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被尊为正统思想，和一个人有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西汉时期的董仲舒。
董仲舒生活在一个安定繁荣的环境。他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他家中有大量藏书，他唯潜心发愤钻研儒家学说。据说他书房的外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园圃，三年中，他在屋内读书，竟然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虽然他经常骑马，却分不清雌雄，可以说他为经传所吸引，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
董仲舒在三十岁左右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学者，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但他此时却只是教书收徒，人们称他为“汉代孔子”。他招收了很多学生，以此宣传儒家经典，传播他的思想。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让对策的文士们作答，再交由皇帝阅览。当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被他的精彩议论深深吸引。于是汉武帝接连三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而这三次策问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天人关系的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将周代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宗教天道观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他要求废除不合六艺和孔子之道的学说，以儒学作为经典，董仲舒的儒学和孔孟儒学至此有了本质上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立为治国之经典学说。而这一政策中规定，只允许那些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配合这一政策，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以儒学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孔、孟的儒学，治国主张礼、仁，反对苛政。董仲舒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加强并神化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建立全新的人伦秩序，提出了“三纲五常”等道德标准。董仲舒的主张，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对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十分有利。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思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严格清晰的标准，也成为了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但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压抑了学术的自由发展，使得后来人们的思想保守，因循守旧，从而导致国家的封闭落后。
南怀瑾先生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自然是枝条妙密，干叶缤纷，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既如历代用于政治学术思想的，实质上，也是掺杂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也并非完全是儒家学说。”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并非只是以儒家或儒学来概括的，即使是董仲舒所独尊的儒学，也是掺杂了各个宗派的思想，而儒学在其中，只是较为重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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