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自1420年在明成祖的要求下建造完成后就成为明清两代的宫城，用来作为国家的政治权利中心。紫禁城的正门午门更是皇权的象征，是皇家的脸面，而且，午门不是一般人能走的，午门中的正门只有皇帝可以走，即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也只有在大婚当日的时候，凤辇才被允许自午门正门进入；而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时候，由皇帝钦点一甲前三名则可以由午门正门离开皇宫，这算是无上的光荣，此一进一出，就算是紫禁城在他们身份认证书上盖了章。
由此可见午门的贵重，很多重大的礼仪活动都会在午门主持，比如大型战争后的“献俘礼”。但是，作为现代人来说，午门之所以被人熟知则来源于影视剧的“午门斩首”，实际上这只是影视剧中的一句戏言，历史上并不存在“午门处斩”。午门是皇家宣誓威严的地方，绝不可能作为犯人的处罚地。但“午门处斩”也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明朝时期确实有一项惩罚是在午门进行的，这就是令明朝官员爱恨交加的“廷杖”。
廷杖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皇帝专用的私刑，被廷杖的臣子并没有触犯律法，但是却惹恼了皇帝，所以皇帝就下令执行廷杖。讲理讲不过，又不想被大臣牵制，只能用皇权压人，以达到折辱臣子的目的，这就是廷杖的一般作用。
当然廷杖并不是明朝的专用，早在隋唐之前就有廷杖出现，但是总起来说，廷杖出现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只能是偶尔有皇帝会用它，但是到了明朝时期，廷杖慢慢就发展成了一种制度，甚至很多人死在了廷杖之下。
廷杖一般都是针对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明朝时期的第一例廷杖发生在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其对象就是刑部侍郎茹太素，朱元璋认为明明可以用五百言就说清楚的事情，茹太素偏偏来了个万言，于是倒霉的茹太素被廷杖。先例一开，朱元璋之后，明朝的皇帝都有样学样，将廷杖发展成一种制度，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制度，也和明朝的政治状况有关系。明朝时期宰相制度被内阁制度代替，内阁从此水涨船高，成为掣肘皇帝的主要力量，逐渐的，明朝的文官集团变得非常成熟，让皇帝感觉到深深的无奈。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就着重讲了这种文官集团对万历皇帝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们只能用私刑来羞辱压制官员们，已达到彰显皇权的目的。当文官们抓住一件事死死不放，而皇帝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廷杖就往往会成为事件的终点。但廷杖在明朝也是有区别的，朱国桢在《涌湩小品·廷杖》中有这样的记载：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帊。示辱而已。然犹卧牀数月。
也就是说在明宪宗朱见深之前，廷杖就是意思意思示辱而已，行刑的时候，被打的大臣穿着厚厚的棉衣裤，垫上毡子，然后接受廷杖，这个时候皇帝彰显皇权的目的太明显，所以官员受伤程度不是很大，但是也要卧床好几个月才能好。
后来的皇帝则加重了廷杖的处罚，甚至开始出现死人现象。《历代刑法志》中有记载：
凡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赴午门外。……司礼监宜驾帖讫，坐午门西墀下左，锦衣卫使做右，其下绯而趋走者数十人。须臾，缚囚定，左右厉声喝，喝阁棍，则一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
可见，廷杖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廷杖的执行过程非常的繁琐，并不是皇帝一生气，说拖出去打就直接拖出去打，而是要走一个流程。先是官员惹恼了皇帝，皇帝下令对此人执行廷杖，说明要打多少下等，然后等到行刑的时候，官员被绑着押到午门，司礼监的官员宣读皇帝的旨意，在午门西边的台阶上坐下，而锦衣卫使则坐在右边，他们底下还有数十名侍卫在那里等着所囚官员的到来，接下来执行廷杖。这其实和真正的犯人被处罚没有什么两样了，之所以选择午门这个地点自然就是为了彰显皇权，是皇帝在告诉反对他的臣子：你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朕才是老大。
执行廷杖的侍卫也是专门训练过的，他们会在行刑的过程中把握力度，该使劲打的使劲打，该轻打的轻打，多少杖得到什么结果都是定好了的。在开打之前，他们会从司礼监和锦衣卫使那里得到应有的暗示，察言观色是最简单的，还有就是看他们的两脚变化，两脚分开，那么这名犯人可以活着；两脚闭合，则这名犯人就可以往死里打。
其实，即便是有幸在廷杖完还活着，也是半个残废，臀部早已被打的血肉模糊，任是意志力多么坚定的人在接受廷杖的时候都会疼的哀嚎出声。这对于官员来说不仅是肉体的疼痛，更是精神上的羞辱。
但皇帝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谁让你让朕不痛快呢？
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应该是廷杖最严重的时期。《明史·刑法》记载：
正德十四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下令廷杖舒芬、黄巩等人的正是建立“豹房”的朱厚照，当时朱厚照想要南巡，很多官员冒死直谏，劝谏朱厚照罢南巡，但是朱厚照不肯听从，让直谏劝阻的大臣全部接受廷杖。共计146人，其中11人直接死了。在这场直谏中，武选郎中黄巩是主要的上疏人，《明史》中对此的记载是这样的：
帝怒甚，下二人诏狱，复跪午门。众谓天子且出，巩曰：“天子出，吾当牵裾死之。”跪五日，期满，仍系狱。越二十余日，廷杖五十，斥为民。
黄巩先是被下了诏狱，接着在午门跪了五天，又在狱中待了二十多天，然后廷杖五十，贬为庶民。但到底还是保住了性命，那死了的十一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是明朝第一次大规模的廷杖。再一次就是发生在朱厚熜为帝的时候，即嘉靖三年，《明史·刑法》记载：
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廷仗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
朱厚照没有子嗣，因此他去世后，他的堂弟朱厚熜被选为继承人，因此在朱厚熜刚继位的前三年，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事件，此事件围绕的中心就是皇考和生父尊号的问题，文官集团和朱厚熜互不相让，争持了三年多的时间，最后自然是朱厚熜赢了，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赢的呢？廷杖。当时大臣们都跪在左顺门哭诉，朱厚熜一气之下赏了以丰熙为首的这些官员廷杖，有134人接受廷杖，其中死者达到了16人。
廷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皇帝能在律法之外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而正是廷杖一次次起作用，皇帝开始频繁使用廷杖。万历朝也是廷杖的高发期：
万历五年，以争张居正夺情，杖吴中行等五人。其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辈咸被杖，多者至一百。后帝益厌言者，疏多留中，廷杖寝不用。
朱翊钧继位的时候只有十岁，他对其老师张居正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首辅的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气象焕然一新，张居正是铁面有私的，除了自己，即便皇帝朱翊钧和太后也不能在制度面前徇私。朝廷的运转在当时已经达到了可以没有皇帝但不能没有张居正的地步。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规制，张居正应该回乡为父亲守制两年多。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改革来说是致命的，毕竟两年多的时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尤其是改革这种能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运动，必然会遭到反抗，于是张居正以“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为由夺情起复，而朱翊钧也离不开张居正，认为“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因此非常同意张居正的夺情。
不过，朝廷的其他官员却认为这是违背祖制的，是不可取的，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吴中行等人上疏直谏反对张居正的起复，无一例外的被处以廷杖。其中，元标写完奏疏去呈的时候遇到了吴中行等人在接受廷杖，元标骗过了中官，但还是被张居正发现，也是廷杖八十。这件事一直扩大到廷杖了百余人，才再没有人阻止这件事，最终张居正如愿夺情起复。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大型廷杖现场，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廷杖案列，皇帝意志被阻的时候往往就会使用廷杖，在一次次廷杖被执行的时候，它开始让明朝的官员爱恨交加，官员们对于廷杖逐渐发展成三类态度：
其一就是忠君爱国，不怕廷杖敢于直谏；
其二就是害怕遭受屈辱般的廷杖，也怕丢了性命，于是学会了闭嘴；
其三就是有些官员想要以“冒死直谏”的忠勇事迹名垂青史，因此故意“拼死”直谏，换来廷杖，这类人往往真死的可能性非常小。
无论如何，后两类都算是廷杖的畸形病态发展，不该沉默的沉默，该沉默的不沉默，必然导致了言路受阻。而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官员对于廷杖的害怕，由此，后世才弄出了一个“午门斩首”，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廷杖比斩首更可怕，影响更深远，皇帝以为自己的意志得到了自由，实际上却阻碍了官员说真话。
参考文献：《明史》；
朱国桢《涌湩小品》；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沈家本《历代刑法志》；
马腾《浅议明朝廷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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