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正好登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这是继2001年“从低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在仔细甄别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和经济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顺序之后，作者对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点进行了比较，并将亚洲新兴市场分别跨越“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时点作为参照系，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前三个阶段和未来将要跨越的第四个阶段的增长驱动特征进行了分析，所言可资思考。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分为三组，即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并每年公布新调整的标准。
根据2010年8月的最新调整，低收入的标准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下简称“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下简称“上中等收入”），前者的标准为996-3945美元，后者为3946-12195美元。
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有40个经济体，中等收入104个，高收入69个。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有56个经济体，上中等收入48个。国民总收入（GNI）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对国外的要素支出，即GNI=GDP+（国外的要素收入-国外的要素支出）；人均国民总收入是指国民总收入除以年均人口，即人均GNI与人均GDP大致相当。出于获取数据资料便利和国内表达习惯等方面的考虑，本文在衡量收入水平时使用人均GDP替代人均GNI。
在2009年全世界创造的58.141万亿美元GDP中，低收入经济体创造的仅为0.430万亿，占0.08%；中等收入为16.117万亿，占27.73%；高收入41.589万亿，占71.53%。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创造的GDP大约各占一半，前者为8.812万亿，后者为7.297万亿美元。不同收入组GDP的增长变化如图所示。
多年来，由于非洲大部分国家长期徘徊在年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人们常用“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或“贫困陷阱”来形容非洲等地区的低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2007年4月，世界银行在其发表的题为《金融危机10年之后-东亚城市边缘可持续发展特别专号》的《东亚太平洋（601099）》中，对东亚金融危机10年后的经济形势做了全面总结。报告认为，东亚经济形势从总体上看，比以往更加富有了，贫困人口减少了，在全球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尤其是，在中国强劲增长的带动下，正在崛起的东亚地区的总产出已达5万亿美元，比1997-1998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翻了一番，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75%，每天低于2美元的贫困率从50%下降到今天的29%。
该报告指出，东亚地区将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越南最早将于2010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年人均收入900美元），东亚10个国家中就有9个都生活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但是，当这个地区在欢呼其经济复苏时，新的挑战将不期而至，如处理不当，将会降低或影响增长，届时，这些经济体会发现他们正身陷‘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水平的挣扎之中。历史显示，很多经济体可以很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却能够走出来，因为必要的政策改革和制度变迁更为复杂，在技术、政治和社会等领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2010年11月，世界银行在其出版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复苏强劲，风险上升》中，对后危机时代东亚地区面临的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再次做了论述，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致使形势更为明朗，那就是，东亚中等收入国家急需结构性改革，加速转型，从拥挤的中等工业发展经济体中脱颖而出，作为高收入经济体而崛起。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紧接着，该报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进一步做出如下阐述：“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综上，“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成功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水平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陷入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在世界银行的划分中，高收入组有69个经济体，其中还可分为OECD成员国构成的高收入组（2009年人均GDP38581美元）、OECD成员国组（2009年33650美元）、OECD非成员国构成的高收入组（2008年26197美元）。
中等收入组有104个经济体，2009年人均GDP是3348美元，而1960年仅为159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7%；其中，下中等收入组56个经济体，1960年人均GDP为96美元，到2009年提高到2312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08%，上中等收入组48个经济体，2009年人均GDP为7284美元，而1960年是340美元，年均增长率3.70%。
低收入组有40个经济体，2009年人均GDP是508美元，1960年是105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33%。
低收入组经济体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长期以来没有突破人均1000美元，被认为是“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典型案例；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该地区达1214美元，虽然2009年又滑落到1127美元，但标志着撒哈拉以南非洲整体上已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南亚人均GDP始终低于1000美元，2009年首次达到1040美元，有望于2010年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换言之，在未来几年里，除一些经济体意外，上述两个地区在整体上进入中等收入组已无悬念。
剔除上述两个“迟到者”，中等收入组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下简称“拉美”）、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其中，“欧洲与中亚”主要为转型经济体，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时间较短，但近年来发展较快，人均GDP从1989年的2278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6412美元。
俄罗斯是典型的资源立国的个案，虽然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但波动幅度很大：2005年人均GDP为5337美元，2008年曾一度冲到11743美元，翻了一番多，2009年又大幅回落到8684美元。此外，“中东与北非”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上的含义，包括所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二是仅包括发展中国家即本文使用的发展上的含义，2009年人均GDP为3211美元。
几年来，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东亚、中东这三个地区。
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其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就高达28个，其中，下中等收入是9个，上中等收入是19个。近年来，拉美之所以经常被提及并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国家，除几乎全部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
例如，智利于1971年人均GDP达1097美元，乌拉圭1973年就达1405美元，到2009年分别是9645和9420美元，据预测，这两个国家2011年将进入高收入行列；墨西哥1974年（1255美元）和巴西1975年（1144美元）也分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2009年分别是8144和8121美元；哥伦比亚1979年人均GDP达1063美元，2009年为5126美元。阿根廷是中等收入资格最老的国家，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1145美元，但2009年仅为7666美元，不仅大大低于后起之秀智利和乌拉圭，也低于墨西哥和巴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的一项预测，在未来5年内，阿根廷人均GDP与高收入标准仍存在较大距离。
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上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曾富甲一方的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与拉美相比，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间较晚；马来西亚和叙利亚分别于1977和197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2009年人均GDP分别为7030和2474美元；泰国1988年达到1119美元，2009年人均GDP为3893美元；印尼、蒙古、菲律宾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门槛只有几年时间，2009年人均GDP仅为2349、1573和1752美元；最晚的是印度，于2007年刚刚达标，2009年人均GDP是1134美元。越南有望于201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于老挝和柬埔寨，他们还需在低收入水平徘徊若干年才有望踏进中等收入的门槛。
此外，亚洲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显示出不稳定的特点。例如，叙利亚197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1987-2000年又回落到1000美元以下长达13年之久；蒙古于1990-2006滑落到低收入“贫困陷阱”达16年时间。
自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两个半世纪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60多个成为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一少部分仍未走出低收入行列。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一些高收入国家，在半个世纪之前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1962年，阿根廷作为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其人均GDP已达1145美元，既高于其前宗主国西班牙519美元一倍以上，也大大高于其移民主要来源地的意大利990美元（这里之所以举例意大利，是因为在阿根廷移民中，大约一半左右来自意大利）；然而，西班牙1969年进入中等收入收入国家行列，1978年跨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为31774美元；意大利的增长速度更为迅速，1963年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1975年就成为高收入国家，2009年人均GDP为35084美元；而阿根廷却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仅为7666美元。葡萄牙作为巴西的前宗主国，1960年人均GDP为804美元，与同属低收入国家。但是，葡萄牙1971年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1987年又进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为21903美元，而巴西是8121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
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744美元。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10.3%，经济总量39.8万亿元，据此计算人均GDP将超过4200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2010年10月的一项预测，201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4283美元。这些数据意味着，2010年中国已突破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上中等收入标准3945美元，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行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只用了23年的时间，就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1042美元），正式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又仅用了9年时间突破了4000美元大关（约4200美元），从下中等收入一跃跻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个“惊险的跨越”，它向世人再现了“东亚速度”：被誉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东亚奇迹”中，日本用了7年（1966-1973年），中国香港也用了7年（1971-1978年），新加坡用了8年（1971-1979年），韩国用了11年（1977-1988）。
这个“惊险的跨越”意味着，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
相比之下，在这个跨越中，马来西亚用了18年（1977-1995年），泰国用了20年（1988-2008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2年（1974年拉美国家人均GDP为1188美元，1996年4042美元），其中，墨西哥用了18年（1974-1992年），乌拉圭用了19年（1973-1992年），巴西用了20年（1975-1995年），智利用了23年（1971-1994年），阿根廷用了26年（1962-1988年），哥伦比亚则用了28年（1979-2007年），而其前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仅用了9年（1969-1978年）和15年（1971-1986年），意大利用了14年（1963-1977年）。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实现第三次历史性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推测，中国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组的时间从现在起大约需要11-15年左右的时间（据初步测算，届时经济总量大约120万亿人民币，人均1.25万美元即8.5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不出意外，按照这个预测，中国内陆的“第三次跨越”将有可能再现“东亚速度”：在这个跨越中（3946-12196美元），日本用了12年（1973-1985年），新加坡用了11年（1979-1990年），中国香港用了11年（1978-1989年），韩国仅用了7年（1988-1995年）。
“东亚奇迹”显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的全部时间是，日本（1966-1985年）和新加坡分别（1971-1990年）用了19年，韩国（1977-1995年）和中国香港（1971-1978年）仅用了18年，大约只相当于拉美国家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走出“下中等收入”所使用的时间（见表1）。
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两个阶段。去年中国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未来必将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这四个发展阶段可以相应地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见表2）。
不同历史阶段必将遇到不同的挑战。在目前刚刚进入的“上中等收入”阶段，一方面，增长给国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实惠，甚至还可暂时掩盖一些新的潜在矛盾，但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原有的利益格局被迅速打破，甚至重新洗牌。
在新的均衡还没有实现之前，有可能导致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财富等方面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阶段性新特征”，就不利于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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