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馆藏玺印(图文12)

 （转自廖南的博文）

 

   

           太上皇帝之宝，通高15cm，纽高7.3cm，印面22.5×22.5cm

    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

  

   清二十五宝为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

    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

    乾隆十一年厘定之御宝的宝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余全部为满文本字和汉文篆书两种文字。乾隆十三年，创制满文篆法。为使御宝上的满汉文字书体协调，乾隆皇帝特颁旨：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青玉“皇帝之宝”四宝因在清入关以前就已使用，“不宜轻易”外，余二十一宝一律改镌，将其中的满文本字全部改用篆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五宝。

    二十五宝平时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盝中，一宝一盝。宝盝为两重，皆木质，制作精美。宝盝置木几上，外罩绣龙纹的黄缎罩，分列于御座左右。

    二十五宝质地有金、玉、栴檀木，印纽有交龙、盘龙、蹲龙型制，雕制精美，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典章文物。

   

          皇后之宝，通高10cm，纽高6cm，印面14×14cm，重1800k

    金质，交龙纽，附系黄色绶带，满汉文篆书。

    清朝对皇后之宝有严格的规定，据《大清会典》载：“皇后金宝，清、汉文玉筯篆，交龙纽，平台，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用三等赤金五百两。宝盝高七寸八分，方八寸；宝色池，高二寸，方四寸八分，均金制。外椟绘凤文。”制作亦有严格的程序，首先由礼部依据成例奏报皇帝，然后由造办处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皇帝御览。皇帝钦定后，再由礼部发印样于铸印局，铸印局官会同内务府官于造办处祭炉监造。铸造完毕后交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礼部奏报批复，届时把宝印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竣工后，收存内阁大库，待行礼时提用。最后再由工部办理制造宝盝、印池等一应物件。

    皇后之宝作为皇后身份的证据，只有在举行了相应的册封礼之后才有效。经过册封程序后，宝玺便被置于皇后宫中，以证皇后的身份和地位。

             

田黄石浅浮雕“秋江待渡”石章，清中期，长6.1cm，宽4.1cm，通高6.5cm，重235g

　　印田黄石制，随形，薄意，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丹凤来仪宇宙春，中天雨露四时新，人间好事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七言诗一首。题款阳刻篆书体“秋江待渡”。

　　由于田黄石珍贵难得，故在章料的雕饰上往往用其原形，尽量避免石材的损耗，根据石材进行“巧雕”，巧妙地运用田黄石与外层皮色，使图案层次明晰。此件“秋江待渡”的石章，一侧为一老者拄杖待舟于岸，随身小童招手呼舟，梢公撑一叶扁舟前来，岸上秋木萧萧，天空中寒鸦归林，一派秋韵野渡的意境。另一侧表现一长者头戴毡笠，拥裘，策蹇而行，一童子担箧随趋于后，路旁树木凋零，秋意已浓，雕工与构图颇具巧思。而宣扬忠孝之道的印文在立意和刻艺上都不甚佳，与此方珍贵的石章实不匹配。

          

   “十钟山房藏钟”石章，清，王石经篆刻，通高6.3cm，印面边长4.3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十钟山房藏钟”六字。边款楷书体阴刻“古器以钟鼎为重，而钟尤难得于鼎。余年五十有六，乃竟获十，诸家所未有也。因名山房曰十钟，而属西泉刻印记之。退修居士。”

    此印面为王石经篆刻，玉筯篆，工整端庄，充满印面。印款为陈介褀自治并记斋名缘由，款字中流露着篆、隶书意趣。

                  

      “彰厥有常”石章，清，桂馥篆刻，通高10.2cm，印面边长4.1cm

    印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彰厥有常”四字。边款行书体阴刻“嘉庆癸卯小春初吉，未谷摹秦人缪篆印于吉祥草堂”。

    此印文内容取自《书·皋陶谟》中“彰厥有常”，“彰”即“彰明”，“厥”可释为“其”字，“有常”意为“有恒”，此四字即为经常予以表彰之意。印面虽较秦汉印大出许多，但布局、篆刻不失汉铸白文印的法度。

                

       “陈介褀印”石章，清，翁大年篆刻，通高2.8cm，印面1.5×1.4cm

    石章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白文相间，分上下行迴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陈介褀印”4字。边款阴刻“翁大年”。

    此印布局篆法深得汉私印精髓，足见翁大年对汉印精神的领悟。

  

    “松下清斋摘露葵”石章，清，朱文震篆刻，通高3.1cm，印面边长3.3cm

    印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松下清斋摘露葵”七字。边款隶书体阴刻“朱文震敬篆”。

    此石章印文摘自唐代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句。“清斋”即“素食”，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名“露葵”，即冬葵。战国辞人宋玉亦有“烹露葵之羹”之句，王维晚年长斋，故用此典。此石章印文工整匀称，舒展有致，挺拔中有下垂感。此印是朱文震为永瑢所治九思堂众多藏印中的一方。

                 

      “金石千秋”石章，清，赵之琛篆刻，通高4.7cm，印面边长2.5cm

　　印寿山石制，方形，薄意侧款。印文篆书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金石千秋”四字。边款阴刻“赵之琛拟汉”。印面宽边栏，铁线朱文笔划硬折，愈显金石凌凌之气。

    “金石”喻坚固，此处亦指代碑铭，“千秋”喻经历久远。此四字见于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金石千秋重，松楸一字香”与“姓名琬琰四海，文字金石千秋”之句。

            

      “乡里高门”石章，清，赵之琛篆刻，通高6.7cm，印面3.2×3.1cm

    印寿山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乡里高门”四字。边款阴刻楷书体“次闲篆于补罗迦室”。

    此印印文中“乡里”指家乡，“高门”指名门大户，宋代杨亿诗中有“乡里高门表阴德”之句。


           

       “臣心如水”石章，清，桂馥篆刻，通高10cm，印面边长4.1cm

    石章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书体，朱文，右上起顺读“臣心如水”四字。边款行书体阴刻“圆则中规，方则中矩，或横牵而直竖，或将放而更留，此汉印不传之秘，桂馥。”

    此印印文为汉代郑崇语（见《汉书·郑崇传》），即廉洁自守、清白如水之意。印面宽边栏，印文笔划转折规矩，宁静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