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金庸传》
上期回顾：夹缝生存：或成明日黄花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战火四起，繁乱的社会环境却意外促成了言论和思想自由，儒、道、法、墨等思想开始广为传播，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思想能够百家争鸣，武侠世界也能多姿多彩。在奇幻精彩的武侠小说当中，武林高手们总是各个身怀令人叹为观止的武功绝学。自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走进大众的生活之后，“华山论剑”一词便流传开来。在武侠小说中，“华山论剑”是比武切磋的大型武林盛会，引申到现实生活当中，指的就是公开的比试或学术争鸣。
武侠，是一个世界，同时也在影射现实，侠客们闯荡江湖，自当在心中铭记一句：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现实生活也是一样，作为武侠小说的大师级人物，金庸并不是一枝独秀，正是因为一些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大师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欣赏到不同味道的武林盛宴，品味不一样的江湖。
喧宾夺主的“金氏武侠”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这样训诫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余光中给自己的评价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而到了金庸的身上，有人便给出了“右手写社评，左手写武侠”的说法。可见，社评才是金庸的主业，而使他功成名就的武侠小说反而是他的副业。但是而今看来，作为武侠小说的副业已经喧宾夺主远远超过了主业。这正印证了陆游的观点。
从最初的创刊失败，到1946年进入《东南日报》真正成为一名报人， 而后到《大公报》《新晚报》《时与潮》，甚至于最后的《明报》，金庸所扮演的主要角色都是“社评人”。《明报》创立一直把本土的《大公报》和享誉国际的曼彻斯特《卫报》作为学习的榜样，在金庸看来，两家报社的办报宗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大公报》向来重精辟社评，而轻抢快新闻。这与《曼彻斯特卫报》的办报理念不谋而合。因此， 金庸认为由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的《大公报》， 可称得上是“ 中国的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纸皆信奉自由主义，这也是金庸一度追求的。
把精力花在“精辟的社评”上，可以赚很多钱，但很难赚最多钱。社评支撑起的是报纸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言论的影响力”。金庸指出，
《卫报》称得上是“英国非常重要的大报”，但销量只有不到20万份，而销量超过400多万份的《每日镜报》的影响力却远远不如《卫报》。在香港，能够达到《卫报》影响力水平的恐怕也只有《大公报》了。
金庸表示，《卫报》之所以能够成功， 很大的原因在于斯科特撰写的社评， 这似乎也可以得出，《大公报》的成就得益于张季鸾先生的社评，而《明报》的辉煌则归功于金庸的社评。社评贵在立场，贵在客观，要隔绝一切感念影响， 站在局外去冷静的分析。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也是一种坚持和正义的情怀。
作为一名报人，金庸的主要工作便是写社评，对于武侠小说的涉猎却是偶然。谈及涉足武侠小说的初衷，金庸坦言并没有什么高端的理想和志趣，当时的写作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些话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却可以理解。当时的社会处在一片动荡之下，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是步履维艰，报纸行业想要长足发展，销量便是硬道理。就是这样的现实，释放出了最为强大的力量，推动着金庸一步一步走上了武侠小说的巅峰道路。
因为是“副业”，更因为是偶然，金庸对自己的武侠小说有着清醒的认识，1955年，金庸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交流，谈及自己的武侠小说，曾有过以下的说法：
“武侠小说是我赚钱和谋生的工具，所以算不上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在创作之时，我既没有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之志。这真的是有些惭愧，因为同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比起来，他们的动机就伟大多了。 “对于武侠小说本身而言，它只是一个附有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也
希望它能够携带并传播一些人生哲理或励志理想，如果能够通过小说映射出一些社会现实，那也可以称得上'成功’二字。
“我想我是在慢慢进步的，诚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也在尝试将小说赋予一定的意义，提高小说本身的思想。武林，不只是打打杀杀而已。只有有意义才会让人记住，才值得大家去看，也才可以长久流传。因此，我认为武侠小说不应该只具备娱乐性质。”
在金庸的这番话中，蕴含了他对自己武侠小说认识的变化，他的思想在进步，对自己和自己武侠小说的要求也越来越深刻，从中还折射出了诸多的社会责任感。
金庸在武侠小说领域取得的成就从读者数量上就可略知一二，好友倪匡曾向一位外国朋友介绍金庸，外国朋友追问倪匡金庸到底出名到何种程度，倪匡的回答是：“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迄今为止，金庸小说的影响力无论在港、澳、台，还是中国大陆，都十分巨大。而且金庸的读者，来源于各个社会阶层，上到国家领导人、知名学者，下到仆役小厮、贩夫走卒。这样的雅俗共赏，可谓空前绝后。
随着金庸在武侠之路上越走越远，金庸的社评似乎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角，武侠小说在金庸思想的不断成熟和深刻之下，已经盖过了作为主业的社评。
或许，一些超脱名利的东西，反而能够取得超乎寻常的成果。这份无心插柳的“偶然”倒也称得上是一个传奇。
祖师与宗师的较量
在新派武侠小说领域，梁羽生凭借一部《龙虎斗京华》成为开山祖师，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便踏上了新派武林的继承和发展之路，金庸也因此成为新派武侠的一代宗师。
而对于祖师与宗师的较量，似乎可以摆酒暖茶，对月畅谈一番。
（1）“名士子”和“洋才子”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蒙城西住。短锄栽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莫学新声后主，恐词仙、笑侬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旧游，员峤新境，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这是梁羽生少年之时所做的一首《水龙吟》。他从小便受到了古诗词的熏陶，还一度想要成为一名学者或是词人。
梁羽生的出生地广西是一个古典文化浓厚的地方，而梁羽生的外祖父刘瑞球是前清的举人，也是一位词人，曾有《眉隐集》传世。而那种下棋填词、吟风弄月的生活，对梁羽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小小年纪便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
梁羽生的少年正值战乱时期，然而广西并没有受到战乱波及，因此， 他每天得以寻章摘句、吟诗作对，颇有一副名士的风范。与此同时，一大批文人逃难至此，同样对他形成了熏陶之势。梁羽生就在这战火之外的荒山野岭领略到了中华绚烂多姿的历史文化，以及享誉国际的现代文明。
在与文人墨客的交流中，燃起了梁羽生的家国之恨，其文学素养也渐渐深化。梁羽生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个人的生活经历也较为安定。因此在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也大都透露着平实质朴的气息，虽然善于伏笔，但却少了几分鲜活，缺了些许灵气。传统教育中的观念教条，成为他创作的阻力。
相对于梁羽生这位“ 名士子”，金庸可以称作是一位“ 洋才子”。金庸的思想教育大多来源于西方，而且其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同事，战乱和流亡的生活充斥着他的童年。或许是经历的多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也稍稍看懂了几分，因此在创作时便格外客观、大气起来，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感情变化也更多样。因此金庸武侠当中，故事的情节往往曲折离奇， 变化多端，时常给人一股新奇瑰丽的感觉。
（2）一个“黄袍加身”，一个“临危受命”
梁羽生这位文弱书生涉足武林的机缘来自于港澳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与白鹤派掌门人的一次决斗，这等吸睛的社会大新闻自然引起了香港各大媒体的注意。《新晚报》的负责人罗孚决定在报面上开设一个武侠小说的专栏，由于梁羽生平日喜欢谈论一些旧派武侠，又熟知文学历史，而且文章写的也很出众，罗孚自然就把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之所以起为“梁”姓，其来源于“宋齐梁陈”“陈”姓在“梁”姓之后，又因佩服武侠小说前辈白羽，这才起名为“梁羽生”。梁羽生这一次“迫不得已”被黄袍加身，却“一入武侠便如鱼得水”，三十年来一发不可收拾。那场促使梁羽生涉足武侠的江湖决斗，仅仅持续了三分钟，而罗孚总编的想法也存在于须臾之间，但就是这样的短暂诱因，却成就了一位新派武侠的开山祖师。
如果说梁羽生涉足武侠是总编和编辑们的“黄袍加身”，那么金庸就可以称得上是临危受命了。在武侠小说领域，梁羽生是金庸的前辈，金庸硬着头皮在梁羽生身后进行创作，多少是有些心理压力的。在人生际遇方面，金庸见多识广，所以文风笔触上也就显得开阔了许多，加上他思想大胆，敢于想象，因创作的作品皆令人新奇不已，并因此声名鹊起，将新派武侠发扬光大。
（3）闹笑话？讲故事罢了
在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写的《金庸与梁羽生合论》当中，颇多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批评之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少使用回目，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当中，金庸沿袭旧派武侠，采用了七字联语的章回目的形式，但这些上下回目相对的联语大多平仄不合，而之后的《碧血剑》的回目更不尽人意。金庸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就开始舍弃章回体，改用新式标题了。
对于章回标题的运用，梁羽生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也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在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大都采用回目，且对仗工整，意境深远，并能够形成一种视觉美感。后因新派武侠的发展更加追求现代感与可读性，因此对联式的章回目便渐渐淡化了。但梁羽生在小说情节演进的文字描述上，仍有浓厚的韵律感和画面感。
除却章回目，金庸武侠小说的笑话也体现在诗词方面。据梁羽生考证，《射雕英雄传》当中便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设定。
但是对于历史时间的错位，金庸表示无需大惊小怪，并自谦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对于梁羽生2万字的《金庸与梁羽生合论》，金庸在《海光文艺》中用只有2000余字的《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由》作为回应。文中指出他不过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主要任务就是把故事写精彩。自己写武侠小说不过是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兼娱他人罢了。对于梁羽生的批评， 金庸也作出了较为含蓄的辩驳。他表示，每个人都有情感，创作出来的文字，自然会附带自己的思想。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必牵动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以及背景等去迎合某项政策或是某种思想。小说是娱乐性的东西，它与戏剧、音乐、舞蹈等是相同的，不过是供人娱乐而已。
武侠小说本身没有太大的艺术价值，但一定要有所提高的话，那就在投入的情感、人物的刻画、情节的设置以及道德观念的渗透上入手，能够通过表情达意讲出一个好故事，便是其价值所在了。
（4）漫漫武侠路
梁羽生曾坦言自己创作武侠小说纯属无心插柳，当然也就没有想到日后的这些成就。本想写完一部《龙虎斗京华》便收手，仍写他钟爱的文史随笔，然而武侠小说令报纸的销量大增，罗孚自然不肯放弃这个商机，于是百般恳求梁羽生继续创作。盛情难却，梁羽生便辞去副编辑之职，开始专职写作武侠小说。
梁羽生在写作之前总要先列好大纲，找好资料，然后才动笔。通常花在查找资料上的时间要比真正写作的时间多得多，但截稿时间往往不等人，所以也不乏草草成文便刊登的情况。因此，每当小说刊载完毕，印刷成书之前，梁羽生都要逐篇通读修改。由于梁羽生的名头响亮，所以很多报社都会找他连载武侠小说，有时候，他需要同时进行三部小说，一天要写近万字。
梁羽生性格拘谨，近乎墨守成规，因此语言上会略带繁冗，并有滞涩之嫌，这多少会影响到作品的水准。但是，梁羽生仍然用自己的文思才学夺得了与金庸、古龙两位武侠大家三足鼎立的地位，并且凭借传统儒雅的文风而自成一家。
经过30年的武林积淀，梁羽生创作出了《大唐游侠传》、《散花女侠》、《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侠骨丹心》等优秀作品。
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渐渐达到了新高度，仅仅17年，金庸就创作出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以及《越女剑》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创作之余，金庸还是一位学者、企业家、导演、教授……可以说，金庸是一位通才，一位博学家。“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写武侠写得更好的人”，这是梁羽生对金庸最为真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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