也淡，世态的烟云似乎连绵一片，稚童感知着这小说的别致。一个小学校的胖胖的斋夫，怎么叮当、叮当、叮当地摇铃，怎么拿大剪子剪冬青树，怎么生炉子烧开水，又怎么偷没声卖花生糖芝麻糖给学生，时间如流水样过去。这样平凡庸常的斋夫，却维护了小学一位女教师的名誉，实在是不太平凡的事情。再后来，小学校长死了，女教师死了，詹大胖子也死了，“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这故事，发生在小学里，与其时十岁出头的我是易相通的，虽然“斋夫”“幼稚园”“县立第五小学”等词的出现，使我意识到故事似发生在另一时代，但小学校的日常生态、人物的微妙心理，却是与现在没多大相异的。我第一次晓得眼前的生活揉入文字中也可生出一种美感，还有小小年纪体会出的哀伤，很淡的，不是生离死别，仅仅时光远去。
那一刻，不会知道“汪曾祺”这个名字，广播里自然会提起小说的作者，不过小孩子是记不得的。只因故事印在脑里，以及“詹大胖子”这四字不再忘记，待得成年后翻汪氏小说集时，便恍然了。
过眼且记住汪曾祺之名，并未过多久，不过和“詹大胖子”没什么关系。中学阶段，找来一本小说，有许多篇，有许多作家，每人一篇，似是那种年度小说选编一类。厚厚的一册，在手里放了几年，先是自头至尾读，后择取喜欢的反复读。但几年看下来，仍能重读的，就剩下一篇《异秉》，中学生不懂得什么小说批评或美学，或许重读就是朴素之极的标准。那些人和事，那些对市井生意的细细描画（王二怎样卖蒲包肉、牛肉、猪头肉，药店怎样碾药、切泽泻状如铜钱、裁一沓一沓白粉连纸为方块，闲人们谈烟分水、旱、鼻、雅、潮五种），及各态人物的心理，在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看来，实是有趣的，以致自己也要去悄悄试试能否大小解分开来。
转眼间，到了大学时代，从图书馆借书成为易事，也便得以读汪曾祺了。借来汪集，重逢《异秉》，读了许多新的，又意外地遭遇“詹大胖子”，终于闹清小时听来故事的出处了，从纸面上读它一次，亲切。时日久矣，记不得借的都是哪些版本，惟有一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未忘，蓝色封面，排排睡莲，素朴清淡。再后来，知晓这一版本乃汪曾祺新时期出的第一本书，意义可谓大，里面多数小说是新写的，但也收入一九四〇年代《邂逅集》与一九六〇年代《羊舍的夜晚》中的一些篇。
自己买的第一种集子，是《榆树村杂记》。一次拜访友人回返，见路边一小书店，便入内看，得此书。此前未读过汪的散文，如今初识，从《七十述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多年父子成兄弟》，知道了汪曾祺的早年身世以及被划为右派流放张家口沙岭子的事，略有些了解他为何能写出《异秉》这样的作品来。极感兴趣的，是《八仙》《水母》《城隍·土地·灶王爷》《故乡的野菜》《食豆饮水斋闲笔》《肉食者不鄙》这些文章，民俗与饮食，归根结底均为小民的生活之辐射。读散文，多了对汪曾祺的一层了解，不过勿论散文、小说，其精神并无二致。
那些时，生活未得安定，动荡漂泊，没买多少书，手里汪曾祺的书亦少。汪老去世时，我买了一册《菰蒲深处》带在身边，红红的封皮，上首有小船和鱼鹰，下首有大人、孩子及一条狗，翻一翻，是几年前出的，初版，不过印了四千册。这本书陪我走了许多地方，经历了许多时光，人凭藉书存在，书亦有生命了。读之不足，便拿起笔来抄写它，陆陆续续，有几万字吧。选取的，多为风俗画之描绘部分，如“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之后那么些关于阴城的焰火表演，及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卖芝麻灌香糖的、卖煮荸荠的小生意，直到“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又如叶三怎样卖果子，“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等等。随着笔在纸上的滑动，心也慢慢静了下来。
后来，人不再移来动去，如植物样可以扎下根须，置办书的闲心便有了。觅来一些初版本，如《草花集》《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塔上随笔》《汪曾祺小品》《独坐小品》等，但也不是非此不可，如初版《蒲桥集》有些昂贵，有重印本替代也就可以了。经眼一些本子，感觉汪曾祺生前出的集子，有许多的装帧设计不太讲究，封面封底的样子马虎，且有的内文版式也是粗糙，双目注视之，实在不谐，配不上那些洒脱的文章。想想汪曾祺对出自己的文论集让出版社赔钱表示歉意，也是一叹。
读序跋是我的一个爱好，汪曾祺所写自然要细读。大致说来，他的自序写得很好，有情致，但为他人写的序，我是遗憾的。汪曾祺写序，并非像苦雨翁为他人作序乃跑题文章（他将序跋发展为一种为己所用的独立文体，汪曾祺未做到这一点），自说自话不太管原书，汪的序是扣题的，表明他细读过这些书。我的遗憾是，这得花多少时间，耽误汪老之生花妙笔写自己的文章。无可无不可的文字，汪曾祺写得不算少，若再想想老人的创作黄金期开启如此之晚，且戛然止于一九九七年，那我们不禁为他未免有些浪费的时间感到痛惜。不过，汪曾祺之为汪曾祺，或许就在其随意的心态，没把自己太当回事，心态连接着文章，才是我们看到的文采风流吧。
有时，也会想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这三人，他们有相似处，却又多么不同。在文学风格上，废名是开创者，沈从文深受其影响，而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受业弟子，有着老师的浸染，同时亦有来自废名的印痕；废名是晦涩的，沈从文明朗了许多，开阔了许多，到了汪曾祺这里，提炼出愈加平易的文学语言，写出可为更多读者接受的小说与散文来，这一脉的发展是耐人琢磨的。而三人的性格与遭际，也是令人叹息的。废名自《莫须有先生传》后，慢慢放弃小说写作，重心除诗歌外，开始着重以散文来表示自己的见解，以《世界日报·明珠》时期为最紧要，文章多且好，可惜不久战争爆发，中止了其发展，待战争结束，发表的少量文章亦好，但时间紧促，不再等人。沈从文的遭遇众所周知，不必多言，而归其原因，不过是他乡下人的倔脾气，遇事总忍不住，要出来抱打不平，说说话。学生汪曾祺在上海遇见巴金，巴金要他转告老师沈从文，好好写小说，不要老去批评这批评那，惹事。但沈从文若能忍住，或就不是沈从文了。汪曾祺和老师关系甚好，性情却不同，沈从文倔强，汪曾祺随和，沈从文到处放炮，汪曾祺谨小慎微，但即便如此，汪仍没逃脱补划右派的命运。不过他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他能够度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而汪曾祺亦是有“顽固”之处的，即其文化及审美趣味，他始终未脱离时代，甚至长期在“风暴眼”中生存，却十分奇异地与时代话语、趣味似隔着一层油纸，说归说，做归做，但不被其浸染。这也是新时期后，汪曾祺重接续一九四〇年代写作的缘由。汪曾祺的随和中之“顽固”，是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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