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9)

城面积大，房间多，发电厂功率小，尚不可能全部采用电灯照明。许多地方仍采用旧法，用铁油灯挂在柱上照明。日久天长，木柱烤焦，便易引发火灾，还有太监晚间行路，以灯照明，也是火灾的隐患。清代仅道光以后就发生失火案数起：道光十六年（1836 年），太监韩进钰失火延烧西佛堂；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太监马庭贵失火延烧延禧宫；咸丰八年（1858 年），太监禹得馨失火延烧延辉阁；同治八年（1869 年），匠役城钰失火延烧武英殿；光绪十四年（1888 年），护军富山失火延烧贞度门。紫禁城这场特大火灾，有人说是失火而起。但是失火于何处？谁是肇事者？没有人能说得清。
还有一种说法是“天火”。“天火”即因雷电而引起的火灾。紫禁城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初步建成、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始，因“天火”引起的重大火灾，史料有明确记载的至少有三次：永乐十九年（1421 年），金銮宝殿因雷殛而起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化为一片焦土；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重建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再次遭雷击起火，并延烧天门、左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等；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重建的三大殿（改名皇极、中极、建极）再次起火，延烧乾清、坤宁二宫。三次“天
火”均发生于明朝，有清二百多年，紫禁城里没有因“天火”焚烧的记录。
只是在光绪末年，天坛祈年殿遭雷殛焚毁。因祈年殿为香楠木所造，着火时
香闻数里。
6 月正是夏季雷雨季节，据说是日曾有人听到雷鸣。这是紫禁城的第四
次“天火”吗？
（华强）
胡适之父胡传是被砍头的吗？
胡适之父胡传，原名祥蛟，字守珊，又字铁花，号钝夫，生于1841 年（道
光二十一年），卒于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享年55 岁。胡传究竟是病
死？抑或在抗日保台中“殉难”？尽管十年“文革”中，胡传之墓为“造反
派”挖掘，“开棺验尸”，但这位铁花公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一疑案。
胡传的父亲胡奎熙继祖上在上海开设几处小店业，其中有酒馆、栈房等。
除上海外，在汉口也开辟生意，在家乡又置了田产。胡传幼年喜读书，嗜诗
文。1861 年，太平军人徽境，胡传曾参加民团与太平军作战，后来投奔在吉

林的吴大澄，充当幕僚。由于胡传肯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知识，颇得吴大澄
的赏识，随吴大澄先后到广东、江苏。1891 年7 月，被委任淞沪厘米总巡。
次年，台湾巡抚邵友濂调他渡海赴台，初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1893 年6 月
调任台东直隶州知州。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定丧权辱国
的《马关条约》，胡传时兼任东汶山军务。在台湾人民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反
割台斗争高潮中，胡传为爱国将领刘永福请出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胡传
染上脚气病，在战乱中拖着病体内渡厦门，旋不治而死。
然而，胡传病死说却引起族人的怀疑，于是出现了胡传之次子绍之与族
人赌胡传之头的趣闻，使胡传之死因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
原来，台湾战事危急之时，胡传将眷属先行遣返大陆，回归安徽绩溪县
上庄村，身边只有绍之一人追随左右，所以胡传死后，由绍之扶柩运到故里。
时乡人知道胡传在台抗日，便认为其不是死于日军的枪炮之下，而是因违抗
军令为清政府所杀。按照当地族规，凡是凶死的人牌位不能进入宗祠，名字
也不得写在族谱上。胡氏宗族中有的长老也相信胡传是凶死的，因为其时台
湾已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而台湾军民却“违旨”地成立了“台湾民主国”，
胡传又同这个“民主国”的刘永福有联系，所以，他们也不相信胡传死得这
么突然，以为是被清政府派人杀害的。但是，绍之却坚持其父是病死的，双
方争执不下，长老亦左右为难。
就在这个时候，绍之挺身而出，与族人赌头，他说：“开棺检验，如胡
传无头，请即杀我的头；如胡传有头，即杀与我赌头的人的头”。族人闻之，
不禁愕然，他们真相不明，岂敢与绍之赌头？于是，胡传的葬礼在上庄举行
了，牌位进入了宗祠，名字也上了族谱。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后来，有亲属曾背地里询问绍之。绍之似有难
言之隐，不作回答。后胡适母亲去世，绍之可能向家中之人透过口风。胡适
之妻江冬秀就曾对一位族人说，她公公是在军中被砍头的。江冬秀之说当有
根据。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亦说：“他（指其父）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
一。”于是，乡人议论纷纷，有人说，铁花公是无头下葬的，棺木中所殓的
是一颗木头；也有人说，不是木头而是铜头。木头、铜头，越传越广，越传
越离谱，有人竟说棺中的铁花公之头是颗金头。此说一出，人皆哗然，但胡
传后人尚在，铁花公才得以在地下安息。
“文革”浩劫期间，胡适为反动文人，自然成为批倒批臭人物，其父铁
花公亦不能幸免。适值其时其地抄家挖坟之风四起，铁花公坟中藏有金头，
“造反派”视为至宝，下令掘坟取宝，于是这位沉睡地下70 余年的铁花公被
抛尸露骨，而“造反派”却一无所获，大失所望。据当时目睹者说，“造反
派”打开铁花公棺材时，既无木头、铜头，更没有什么金头。可见，铁花公
确实是病死的；但也有人说，棺中根本连头颅骨也没找到，铁花公是凶死无
误。但此说难以说服人，因为铁花公已死70 余年，尸骨可能腐烂，掘墓者又
是农民，头颅骨是什么，放在棺中哪一位置，他们可能全然不知。
近年来，绩溪县有关部门搜集到胡适不少珍贵资料，其中一份是胡传死
后的“讣告”，上面明白无误地记载铁花公胡传是病死于厦门的。“讣告”
当然是真的，问题是“讣告”自然出自胡传家人之手，绍之坚持其父是因病
而亡的，所以，“讣告”理所当然按绍之的口径公布。
铁花公胡传既然是病死的，但为什么江冬秀说他是在军中被砍头的，而
胡适为什么说他是抗日保台的“殉难者”？胡适研究专家石原皋在《闲话胡

适》书中亦说“铁花公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
（大海）
林怀部为何枪杀张啸林？
1940 年8 月14 日下午一时三刻，大汉奸张啸林被他的保镖林怀部枪杀
于上海格臬路（今宁海西路）214 号寓所。林怀部为何杀死主子？是出于私
人恩怨、激于义愤，抑或受人指使？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是杭州拱宸桥一带小流氓，后举家迁往上海，
又同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拉上关系，很快就成为上海滩上的一霸，1927 年，
蒋介石背叛革命，张啸林充当急先锋，双手沾染革命人民的鲜血，从而赢得
蒋介石的青睐。抗战前夕，蒋介石指使杜月笙拉黄金荣、张啸林前往香港，
黄以年老多病为名，留居上海，“闭门谢客”，张以为这正是他夺取上海地
盘的良机，决定留在上海。上海成为孤岛后，张勾结日本侵略者，为日军收
购急需的煤炭、大米、棉花等重要物资，大发国难财。1929 年底，张在日本
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准备策划建立浙江省伪政府，自任省长。国民党特务探
悉后，决定除奸杀张，但经多次策划袭击，皆未成功，直到8 月14 日这一天
张终于为其保镖林怀部击毙。
然而，林怀部为何要枪杀张啸林？
据林怀部自供说，他因为受到风寒，发了寒热，向司机领班阿四请假，
阿四不准，两人吵了起来，张啸林在三楼听到吵声，探出头来询问，林如实
相告，张却庇护阿四，骂林忘恩负义，下令缴林的枪，叫林滚出去，林“以
饿死不如犯法，乃瞄准开放一枪”。照林怀部的自供，似乎这一案子是出于
个人的恩怨，与他人无关，没有政治背景。但张被杀隔天，上海滩上的大大
小小报纸喧腾了好一阵子，或说林是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指使，或说林枪杀张
是得到杜月笙的默许。
杜月笙的姑表兄弟万墨林在杜往港后为杜宅的总管家，70 年代，他写了
一本《沪上往事》（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书中说，“林怀部和我毫
无渊源，而且彼此并不认得，可以说连泛泛的点头交情都没有。”他认为林
怀部杀张啸林纯粹出于发泄私忿。章君毅著的《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
出版社出版）也矢口否认林怀部枪杀张啸林与杜月笙有关系，当时上海军统
特务头目陈恭澍在80 年代著有《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一书，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说林怀部枪杀张啸林的行动与军统没
有关系，在当时上海“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化名，从来没
有林怀部这个人”。
林怀部究竟同军统或杜月笙有没有关系？尽管陈恭澍不承认这是事实，
但在其书中也不免透露了一些材料。他说在1940 年五六月间，曾经接到，“行
动第二大队”的报告，说：“已经在张某（张啸林）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
也提到就是张某众多保镖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援，一待
遇有机会，便可相机行事。”张被杀后，陈恭澍又接到“第二大队”书面报
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这些材料似乎
可以说，林怀部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他杀张是接受军统特务
指使的。尽管陈恭澍当时并不清楚，但他的手下特务与林怀部是有联系的。
根据汉奸汪曼云、马啸天在上海市监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供词撰写的《魔

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一书的作者说：“张啸林的死，还是逃不了
杜月笙，因为有万墨林轧脚在内，打张的刺客，就是张身边的保镖，这个保
镖是由万墨林通过张的汽车司机介绍给张的，他打张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经
过精心布置的特务行动。”“不必说自然是得到杜的同意的。甚至是杜的指
示。”书中根据汪曼云的交代，说万墨林被汪伪76 号特务逮捕后，曾对汪表
示要自杀，其原因是以免泄露刺死张啸林的秘密，败坏其主子杜月笙的声誉，
而在《沪上往事》一书中，万墨林却回避了这一事实。
要了解张啸林被杀的真相，看来还得查问林怀部其人，万墨林在《沪上
往事》中说：“林怀部因为连杀二人被判长期监禁，抗战胜利后他获得释放。”
并自认为，有功于国家民族，托人来请万墨林推荐，其后，下落不明，据说，
解放后他留在大陆，曾在苏北某农场劳动改造。
（大海）
陈布雷自杀真相如何？
1948 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11 月13 日，一个初冬的深夜，寒风凛冽。在南京湖南路一所豪华的住
宅内，一盏幽暗的壁灯映照着一个纤弱瘦小的身影，只见他缓缓地拿起床头
的药瓶，终于发下狠心，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160 多粒进口烈性安眠药。他
身着长衫，脚穿布袜，嘴角向下弯曲着，似乎心中隐藏着某种说不出的苦衷，
直挺挺地仰卧在冰冷的床上。这位自杀者，就是曾主编过《天铎日报》、《商
报》、《时事新报》并以鼓吹革命、积极反帝见称于世，后又担任蒋介石侍
从室二处主任、秘书长等要职的国民党上层人物——陈布雷。他找到了自己
的归宿：自杀，就是他最后的选择。
陈布雷自杀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报社即以“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为题发布了消息，但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由于陈布雷生前性情孤僻而又自
鸣清高，从不愿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加上在他死后，国民党当局又严
密封锁消息，致使陈布雷的自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多少年来，很多
人都想解开这一谜团，但由于立场、观点、观察的角度和运用材料等的不同，
并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世人多从分析当时的局势人手，认为国民党每况愈下的统治和面临崩溃
的局面，是陈布雷由绝望而自杀的根本原因。唐人先生在著名的《金陵春梦》
一书中写道：“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他忍不住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
自杀了。”石三友的《金陵野史》也说：“1948 年，国民党统治已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陈感到回天乏力。4 月末，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径自去中山陵
向中山先生作最后的诀别，在座像前肃然鞠躬。不久，他在进退无路的情况
下自杀了。”陈布雷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是陈生前最后接见的一个
人。据袁回忆说：陈布雷自杀的前一天，打电话叫他去，陈用低沉的语调反
复说道：“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投在蒋介石手下，
以致今天不能自拔。”陈布雷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政治，他对袁的一番话是
考虑已久的，乃是他自杀前的精神状态。
笔者认为，从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看，也可看清陈之死因。陈布雷自
1927 年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青睐，长达20 年之久。1935 年，蒋介石
的御用机构——侍从室事权扩大，他出任第二处主任，凡蒋介石的重要文告、

讲话、函电以及党、政事务均委托陈布雷主办，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
整整10 年。在此期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屡屡更迭，而陈布雷第二处主任的
要职却始终未动，足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赖之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
官衔相称，而对陈布雷却以“布雷先生”尊称，以示不同一般。陈布雷50
岁生日时，蒋介石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祝贺。陈布
雷认为蒋介石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一句名言来比喻他，真可谓“知
己”。“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人生观。从此，陈布雷
在蒋介石的礼遇羁绊之下，便至死不悟。当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20 多年
的蒋介石已无法挽救危局时，他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殉国难”这条路。
陈布雷死后几天，国民党中央报社便发表了陈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报道
了陈布雷自杀的真实情况：“陈布雷以死报国。”
对这种“殉国难”的说法，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照他们看来，陈布雷自
然是精神崩溃的结果，实是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其理由是：（1）陈布雷因
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年劳累，用脑过度，严重
的失眠症更使陈布雷疲惫不堪。同时，对前途的担忧也增加了他精神上的压
力，时间一长便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
最终导致了他神经中枢的崩溃。1948 年4 月，国民党政府改组；6 月，陈布
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但是
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精力去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公务了。他这台“机
器”已不能“超负荷”运转了。他曾请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院长粟宗华
去看病，诉说自己长朗失眠，精神忧郁，不知有无良方。粟劝他不要胡思乱
想，就能克服一切妄念，但他未能听从医生的劝告，却服药而死。（2）陈布
雷在给蒋介石的遗嘱中写道：“今春以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
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
而贻误公务，何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因此，从陈布雷的遗嘱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感怀时局的话，却每每感叹自
己体弱多病的身体来看，陈的自杀决不是为了“殉国难”，只不过是因疾病
缠身感到痛苦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
有的学者则提出，陈布雷自杀是为了消除国民党内部分裂现象而遭讥讽
后的绝望行为。陈布雷自1927 年人蒋之幕僚后，一直身居要职，身处国民党
最高权力的核心，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和贪
污腐化等现象十分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多次流露出了忧愤的心情。他
觉得国民党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虽想多方加以调停，
但始终未有结果。失望中也只能发出“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
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的感叹。就在临死前的短暂时刻，他还郑重其事地为
蒋介石撰写《三陈磨擦情况》汇报。多年来，台湾史学界对陈布雷自杀的原
因一直这么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参与一切机密，同志间一
切对于蒋的指责，如同身受，使他痛苦耻辱尤甚。陈布雷企图消除党内离心
离德现象，但反遭讥讽，于是绝望而自杀身亡。”
有的学者还试图从生活上来揭开陈布雷的自杀之谜。陈布雷与先后两位
夫人一共养育了七子二女，所以家庭负担很重，最初靠笔耕及祖产为生。抗
战以后，在重庆完全依赖官俸，而山城百物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因此生活
十分俭朴、拮据。蒋介石在逢年过节时，对他虽有所馈赠，但为数有限。陈
布雷经常穿的是旧衣服，戴的是一顶旧礼帽，只有逢到出席重大会议或典礼

时，才换穿一套藏青哔叽中山装，算是他的礼服了。陈布雷自杀前后，正值
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
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这种说法以前
曾经广泛流行，现在赞同者甚少。
（俞奭勋）

逸闻篇
清初“太后下嫁”是否确有其事？
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说的是顺治朝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
嫁给摄政王多尔衮。博尔济吉特氏（1612—1687 年），史称“孝庄文皇后”，
蒙古族人（父塞桑，受封为内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系清太宗皇太极妃，清
世祖福临生母，一生扶立二代幼主（子福临及孙清圣祖玄烨），掌握和影响
朝政达几十年，终年75 岁。多尔衮（1612—1651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
十四子，太宗时封和硕睿亲王。清世祖以冲龄即位后，多尔衮即称摄政王，
于顺治元年（1644 年）统兵入关，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取明朝统治而
代之，并创建了清入关后各项制度，成为清朝政权的实际开创者。
“太后下嫁”之说自明末清初既己流传，清末排满时重又复炽，传播300
余年而未有定论。本世纪30 年代明清史大师孟森著《太后下嫁考实》，力辨
其无，但近代学者中亦颇有以“太后下嫁”为事实者，其所持各端，俱有说
焉。
“太后下嫁”说之背景，在于崇德八年（1643 年）皇太极死后皇位继承
权的激烈斗争。由于皇太极生前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所以他的第十四弟睿亲
王多尔衮、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第九子福临围绕着皇位展开了角逐。
当时作为政治、军事力量唯一支柱的满洲八旗中，三股势力的对比，对
年仅6 岁的福临大为不利：皇太极自将的正、镶黄旗和正蓝旗中，两黄旗倾
向豪格；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表示拥立豪格；多尔衮取
得了两白旗的支持，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起
初也拥戴多尔衮。但是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首先看准了代善辈份和威望
最高，因而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紧紧拉住代善，使两红旗长支持福临。
继之八旗中力量较弱的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也自然听命于代善而倒向福临。然
后因两黄旗系皇太极自将，拥立豪格和福临皆可，也舍豪格而举福临。最后，
博尔济吉特氏使多尔衮改变初衷，拥戴福临。结果是幼主福临即位，是为清
世祖，年号顺治。5 年后豪格被多尔衮构陷，削爵下狱而死，而多尔衮则由
摄政王而封叔父王、皇叔父、皇父，持国柄至死。
从福临即位以后豪格狱死和多尔衮殊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来看，人
们往往以为多尔衮有翊戴之功而豪格则觊觎帝位。但多尔衮为什么要拥立福
临，说者又往往以为与“太后下嫁”有关。这从顺治八年多尔衮死后宣布其
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中可窥见。更增加人们怀
疑的是记载在蒋良骥《东华录》中的上述这两句话，后来在修实录时删去了。
与“自称皇父”和“亲到皇宫内院”相印证，南明弘光政权的权兵部尚书张
煌言《建州宫词》有诗云：“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掖庭
又闻册阏氏，妙选孀娃足母仪”。前言太后再婚，后言清俗不讳再嫁，“太
后下嫁”遂成通行之说。
反对“太后下嫁”之说者驳之日：蒋氏《东华录》所记与张煌言诗，不
能作为“太后下嫁”确证。他们或谓“皇父”犹古之“尚父”、“仲父”，
是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谓“皇父”系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

以其定鼎功勋桌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
臣下，非太上皇可比。又“皇父摄政王”满文为Haniamawang，直译为“汗
（君）的父王”，而满族旧俗向有呼尊者为父之例，多尔衮前封之“皇叔父
摄政王”满文为Haniccikeamawang，直译为“汗（君）的叔父父王”，其中
也用了ama（父亲）的称呼。至于后来修实录讳言“皇父”，则是因为实录
修于多尔衮追夺封爵之后，凡所追夺者俱删，并非只是删去“皇父”字样。
所谓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则指他曾渎乱宫廷，不是指与太后大婚。多尔
衮在构陷豪格死于狱后，曾取其福晋（夫人），遂有无礼于太后之传说。张
煌言诗系远道之传闻，敌国之口语。诗非信史，不足为凭。后人附会“春宫
昨进新仪注”为降清之钱谦益撰太后大婚仪注，则更为无稽之谈。
从史料考证说明无“太后下嫁”之事实，固然亦能成说，但清代文网森
严，事涉宫闱，更密而不泄，因而有的学者从理论上及满族的习俗上推论“太
后下嫁”之可能。博尔济吉特氏既然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谋取皇位，扩大政
治势力乃其必由之途径。以博尔济吉特氏之随机应变之政治手段之高明，不
会不考虑到婚姻“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恩格斯语）。
而且满族人关前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过渡，但还保留着兄死
则妻其嫂等一些旧俗遗风。叔嫂相配的现象即使在汉族中也容或有之，当不
足为怪。《朝鲜仁祖李倧录》记载：郑太和说多尔衮“似是已为太上矣”。
“太上”与“太后”对称，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
总之，“下嫁”是否确有其事，在目前难以遽然定论，只有待新的材料
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才能解开个中之谜。
（稼禾）
太监娶妻奥秘何在？
太监，只是一个通俗的名称，因为在小说上、戏曲里、电影中，常常有
太监的出现，小说中讲太监的更多。近几年来，随着电视剧的发展，太监的
形象频频曝光于荧屏。太监又称寺人、奄（阉）人、中官、内侍、宦官等。
它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特有的产物。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太监是阉人，不能算男性。他们没有胡须，声音尖
细，行为、声音皆有女性化的倾向，可以说是无性别的“中性人”。然而令
人感到奇怪的是，有的太监还会娶老婆“成家”。在中国历史上，太监与女
性组成家庭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太监的妻子大多为宫中女官，两者组成家庭
始于汉朝，当时称为“对食”。
那么，太监为什么要娶妻呢？其动机何在？奥秘何在？这一问题，曾引
起不少文史学家、人类学专家和医学家们的兴趣，并进行了长时期的研究和
分析，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其看法、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料理家务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太监和常人一样，亦须整理家常以及做缝补浆洗诸事，
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娶妻回家，太监之间等级森严，大致分为总管，首领、
御前太监、殿上太监和一般太监。侍候帝、后、太后的是总管、首领，妃嫔
身边只是首领。各管事的上层太监都有自己的小厨房和花园住宅，过着养尊
处优的生活。为了料理好家务，那些上层太监定然会娶妻纳妾。但是，有的
学者不以为然：“此则雇用女佣足矣，何必定须正名而娶妻室？且有诸皇帝

所赐，更有一妻不足，增至二三妻者，抑亦怪矣”。在他们看来，太监娶妻
是为了料理家务，于情理上是说不通的。
二、夫妻生活吸引力说。
太监虽然已被阉割，正常夫妻间的生活已经没有“文章”可做，但作为
一个富有的人，他总是希望能享受一下家庭的“乐趣”，需要有个女人在身
边侍候，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讨一房老婆。特别是对那些敬事太监来说，皇帝
和皇后、嫔妃的夫妻生活对其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吸引，久而久之，便也想
一尝其乐。执掌皇帝闺房之事的太监叫敬事太监。因嫔妃人数众多，每天太
监托着一只银盘，里面放着十几张乃至几十张“绿头牌”，牌上写着嫔妃的
名字。当皇帝吃完饭，由太监呈上供皇帝挑选，其中当然私夹着太监的用意：
“其妃近来身体欠佳”、“其妃近来容光焕发”，这就是变相的指名道姓。
对嫔妃来说，太监不仅是侍候皇帝夜生活的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皇帝
夜生活的支配者。因此，嫔妃在平时就要宠络太监，以便自己中选得宠。嫔
妃在皇帝寝宫前，先要香汤沐浴，精心化妆，然后方由值班的太监用羽毛制
成的袋包背着、裹着赤裸的嫔妃至皇帝的寝宫，由太监送上龙床，揭开被的
下端，再让被宠幸的嫔妃爬入被中。行房之时，外边另有一个太监守着，到
了一定时间，这个太监就跪着喊四个字：“是时候了”，这是规矩。有些皇
帝可能拍掌为号，让太监再用被裹着嫔妃退出。有些皇帝可能龙心大悦，不
理什么时候，外边尽管叫“是时候了”，他充耳不闻；有些被宠幸的嫔妃被
留宿一宵也是有的。所以，长时间的耳闻目睹皇帝的性生活，当然吸引和刺
激着太监。于是，娶妻就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论，一年之中轮不到的嫔妃
多得很，故敬事太监常年受到她们的孝敬。凡得到太监帮忙的，她的签牌就
有机会放在盘中，就因为这个关系，敬事房太监就可以对这些女性下手，惟
有处子，不能乱来，一经皇帝宠幸之后，智慧大开，可能兴趣渐浓。所以，
太监对宫女还是欲念旺盛，碰到宫中女性饥不择食时，也只好听凭太监随意
处置。宫中的怨女，当然最喜欢年轻的太监，她们认为太监总算是一个男性，
所以，小太监时常得到亲近的机会，称为“上床太监”，这是宫中公开的秘
密。太监一经接触，自然乐此不疲，最后也就必定会娶妻法定了。
三、摆脱孤独心理说。
日本著名学者寺尾善雄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研究太监的力作《宦
官物语》一书中写道：“太监与女性组成家庭主要是摆脱孤独的心理，他们
在世间受白眼，遭人蔑视，所以要求得到妻子的温暖，这倒也是不难理解的。
太监的妻子大多为宫中女官。因为宫廷生活与世隔绝，只有宫内女官才能与
太监成双作对，这样就可以相互依靠。”太监之所以会有孤独心理，源于他
们的变态的身体与性格，太监不是男性，因为身体和性格已失去男性的味道；
可也不是女性，而是介于男女之间的一种被扭曲了的人。这种被扭曲了的变
态人，使人感到就像是一个穿着男装的老婆子。太监除了肉体上的变化之外，
在性格上也会发生变化，他们会无缘无故地哭泣，会为一点小事无故发火，
发怒时又会突然火气全消，喜怒无常。他们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便会摇尾乞怜，
卑躬屈膝地去迎合，表现出自卑感和软弱性。他们还会对小孩和女性有爱情
表示，也会变态地迷恋着饲养的小狗。这种特殊的心态再加上不少人不耻与
太监为伍，就很自然地会使太监产生一种孤独、失落感。在这种情况下，太
监们有可能娶一个妻子回来，以便使自己能够摆脱这种孤独感。
四、净身（阉割）不彻底说。

有的学者在探讨小德张娶妻问题时，均持此说。小德张是自幼净身的阉
人，何以到了青春期忽然对女性感起兴趣来呢？以致后来陆续讨了几个老
婆？有人解释说，小德张净身不彻底，留了些根蒂，致有日后之变，我国著
名的医学博士兼文史家陈存仁曾多年研究太监问题。他认为太监净身不彻
底，阴茎重生，而导致性欲产生是极有可能的。他的根据在于：（1）宫廷中，
恐怕小太监阉割未净，所以要三年看一看，五年再查一查，看是否有凸肉长
出，这是法例所规定的。但宫廷之内，黑幕重重，如果某一个小太监为某一
个贵妃所赏识，对检验的太监说一声“免了罢”，那么，那个太监即使有凸
肉长出，也可不加“修理”，听其自由发展。（2）有一些人家，准备将自己
的孩童日后进宫当太监，所以在襁褓之中，就由特种佣妇带领，用她的巧妙
手术，扭捏婴孩的下身，到婴孩的生殖器渐渐萎缩，把天然的机能完全毁灭，
从小就把他送入宫闱，和年幼的太子及公主作伴嬉戏。这种儿童太监，日后
极有可能在发育期中，得到生理上的天然力量恢复他的性机能，要是与小太
子已亲若兄弟，那么，宫中的检验太监也不敢再预以细察，这是玉茎重生出
于天然的因素之二。（3）从阉割过程来看，老太监带领发育不全的年轻人进
入阉房，对动刀阉割的人加以贿赂，那么就可以不彻底的净身，留着部分根
茎，便有重生之望。进入宫中又要经过检验，于是就对检验太监同样进行贿
赂，他们见有利可图，自然就眼开眼闭。从医学角度看，因为初发育而阉割
又未净，可人体发育的功能是很庞大的，有人会有根茎重生的可能。（4）太
监群中，生得英俊可爱的也不少，派在深宫中服侍一个贵妃，彼此相处甚久，
未免有情。贵妃独居深宫，久而生怨，那末，太监毕竟是一个男性，于是就
把面目俊秀的年轻太监，拉上床去，即使拥抱而卧一番，也有相当的情趣。
这样的太监阉割未净当然就极有可能的。（5）“玉茎重生”之说，有书为证。
试以明朝魏忠贤为例，他就是玉茎重生的一个，而且与当时熹宗皇帝的奶妈
客氏私通，享受倒凤颠鸾之乐。这在明人笔记如《枣林杂俎》中均有详细的
记载。
五、性基因启动说。
1988 年，国外医学界出了件轰动一时的趣闻，可以给太监娶妻之谜作出
科学的解释。某国有一个男童，周岁时因一次医疗事故而失去了阴茎。为了
孩子幸福，父母与医生商量，决定改变一下孩子的性别，将其男子的性腺全
部根除，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他注射大量的雌性激素，促使他出现女性的第二
特征。这手术比太监净身还要彻底得多。以后，又给这个男孩作了人工阴道，
而且自幼一切都作为女孩来定向培养。14 年过去了，姑娘长成了亭亭玉立的
少女。这样的手术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和先天性畸形的“阴阳人”
的性改造手术不同。这些人或体内兼有男女两种性器官，或外表看上去像男
性（或女性），实际上其生殖器管是女（或男），只不过都有缺陷或畸形而
已。医学实践证明：这种类型的性改造术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像上述情况
那样，硬是把一个正常的男童改变为姑娘的尝试，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史无前
例的。然而，正当这个不平凡的实验即将获得成功之际，事情突然发生了逆
转。这位姑娘突然只对“同性”感兴趣，并表示愿做个“男子”。这说明，
这一“改性”试验已宣告失败。实验虽然失败了，但它有着很大的科学意义，
证明一个人的性别不仅仅决定于生殖器官。性的真正中心是下丘脑，到了青
春期下丘脑会促使人体向既定的性别（男或女）发展。而下丘脑的机能却受
制于人体细胞染色体上的性基因。性基因的启动，是人体表现出性别（或男

或女）的真正原因。而这个性基因的选择，决定于卵子受精的一刹那。任何
一个高明的医生都无法改变这一既定的事实。由此可见，太监虽然失去了男
性的生殖器官，但他仍然是个男人。到了青春期自然有接近女性的要求，“娶
妻”只是太监对女性占有欲的进一步暴露罢了。因此，我国学者孔宪璋等人
认为，性基因的启动才是太监娶妻的根本原因。
太监娶妻的真正动机、原因究竟何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和
历史、环境、心理、医学等都密切相关，要解开这一谜底，尚须作深入细致
的分析和研究。
（俞奭勋）
皇后为何称“梓童”？
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正妻皇后，统摄六宫，母仪天下，地位相
当显赫，但是皇后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常常被皇帝称为或自称为“梓童”。
“梓童”之名是何意？对此人们颇费猜详。
据有的专家考证，“梓童”原作“子童”最早见于《全相平话五种》：
“妲己乃问天子曰：'大王前者行文字天下人进宝，近日进得何宝？将
来与子童随喜看之。’”（《武王伐纣平话》）
“吕后：'子童领旨，九月二十一日未央宫下，斩讫韩信也’。”（《前
汉书平话》）
“高祖圣旨言：'..寡人去游云梦，交子童权为皇帝，把三人赚人宫
中，害其性命’。”（《三国志平话》）
在明代小说中，“子童”逐渐被“梓童”所替代，用于对皇后的称呼。
例如《西游记》中“那国王急睁眼睛，见皇后的头光，他连忙爬来道：'梓
童，你如何这等。’”）《西游记》八十四回）
有学者指出，最早出现“子童”名称的《全相平话五种》，其著作的年
代当在南宋之中或元至元之初。此时正是通俗文学大发展之际，随着通俗文
学的发展，一大批新语汇产生，“子童”当是其中之一。
也有学者认为“子童”这个词汇实际上有根源，它应该是由“小童”衍
化而来。
“小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正配夫人的自称。《论语·季氏》中说：
“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日寡小君。”
君夫人是诸侯正配夫人，比起后来的皇后，差了一个等级。秦始皇灭六
国后，就不愿称王，而称皇帝，以示尊贵，照此推理，皇后也不能再沿称过
去君夫人的各种称谓，但是事实上后来的皇后仍然沿袭前称。如《后汉书·皇
后纪第十上·邓皇后》中即有“小君”之称：“至各立为皇后。辞让者三，
然后即位，手书表谢，深陈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选。”这里的“小君”显
然是皇后的谦称。
那么，“小童”何以在宋元时期会变成“子童”的呢？有人考证，其中
原因应与当时的文化心理有关，南宋至元，程朱理学大盛，封建伦理纲常被
奉为永恒不变的天理。政治上的低气压，必然使话本作者及使用者十分谨慎，
“小童”虽然有据，但似乎用“小”称皇后有不敬之嫌，于是以“子”取而
代之，因“子”也有“小”义，“小童”便衍化为“子童”。
而“梓童”的称呼又是从“小童”衍化而来，“子”与“梓”中古声韵

相同，具有同音通假的条件，且“梓”有以下诸训：《尚书大传》引商子曰：
“梓者，子道也。”《诗·鄘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疏］陆机云：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正字通》：梓，百木之长，一名木王，
罗愿曰：室屋间有此木，余材不复震。”
梓为木中之贵者，古人以梓为有子的象征，皇帝立皇后，不仅是为了母
仪天下，更重要的是为了建子嗣，承大统，以延续和维持王朝的长久统治，
这是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之大事。把建储称作立国本。因而皇后称梓童，也
正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这种心理。
有趣的是“子童”或“梓童”不仅用于皇后之称，在元杂剧或明代小说
中，还用于女仙和女王的自称。
例如《金安寿》中“（老旦扮王母）子童乃九灵大妙金母是也”。
《误入桃源》中“（二旦扮仙子）子童二人，乃上界紫霄玉女”。
《西游记》中“子童女人国王，俺一国无男子”。有学者认为，这是因
为神权原高于人权，“帝”、“后”等词对神仙均可使用，故仙女称“子童”
不足为怪。
（蒋建平）
婚礼中的“闹房”起于何时？
中国传统上一直把人们的婚姻大事看得十分重要，“金榜题名诗，洞房
花烛夜”，一向被视为人生之大乐事。中国婚姻又以其礼仪的隆重和场面的
铺陈而颇具特色，一般要结成婚姻的男女必须经过六道手续，即纳采、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亲迎后还须在男方家中举行成婚仪式，然后新人
双双携手归寝合房使整个婚礼达到高潮。
但在婚礼的高潮中，却常常滋生出一些乖情悖理的举动，因其往往发生
于新房中，故称为“闹洞房”或“闹新房”。在“闹房”时，亲戚朋友群聚
宴饮，可以对新郎新娘肆意加以戏弄，这当然是一种陋俗，那么这种陋俗起
源于何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婚姻习俗的学者常常引用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疾
谬》中的记载：“蹙以楚挞，系脚倒悬，酒后酗，不知限齐，致有伤瘀血
流、踒折支体者。”这段话对当时闹新房严重的程度作了典型的记述，因而
有学者认定“闹房”这种陋俗有可能起源于晋代。但是葛洪的这段话仅仅说
明当时闹房产生伤筋动骨恶果的严重程度，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闹房”的
起源。
综观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是婚礼依然是十分肃穆和程式化
的。孔子描述当时的嫁娶情景说：“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娶
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礼记·曾子问》）这反映出了当时
婚礼的淳朴严肃和庄重气氛。
有学者认为，“闹房”陋俗起源于汉代，春秋战国后，秦统一中国，四
海一统，但是秦的苛政使民不聊生。秦亡后，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社
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安定和相对富裕的生活，使一些居民不再满足古板
而沉闷的旧式婚礼，开始大操大办，使婚礼蒙上了世俗的喜庆色彩，仪式侈
费，“颓风日下”。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中说：“而为之宾客
者，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汉时即已有之。”

其依据就是《群书治要》引汉末仲长统《昌言》的记载：“今嫁娶之会，捶
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亲族之间，
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之也。”也有人举《汉书》中记
载：“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举止，以为笑乐”为“闹房”陋
俗起源于汉代的依据。
从一些历史材料来看，我国古代闹房陋俗在早期有两个特点，一是为我
国北方所有，二是被闹者为男子。这大概和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性相关，他们
以狩猎和游牧为生活手段，使得男子十分骠悍和勇健，在新婚时忍受棒打戏
闹可以证明这个男子是合格的丈夫。
唐代段成式在《西阳杂俎》中记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
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
俱呼'新娘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
各以杖打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风俗通》也载：“汝南张妙
会杜士，士家娶妇，酒后成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
死。”闹新房甚至闹出了人命，可见闹房在当时普遍和严重的程度。
《北史》中记载了北齐文宣帝娶大臣段韶之妹为昭仪，婚礼之夜，段韶
之妻元氏用民间的“弄女婿法”戏弄文宣帝。文宣帝为此大怒，衔恨发誓要
杀死元氏，元氏十分恐惧，害怕文宣帝的报复，藏匿于娄太后宫中，不敢再
见文宣帝。
闹房中由“弄婿”逐渐变成戏弄新娘，看来也发生在南北朝，随着闹房
习俗的普遍，新娘也变成了被“闹”的对象，而这种“闹”带有明显的性色
彩。如南朝刘宋以来有“新婚三天无大小”的说法。婚后第二天，人们毫无
顾忌地询问新娘昨晚洞房之事，话语不堪入耳，倘若新娘羞于回答，则被鞭
子抽打，或被倒挂起来。这种粗俗怪诞的作法，不仅禁而不止，反而历代相
传，衍流成俗。明代杨慎著《丹铅续录》中说：“世俗有戏妇之法，..今
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妇之家，亲婿避匿，群男子竟作戏调，以弄新妇，谓之
'谑亲’..”近人胡朴安所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中不乏闹房记载，如浙
江湖州有“新郎新娘，合卺回房之后，至三朝，众来宾时赴新房闹房，或涂
脸扮女，装成妖丑之态，戏弄新人。”江苏淠淮一带“以新妇未过三朝，无
分长幼，团聚欢呼，毫不为怪”。江西吉安一带“当闹新房之夜，无大小长
幼之别，每呼一声，新娘即须向之下跪，受者可不回礼，闹新房者以此为乐，
而新娘之腿苦矣。”《燕京旧俗志·汉官之婚礼》也记载了旧时北京的闹房
陋俗，“撒帐己毕，全福太太退出，斯时预备闹房之亲友等，哄然而至，肆
行种种闹房之滑稽怪剧矣，”可见“闹房”陋俗已在全国流行，南北皆然。
这种陋俗有违道德，有的已成为实实足足的恶作剧，在“闹房”过程中发生
了不少悲剧，因而它又为历代有识之士所否定、反对。
（蒋建平）
如何解释“妻子生孩子，丈夫坐月子”现象？
读者看了这个标题，一定会大惑不解：妻子生了孩子，怎么会让做丈夫
的去做月子呢？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有过这样的婚姻习俗，
即所谓的产翁习俗。其内容就是：妇女在分娩以后，自己不坐月子，往往活
动如常，而由丈夫坐床卧褥，好像孩子是他刚生下的一样。据考证，这一有

趣的民俗，曾在我国和世界上不少民族中流行过。
譬如，北宋编集的《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代尉迟枢《南楚新闻》曰：
“南方有僚（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蔑称，为今主要分布在贵州、
广西地区的仡佬族之先人），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
不卫护，生疾亦如孕妇。妻反无所苦，炊爨苏（砍柴）自若。..越（即主
要分布在广西地区的壮族之先人）俗，妇人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
具糜以饷婿。婿拥裳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
卷十引唐人房千里《异物志》载：“僚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乳妇，不谨
其妻则病，谨乃无苦”。元代时，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
罗游记》第二卷第56 章，曾记述了在中国金齿州（今西双版纳）游历时所见
到的产翁奇俗：“孕妇一经分娩，就马上起床，把婴孩洗干净包好后，交给
她的丈夫。丈夫立即坐在床上，接替她的位置，担负起护理婴孩的责任，共
须看护40 天，孩子生下后一会儿，这一家的亲戚、朋友都来向他道喜。而他
的妻子则照常料理家务，送饮食到床头给丈夫吃，并在旁边哺乳”。清代李
宗昉黔记》卷四亦记：“郎慈苗，..其俗更异，产生必夫守房，不逾门户，
弥月乃出；产妇则出入耕作，措饮食以供夫及乳儿外，日无暇晷。”我国傣
族、仡佬族、高山族等，在30 多年以前还残留着妇女产后，男子坐月子的习
俗。类似这样的习俗，在国外尤其是在美洲许多印第安人部落中，在非洲刚
果地区和苏丹白尼罗河流域的丁卡人中，在日本的阿伊努人中，在法国、西
班牙交界处的巴斯克人中以及大洋洲的一些上著部落中，直到近现代还都保
存着产翁习俗或其残余。
那么，这一有趣的产翁习俗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何在？
有的学者认为，产翁习俗的产生可能和母系氏族有关。在母系社会，青、
壮年男子主要从事狩猎、捕鱼等活动，妇女主要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制作
食物、缝制衣服、养老抚幼等活动。由于采集经济在当时处于主要地位，比
狩猎等能更可靠地取得生活资料，同时操持家族经济也主要由妇女承担，所
以，她们的活动对于维系整个氏族集团的生存和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
决定了妇女在氏族中的领导地位。当妇女产下婴儿后，她可能由于忙着采集
和家族经济活动，而委托丈夫为其象征性地坐月子。
有一种观点正好与此相反，认为产翁习俗是父系制度下的必然产物，是
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产生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
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实行群婚，是知母不知父的。孩子跟随母亲生活，血
统按母系计算。后来逐渐向个体婚制过渡，即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就产生了
父的观念，但在母系制度下，男子到妻方生活，所生孩子仍属于母亲的族团，
父权十分有限。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男子作为
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提高，各原始公社
集团感到男子外居对本身不利，就要求男子留在本族，而让女子出嫁，到夫
方生活，所生孩子也就属于夫方，血统按父系计算。父系制度代替母系制度，
曾被恩格斯称之为“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既然是一场革命，
就会有矛盾和斗争。父亲为了代替母亲取得对孩子的主要权利，就得采取一
些手段，这在有的民族中，就是代替产妇来坐月子，以此来证明孩子主要是
由他所生。由此便逐渐流行，演变成了一种习俗。
有的婚姻学研究者指出：妇女生孩子，丈夫坐月子的习俗可能和赘婿这
一独特的婚姻形式有关。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

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在
现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里，男到女家或女到男家都属正常情况，夫就是夫，妻
就是妻，没有什么特殊称谓。而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则把男到女家视为特殊
类型的婚姻，并贱称到女家落户的男子为“赘婿”。《史记》载：“淳于髡
为齐之赘婿。”可见这一习俗至少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商鞅相秦时实行过
一项政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贾谊解释这种情况
说：“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从秦始皇起就贱视赘婿，并在
政治上加以虐待，曾勒令赘婿和囚徒一起开发边疆或作战。汉武帝在征讨朔
方时，也曾使用囚徒和赘婿作战和开发边疆。唐、宋、元、明等代也都蔑视
赘婿。关于招赘婚的目的，有的学者分析，男女两家各有不同的企图。从女
家来说，第一种是家中有女无男，招婿是为了继承祭祀和家业；但“婿承翁
嗣”是不合法的，只能招婿生孙以承后嗣。第二种是家中虽有男儿，因其痴
呆等故难以维持家计，父母钟爱女儿不忍嫁出。第三种是招来女婿奉养自己，
或靠其管理家产。从男家来说，一种是家贫无力为子娶妻，借此为子成家。
一种是贪图女家富贵，将子出让给女家。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就必然要显
示出它的特性来，而产翁制就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方式，以此来表明男子在家
庭中的特殊地位。
有人认为，产翁习俗可能和男嫁女娶的婚俗有关，这一婚俗曾在世界上
不少民族中流行过。如印度尼西亚的米南加保族，他们至今还保持着这一婚
俗。该族男女到一定年龄时，女方派媒人主动登门向男方求亲，如果男家同
意了，女方就送给男方一枚戒指定亲。女方在招夫时，必须筹集一笔可观的
礼金送给男方，而男方回聘的礼物只须一把缝纫尺。结婚那天，女方穿着华
丽的绸缎衣服把新郎接到女家；喜宴结束后，新娘携带礼品陪新郎到男家。
第二天晚上，新郎又被迎回女家。在第八天，新婚夫妇再回到男家居住。在
此三天后，新郎送一些布匹和饰品给新娘，称“做三朝”。然后，新郎和新
娘才正式回到女家，从此长住女家，成为米南加保族的合法夫妇。又据考证，
我国壮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娶居的某些地区，解放前仍保持、维系着夫从妻
居的旧例。在这样的家庭中，男子是以“嫁”的形式被“嫁”到女方的，因
此，在妻子产下孩子后，就委托让丈夫行使女子的职责，这是可以理解的。
读者诸君，你认为哪一种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呢？
（俞奭勋）
诸葛亮为什么要娶丑女为妻？
诸葛亮这个名字，在中华大地上是十分响亮的，可以说已经到了妇孺皆
知的地步了。据史书记载，其人素有大志，每自比管仲、乐毅，刘备三顾茅
庐后，遂随其出山共图大业。曾联合孙权在赤壁击败曹操；其后又进占荆州，
袭取益州，形成三分天下之势；刘备称帝，拜他为丞相，刘禅继位后，蜀汉
事无巨细，皆取决于他；尔后，他率军南征，平定了诸少数民族地区，有七
擒孟获等事；后又率诸军北驻汉中，六出祁山，多次伐魏，最后病逝于军中。
谥忠武侯，后世称诸葛武侯。作为三国时代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诸
葛亮在身后的1700 多年时间里，受到了后人难以数计的赞褒。尤其是作为智
者的形象，长期被人们传为口碑。
令人感兴趣的是，诸葛亮的外貌形象也是十分吸引人的。据《三国志·诸

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形细而粗，犹如松柏”。好一个“容貌
甚伟”的少年，更兼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在中华书局1983 年出版的
《诸葛亮·庞统》一书中，沙宗复先生注释道：“八尺：汉代一尺当今市尺
六寸九分。合一八四公尺”。可见，诸葛亮有1.84 米的高大身材。在当时，
就有“时人异焉”之说，可谓称绝一时，因此向他求婚者甚多。可奇怪的是，
这位颇有名气的美男子却谢绝了好多说媒者，而偏偏选中了当地沔南名士黄
承彦那位“瘦黑矮小，一头黄发”的丑女儿阿丑为妻，诸葛亮弃众娇而独娶
阿丑，在当时就落下了“莫学孔明择妇，只得阿承丑女”的笑柄，也给后人
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诸葛亮为何会娶丑女为妻？时人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一种传统的观点认
为，诸葛亮重才不重貌，是注重人的内在美。因为阿丑虽然长得丑陋，却出
身名门，自幼才识过人，颇有心计。诸葛亮在和她成婚前，是早有所闻的。
事实上，两人结合后，阿丑曾积极为夫出谋划策，这对诸葛亮来说是极有启
发和帮助的。诸葛亮想成就大业，自然会娶阿丑这样的贤女为妻的，所以也
就不会考虑其长相如何了。
近年来，谷亮、陈青等人认为：这种传统的说法未免失之偏颇，诸葛亮
娶阿丑，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一件大事，他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可以说，想在地主集团的上层站稳脚跟，以便今后一展鸿图，是对诸
葛亮起了更大的作用的。
诸葛亮家境清寒，没有显赫的门第，自幼丧父，少年时代过着流离转徙
的生活，吃够军阀混战的苦头，深受强宗豪族的压制。父亲去世后，诸葛亮
便跟着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14 岁时，叔父因官被夺，遂投
靠了刘表；没几年叔父死了，他从此没了依靠，时年17 岁，就在襄阳城西
20 里的隆中定居。他虽然住在乡下，却并非碌碌无为之少年，他不想无声无
息地隐居一辈子，却时刻关心着国家的盛衰，有着出将入相的抱负，怀着取
威定霸的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业。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
诸葛亮突破重重困难，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诸葛亮主要做了两件大事。首先，他除了“躬耕陇田”借以维持生活外，
还博览群书，广泛结交朋友，选择荆州为晋身之地，插入荆州地主集团中去。
当时中原战乱，江东纷争，而荆州却可趋身避乱，所以中原许多人到此，有
利于年轻的诸葛亮广交朋友，砥砺志气。诸葛亮隐居的南阳郡是当年光武帝
刘秀中兴汉室的发祥地，在这里居住就有居帝乡思帝业之感。另外，荆州上
通已蜀，下达江东，政治地位、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由此看来，诸葛亮隐卧荆州是有一番考虑的。其次是对人的选择。诸葛亮从
小受食君禄，报效皇恩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隆中时又系统地学习了经史
子集，逐渐形成了他一整套忠君报国的政治主张。他视“曹操是国贼，孙权
为窃命”，不愿出山事之，却尽全力来发展同荆州地主集团的关系，以等待
时机。由于诸葛亮态度恭敬，才识过人，便很得荆州地主集团头面人物庞德
公、黄承彦等人的赏识。
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无疑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婚姻大事，甚至还牵涉到了家
人的婚事。为此，他在家庭婚姻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姐姐嫁给了
荆州地主集团中在襄旧地区颇有名望的首领人物庞德公的儿子，庞德公对其
赏识备至，称他为“卧龙”，从此，就在荆州站稳了脚跟，第二，诸葛亮为
弟弟均礼聘荆州地主集团中在南阳地区数得着的人物林氏之女为妻。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他自己择妇结亲，当然要服从既留荆州、又能结交望族这一
政治目的，这也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所以，诸葛亮
娶了那个丑女黄氏。要知道，黄氏之父黄承彦是“沔南名士”，又是荆州地
主集团中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诸葛亮之所以选中丑女为妻，主要是出自
这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黄承彦这位岳父大人在当地有相当声望，这是首
先考虑的问题；二是黄妻蔡氏和刘表的后妻是姐妹关系，做了黄家的女婿，
就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这二层关系对于想建功立业的诸葛亮是不会不着重
考虑的；三是诸葛亮心有大志，没有过多心思用在儿女情长上面，对妻子的
外貌是不会加以计较的，加上两个姐姐从中撮合，更促成了这一决定。据《诸
葛亮新传》载：当黄承彦当面问及诸葛亮时，他当即“拜谢泰山”，一锤定
音，把从未见过面的阿丑娶了过来，从而为诸葛亮进入地主集团开了“绿灯”，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进身之阶”的。这正应验了恩格斯在评论封
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婚姻问题时曾说过的一段名言：“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动，
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
诸葛亮婚姻的政治本质。
笔者则认为，应该从风俗习惯这一角度来探索和理解诸葛亮的婚姻态度
和动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贤妻美妾”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婚姻习俗。也
就是说，正妻是帮助丈夫来治家立业的，她首先必须具有才德，容貌是次要
的。当才德与容貌只能选择其一时，作为夫君的就应该选择前者。而妾就是
小妻，她们是男人的玩物，对她们来说，主要是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容貌是
她们取胜的“武器”。诸葛亮长期以来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熏陶，在
自己的婚姻问题上，自然摆脱不了“贤妻美妾”风俗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事实上后来也娶了一妾。对于这一点，一般人都避而不
谈，看来是为尊者讳了。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从这一点来看，诸葛亮并非
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圣明，他之娶丑女一事也不值得作为一种美德来颂扬。尽
管后人对诸葛亮娶丑女的动机尚有争论，但这桩婚姻对他以后在政治上的发
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这种政治家的机智也给后人留下了思考。
（俞奭勋）
王羲之为什么喜爱鹅？
每当人们谈起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时候，容易联想起那个广为传诵的
写经换鹅的故事。据说王羲之特别爱鹅。山阴的一个道士养了十几只鹅，有
一天早上，王羲之坐船经过那里见到了，非常喜欢。便去请示道士，想要把
鹅买下来。道士表示这群好鹅是不卖的。不过，如果能替他书写一部《黄庭
经》，那倒可以把这群鹅换走。王羲之立即答应，在那里花了半天的时间，
为道士书写了《黄庭经》，兴高采烈地笼鹅而归。
这个故事，在南朝梁人虞和的《论书表》（见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
卷二所引）、唐初官修的《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资
料中，均有记载，大同小异。另外，在唐人褚遂良编写的《晋右军王羲之书
目》里，甚至有“《黄庭经》六十行，与山阴道士”之语（见《法书要录》
卷三）。事情本身似乎不会是无稽之谈，问题在于，王羲之为何如此喜爱鹅
呢？

古往今来，不少学者多从书法上寻找原因，认为鹅的样子对王羲之的执
笔、运笔很有启发。例如，清代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卷五中的
论述就很有代表性。“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
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加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距，如鹅之两掌拨水者。
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
1933 年，陈寅烙撰写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系统地阐述
了东汉末年以后的300 年间天师道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影响。其中，
对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作了新的考证。他认为这和书法毫无关系，不应该
把两者硬拉扯到一起。古代道家与化学、医药学的关系极为密切。道教徒为
了行长生不死，大量服用丹石，而鹅有解五脏丹毒的功能，故深为道士所重
视，被列为上品。王羲之出自天师道世家，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
石不远千里”。（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作为一个道教徒，王羲之
“书经换白鹅”的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吃鹅，滋补身体，山阴道士养
鹅的目的也在于此。陈寅恪这一名篇的发表，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但是，据《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世说》，以及《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还有另一个喜爱鹅的故事。会稽有个孤姥，养了一只好鹅，王羲之想
要买下来，孤姥不肯答应。王羲之只好前去观赏。孤姥听说后，就把鹅烹了，
准备招待他。王羲之“叹惜弥日”。由此看来，王羲之喜爱鹅，不是为了吃
鹅。对此，陈寅恪是这样解释的：这个故事一定是后人模仿写经换鹅的故事
而伪造的。因为会稽孤姥既然舍不得把鹅卖掉，那怎么又会在王羲之将到时
把鹅宰了呢？前后矛盾，文义不通。
对于王羲之为什么喜爱鹅这个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探寻，才能作出最后
的结论。现在的有关论著，采用前一种观点的占居多数。
（蔡振翔）

三文苑逸事
作品篇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的作品吗？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这怒涛滚滚般不可遏制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痛苦的诘问，诅天地咒神祇
雄浑不羁的气魄以及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这震撼人心的诗句就是出
自著名的《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千古美谈，家喻户晓。然而在中国文
学史上，《胡笳十八拍》是否是蔡文姬所作，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蔡琰，字文姬，汉代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然而身
世悲惨，自幼随父亡命，初嫁河东卫仲道，未二年，夫亡。无子，归母家。
兴平中，天下丧乱，为胡骑所掳，展转流落匈奴12 年，生二子。后曹操用金
壁把她赎回，虽归故土，却抛别了亲生二子。以后改嫁同郡董祀。现存《悲
愤诗》二首，一为五言，一为骚体。另有《胡笳十八拍》一篇。目前五言《悲
愤诗》肯定是蔡琰所作，另二篇尚待研究。
《胡笳十八拍》是否蔡文姬作，历来说法不一。持肯定意见的有李颀、
王安石、严羽、李纲、王应麟、韩愈、黄庭坚、罗贯中等；持否定意见的如
朱文长、苏轼、王世贞、胡应麟、沈德潜等。
郭沫若作话剧《蔡文姬》，著文六谈《胡笳十八拍》，认为《胡笳十八
拍》是蔡文姬所作。他说，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
长篇抒情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如果有过这么一位
诗人代她拟出了，那他断然是一位大作家。郭老认为就连李白也拟不出，李
白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没有那样沉痛的经验。但是文史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归纳起来争论有四个方面：
（一）《胡笳十八拍》所描写，同历史事实和地理环境不合。
第一，刘大杰等指出，诗中所叙“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
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那种汉兵与匈奴连年累月的战事，在那
时根本没有。说明作者对南匈奴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东汉末年，南
匈奴已内附。郭老认为，“烽火”“征战”是对乌桓而言，谭其骤指出，当
时乌桓活动范围限于上谷、代郡以东，距离文姬所居的南庭匈奴河套地区尚
远。再者蔡文姬归汉是建安八年，而曹操平定三郡乌桓则在建安十二年，在
时间上也不对头。这与诗中“两国交欢兮罢兵戈”也不符。反驳者认为，文
姬在匈奴时正是“胡、狄雄张”，边境不靖时，诗中所述，怎能不符历史事
实呢？
第二，刘大杰等同志指出，汉末南匈奴分为二支，放扶罗、呼厨泉一支
居河东平阳，在今山西临汾，文姬可能被他们虏去。而诗中“夜闻陇水兮声
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与地理环境不合。
郭老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并认为文姬是被居于美稷一支的南庭匈奴所掳，

即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但《后汉书·董祀妻传》明言，文姬入匈奴是在
兴平二年，其时率众从汉献帝入长安的正是呼厨泉所部的右贤王去卑，说文
姬不是去卑掳去，难令人信服。而美稷事实上在今山西汾阳西北。谭其骧指
出，长城、塞上对南庭匈奴倒用得上，但不论河东、南庭和陇水相去甚远，
绝不相干。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对蔡文
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至胡的也不清楚。这位作者难道还有可能是文姬自己
吗？反驳者认为，不论美稷、平阳都在山西境内，相去不远，匈奴活动范围
达山西北部，内蒙伊克昭盟，陕西北部、甘肃东部，文姬入匈奴后未必长住
平阳。而且诗歌可以有夸大和想象。所谓陇水，本非专名，是指陇山之水，
那么诗中写到长城、陇水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否定者认为，诗中有“戎羯”一词，而羯族是晋武帝后“匈奴别
种入居上党以后才有的名称”，蔡文姬不可能在五胡乱华之前预先知道，辩
之者证曰：《晋书·载记·石勒》中的材料证明，羯族非晋时才有。郭老释
“羯”为“狄”之误，或“鍻”字之通假，根据不足。
（二）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
刘大杰等认为，《胡笳十八拍》不见于《后汉书》、《文选》和《玉台
新咏》，又不见于晋《乐志》和宋《乐志》，六朝论诗的人也没有称述，《蔡
琰别传》也没有引它的诗句，由此断定，唐以前没有此诗，是唐人伪造。
郭老的反驳是：不见著录、论证和征引是因为它不符合“温柔敦厚”的
诗教，为文人所不齿，是靠民间流传下来的。但此说也不稳妥。苏东坡和朱
熹也是文人，却喜欢该诗。反驳者认为，刘大杰这个论证是不科学的。六朝
文献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六朝文学。这是过去“辨伪”学
者所习用的一条规律。但这种对古文献鉴定的“默证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类书可能遗漏，选本根本不能包括一切，专书也有作者见闻的限制，有的古
书可能脱简或残缺，按照“默证法”《胡笳十八拍》只能存疑！蔡琰原是有
集子的，梁时尚有《蔡文姬集》一卷，隋时亡佚了，所以才发生问题。南宋
以前无人怀疑《十八拍》，假如其他方面不能证明该诗为他人所作，则“默
证法”的论断便难成立。事实上，“文人”所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并
不那么可靠，相反他们所不曾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有时更可靠一些。
（三）关于风格、体裁问题。
这是否定派的共同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语言、风格、作家思想与艺术造
诣三个问题。
刘大杰等认为，从语言结构、修辞炼句及音律对偶上看，比起东汉诗来，
更有不同特征。诗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两句，炼字修辞
如此精巧，对仗如此工整，平仄如此谐调，东汉诗中何曾有过？“人生倏忽
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在东汉诗赋中，都没有这种
错综句法。用语方面，诗中“泪阑干”是唐时始有的词汇。语句方面，“夜
闻陇水兮声呜咽”是袭用北朝民歌《陇头歌辞》。用韵方面，《十八拍》先
韵和寒韵不通押，和曹植《名都篇》、《美女篇》的通押迥别，也是唐人用
韵方法。
郭沫若认为，《胡笳》中有一些词句讲对仗，颇似后来的七言律诗。这
是最成问题的地方。有两种可能，一是独创，一是后人润色，在她之前四言
五言都讲对仗，七言诗在西汉时已流行民间，为何不能是文姬独创？就算后
人润色也有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有人指出，全诗1200 多字，精练工

整对仗的只有两联，比起同期建安诗人的诗篇不算多，怎能抓住两联就说它
不是东汉风格呢？反驳者认为刘大杰等混同了语言和风格，思想修养和艺术
造诣的关系。语言不能独创，风格可以。体裁受时代限制，但可以在旧文体
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一步。郭老举《乌孙公主歌》证明，文姬是在骚体和七言
民歌基调之上树立了她的独创性。
反驳者又指出：关于“泪阑干”，东汉《周易参同契》、《吴越春秋》
中已有，非唐时才有。关于用韵，上述例子是偶合，《十八拍》无此规矩，
以十三拍为例，四韵通押，怎能说是守唐人官韵呢？而且唐人作近体诗才守
官韵，作古体并不一定遵守。
（四）《胡笳十八拍》是否董庭兰作。
如果胡笳声不是文姬所作，那么《胡笳十八拍》更不是她作的了。刘大
杰引唐刘商《胡笳曲序》的小序：“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
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而董生就是董庭兰。
证明是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琴曲》条云：“刘商《胡笳十八拍》自序：
似董庭兰《胡笳弄》作。”刘大杰进一步证明，曲以拍名起于唐代。最后撰
定《十八拍》琴谱的是陈怀古和董庭兰。最初配董庭兰谱为歌辞的，始于刘
商。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歌辞，产生于刘商之后。
郭老在解释序文时，“增字解经”，改“后董生”为“后嫁董生”，把
创作权给了文姬，但原文无讹脱之迹，是错的。但驳之者认为，刘商这段序
文不可信，如序中所言蔡琰“入番为王后”、“作《离鸾》、《别鹤》之操”，
都与过去记载不合。而朱长文《琴史》卷四《董庭兰传》：“天后时，凤州
参军陈怀古善沈、祝二家声调，以胡笳擅名。怀古传庭兰。”沈家即沈辽。
《崇文总目》载：《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沈辽早于陈怀
古，陈怀古为董庭兰师，所谓董庭兰作之说，不攻自破。为了否定蔡文姬作
《十八拍》，释沈辽集之“集”为“作”，未免牵强。
（何伯雄）
《南方草木状》作者是嵇含吗？
《南方草木状》是我国古代一部植物专著。全书三卷，上卷草类29 种，
中卷木类28 种，下卷果类17 种和竹类6 种，总共记载各种植物80 种。此书
主要记述了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的植物，文笔典雅而逼真，所记植物名称，多
数至今仍在沿用，因此，《南方草木状》享有“世界最早的植物志”、“最
早的南方植物志”之誉。
然而，有关《南方草木状》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却是学术界长期
争论而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悬案。这场争论，在时间上，从清朝乾隆年间开
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空间上，从国内又扩大到国外。1983 年12 月，广
州就召开过一次《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美、日、法等国学
者出席。
考《南方草木状》之书名，始见于唐初类书《艺文类聚》。但是，历史
上最早提出此书为西晋嵇含所撰的是南宋的陈振孙。他在《直斋书录解题》
卷八中说：此书为“晋襄阳（乃襄城之误）太守嵇含撰”。但查《隋书》和
《旧唐书》等史书，均不见著录。到了清代，纪购在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中认为，此书“叙述典雅，非唐以后人所能伪，不得以始见《宋书》疑

之..”对宋人旧题加以肯定。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补遗》卷十八中，
与纪氏持同一观点。开始对此书作者提出疑问的是清人文廷式，他在《补晋
书艺文志》里说：“自是唐以前作，然以为嵇含则非也。”
由于《南方草木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据有一定的地位，我国学术界
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一直颇为注意。最近若干年来已有许多专题文
章问世，总的来看，大致有两种意见：
一、肯定宋人旧说，认为作者确为晋人嵇含，如彭世奖的《〈南方草木
状〉撰者撰期的若干问题》（《农史研究》1980 年第1 辑）、杜石然等的《中
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和苟萃华的《也谈〈南方草木状〉
一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3 卷第2 期）都作
如是观。苟萃华认为：《南方草木状》是晋代嵇含所著，但也可能有后人增
补的材料。考察嵇含的生平，可以看到他受到其叔祖父嵇康养生神仙思想的
影响，特别是他的《瓜赋》一文，带有明显的仙药的色彩。由此看来，嵇含
曾涉猎过方士、仙术、本草之类的著作，而他注意南方草木也许与此有关。
另外，嵇含虽未到过我国南方，但他在洛阳时，曾与南方士人广泛接触，而
且公元305 年，嵇含由襄城去襄阳投奔刘弘，到他被刘弘手下的郭劢杀害为
止，曾在襄阳逗留半年以上。这期间，他接触到南方士人，了解南方物产的
机会就更多了。所以，嵇含写作《南方草木状》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什么
《隋书》、《旧唐书》没有著录此书，可能是此书原来并未单独编成卷帙，
而是收入《嵇含集》中的缘故。
二、否定宋人旧说，认为此书出自南宋时人的伪托等等。如马泰来的《〈南
方草木状〉辨伪》（《农史研究》1983 年第3 辑）、陈连庆的《今本〈南方
草木状〉研究》（《农史研究》1983 年第18 辑），以及刘昌芝的《试论〈南
方草木状〉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3 卷第1 期），
都持这一观点。刘昌芝认为：据《晋书》记载：嵇含虽然曾经被任命为广州
刺史，但他尚未出发就被人杀害，因此嵇含本人并没有到过广州。而《南方
草木状》一书中对植物生态特征描写得非常生动，对许多植物的产地和用途，
也作了相当精确的说明，如果作者没有亲临其地，没有亲自进行过实地观察，
这样的文字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南方草木状》一书，不可能是没有到过
岭南的嵇含所作。根据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把《南方草木状》一书定为东晋
至刘宋初的徐衷所撰，是较为可信的。今本《南方草木状》是在参考了徐衷
《南方草木状》以及其他南方地志著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而徐衷的《南
方草木状》则早已亡佚。
综上所述，《南方草木状》的撰时撰者问题，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进
行研究的历史悬案。
（冯兆平）
《登鹳雀楼》作者是王之涣吗？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寥廓江天，嵯峨大山，相映成趣，引起诗人无限遐想，于描绘大自然的
壮美之中，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同时，这情景交融、富于哲理的诗篇，
又时时激励人们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千百年来，这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

几乎老少皆知。可是，它的作者又是谁呢？
也许，许多读者会脱口而出：王之涣。不错，当今流行的唐诗选本，多
将王之涣作为《登鹳雀楼》（以下简称《登》）的作者。其所本大约可追溯
到1000 年前。最早将《登》列为王之涣作品的诗文集是宋太宗时李昉、扈蒙、
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纂的《文苑英华》（《登》载于该书第三百一十二卷）。
它共计1000 卷，辑集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诗文，为以后问世的《古诗
纪》、《全唐诗》等重要总集所取材。因是圣命所遣，纂集者自不敢等闲视
之，所以它的权威性大，深得世人青睐。当然，内中舛误亦不在少数。南宋
彭淑复，清人劳格先后撰书为之勘误。但《登》诗为王之涣所作，并无人怀
疑。
北宋阮阅所编《诗话总龟》卷十五：“河中（府）鹳雀楼，唐人（留诗
者）极多，唯王之涣、李僧、畅（诸）诗最佳。王云'白日依山尽..’”
南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八十一卷，收录了1000 余位唐代诗人作品及
相关本事。其中第二十六卷“王之涣”条载有《登》诗。
自宋以后，一般都以《登》为王之涣诗。似乎《登》为王之涣所作，是
确定无疑的了。
孰不知，《文苑英华》问世100 年后，著名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撰就《梦
溪笔谈》。其中第十五卷载：“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
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奂、畅诸三篇能状其景，..王文奂诗曰：
'白日依山尽..’”李益，大历进士，生于唐天宝七年，卒于唐宝历三年
左右，与贾岛、韩愈同时。王文奂为谁，沈括不记，今亦无从考究。彼时彭
乘《墨客挥犀》和李颀《古今诗话》所录，亦与《梦溪笔谈》同。《古今诗
话》，有的版本作“王文奥”（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奥疑为“灸”
之误。可以想见，彼时鹤雀楼上题有王文矣的诗，是实实在在之事。司马光
在《司马温公诗话》中说：“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漂没，不传于世
者甚众，如河中府鹤雀楼王文美、畅诸二诗..。”（美，似为矣之误）。
倘依司马温公之说，在鹳雀楼上题诗的王文奂，因文名不昌而为时光漂没，
其诗作也被改记在王之涣名下，至使后人以讹传讹。这样，《登》的作者，
不是王之涣，而是王文奂。
然而，现存最早的唐诗选本《国秀集》却另持异说。《国秀集》，太学
生芮挺章于天宝三年编选，凡三卷，录有自唐玄宗开元以来至天宝三年的30
多年间优秀诗作218 首，皆芮挺章同时诗人之作。此书卷下选有王之涣三篇：
《凉州词》二，《宴词》一。独无《登》诗。而该诗却以《登楼》为题，列
在处士朱斌名下。芮挺章身为国子生，选同时人之诗，且王之涣又非无名之
辈，芮当不至于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晚唐、宋初，《国秀集》曾一度浸藏，不为世人所知。北宋元祐三年，
龙溪曾彦和为之跋云：“《国秀集》三卷，唐人诗总二百二十篇，天宝三载，
国子生芮挺章撰。..此集《唐书·艺文志》，洎本朝《崇文总目》皆阙而
不录，殆三馆所无。浚仪刘景文，顷岁得之鬻古书者，元鬻戊辰孟秋，从景
文借本录之，困识于后。”显然，《国秀集》得以传世，多亏了曾彦和。朱
斌九泉有灵，定会感激这位晚辈后生的。只可惜，《国秀集》再现之际，《文
苑英华》业己出世百年左右。彼时，李昉等无缘得见此书，不录朱斌也就不
足为怪了。
南宋洪迈所编进御本《万首唐人绝句》，凡百卷，10477 首，采自唐代

诸家诗文集，为唐人绝句之总汇，但编次乱，遗漏多。于是，明万历丙午年
间，赵宦光、黄习远在原选本基础上进行整理、增补，为现存绝句总集中较
好选本。该书第二卷，选王之涣《送别》一首，朱斌一首即《登楼》。所以，
该诗作者为朱斌说，是言之成理的。
那么，《登》的作者究竟是谁呢？王之涣，王文矣，还是朱斌？多少年
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康熙年间，彭定求等人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统
签》、清代季振宜《唐诗》基础上搜遗补佚，修纂成九百卷之巨的《全唐诗》。
内中第二百零三卷，录有朱斌《登楼》，并注云“一作王之涣诗”。第二百
五十三卷收有王之涣《登》诗，亦注云“一作朱斌诗”。这种别出心裁的作
法，审慎自然是审慎的，但是，这桩千百年来的公案，却至今也没有断清。
（龚法忠）
《虬髯客传》作者是谁？
在唐传奇中，有一篇颇著名的作品叫《虬髯客传》，为历代文人广为传
布。然而，它的作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却纷争不休，终无定论。
据现有的资料看，《虬髯客传》最早见录于宋代李昉等编纂的我国古代
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中，文末注云“出《虬髯传》”，不言其作者。稍后，
《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和郑樵的《通志·艺文略》等书中亦录有此篇作品，
但都没有注明作者。可是，宋代洪迈编的《容斋随笔》卷一二《王珪李靖》
条和《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却称《虬髯客传》的作者是唐僖宗年间的
杜光庭，其根据是说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中收有此传（据《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五代史补》、《青城山志》、《通鉴纲目》等书介绍，杜光庭，
字圣宾，晚年自号东瀛子。唐代括苍人，因应百篇不第而入天台山为道士。
后王建据蜀，赐号文成先生，除谏议大夫，进户部侍郎。归老于青城山）。
然而，后来的文学史家经过详尽考证，都认为此说并不可靠。其理由有二：
一是与杜光庭同时代的苏鹗（字德祥，僖宗光启年间进士）在其所作的《苏
氏演义》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条颇值得重视的记载：“近代学者著《张虬须传》
（即《虬髯客传》——引者注），颇行于世。乃云隋末丧乱，李靖与张虬须
同诣太原寻天子气。”（据《艺海珠尘》本）按常理，苏鹗看到杜光庭的作
品是有可能的，但这里苏为何不明写《虬髯客传》是杜所作，而称作“近代
学者”呢？况且从古籍的记载得知，唐宋人习惯称的“近代”，均指比较接
近的前代而非当代。如杜甫诗《寄高适岑参三十韵》：“举天悲富骆，近代
惜卢王”（指唐初的卢照邻、王勃——引者注）。显然，苏鹗所谓“近代学
者”，不会是指与他同时代的杜光庭；二是杜光庭的平生著作虽多，但其不
少神仙传记作品，大多是编纂而成的。从他的《神仙感遇传》所收的这篇传
奇看，它比《太平广记》本所录的要简略得多。据此，收入《神仙感遇传》
的《虬髯客传》，也很可能是杜光庭纂集而来的，并非杜亲手所作。根据这
两点，《虬髯客传》肯定不是杜光庭所作。那么，《虬髯客传》的作者究竟
是谁呢？明人陶宗仪在《说郛》卷一百十二中，又说它的作者是盛唐时期的
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唐代洛阳人）。可是近人在汪辟疆编的《唐人小
说》一书中，又否认了此说，其理由是《说郛》一书曾经过清人陶珽重编，
已非宗仪原本，且《说郛》一书要比洪迈的《容斋随笔》晚出，故不足为信。
其曰：“清陶珽刊本《说郛》卷一百十二，载《虬髯客传》，下题唐张说撰，

明清间通行《五朝小说》及《说荟》并同，不知何据。”现代一些文学史家，
经过对资料的反复辨别和详尽考证，则认为陶说颇值得重视，张说有可能作
过《虬髯客传》，但真正的作者有可能是托名张说的。如王运熙在《〈虬髯
客传〉的作者问题》一文中，就通过对张说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关系的详尽考
证，最后得出结论：“张说有可能作了这篇小说，但更可能是中唐时代的一
位作者所写，托名于张说的。因为《虬髯客传》的艺术技巧比较圆熟，盛唐
时代或许还不能产生。”（见《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的确，据《旧唐
书·张说传》载，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在当时文名极盛，曾与许
国公、苏颜等人齐名，世号“燕许大手笔”。他不但精干写碑志，尤喜写传
奇。世传的《鹦鹉告事》、《传书燕》等传奇故事就是他写的，可惜原文没
有流传至今。至于出自他手笔的《绿衣使者传》，不论思想还是艺术都取得
较高的成就。正因为他喜欢记那些异闻轶事，善写传奇小说，故而后世常有
托名于他的小说出现，据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一文中的考订，盛传的
传奇小说《梁公四记》就是托名于他的。由此可见，王运熙的说法是有一定
根据的。但是，张说（或托名张说）是否真的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不仅
文学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而且今人的考订亦缺乏充足的论据。因此，《虬髯
客传》的作者究竟是杜光庭，还是张说（或托名张说），或是出自无名氏的
民间说唱艺人，至今仍是个谜，有待文学史家们再进一步考订。
（张国荣）
《木兰诗》产生于何时、何地？
木兰代父从军的事迹受到历代人民群众的景仰。对于木兰其人其事传说
甚多，孰是孰非，有待辨说。
《木兰诗》是我国一首优秀的古代民歌。有无花木兰其人？众说纷纭。
南宋程大昌根据白居易“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木兰诗》）
和杜牧“弯弓征战作男女，梦里曾经与画眉”（《题木兰庙》）诗句，怀疑
故事纯出幻想，而肯定花木兰实有其人。宋《太平寰宇记》载：黄冈县（今
湖北黄冈县）有木兰山，有庙在木兰乡。因而有人说花木兰是黄州人，也有
的说是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人。有的经过考证，认为木兰姓魏，有的说姓
朱，而多数人认为姓花。有的文章考证“木兰”是鲜卑族姓，因而断定木兰
是鲜卑族人。也有的认为，这些说法只能说明后人喜爱花木兰这个英雄人物
和形象，因而将“木兰”写入诗里，用“木兰”作地名，但都不足以证明真
有花木兰其人。从全诗看，木兰系少女名字。不然，岂有面对天子表姓略名
之理？又岂有自述家世中，先言“阿爷无大儿”，即讲“木兰无长兄”之理？
有的认为，花木兰虽未必实有其人，但北人矫健尚武，骑马射箭成为风气，
不仅男人如此，女人也一样。因此，《木兰诗》应是流传的一个相类似的事
实，经许多无名作者的润色，民间诗人的传唱，后又经过各族人民的流传，
成为有系统的故事诗，而花木兰则是人民从现实生活中塑造的典型化了的人
物。
《木兰诗》产生于什么年代呢？《古文苑》题曰：“唐人木兰诗”；《文
苑英华》认为唐代韦元甫作。有人认为，《古文苑》世传为唐人所藏，宋代
孙洙得之佛寺经龛。“唐人木兰诗”云云，可能是整理者看旧注不加分析的

主观臆断。从现藏资料看，《木兰诗》篇目曾收入南朝陈光大二年僧智匠所
编《古今乐录》，因此《木兰诗》
不可能产生于南北朝以后的唐代。胡适之《白话文学史》、陆侃如《诗
史》、张为麟《木兰诗时代辨疑》，则认为《木兰诗》
是北朝之作。目之为北朝的民歌，大致不错。
《木兰诗》产生的地点，有人认为，诗中之燕山就是古燕州之燕山，蓟
北之燕山；黑山，一说是今天十三陵一带的天寿山，一说是内蒙古呼和浩特
东南的杀虎山。有人认为“文走诗飞”，诗歌本身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
不能作那样具体的解释，更不能作为确定其产生地点的根据；黑山、燕山应
泛指我国北方的山名。也有人认为，北魏王朝长期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
市），诗中所指的黑山、燕山都在北方，因此推知《木兰诗》产生的地点，
可能在晋北和蒙古、河套一带。
对于《木兰诗》的评价。有人认为《木兰诗》不过描写一个代父从军的
孝女，没有什么时代意义；木兰不过是故事中的悲惨主角，够不上什么英雄
人物；木兰只是一个儿女情长的闺秀，缺乏劳动人民素质。有的则认为，如
《木兰诗》产生于北魏，据史书记载：公元402 年至492 年90 年间北魏与柔
然（即蠕蠕）大的战役就有20 次。柔然“作害中国故久”，掠夺大量的人口
和牲畜，北魏“急病除恶”，总是以防御为主。为了防御柔然的频繁入侵，
北魏曾修筑长城2000 余里。《木兰诗》故事的历史背景，很可能是北魏抵御
柔然入侵的反掠夺战争。诗中的木兰，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作者不仅歌
颂了她的爱国热忱，也通过弃官还乡表现了她不羡慕功名利禄、热爱和平生
活的高尚情操。女扮男装显示出她的智慧，热爱织作表现了她的勤劳，10 年
征战显示了她的英勇，不怕危难表现了她的坚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
修订本中指出：“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的高洁道
德。”“北魏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陈鸿琛）
《洞仙歌》出于何人之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
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何
如？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只恐流年，暗中
偷换。
这首词，创造了一幅优美静谧的夏夜纳凉图。写人丰姿绰约；天生丽质；
写景则临水临风，天上人间；池上碧波，清风徐来，暗香浮动；夜空深邃，
明月窥人，疏星暗渡；庭户无声，看星移斗转，惜流光易逝，好景难久，正
所谓人境双绝，读来令人回味再三。难怪昔人认为这是长调中最有意味之曲，
音节委婉，妙语如珠。这就是著名的《洞仙歌》。但这首名词究竟出于谁人
之手，文学史上却有一番争论。
一般认为《洞仙歌》的作者是北宋著名词人苏轼。苏轼本人在《洞仙歌》
前序曰：“余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
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
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
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这就是说，苏轼写《洞仙歌》，

取材于民间传说，加以自己的想像，虽有所借鉴，但仍经过自己创造性的劳
动，“乃为足之”，全篇设想蜀主当时情事，全由“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而来。
那么，眉州老尼记得的首句为“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洞仙歌令》
究竟是怎样的一首词呢？这就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兴趣，有人还对此作了考
证。南宋赵闻礼所编的《阳春白雪》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宜春潘明叔云：
蜀主与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赋《洞仙歌》，其词不见于世。东坡得老尼
口诵两句，遂足之。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词曰：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贝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
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
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更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
阮。’”赵闻礼是南宋人，离苏轼的时代不远，《阳春白雪》保存了不少宋
词作家的资料，假如上述这则资料可靠的话，今传的《洞仙歌》确系东坡所
作，而眉州老尼所传的则是另一首。与赵闻礼同时代的王明清在《挥麈余话》
中也说：“'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主诗，东坡先生度以
为词，”今人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也认为《洞仙》一歌，系东坡根据
有关材料改写，“若系原作，则东坡既抄袭了又讳言其所出，这当然是不会
有的。”唐圭章在《唐宋词简释》中也称苏轼补足蜀主《洞仙歌令》，“风
流超逸，亦是公得意之作”。上述材料都证实了苏轼是今传《洞仙歌》的作
者，较有影响的一些宋词选本，都把它归入苏轼的名下，似乎不再存在疑问
了。
实际上，前人对《洞仙歌》是否系苏轼所作早就提出了异议。明人田艺
蘅所撰《留青日札》中有一段论诗的话，引述“冰肌玉骨清无汗”一首诗，
全诗是这样的：“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
枕钗横云鬓乱。起来庭户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不道
流年暗中换。”其情景文采与《洞仙歌》一般无异，却道是花蕊夫人之诗，
并无苏轼的位置。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在《词综》一书中说：“蜀主孟昶，
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云云。按苏子瞻《洞仙歌》本隐此词，然未免
有点金之憾。”清代陈栩、陈小蝶在《考正白香词谱》中也认为孟蜀主诗“冰
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乃《玉楼春》，“且人相传诵固未佚失”，“东坡此
词（指《洞仙歌》）实全用其本句而成，乃必托之眉山老尼，岂欲避抄袭之
诮也？”这就干脆说苏轼的《洞仙歌》是抄袭孟昶的词，托眉山老尼云云，
遁词而已。
即使在宋朝，也有人认为《洞仙歌》并非苏轼所作，《墨庄漫录》（南
宋张邦基撰）是一部记载士大夫故事和评述诗文的笔记，其中提到“东坡先
生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木）括稍协律
以赠之。”“（隐木）括稍协律”，即是说苏轼只根据原作内容稍加改动。
这样看来，《洞仙歌》的作者不是苏轼而是五代时蜀主孟昶。这真是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千古《洞仙》究谁属？谁能解开这个谜呢？
（姚仁海）
《生查子·元夕》是朱淑真作的吗？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

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生查子·元夕》词，写的是夏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景象，抒发
的却是对自由结合的爱情的追求。它在写法上和唐人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
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一样，运用自
然而有力的今昔对比，传达出词人幽怨抑郁的感情。它的语言平实，风味隽
永，体现了真实、朴素与美的统一，是两宋词中难得的佳作。
《生查子·元夕》的作者是谁？文学史上有两种互相争论的意见。一说
是欧阳修作，一说是朱淑真作。
说《生查子·元夕》为朱淑真所作的，首推明代杨慎。杨慎《词品》中
的《朱淑真〈元夕〉词》条，详细论说了这首词为朱淑真作的见解：“朱淑
真《元夕·生查子》云云，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女所宜邪？又其《元夕》
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极天歌吹暖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
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
同。’与其词相合，则其行可知矣”。杨慎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上，以朱
淑真的诗证《生查子·元夕》词为朱淑真所作，且攻击朱淑真“其行可知”，
“岂良家妇女所宜”。杨慎在明代声誉很大，他这一说法对当时和后世很有
影响。
明代出版的朱淑真《断肠集》收有《生查子·元夕》词。此外，认为《生
查子·元夕》词为朱淑真作的还有明末藏书家毛晋。毛晋在汲古阁《宋名家
词》跋语中，即有关于朱淑真《生查子》词的记载。《情史》、《游览志余》
和许多清人笔记，也都认为此词为朱淑真作，并仿效杨慎对朱淑真进行污蔑
攻击。
认为《生查子·元夕》词为欧阳修所作的则有清代的王士禛、陆以湉、
况周颐等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四说：“今世所传女郎朱淑真'去年
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生查子》词，见《欧阳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
知何以讹为朱氏所作。”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六说：“'去年元夜’一词
本欧阳公所作，后人误编入《断肠集》，遂疑淑真为泆女，皆不可不辩。'去
年元夜时’非朱淑真作，信矣。”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此词为欧阳修
作论证更详：“《生查子》词今载《庐陵集》，宋曾慥《乐府雅词》、明陈
耀文《花草粹编》并作永叔。慥录欧词特慎，《雅词·序》云：'当时或作
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此阕适其选中，其为欧词明甚。”
清代撰修的《四库全书》，从《生查子·元夕》词为欧阳修作立论，并
驳斥了这首词为朱淑真所作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卷百九十九：“此词
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朱淑真集内，诬以
桑濮之行。慎收入《词品》既而不考，而晋刻《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六
一词》即在其内，乃于《六一词》漏注互见《断肠词》，已自乱其例，于此
集更不置一辨，且证实其为白壁微瑕，盖鲁莽之甚。”
总之，《生查子·元夕》词，欧阳修的《庐陵集》和朱淑真的《断肠集》
都有收录。关于此词究竟属欧阳修还是朱淑真作，自明朝以来就有争论。直
至现代，争论尚未平息。季工著文说《生查子·元夕》词为朱淑真作，而胡
云翼、俞平伯、姚奠中等人则认为是欧阳修所作。这场“官司”不知打到何
时方能结束！
（许山河）

《题临安邸》作者是谁？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千家诗》里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题临安邸》，不同的版本，或说作
者淳熙间士人林升，或说莆田林洪字梦屏，或说晋江林外字岂尘，大多云据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其实，《西湖游览志》并无此诗，而是在其续
作《西湖游览志馀》里才有如下记述：
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
题一绝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便
把杭州作汴州。
即兴题壁，很难是工整楷书，大都“龙蛇飞动”。“升”、“洪”。“外”
三字草书形体相近，加之抄传讹错，以致此诗不仅作者多说，而且短短28
字中便有数字异文。
《题临安邸》作者究竟是谁，千百年来一直是个疑案。
士人林升己不可考。南宋莆田林洪，字用宏，据《兴化府志·艺文》和
《莆田县志·选举》记载，林洪为绍定二年明经进士。绍定距淳熙50 年左右，
他是南宋后期人，不可能是绍兴、淳熙年间作此诗；况且，他的字不是“梦
屏”（也查不到另有字梦屏者），亦无诗词记载。可考者唯林外。林外于绍
兴三十年（1160 年）前为临安太学生，时间和地点都符合《西湖游览志馀》
的记述。据张思岩《词林记事》和唐圭璋《全宋词》记载，林外这位在南宋
初期名噪京师、声达宫廷的诗人，曾在吴江垂虹亭桥下，仰题了一阙《洞仙
歌》：
飞梁欹水，虹影澄清哓，桔里渔村半烟草。叹来今往古，物换人非，天
地里，唯有江山不老。雨中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
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门无锁，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
年年不扫。
同代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这首词是林外“以巨舟，仰而书于桥梁”，
天水渺然，旁无外路，令世人益神之。
关于这位“闽士林外”，稍晚的周密在《齐东野语》说他：“字岂尘，
泉南人。词翰潇爽，诙谲不羁，饮酒无算。在上库，暇日独游西湖，幽静处
得小旗亭饮焉。外美风姿，角巾羽氅，飘飘然神仙中人也。”又说他在西湖
旗亭题壁间曰：“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
却碧桃无限花。”南剑黯淡滩湍险常复舟，行人多畏避之。林外戏题滩傍驿
壁曰：“千古传名黯淡滩，十船过此九船翻；唯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
你怎奈何我？”虽一时戏语，亦颇有味。
“泉南”是今泉州的隋唐旧称。据《泉州府志·隐逸传》记载，林外是
北宋高士林知的后代。林知是具有儒道思想的人物，曾隐居晋江灵源山，死
后“即葬此山”。北宋后期刘涛《吊处士林知墓》云：
处士坟三尺，吴山松万株。
空余著书业，不见炼丹炉。
道古言难合，年高势最孤。
盛朝礼乐备，无处用真儒。
由此可见林知既是隐遁修炼的道家，又是礼乐道古的儒生。他出身官宦

世家，儿子林传也曾知长乐县，自己却筑“望江书室”于灵源山巅，如当时
惠安主簿林迥所感叹的“万卷诗书一布衣”，其主要原因是与当政者“言难
合”。他曾经一度想人世兼济，先是修治“烟浦埭”，熙宁间“尝诣阙，上
书论时政”。而林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官场进取和山林隐遁的矛盾，“药
炉丹灶旧生涯”的怀恋，潇爽不羁的浪漫气派，都是有家学渊源的。
林外的宦迹极少记载。据《莆田县志》和晋江《马平林氏族谱》可知他
于乾道四年“新知”兴化县，且任期很短。
林外的著作《懒窝类稿》久已不传，他的诗词也基本佚失，除上引的两
三首外，《闽中名胜诗》还保留了一首七绝《云盖峰》：
一峰特立出尘寰，自古相传云盖山。
不是云来盖山顶，却缘峰峭立云间。
对温陵（泉州古称）文学史研究有年的泉州师专中文科汤兴中副教授在
《泉南诗人林外考略》（《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 年第1 期）一文中，以
诸多证据把《题临安邸》与泉南诗人林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旅邸题询，符
合林外垂虹题桥，旗亭、滩驿题壁的习惯；诗中对南宋群相偏安纵逸的不满，
在《洞仙歌》里亦有流露：“叹来今往古，物换人非，天地里，唯有江山不
老”，“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思绪相符；诗寓深意于洒脱，
隐讽嘲于赏悦，“词翰潇爽，诙谲不羁”，风格接近。因此，这首诗的作者，
较之其他，极可能是上舍生林外.汤兴中的研究，对于解开这一千年悬案，无
疑是非常有益和值得重视的。
（林振礼）
《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
人们都知道，胺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满江红》词作者，是宋代民族英
雄岳飞。但是，近代已故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的《岳武穆遗文》
条下，却对《满江红》的作者是否宋代的岳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首
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 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在岳飞去
世（1141 年）后，此词从不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突然出现于400
年后的明代中叶，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同时，徐阶是根据1502 年浙江提学副
使赵宽所书岳坟碑收录的，而赵宽对这首弥足珍贵的宋词之源流出处，却一
无所言，这样，《满江红》也就来历不明了。再说，岳飞的儿子岳霖和孙子
岳珂，不遗余力地搜求岳飞遗稿，但在他俩所编的《岳王家集》中，却没有
收录这首《满江红》，31 年后重刊此书时，仍未收入该词，岂不怪哉？据此，
余嘉锡认为《满江红》可能不是岳飞所作，而是明代人的伪托。
余嘉锡的考辨，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
年撰文表示赞同余嘉锡的看法，并就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进行
寻绎研究，补充余的论断。夏认为，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
夏，并非金国地盘。岳飞要率兵直捣的黄龙府，是在今吉林境内，“这首词
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夏承焘进而考证：在明代，北方鞑
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 年），明将王
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
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这首词出现于明
代中叶，“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1980 年9 月10 日，台湾省《中国时报》发表孙述宇的文章，着重从词
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质疑。孙认为《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
英雄诗，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低徊宛转、失望惆怅，两
者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不像出于同一人笔端，因而也怀疑《满江红》为
伪作。
针对上述论断，一些学者撰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能轻易怀疑《满江
红》的真伪。理由是：
一，贺兰山同“长安”、“天山”一类地名一样，可用作比喻性的泛称，
岳飞是把贺兰山当作黄龙府。1980 年12 月15 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苏信的
文章，认为西夏与北宋向来都有战事，派范仲淹经略延安府，就是镇守边陲，
防御西夏的。这种对峙局面直至真宗、仁宗贿赂求和，才暂告安定。岳飞对
这一发生在50 余年前的历史，当然十分熟悉。《满江红》一词提到的贺兰山，
是借指敌境也未尝不可，不能简单地当作违背地理常识。
二，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在文学史上是有先例的。如唐末韦
庄的《秦妇吟》，湮没900 余年才看到全文。古来私人藏书，往往自视为珍
宝，不欲宣泄外人，因而某些珍藏的典籍手稿尚未公之于世时，虽有人竭力
寻访，亦不可能备载无遗。再者，岳飞遇害时，家存文稿全被查封没收，后
来虽蒙准发还，也并不齐全。岳飞冤死后，秦桧及其余党继续执掌朝政数十
年，岳飞作品难以在当时传诵。元朝又有其民族压抑的缘故，所以，直到明
朝，岳飞的声誉才更加隆盛起来。因此，岳飞《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
著录，直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并流传，也不足为怪。
三、文学史上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很多。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
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情
调幽怨缠绵之作。不能以《满江红》与《小重山》词的风格不一致，就断定
《满江红》非岳飞所作。
有人还结合词句，根据史实，考证出岳飞写《满江红》的具体时间。岳
飞30 足岁（1133 年）执掌军事，“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
作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故词中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岳飞
从军后，南征北战，至30 岁时，“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
千里路云和月”一句。岳飞30 岁时置守江州，“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
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而推断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其本人
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 年（宋绍兴三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李安
《潇潇雨未歇——岳飞的〈满江红〉读后》，刊于1980 年9 月21 日台湾省
《中国时报》）
《满江红》词究竟是否出于岳飞手笔？论者各抒己见，尚难定于一说。
但即使是怀疑《满江红》为伪作者，也并没有抹杀这首词的价值和历史影响，
都认为纵使不是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仍然值得流传下去。
（苏浙生）
《琵琶记》作者是否高则诚？
《琵琶记》是明代传奇中最早的一部杰作。几百年来，它在民间广泛流
传，它创造的赵五娘这一典型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琵琶记》的故事，源于何时，现已无法查考。但是，故事被写成戏剧，
却是很早的事，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叙述南戏起源于宋光宗时，首
先传世的便是《赵贞女》和《王魁》。徐渭并把《琵琶记》列为“宋元旧篇”，
下面注道：“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很显然，这与今天流传的
《琵琶记》剧本，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流传的《琵琶记》故事，是叙述新婚
不久的蔡伯喈在父亲的逼迫下，赴京应试，一举夺魁，被牛丞相看中，以女
儿相配，蔡伯喈虽有过推托，但对牛府的豪华生活心实向往之，很快就人赘
牛府，与牛小姐成婚，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此间，他的家乡遭遇大灾荒。他
的父母在饥寒交迫中相继去世。他的发妻赵五娘卖发葬公婆，经邻居张文才
周济才赴京寻夫。由于牛小姐深明大义，赵五娘最后得以与蔡伯喈、牛小姐
团圆。
《琵琶记》的作者历来都被认为是高则诚，字明，号菜根道人，浙江瑞
安人。瑞安原属温州府，温州一名永嘉，地处浙东，因此后人称他为东嘉先
生。
关于高则诚的生平，学术界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
约于公元1305 年，即元大德九年，生于一个隐士的家庭中。其父功甫，可能
死得很早，其弟高旸，伯父高彦，祖父高天锡，均为诗人。高则诚在宦途上
并不那么顺利，到了40 岁左右（元至正四年）才中了乡试，第二年考中了进
士。1348 年11 月，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江浙行省因为高则诚是温州人，熟
悉浙东情况，命他担任平“乱”统帅府的“都事”。1349 年2 月，高则诚随
元兵南征，讨伐了方国珍起义军。1352 年，方国珍接受元朝封他为“万户”
的大官后，高则诚才回到杭州。讨伐军中的三年生活，是高则诚生平具有决
定意义的一个转折点。回到杭州后，他觉得做官还不如原先做隐士，决定回
老家去。可是，没做多久隐士，他又被拉出做官，先担任了江南行台掾，后
改调福建行省都事。他一生大约做了10 年元朝的官吏，以后为避兵乱，隐居
在宁波城东的栎社，他的《琵琶记》就是在此时完成的。
高则诚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与他写作《琵琶记》有关。他的
教师是元代大儒黄溍据说曾鼓励他写《琵琶记》。高则诚在江浙行省时，最
接近的人物是他的上司——参知政事苏天爵。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宋濂是他
的好友、同学。1368 年，朱元璋曾召请高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但高则诚
由于老病，辞职回乡，不久就死于宁波。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的生存年代约在14 世纪20 年代到80 年代之
间，即在元代中叶以至明初。《琵琶记》的写作年代已无法详考，但可以确
定是在方国珍起义之后。方国珍最初起义是在至正八年（1348 年），而其攻
占温州，是在至正十年（1350 年），因此，《琵琶记》的写作至早当在至正
八年以后。他一共写了几年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之所以召致他，是因为欣赏
他的《琵琶记》。可见，《琵琶记》脱稿至迟当在洪武元年（1368 年）以前。
由此推知高则诚写《琵琶记》是在元末。《琵琶记》中反映了阶级矛盾，例
如在大饥荒年代中，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这些场景反映了高则诚的亲身经历。
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琵琶记》作者是高则诚的问题
提出质疑。其根据是，早在元代中叶以前，《琵琶记》一剧就已流行，其作
者并不是高则诚。具体理由为：其一，《元谱》所辑《琵琶记》一剧并非高
则诚所作，《元谱》已佚失，但从一些文献中还可以了解到该剧的基本情节

是：蔡伯喈独占鳌头后，弃亲背妇，马踹赵五娘，后为暴雷击死。而《元谱》
所辑《琵琶记》剧曲词中没有这些情节，并且摆脱了赵五娘为主线的结构。
《琵琶记》的曲词基本上吻合于明清流行的通行本，唯一可能是风靡于明清
剧坛的《琵琶记》剧的祖本，在元代中叶已经盛行，它就是《元谱》所辑的
《琵琶记》剧，其作者并非高则诚。
其二，从高则诚的生平看他不可能撰《琵琶记》。高则诚，字明。在元
代，姓名同为高明者有三人，一般认为元末永嘉人高明即高则诚为《琵琶记》
的作者。关于他的生年，一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 年），一说大德十一年
左右（1307 年），两说均以苏伯衡（平仲）生平来揣测。如他生于1301 年，
到泰定年间（1324—1327 年），他才二十四五岁；如以1307 年计，仅十八
九岁，即使他少年时期就有文名，但被历代戏曲家奉为曲祖的《琵琶记》，
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或在戏曲艺术方面所显示出的熟谙技巧上，
都说明这部经纬万端、阅历颇深的作品，是一位深得戏曲三昧的行家所为，
而不可能出自一个初出茅庐而又毫无舞台实践经验的青年之手。
至于他的卒年，分歧就更大，一般认为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 年），根
据是高则诚去世后不久，其好友陆德肠写了一首悼诗，中有“乱离遭世变，
出处叹才难。堕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等句，对高则诚死于兵荒马乱岁月
深表惋惜，由此证明，高则诚是殒于元亡前的乱离世变时期，这足以证明他
不是古本《琵琶记》的作者。
其三，从高则诚的交游中，未发现他是《琵琶记》作者的记载。他的教
师黄溍元代大儒，《元史》有传，但查阅了包括《元史》在内的有关资料，
未见有他鼓励高则诚写《琵琶记》的记述。在他的另一位教师苏天爵传及一
些书籍中，也未见高则诚撰写《琵琶记》的轶事。至于他的知交明代开国元
勋刘基的著述中，虽有他俩过从甚密的叙述，却无高则诚曾撰《琵琶记》的
记载。就连他弟弟高肠以及好友陆德旸和余光臣等人，也无这方面的见录。
那么，东嘉先生是谁？他可能是书会中年长资深、很有威望的老先生，
是既有文才又熟谙舞台生活的行家。从剧本反映出的“小国寡民”等老庄思
想看，他也许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
（凌筠）
谁是这一副名联的作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上述名联，原是一副木质抱对，曾留存于明代晚期蜚声士林的东林书院
内。由于它含有勉励人们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政治，二者紧密结合而不
可偏废的深刻哲理，并真实形象地概括了力主改革、志在治国的东林学风和
东林党人的政治抱负，所以经邓拓《事事关心》（《燕山夜话》）一文介绍
后，在60 年代初，就更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这篇杂文被选入中学教材，
则名闻天下，流传更广。然而，究竟谁应享有这一名联的著作权？至今尚有
歧议：
其一，陈、顾合作。
无锡顾氏家族世代相传说：顾宪成少居无锡宅仁乡张泾桥，其父顾学以
卖豆腐为生。宪成10 余岁时，家贫无力延师，就读于邻家。夜间归家，必秉

烛自课，每每通宵达旦。一次，布政使陈云浦从任所归省，夜宿张泾桥，闲
步街上，看到临街一窗灯火闪烁，不时飘出充满稚气的琅琅书声，深感惊异。
第二天便传见这位夜读少年，当场出对课试。陈道：“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顾答语曰：“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顾姓
中有好事者，便将此联制成抱对，供人顾端文公祠（即顾宪成专祠）。后又
成为东林书院之遗物。据此，有人认为“即使据传说立论，顾宪成也只能分
享一半著作权”。（见1983 年第1 期《文史知识》）
其二，顾宪成所撰写。
1947 年2 月，东林小学校长顾希炯，同吴敬恒、唐文治等30 人发起，
重修东林书院的工程告竣之际，顾希炯认为此联是其先人顾宪成所撰写，又
鉴于顾宪成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被革职还乡后，曾与高攀龙等人讲学
其中，因而把名联加以复制，随后又送至东林书院旧址。可能由于上述原因，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此副对联是顾宪成所作。如邓拓在《事事关心》
一文中说：“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