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11)

十一卷《苏小妹三
难新郎》中，仍然坚持说：苏洵，字明允、别号老泉，当时称为老苏。此书
是“三言两拍”中名篇，又编成评话、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老苏
即老泉”之说久盛不衰。一些文人笔记，如《瑞桂堂暇录》等，都说“老泉
携东坡颍滨谒张文定公..”学者王文诰在《苏诗总案注》中写道：“东坡
姊八娘为程正辅妻，正辅名之才，即母夫人侄也。八娘以事舅姑不得志卒。
老泉遂与正辅父子绝。东坡与子由共绝之，凡四十二年，至惠州始释憾。”
还是把“老泉”之号加在苏洵头上。
不过，赞同郎瑛观点的文士学者越来越多。清代袁枚《随园诗话》、戚
牧《牧牛庵笔记》、吴景旭《历代诗话》中，都对“老泉”作了考证，均认
为是苏东坡之号。《牧牛庵笔记·东坡别号》中说：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
士，尽人皆知；又字子平，知者已少。至老泉居士，则皆以为乃父明允先生。
其实老泉亦东坡之别字也。原版《晚香堂帖》尾有“东坡、老泉”二印，铃
苏拭名下此其明证。《历代诗话》引用“蜀中诗话”说，苏东坡《老翁泉》
诗曰：“井中老翁娱年华，白沙翠石公之家。公来无踪去无迹，井石团露水
生花。翁今与世两无与，何事纷纷惊牧竖。改颜易服与世同，无使世人知有
翁。”如果父亲大号“老泉”，东坡是绝不会如此作诗讽喻的。所以吴景旭
说：“如此，则老泉之号，未应属明允也。”他还举述苏询《嘉祐集》中有
《老人泉铭》，东坡也作过《老人泉》诗。又东坡《送贾讷倅眉》诗曰：“老
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自注云：“先君葬于蟇颐山之东二十余
里，地名翁泉。”可见，“老人泉”或称“老翁泉”，是苏洵之墓茔地，东
坡晚年为纪念先人而自号老泉山人。清末民国初年，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
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属定
论，其实又不然。解放后，一些出版物中仍有将苏洵称之为苏老泉的，有的
学者也坚持此说，《历代文选》就载录道：“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四川
眉山县人，二十七岁，始发愤学习。”曾枣庄《苏轼评传》也取此说。而流
传的《三字经》浅注等小册子中，更是明白写道：“苏老泉，宋朝人，姓苏，
名洵，字明允，号老泉，苏东坡的父亲。”
近年来，有些同志撰文又提出这一悬案。《求索》杂志发表冬子《苏老
泉应该是苏轼》一文，文中除了复述叶梦得等的材料，又引用古香斋本施注
苏诗卷三十四《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云：“今日
江头天色恶，炮车云起风欲作。独望钟山唤宝公，林间白塔如孤鹤。宝公骨
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此诗僧名泉公，古体诗不避字复，改唤“老
泉”，纯属戏呼，若果父号“老泉”，能如此呼乎？所以断定“老泉”是苏
东坡之号。近人又举述钱大听《十驾斋养心录》中所载，东坡祖父名“序”，
所以东坡给人作序，都写“叙”字，而从不写“序”，为避祖父讳。如果他
父亲又号老泉，东坡怎会在诗中直书“却有老泉来唤人”呢？可见“老泉”
断非苏洵，而确是苏轼自己。
（华庄）
苏轼通词乐吗？

苏拭的诗、词、散文，在北宋作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体现着他独
特的个性风貌。他的散文腾挪变化，不拘一格，形成他的“文理自然、姿态
横生”的散文风格，在唐宋八大散文作家中，他超越王安石、曾巩和自己的
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而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韩柳欧苏”。他的
诗歌具有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不仅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浪漫主义色
彩，而且他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特色，也影
响了有宋一代的诗风。他对词的发展贡献更大，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
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多才多艺，他在绘画、书法上也
成就辉煌，在我国绘画、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
苏轼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诗、词、散文、绘画、书法诸方面都极有造诣，
雄踞一代，那么，他的音乐才能怎么样呢？苏轼晓不晓音律，会不会歌唱，
却是自北宋以来一直争议的问题。由于北宋的词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是
一种歌词，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苏轼是否通词乐这
一问题进行的。早在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对苏轼词是否谐
音律，就说过很有意思的一段话：“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
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他这些话，既以“人谓多不谐律”道出
了北宋人对苏词不合音乐的看法，却又以“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为苏词不合乐辩护。晁补之的话载《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此外赵德麟《侯
鲭录》卷八也有类似的记载，但认为是黄庭坚说的。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批评苏轼的词“不协音律”，《苕溪
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她的话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
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
协音律”。李清照强调词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独立地位，主张词“别是一家”，
她对苏轼的批评与晁补之对苏词的评论一样，对后世影响甚大。
《乐府指迷》的作者沈义父也认为苏拭和辛弃疾不晓音律，而且被后世
不晓音律、“故为豪放不羁之语”的词人拉虎皮作大旗，虽然他同时又认为
苏辛词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他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
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故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
不协律也。”而蔡嵩云为《乐府指迷》作《笺释》，则明确指出苏轼词“豪
放处多不协律”：“按《指迷》此则，谓东坡、稼轩词未尝无不协律者，但
须于不豪放处求之，则二公之作，豪放处多不协律可知矣。”
以上是自北宋起关于苏拭词不谐音律，苏拭不晓音律的几种主要说法。
彭乘则进一步认为苏词之所以不协律入腔，是因为词人自己不会唱曲，他在
《墨客挥犀》卷四中说：“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
曲也。然三者亦何用于人？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他认为苏轼连曲都不会唱，通晓音律自然更谈不上了。他的话最彻底地否定
了苏轼通词乐。
但是，一些现代学者如沈祖棻等认为苏轼是通词乐的，因为史籍中有不
少苏轼通词乐的记载。例如，苏拭《书彭城观月诗》就说明他自己是会唱的：
“余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
宿于赣上，独歌此曲，聊复书之”。
《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也记载苏轼能倚着歌声写《戚氏》词，让妓女在
歌筵上歌唱，从“坐中随声击节”来看，词是合乐的，说明苏轼通词乐：“东

坡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为《戚氏》词。公方与坐客
论穆天子事，颇讶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
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它词，亦不容别进一语。”
《侯鲭录》卷三记载苏轼能将不协律的琴曲《瑶池燕》的词，改写成《闺
怨》，也说明他是晓音律、通词乐的：“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有词
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传
与人’云。”苏轼的《与朱康叔书》，更亲自记载了他把原不入乐的陶潜《归
去来辞》，改写成《般涉调·哨遍》，在保持它的固有风貌的同时，赋予它
音乐生命：“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尝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
《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词有合律处，但那是词人“笔兴所至”，有意为之
的变化。苏拭能歌、通词乐，只是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持这些观点的可以章
铤、陆游和王的为代表。章挺《赌棋山庄词话》说：“东坡《念奴娇》（“大
江东去”阕）、《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阕）、稼轩《摸鱼儿》（“更
能消几番风雨”阕）、《永遇乐》（“如此江山”阕）等篇，其句法连续处，
按之律谱，率多参差。即谨严雅饬如白石，亦时有，若《齐天乐》（“咏蟋
蟀”阕）末句可见。细校之，不止一、二数也。盖词人笔兴所至，不能不变
化”。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举晁以道亲闻苏轼歌《古阳关》，驳“东坡
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之说，而认为“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
剪裁以就声律耳”。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则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
者。”
（许山河）
苏轼袍服玉带为何留在金山寺？
“数重楼枕层层石，四壁窗开面面风。忽见鸟飞平地起，始惊身在半空
中。”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游金山寺后所写的赞美诗。金
山寺在金山（江苏镇江市区西北）上，始建于东晋，原名泽心寺，唐代因开
山得金，从此即通称金山寺。宋真宗天禧年间，因梦游金山寺，赐名龙游寺，
清康熙南巡时赐名江天禅寺。金山寺庙宇依山势而造，使山和寺混为一体，
独具风格。寺内慈寿塔、江天一览亭矗立山巅；留玉阁、大小观音阁围绕山
顶；七峰亭、妙高台、楞伽台等建筑联缀山腰。天王殿、大雄宝殿旧址、藏
经楼、念佛堂、留宿处、方丈室、紫竹林等庞大建筑傍依山根，通过曲廊、
回檐、石级有机串连，形成楼上有楼、楼外有阁、阁中有亭的精巧建筑，各
组既自成体系，又互相通连，精巧壮丽，颇具特色。或许读者尚不知晓，在
这座江南名寺内，还珍藏有一件近千年的珍品，这就是北宋著名文豪苏轼用
于袍服装饰的嵌玉板带。
那末，苏轼的这条玉带为什么会留在金山寺呢？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说
法不一，多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其一，苏东坡死后，他的家人将袍服玉带送到金山寺，赠给苏轼生前的
好友、大和尚佛印作为纪念。苏东坡在一首诗中写道：“金山寺观何眈眈，
撞钟伐鼓闻淮南”。这里，苏轼以真实、细致的笔触写出了金山寺相当可观
的建筑规模，也说明苏拭必定在金山寺久住，对寺留有感情。家人将其遗物
赠给生前好友是可信的。

其二，根据《丹徒县志》的记载：一次，苏拭路过镇江，到金山寺访问
大和尚佛印，这时，佛印正在佛堂做佛事，照例此时是不接待来客的。可苏
轼生就豁达的性格，又是熟人熟地，即推门便入，佛印只得板起面孔说道：
“先生何来？此间无坐处！”苏轼笑道：“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
这是一句很机智的玩笑话，意思是说，我不是来这里串门随便坐坐的，而是
要借你佛门的“四大”观念使精神有所安顺。佛印一听此话，转怒为喜，遂
与苏轼约定：你若能随口答出我的问话则罢，若稍有迟疑，便请把你身上的
玉带留在寺内，做为镇山之宝。苏轼欣然答应，就将玉带解下。佛印即以僧
人术语向苏拭提一问题，但反应灵敏、机智过人的苏轼却略有思考，佛印见
状即命人将玉带收走了，苏拭只得笑而答道：“病骨难堪玉带围，钝银仍落
箭锋机。”这首诗一方面解嘲他说自己不配用这条玉带，一方面又称赞佛印
思想机敏，巧取玉带。这段故事流转至今，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其三，苏东坡因文案得罪了朝廷，被贬往琼州（即今海南岛），因路途
乏资，不得己才卖掉了这条玉带。后来，玉带辗转到了金山寺。据史书记载：
苏轼于1097 年，即62 岁高龄时，贬官在惠州。2 月14 日，白鹤观新居建成，
长子苏迈授韶州仁化令，来惠州探望苏轼。4 月复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
时苏辙贬化州别驾，雷州安置，5 月，弟兄两人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州。6
月渡海，7 月2 日到达贬所。苏轼以高龄之身千里迢迢赴贬所，途中的艰难
困苦是不难想像的。特别是到了春夏之交，物品没有不发霉的；而人非金石，
其何以堪？一路上缺医少药，他只好托人从外地给他寄一些药来，一则供自
己治病，二则也可救济他人。可贵的是，他在感叹个人艰难时，并没有忘记
民间疾苦。他在《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一诗中写道：“朔
野方赤地，河庖但黄尘。秋霖暗豆漆，夏旱臞麦人。”在灾情这样严重的情
况下，有豌豆大麦粥吃就不错了，就算山珍海味了。他安慰儿子说：“逆旅
唱晨粥，行庖得时珍。”苏轼在途中还曾上书宋哲宗，要求从水路赴贬所。
他说他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花，仅辨道路，左手麻木，右手无力，
六十之年，发白齿落。加之他平时不会安排生活，所得俸禄，随手用尽。他
说他本想走陆路，日夜奔驰，快点到贬所。但由于疾病沉重，经济也困难，
自己又无钱雇人买马。他说：“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
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他希望哲宗“念八
年经筵之旧臣”，允许他舟行赴贬所。（《东坡续集》卷九）因此，从分析
当时苏轼的处境来看，他是极有可能卖掉袍服玉带的。后来，金山寺和尚就
以重金买下了这条玉带。
苏轼留在金山寺的玉带，曾经损缺了一片玉版，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清帝乾隆三游江南时，命人补足，据说当时这位皇帝在金山寺看见这
条玉带极为赞赏，很想带回皇宫，但最后还是觉得不妥，就没有取走。读者
诸君，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去镇江金山寺一游，切莫错过机会去一睹袍服玉
带的风采。或许你还能解开那个千古之谜呢。
（俞奭勋）
关汉卿的生卒年月如何？
我国元代的戏曲剧本（又称“元杂剧”、“元曲”）和唐诗、宋词一样，
历来被认为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达到相当的高峰。据元人钟嗣成《录鬼

簿》的记录，他所知道的“名誉昭然”的剧作家就有90 余人，剧本有450
多个。实际上的作家和作品，当然远远不止他个人所知道的这些数字。在这
庞大的剧作家队伍中，被称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
关汉卿是才华最高、成就最大的一个。他的剧本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如《感天动地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宋
元戏曲考》）。1958 年，关汉卿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过隆重的纪念，
国内一百多个剧种上演了关剧，国外许多地方进行了关氏的研究或纪念活
动。
可是，由于元杂剧大都
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描写了历史的真实，因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抑，剧作
家们的情况只能从史书以外的记载中找见一鳞半爪，而又每多相互矛盾，使
我们无法准确了解他们的面貌和成就。即以关汉卿而言，通过戏曲史家、文
学史家们长期的发掘考订，对其生平和创作也只能在大体上取得近似的见
解，一时无法解释或不得统一的悬案尚多。
比如，关汉卿的职业身份是什么？搞清这一点对研究其剧作的思想是有
必要的。曹楝亭藏本《录鬼簿》说他是“太医院尹”，可是金元两史《百官
志》都不见此职名。元代《世医得效方》卷首列有太医院24 个官职，其中也
无“院尹”。朱经《青楼集序》说他“是金之遗民”，入元不仕；即使有此
官职，他也没有做过官。天一阁藏本《录鬼簿》则说他为“太医院户”。郑
振铎等研究者据此推测关汉卿可能是个“接近群众的普通下层医人”；田汉
的话剧《关汉卿》也取此说，并在剧中从他的医生职业生发出许多情节，和
他写剧本挂上钩。按元代户籍制度，百姓中划分为若干“户”，如服兵役者
称“军户”，司手工艺劳役者称“匠户”。则“医户”也不一定必为医人，
也可以理解为户籍属太医院管辖或为太医院提供杂役和其他服务的。
关氏的生卒年代，是确定他创作活动时代背景的重要依据。通常以朱经
所说的“金之遗民”为据，认为关汉卿应该出生于金政权灭亡的公元1234
年之前。元人杨维祯《元宫词》又有“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
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等句，王国维认为此关卿即关汉卿。
（《宋元戏曲考》）那么，公元1234 年时，他应该已有相当年龄。张庚等主
编的《中国戏曲通史》采取一般说法，认为关氏当生于公元1210 年左右，人
元时20 余岁。另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关的友人王和卿去世时，
他曾往吊唁。据查，王和卿死于公元1320 年。若关氏生于公元1210 年左右，
此时至少也有一百多岁。这么长寿似乎不大可能。又因各种版本《录鬼簿》
均无关氏作《伊尹扶汤》剧本的记载，故而孙楷第曰：“余疑进《伊尹扶汤》
之关卿，乃教坊之由金入元者”，“非剧作家大医院尹之关汉卿也”。（《关
汉卿行年考》）冯沉君则疑心有两个关汉卿，“一个由金入元，一个生在元
代，都会写剧本，后人把他们混在一道了。”（《古剧说汇》）然而这种巧
合的可能性，目前还未发现有力的旁证。为了解决年龄的矛盾，一种意见是
把关氏的卒年提早，认为吊王和卿事不可信，如董每戡《说元杂剧“黄金时
代”》。又一种意见是把关氏的生年推迟，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推得最
迟，主张他生于公元1241 年到1250 年间，卒于公元1320 到1324 年间。香
港大学罗忼烈教授也同意此说。孙氏的一个理由是关汉卿和著名女演员、南
都名妓珠帘秀关系非同一般（田汉话剧《关汉卿》即以二人事业上相互支持，

生活上相互关心为主线）。公元1290 年珠帘秀在扬州还很有影响，若关汉卿
由金入元，此时己过60 岁，与珠帘秀不相配。但也有人反向道：难道60 岁
左右的剧作家就不可以和正当年华的女艺人亲密往来吗？总之，诸家目前只
能在“关汉卿大约生活在十三世纪”这个大概念下取得一致。
关汉卿共写了60 多个剧本，现存署名关氏所作之剧本尚有10 余个。其
中《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诸家都肯定是关氏
作品；而对其余近1/3 剧本的考订则不能取得相同观点。《五侯宴》、《陈
母教子》的曲文宾白风格，有人认为和关氏其他剧本有异。又如《单鞭夺槊》
是关氏作还是尚仲贤作，或第三者作，《西厢记》第五本是否关氏续作等，
自明清以来一直聚讼纷坛。
（缪依杭）
女词人贺双卿是何许人？
一些报刊相继介绍了一位清代女词人贺双卿（生于康熙、殁于乾隆年间）
的事迹。说她的词是“古今逸品”，可称为“清代第一女词人”。又说她写
词，皆身边事、周围人，感情真挚，常以民间妇女口吻用笔，朴素生动，细
腻悲怆。请读《凤凰台上忆吹萧》：“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
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从今后，酸酸楚
楚，只似今宵。青遥，问天不应，看小小双卿，弱弱无聊。更见谁谁见，谁
痛花娇？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谁不管，生生死死，暮暮朝朝？”
一首词，全用源于生活的语言，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巧用叠字，咏叹回
环，使得词意格外婉约多姿，缠绵悱恻，是长期生活在下层、倍受压迫、欺
凌的双卿自述境况的凄绝哀歌。其艺术造诣即使不说可与宋代著名女词家李
清照媲美，却也真是“如小儿哝哝絮絮，诉说家常，见见闻闻，思思想想，
曲曲写来，头头是道。作者不自以为词，而阅者亦忘其为词。而情真语质，
直接三百篇之旨，岂非天籁？岂非奇才？”（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
第一个把双卿介绍给人们的是乾隆丁已进士、江苏金坛的史震林，他在
《西青散记》这本书中写了双卿，对她的诗词作了介绍。随后，生活于史震
林之后的董潮，道光年间海盐黄燮清，清末南陵徐乃昌都用重笔浓彩描绘了
这位颇负才气的民间女词人。徐志摩亦曾向别人推荐过由张寿林编的《贺双
卿雪压轩集》。正当词界对双卿诗词掀起一股小小热潮时，半路杀出程咬金，
1929 年11 月2 日，胡适撰文《贺双卿考》，全盘否定“贺双卿”，说没有
这个人，是“这班穷酸才子在白昼做梦时‘悬想’出来的‘绝世之艳，绝世
之慧，绝世之幽，绝世之韵’的佳人”。他提出五疑：一疑为各位作者称“双
卿”不同；二疑为“籍贯”一说“丹阳”，一说“金坛”；三疑为“性格”
有异；四疑为年龄提法不一；五疑为病中苦力女子在“芦叶”上写长词调不
可信。这五疑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胡文发表后，上海将《西青散记》数次
再版。丹徒陈廷悼在《白雨斋词话》中再度溢美双卿词，臧励龢将双卿编入
《中国人名大辞典》，叶恭绰收双卿词入《全清词钞》，肯定双卿之风盛起。
《西青散记》介绍双卿是这样说的“双卿者，绡山女子也”；董潮《东
皋杂钞》卷三《艺海珠尘·土集》说她”庆青，姓张氏”“金坛人”；黄燮
清《国朝词综续编》收双卿词11 首，称她“贺双卿”；徐乃昌《闺秀词》有
双卿小传，称“贺双卿，丹阳人”；民国16 年付印的《丹阳县志》载：“贺

双卿，丹阳蒋墅人，适金沙周氏”。而同时付印的《续志·卷二十四》称：
“双卿姓贺，丹阳人”并不提蒋墅。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一、贺双卿或双卿，
或张庆青；二、丹阳人或丹阳蒋墅人，或金坛人；三、绡山女子与适金沙周
氏。据丹阳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9 个月的调查材料说：《丹阳县志》与
《金坛县志》的各种版本均没有“绡山”字样，《金坛县志》也不载双卿事；
丹阳蒋墅乡有贺姓，却无其传说。《西青散记》中说，史震林同时代人、蒋
墅乡塾先生贺定敷闻说双卿便要一访。蒋墅贺姓居住相近，两人却互不相知。
这材料本身对双卿的存在就提出了一个疑问。金坛县境内的方山附近有个叫
小尖山的地方，山上有一庙，二层建筑，曾称为“西乾禅院”，登楼可以看
到茅山山顶石级，庙后有巨石，北边断崖，庙旁是竹园，民间传说是一进士
隐居读书的书院。这些实景却与《西青散记》中的“绡山”描写近似。丹阳
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认为：“长期生活在生活底层，官场不得意的史
震林，接触了不少受封建压迫的不幸女子，诗人同情她们，为她们发出了不
平的哀鸣。贺双卿是史震林借托的人物。”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所赞同。
到底有没有贺双卿其人，争执近百年来未有定论，这场争论还需持续多
久，尚不得而知。
（张国擎）
王国维何故自沉昆明湖？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不论是词曲的研究，还
是古文字、古器物，甚至殷商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的考据，他都有独到的造
诣，卓越的成就，郭沫若曾称他为“新史学开山祖”。但他却在1927 年6
月2 日，年方五十，正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之际，不明不白地自沉于北京
的颐和园昆明湖，到底是什么原故？这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有不少人对此
作了猜测。
在他刚弃世之时，认为他是殉清而死者不乏其人。因为他是清朝遗老，
所以人们几乎都说他的自杀是为了完节。梁启超甚至比之为“不食周粟”的
伯夷、叔齐，为楚国“忧愁忧思”，赋《怀沙》而自没于汨罗江的屈原。其
根据有两个：一是王国维死前的遗嘱，内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
世变，义无再辱”四句，被认作他殉清的誓言。再是因为伪满为他举行了葬
礼，并且伪皇帝溥仪还赐谥“忠悫”于他。但是其后许多人就认为殉清说不
可靠。因为虽然王国维做过清朝的官，溥仪被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赶出故宫
到日本后，王国维确实也去觐见过“皇上”。但是当溥仪逃到天津时，他并
未随驾前往，没有像陈宝琛，郑孝肴，罗振玉等清宫重臣一样，效命于复辟
阴谋，卖身给日本政客，而是潜心于学术研究中，没有充当清室复辟活动的
骨干，溥仪在他生前给他荣誉、官衔也只是想利用他在学术上的名气为清室
增添名誉。而且当傅仪决心以天津为复辟基地时，他却赴清华研究院当教授
去了，只是表面上拖着一条辫子，而实际上业已“失节”了。他还认真研究
过中国王朝的更迭，对历史上的节士、遗老并不怎么膜拜，这说明他与清室
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不可能忠到“殉清”、愚到“完节”的地步。再加上
后来傅仪说王国维“遗嘱”为罗振王伪造，溥仪的赐谥也是因受骗而行，所
以尽管还有人持殉清一说，但大多数人都持怀疑态度了。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指出王国维的死并非殉清，而是因

为“罗（振玉）在天津开书店，王（国维）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
意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
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郭老是推测王国维认为罗振玉这样做失了他
的面子，是存心让他无颜面于人世，因而羞愤而死的，但是人们多以为证据
不足。
还有人认为他的死是因为罗振玉的逼债。这源起于两件传闻：一是溥仪
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记叙的，即清帝内务府大臣绍英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
画，事被罗振玉知悉，因以为之代卖为名，从王国维手中把字画取走了。此
时，王国维正欠罗振玉一笔债，所以，罗振玉就把字画卖出去，所得的一千
余元作为王国维应还他的债款通通扣下，王国维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故
而自杀。再一件是史达在《王静庵先生致死原因》一文中所述的，说是罗振
玉因故把他的女儿（王国维的儿媳）接回家后，不事改嫁，让她在家为夫守
节，逼迫王国维每年拿出两千元钱作津贴。这还不算，罗振玉又放出一枝毒
箭：王国维先前在日本与他做过一趟生意，赚了些钱，仅王国维名下就分到
一万多元，但钱仍在他手中。罗振玉忽发奇想，又兜搭王国维做了一趟生意。
王国维因为不谙“治生之术”，听凭罗振玉摆布，因而不仅其本大折，而且
还背下了罗振玉不少债，罗振玉催逼很紧，并与之绝交。王国维对此“又惊
又愤”，因而萌生短见。传闻虽不同，但都说明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逼死的。
后来有人认为罗振玉伪造“遗折”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曾与王国维绝交，向
他逼债这一事实真相的。
祖保泉在《关于王国维三题》一文中认为王国维是慑于北伐革命军而死
的。因为他听说湖南豪绅叶德辉被革命军杀了，并且又听说革命军要杀拖辫
子的人，而他自己当时正是拖着一条辫子的清朝遗老，在被杀者列。与其被
杀，不如自杀，兴许还可博得“忠清”的美名。因此他果真自杀了。但人们
以为王国维是不会这么做的，不符合他的为人，不足置信。
刘雨在《王国维死因考辨》一文中又认为王国维因为“致力于学问，晚
年遭世变，使他无法继续下去，精神无所寄托”；再加上“晚年家境贫寒，
身染重病，又逢爱子之卒”，因而悲观而死。
由于各家之说的根据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结论也基本上是主观臆测，并
且各执一词，固持己见，因而最终是莫衷一是，以至王国维的死因至今还是
一个其底难揭的谜，试问诸君，你们中谁能破此谜面，穷此谜底？
（徐应才）

探索篇
“离骚”二字怎样诠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伟大
诗人屈原的诗篇《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代诗歌中最
长的抒情诗。在这首诗中，诗人的崇高理想和炽热的爱国情感，迸发出异常
灿烂的光彩，使这首浪漫主义杰作成为传颂千古的爱国主义篇章。
但是，对“离骚”二字的解释，历来却说法很多，这种分歧自汉代以来
就有了。首先对“离骚”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司马迁，他认为“离骚”的意思
就是离忧。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
逸则把“离骚”解释成“别愁”。《离骚》汉代又称之为《离骚经》，王逸
在《楚辞章句》中对《离骚经》作出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
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王逸把“离骚”
释为“别愁”，与司马迁释为“离忧”，其实相去不远，两说是较为接近的。
班固对“离骚”二字作了另外的解释，他在《离骚赞序》中释“离骚”
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班固认为《离骚》是屈
原抒写自己遭受忧患的诗篇。与班固看法相同的还有颜师古，他为《汉书·贾
谊传》作注说：“离，遭也；忧动曰骚，遭忧而作此词。”
周圣楷把“离骚”释为“明扰”，他的《楚宝》释“离骚”说：“离，
明也；骚，扰也。何取乎明而扰也？离为火，火在天则明，风则扰矣。”周
圣楷对“离骚”的解释别出心裁，实在不好懂。
近人陈思苓认为：“离骚”的意思，就是独自遭受祸难。他在《释“离
骚”》一文中，对此解释甚详，而要旨则为：“‘离骚’的意义，就是独自
遭受祸难，这正是屈原遭遇的一个自白。”他对“离”字的解释，主班固说，
认为是“遭”的意思：“班固、应劲等云：‘离，犹遭也’最为正确。”他
举《方言》：“骚，蹇也。吴楚偏蹇曰骚。”又举《广雅》：“骚，蹇也。”
认为“骚”字是楚言，其意是“蹇”或是“偏蹇”。他又以《方言》：“蹇，
展，难也”为证，认为“吴楚蹇、展同训，皆所谓人与人相难。”即认为楚
方言“骚”就是“蹇”的意思，“蹇”就是难的意思，因此“骚”就是人与
人互相为难之意。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释“离骚”说：“偏有独义，如偏
蹇与离字合解，引而申之，犹言独受人之为难，亦即独受祸难之意。”
近人游国恩则认为“离骚”就是“劳商”，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歌曲名。
他是从古音“双声通转”这一现象来解释的。他的《楚辞概论》说：“‘离
骚’到底是什么？..乃是楚国当时一种曲名。按《大招》云：‘楚劳商只’。
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为双音字..并以旁纽通转，
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
物而异其名罢了。”
在论证“离骚”就是楚曲“劳商”的基础上，游国恩进一步认为“离骚”
二字其义就是“牢骚”，他说：“《离骚》既然是楚曲，它究竟有什么意义
呢？《汉书·扬雄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牢愁’，古叠韵字，韦昭训为‘牢骚’。‘牢愁’‘牢骚’与‘离骚’，
古并以双声叠韵通转，然则‘离骚’者，殆有不平的义。屈原楚国忠臣，被
谗放逐，大概借此以发他满腹不平的气。”

持“离骚”就是“牢骚”之义的现代学者很多，范文澜、姜亮夫、林庚、
冯沅君均主此说。如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韦昭以浶骚释牢愁，浶骚
亦即离骚声转，今常语也，谓心中不平之意。..倒言之则曰骚离，《楚语》
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远者距违。’伍举亦楚人，则离骚、骚
离皆楚之方言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离骚即伍举所谓骚离，扬
雄所谓牢愁，均即常语所谓牢骚耳。二字相接自成一词，无待分训也。”林
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说：“离骚”“等于说‘牢骚’，‘离’‘牢’
是双声字。”他们或以古音双声通转释“离骚”，或以楚方言释“离骚”，
或兼用此二法释“离骚”，均认为“离骚”就是“牢骚”。
（许山河）
词起源于什么时候？
“古歌旧调君休唱，听取新翻杨柳枝。”曲子词的出现，给中国古代的
诗坛注入了一股优美芬芳的气息。词以它美妙的韵律，丰富的色彩，委婉的
情调，不仅能作为一种重要文体而与五七言诗抗衡，而且还以比诗更高的艺
术魅力吸引着今天的读者。
可是，这条艺术长河的源头何在？从古到今众说纷坛。由于词与五七言
诗最显著的外部区别是它那长短不一的句式，因此，大量的探源者们便在这
里大做文章，千年来争论不休，通常的讲法有四种：
第一，诗词同源，古已有之。清代著名词论家汪森指出：“自有诗，而
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
长短句居十八；..是非词之源乎！”（《词综序》）他认为《诗经》中长
短句相杂的诗就是词的雏型，有诗就有词。这种提法的出发点，一方面是注
意了长短句这一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纠正不少人把词视为“小道”的传
统偏见，提高词的地位。
第二，词源于汉乐府。因为词与乐府诗歌都具备句式参差不一和能够入
乐歌唱两大特点。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词的直接源头应该是汉乐府。宋人王
灼认为：“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实一也。”（《碧鸡漫
志》）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也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这一
说法在清代词论家中尤为盛行。
第三，词产生于齐梁时代。持这种观点者为数不少，不但古人作此论，
不少现代学者也这么认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和文学研究所编《中
国文学史》都持这一观点。他们把粱武帝的《江南弄》和隋炀帝的《纪辽东》
作为词的雏型。齐梁时代，诗的平仄声律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各种清乐
和雅乐的传唱也日益普遍，因此诸如《江南弄》这类入乐合律的长短句的诗
与词有更多的相似处，所以不少人便认为这就是最初的词了。
第四种说法最流行，即认为词产生于初盛唐，主要从近体诗发展而来。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唐初多五七言，唐中后渐变为长短句。”他们
认为词中严密的平仄声律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有律诗的高度成熟才会导致词
的形成，早期的词都以五七言律诗的句式为主便是一个力证。《全唐诗》卷
三十二就是这样解释的：“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并其和声
作实字，长短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词的别称“诗余”也说明了词对诗的
继承关系。“诗余”说有两种意义：一是有诗以后才有词；一是作诗之闲余

去作词。不管哪种解释都符合词产生于近体诗这一说法。
除了“诗余”、“长短句”外，词的别称还有很多，如“曲子词”、“乐
府”等，这些别称揭示了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因此，许多现代学者便纷纷
从音乐史入手去探究词的来龙去脉。目前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词的形成与隋
唐时期产生的燕乐有重要联系。燕乐是西域音乐结合中原民间音乐而形成的
一种流行音乐，它一出现便迅速地取代了中原旧乐而风靡一时，而“配合燕
乐乐曲的歌辞就是词”。（唐圭璋《论词的起源》）同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
了诗与音乐结合的某些规律：汉以前是按诗谱乐，汉唐之际是采诗入乐，唐
以后是倚声填词。因此倚声填词也是词用以区别其他长短句诗的标记之一。
总的来说，注意到词与燕乐关系的学者，在起源时间上一般都倾向于前
述第四说，因为这与燕乐流行发展的时代正吻合。
然而，就目前而论，不管从句式、格律、音乐哪方面说，对词的起源问
题都还没有一个定论，对词史研究者来说这仍是一个重大课题，对读者来说
也还是一个“谜”。但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对文学艺术史的进一步研究，
解开这个谜团的希望不是不存在的。
（耿百鸣）
谁开百代词曲之疆？
《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萧声咽）二词寓情于景，
悲愤弘浑，凄惋雅畅，被宋人黄升誉为“百代词曲之祖”，（《唐宋诸贤绝
妙词选》卷一）其意谓开拓了百代词曲之疆，究竟谁作此二词，历来众说纷
坛，莫衷一是。但其焦点不外乎是否李白所作。
《菩萨蛮》等二词始见于黄升的《花庵词选》，作者名为李白。黄升最
早认为此二词是李白所撰的。而最早维护此说的大概是宋时的和尚文莹。据
他的《湘山野录》称，《菩萨蛮》一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更不知
何人所撰。后来在内翰曾布家得到古本，才知道是李白所撰。此论一出，附
者日众，都认为出于李白手笔。吴梅强调在《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之
前，虽有梁武帝之《江南弄》、陶弘景之《寒夜怨》、陆琼之《饮酒乐》、
徐孝穆之《长相思》，且皆具词体，但毕竟堂庑不大。《菩萨蛮》之繁情促
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实冠今古，独有李白才开百代词曲之疆。所以
论词不得不首推李白。（《词学通论》）他是鼓吹李白所撰的。陈廷焯颂扬
此二词，神在个中，音流弦外，是词中鼻祖，认定李白所作。（《白雨斋词
话》）清人刘熙载也持此论。他甚至认为，这二词足以抵得过杜甫的《秋兴
八首》。（《艺概》卷四）王国维也认定是李白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
里称赞李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
登临之口。”
不同意是李白作品的人，据苏鹗《杜阳杂编卷上》认为在大中（唐宣宗
年号）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号“菩萨蛮队”。于是倡优
（戏子）便创造了《菩萨蛮》曲，文人往往效其词。李白乃大中前的开元、
天宝时人，当时还没有这种曲调，因此他不能预料此曲将兴而率先制词。否
定最烈的恐怕当推明人胡应麟，他认为李白倜傥飘逸，风雅自任。连七言律
诗都鄙夷而不屑为，怎么肯写这种词？况且此二词虽然工丽，然而却气象衰
飒，与李白超然风致，有着天壤之别。即使李白真来制词，也决不会写出这

种词句。他怀疑是晚唐人的作品，并进一步推断属温飞卿之流所作，嫁名李
白。（《少室山房笔丛》）有人甚至认为唐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丞
相趋炎附势，曲意逢迎，遂将温飞卿的作品，伪托李白秘密奉献，于是相信
李白所撰的人便越来越多。（孙光宪《北梦琐言》）持此论者，并自诩独具
只眼。（《庄岳委谈》）
此外，还有反对伪托之说者。吴衡照赞赏此二词“神理高绝”，断言决
非温飞卿辈所能撰写。（《莲子居词话》）据《北梦琐言》卷四所载，温飞
卿所撰《菩萨蛮》词五阕，不出绮怨、轻艳的范围，仅供“宫嫔歌之”，与
李白所撰不啻霄壤，这就说明伪托之说牵强附会，殊无根蒂，不足为信。而
且，据沈括《梦溪笔谈》云，隋“场帝世已有”词，怎能说李白“何得预制”？
除《菩萨蛮》、《忆秦娥》二词外，李白还制过《清平乐》。此外，据宋人
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李白确曾刻石为词，有人倚声而歌，音极清雅。
唐明皇时，新兴乐曲盛行，《菩萨蛮》曲已见于崔令钦之《教坊记》。崔也
是开元时人。其实，隋唐间域外乐曲逐渐传入，已经较为广泛。凭李白横溢
的天才，偶然兴发制词，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菩萨蛮》是古缅甸音乐。
李白本是氏人，生长在锦州昌明，幼时就熟习西南音乐。开元间，流落荆楚，
徘徊襄汉，很可能于某日黄昏登上湖南鼎州沧水驿楼，望远怀故，触景生情，
优思难收，写下千古绝唱《菩萨蛮》一词。有人还推断李白当时约25 岁左右，
风华正茂。而《忆秦娥》以及《清平乐》作于《菩萨蛮》后，约在李白去长
安前后。（《零墨新笺》和近人杨宪益《李白研究》）任二北在《敦煌曲初
探》第五章中，认为杨宪益的看法和《教坊记》、《奇男子传》以及敦煌写
本等资料“无不吻合”，可知“较为接近事实”。认为是李白的作品无疑。
此论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令人信服。所以暨南大学国文系已故教授龙渝生
在选编《唐宋词格律》和《唐宋名家词选》时，仍依此说，对此二词冠以李
白之名。
（胡熊飞）
《昭明文选》是在镇江编成的吗？
群山围环，重蟑叠翠的镇江市南郊拥有众多的东晋南朝各代遗迹，被誉
为“城市山林”、绝胜佳境，历来为名士“高隐”之地，其中昭明太子萧统
的遗迹更为引人注目，也更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镇江地方文献记载：“普通元年岁在甲子”，萧统年二十，游学南朝各
地后定居于招隐山（即镇江南郊，东晋在这儿建招隐寺，以寺为山名），筑
读书台，把宫女、御乐全部迁回建康。臣属幕僚疏谏反对，萧统答：“何必
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移东宫藏书3 万卷至读书台，只留8 名太监伺候，
长年攻读于此。紧邻读书台右侧高台建造“增华阁”。萧统不仅自己博通众
学，有足够的学力，并能礼贤下士，招讷当时南朝著名学士云集于此，连已
出家当和尚的《文心雕龙》著者刘勰也被招致而来，广览、博集了上自周秦
下至梁初1000 余年间的典籍文章，朝夕与才人学士讨论商榷，费时数年，终
于编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萧统死后谥号昭明，后世又
称《文选》为《昭明文选》）。集130 位知名作者和少数怯名作者的作品700
余篇，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大致具备。他亲撰序言，使南朝“文学之盛，
晋宋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他也因此心力交瘁，不久，双目失明，病逝

建康，享年仅31 岁。这部当年在招隐山中编成的《文选》，保存了中华民族
早期的文学精英，对唐以后乃至今天的文学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无怪有人在
增华阁悬长联，深致敬意：“好学慕青宫，登阁攻书，当怜心苦分明，想见
前贤此行坐；忧时搔白发，凭栏觅句，顿觉目穷苍茫，感怀故国岁沧桑。”
《文选》集前人文学著作之大成，被后人者推崇为学习文学的必读之书。
杜甫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人有“《文
选》烂，秀才半”之谚语。研究《文选》在初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李善注
《文选》更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而五臣注《文选》又成为与李注《文选》
同行于世的名著，后人又将李善与五臣的注本合为“六臣注”本。这些注本
以及后来的研究专著，对于《文选》在何地编成却几乎未提，因此，后人常
常以《南史》有萧统“出宫二十余年”句，说他在招隐山编成《文选》。
游国恩认为，《文选》是萧统居京都东宫时编成的。他在《中国文学史·锺
嵘诗及萧统文选》一节中专门指出，萧统不仅在东宫时延集文人们共同编订
《文选》，而且在《文选》中倾注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主张文质并重，
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他曾经为陶渊明作传和编集，可见他的观点和萧纲等人的形式主义观点并不
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他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
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
章，才能入选，这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成语，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
丽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准。可见他编《文选》正是企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
理论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这是一个很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近人分析游先生的观点时认为：梁武帝萧衍在中兴元年（501 年）带兵
攻入建康，灭齐建梁，这一年萧统出生。萧衍提倡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太
学，建立州郡学，广建佛学，倡导佛教，这给当时的文学带来了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百家争鸣”，更给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萧统自幼聪慧，喜攻诗
书，少时曾从政，深得民间称颂（《南史》有专门记载），后广游南朝各地，
与名士才人交往。当时东官藏书数万卷，足以供他阅读，与名士切磋。《南
史》说：“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
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可见他一直未离京都。萧统自己在《文选序》
中说：“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
移晷忘倦。”与当时的浮诡、讹滥的文风辩论和斗争亦是需要居于京都的。
如果移至都外编纂，序中何不言之？况乎当时移东宫3 万卷书的大事，史官
何以不载入史呢？此疑可谓不无道理。再者，萧统之后百年左右的李善也不
能不把这件大事记载下来。
宋朝金华人王象之知江宁县时，著《舆地纪胜》，书中卷八二“京西南
路襄阳府古迹”说：“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建文选楼，邀刘孝威、庾肩吾、
徐陵、鲍至等十余人，号日高斋学士，在此辑《文选》。”并以唐朝李善上
表中有“煽风流于江左”一语为据。但近人认为，襄樊的文选楼系徐陵当时
邀名士编成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之地。如果这个观点
是正确的，那么萧统《文选》编纂地便只有镇江南郊增华阁与南京当时的东
宫了。
（张国擎）
贾谊《新书》真伪如何？

《新书》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的散文集，原收政论、
散文72 篇，据说后来由西汉后期著名的散文家和今文派经学家刘向删定为
58 篇（见北宋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其书名在南朝梁以前叫《贾子》、
《贾谊》或《贾谊集》，《新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诸
子》篇中。为了区别起见，人们通常将宋代以前史书（以班固所著《汉书》
为主要代表）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一部分目录典籍著录的有关
《新书》篇目内容称为古本《新书》，而将宋代开始流行的《新书》版本称
为今本《新书》。南宋王应麟的《玉海》详细记载了宋代流行的《新书》目
录（共10 卷58 篇）。而现在所能常见的《新书》，则是由清代卢文招以明
代万历年间新安程氏（程荣）所刻《汉魏丛书》为底本，并据两种南宋刻本
校刊的版本，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刊行的抱经堂校本（分《事势》、《连
语》、《杂事》三部分，共10 卷56 篇）。
由于今本《新书》与古本《新书》无论在篇目还是内容上都有出入，于
是有人就对《新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怀疑。首先发难者当数南宋人陈振孙，
他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认为，《新书》中“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
足观，决非谊本书也”。继陈振孙之后的怀疑派，一类以姚鼐为代表，视《新
书》为伪作，全盘否定；另一类则以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对《新
书》抱疑信参半的态度。
姚鼐在《惜抱轩文集》卷五《辨贾谊〈新书〉》中说：“贾生书久不传
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
其辞甚伟，及伪为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
非传写之误也。”而且断定作伪者为“魏晋后人”，理由只有两条，一是《新
书·等齐》篇曰：“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
天子何加焉？”姚氏认为“易王后曰妃，自魏晋始”。二是《新书·等齐》
篇曰：“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然则所谓主者安居，
臣者安在？”姚氏认为，“若皇帝，臣下称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国
诸王所未有，则汉诸侯王必不袭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国臣称曰陛下。而伪
为贾生书及之，此必后人臆造，非事实也。”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卷十·书
校本贾谊〈新书〉后》中批驳了姚氏的推断，他说“《新书》非贾生所自为
也，乃习于贾生者革其言以成此书耳”。并认为“萃而为之”者，“其去贾
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其规模节目间，要非无所本而能赁空撰造者”，“魏
晋后人绝不能为”，基本肯定了《新书》是贾谊的作品。
《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不全真”
的主要根据，是“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
加以标题，殊督乱无条理”。对于这种说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
具体地进行了驳斥，他说：“班固于谊本传录其《治安策》，先言‘谊数上
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夫曰‘大略’，则原书固当更详
于此矣。传赞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
颜师古注亦曰：‘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
要切者耳’，然则班固于其所上之疏，凡以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
他凡陈古义，不涉世事者，更无论也。故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
之中撷其精华，宜其文如万选青钱。后人于此数篇，童而习之，而《新书》
则读者甚寡，其书又传写脱误，语句多不可解，令人厌观，偶一涉猎，见其

皆不如见于《汉书》者之善，亦固其所。”“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
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
见者。”他认为，《新书》中的《事势》部分为贾谊自著，至于《连语》、
《杂事》诸篇，则为“与门人讲学之语”，“平日所称述诵习者”，“皆不
必贾生手著”。
最近几年，对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考辨和论述较为详明的专著，
则有1982 年第2 期《文学遗产》所载王洲明《〈新书〉非伪书考》一文。王
文基本上附和了卢、余两家的观点，认为姚鼐的妄断是一因出于对“妃”字
在该篇该处真正含义（王氏认为应作“匹配”、“配偶”解）的误解，二因
没有估计到汉承秦制和诸侯王越轨自僭的可能性所致。在对宋代以前史籍和
类书中有关《新书》篇目次序和内容方面的著录情况分别作了考察后，王文
指出，今本《新书》和古本《新书》当同出于一个系统；贾谊的作品在汉代
以来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虽有散佚，但今本《新书》则保存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可作为研究贾谊思想及文学成就的根据。为了证明《新书》不是一部伪书，
不是后人割裂《汉书》拼凑而成，相反倒是《汉书》选用了《新书》的材料，
王文特地将《汉书》和《新书》的有关章节列举出来作了具体对比，发现不
少地方《汉书》所载不如《新书》更合情理，《汉书》称引的贾谊作品，有
明显删削《新书》的斧凿痕迹。该文还就《新书》所引《诗经》文字内容并
联系汉代传诗情况进行考察，从而证明《新书》为汉初作品，其成书时代离
贾谊不远；同时从贾谊受学渊源显系儒家，《新书》本身遣词造句又多有重
出之例两方面说明，《新书》中的《事势》部分出自贾谊之手，其《连语》、
《杂事》部分，除《先醒》、《劝学》篇外，也基本肯定出自贾谊之手，而
决非为后人所伪造。
综上所述，可见关于贾谊《新书》的真伪之争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无
非是关于《新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今本、古本在篇目内容方面的差异；
而班固对《汉书》中所引贾谊作品的联缀增饰，与《新书》本身在长期流传
过程中产生的遗漏和错讹，又无疑在客观上朝着相反的方向加大了这种差
异。尽管目前看来怀疑派似乎暂处劣势，但若就此断定争论可结束，则未免
为时尚早。不论怀疑派还是肯定派，要真正完全说服对方，都还须进一步提
供自己的确凿而充分的证据来，否则只能是“存疑”而已。
（彭年祥）
《枫桥夜泊》竟何解？
唐朝诗人张继用28 字写了《枫桥夜泊》，给后人留下一首吟诵千古的佳
作。但他没想到，他同时也留下一串难解的谜，引来许多辨析和争议。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此诗是这样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解诗的人一般又以为，这是诗
人游历苏州时所写的一首题咏诗，诗的前后两句写诗人泊舟枫桥之夜所看到
的天空、水面、岸上的远近景物，用落月、啼乌、霜天、江枫、渔火来烘托
客思旅愁；后两句借声传影，以声表静，写出一种美的静夜境界，深化了诗
意，给读者留以回味余地，生发无穷想象。
与此大相径庭，有人对《枫桥夜泊》作这样的诠释：乌啼、江、枫，是
当时的三座桥名：乌啼指乌啼桥，枫即枫桥，江则是指江村桥，现在寒山寺

前还有此桥。愁眠，是山名。于是，两句诗就成了这个意思：月亮西斜到了
乌啼桥下，满天霜降；江村桥和枫桥之间渔火点点，与愁眠山遥相对应。这
样，诗当然被“考证”得够彻底了，而作为一种对诗的理解，也不妨聊备一
说，但很明显，较之前一种理解，此诗可以给人产生的意境和美感，实在是
相差太远了。更何况，这些桥名、山名或许是后来因诗而来的呢。
诗的题目究竟如何，各家观点颇不一致。一说是《夜泊枫江》。唐代高
仲武所辑《中兴间气集》收入此诗，就题为《夜泊枫江》。夜泊枫江和枫桥
夜泊并无大的歧义，因为枫桥在枫江上，地点一致。而意见不一致的，是有
人提出枫江古为封江。宋代周遵道《豹隐纪谈》认为，枫桥旧作封桥，是宋
仁宗时一位名叫王珪的大官僚，书张继诗碑时将“封”改为“枫”的。与此
看法相反，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则认为，是以前把此桥误作封
桥，而到王珪，才改正为枫桥。现在有人发挥周遵道的见解，以为“封”是
封锁的意思，封江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分水处，地势险要，是古代兵家必争之
地，隋唐时为了御卫苏州城，经常封江和封桥，于是就有了封桥和封江的名
字。王珪书张继诗碑，改“封”为“枫”，人们震慑其煊赫的权势，只得趋
附；后代因循相袭，又把唐宋吟咏封桥的诗篇，一律改“封桥”为“枫桥”，
遂使“封”为“枫”取而代之。照此说，张继此诗题目应是《夜泊封江》。
诗中第二句“江枫渔火”也是一个疑点。有人认为本是“江村渔火”。
清人俞樾说：“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江枫渔火’四字颇
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考证
结果，“千金一字是‘江村’。”现在，有人又从其他角度对此加以论证。
如从植物生态学指出枫不能种在江畔，江边有枫是不可能的。有的提出唐代
到过苏州的著名诗人，如李白、韦应物、皎然、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
在描写苏州景物的众多诗篇中都没有一个“枫”字；苏州的枫树是明朝时候
范仲淹的后代范允临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又证之现在有江村桥，当是好事者
取张继诗中“江村”一词以作桥名。而“江村渔火”，也正符合唐代这一带
是水泽渔村的地理环境。
前文说过，一般以为这是一首描写景物的诗，诗中流露了作者的旅愁。
然而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愁，主要是因人民的疾苦所引起的。因为作者看到“水
边荒凉渔村的打渔者为了求生，在霜天寒水中彻夜不寐地点燃灯火捉蟹”，
愁得难以入梦。“江村渔火对愁眠”，一个“对”字，将作者和渔家联系起
来。这就使纪实苏州景物的诗篇有了现实性和思想性。
（闻泽）
《长恨歌》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帝、妃故事见之于文学作品的，比比皆是。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甚广，最
为著名的无疑要算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了。他们几乎进入了
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如诗歌、小说、戏曲等，其中都有脍炙人口的佳作。
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属“千古绝唱”，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人传颂的长
篇叙事诗之一。但是，对于它的主题思想，历来歧见颇多。尤其是解放后，
诸家蜂起，各抒己见，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国学术界曾为此开展过两
次大讨论。
第一次讨论在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期。从当时的各家意见来看，大体

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爱情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遭遇，以
及歌颂他们爱情的纯真的思想，在《长恨歌》中是“主导的，基本的”。白
居易通过李、杨爱情的描写，歌颂了那种同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
的纯洁无暇的爱情，这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
无疑具有进步性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
精神情绪的表现”。诗中虽也写到李、杨的荒淫误国，但作者对此的讽刺和
不满，表现得并不显著。
二是“讽谕说”。不少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首讽喻诗，它“主要是
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昏迷不悟”，展现了中唐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
面貌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其主要理由，一是此诗写于元和元年冬，从
白居易在这时期所写的对策和创作的《新乐府》，以及提出的文学主张来看，
主旨都在联系社会现实，探讨历史教训，谴责李、杨的荒淫导致安史之乱，
与“爱情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二是陈鸿的《长恨歌传》曾说白居易“不
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创作动机应是可信的。三是
全诗讽谕之意明显，尤其是上半段，着重在揭露和批判，吟咏、赞扬李、杨
的爱情并不是主要的。
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爱
情悲剧，李、杨两人既是悲剧的承担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这就使现实主
义的诗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怜”，不能不在这两个形
象身上集中了谴责和同情，恨和爱这样两种矛盾的思想情绪，不能不使作品
的主题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因为，一、全诗一方面
对李、杨两人的荒淫生活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
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与很大的同情。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二、就陈
鸿的话而言，就有着同情和讽喻这两个方面。所谓“感其事”，就是被李、
杨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与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玄宗因溺于
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给以讽刺。三、是诗的前段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讽喻为主，后段则多用浪漫主义手法，借李、杨故
事寄托着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长恨歌》是同情和讽喻的结合体，不
能将它看成是纯粹的讽刺诗和爱情诗。
第二次讨论从近年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不少研究者围绕上述诸说，
深入发掘，不断提出一些新见解，力图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其中较为引人
注目的是“感伤说”。有人说，《长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
的，它与中唐的文学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现着这个
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抒写着感慨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
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
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的“长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唐
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兴盛，反而在盛世中纵情享乐而招致国破国衰局面的“长
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也有人说，白居易写《长恨歌》，
“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咏叹，表达他个人的痛苦。”为此，他借历史题材，
抒写与情人永别离时的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遭遇，写了一曲凄婉
的哀歌。这是因为：诗人创作此诗时，正是他遭受爱情痛苦的深渊时期；其
次，白居易自己编集时，把《长恨歌》列入“感伤”诗类中；另外，诗中塑
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

（张兵）
《无题》诗是政治诗还是爱情诗？
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是
仅次于杜甫的七律名家。他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身上吸取了浪漫主义与
现实主义精神，时而愤怒地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时而以委婉
的彩笔，曲折倾吐心中隐微无尽的愁思，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可分为政治诗、咏史诗和《无
题》诗，其中尤以《无题》诗最具特色，是李商隐的独特创造。这些诗歌情
致缠绵，景象迷离，含意深邈，辞藻瑰丽，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自宋以来人
们就对它有种种揣测。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
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的诗道出
了对《无题》诗的理解是文学史上聚讼纷坛的难题之一。
李商隐以《无题》为题的诗15 首，仿效《诗经》，以首句二字为题的近
30 首，这类诗歌统称之为《无题》诗。关于这类诗他曾经解释说：“为芳草
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巧啭岂能本
无意”，（《流莺》）“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加之
李商隐这类诗歌，典丽有余，明快不足，读后余味无穷，而认真解释却很困
难，因此，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就有爱情诗和政治诗两种解释。
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爱情诗的看法较为普遍，例如对他《无题》
诗的代表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更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
相探看”。人们就认为它描写了执着的爱情在濒于绝望之中显出了无比强烈
的力量。李商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富有创造性的
形象来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不渝，已成为描写爱情的绝唱。《无题》诗中的其
他诗句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
相思一寸灰”，对于爱情的描写也深刻感人，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
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
但是，对于“相见时难别亦难”这首《无题》诗，张采田《李义山诗辨
正》就认为“此篇为陈情不省，留别令狐所作”。认为是留别当时的宰相令
狐绹的诗。纪晓岚《李义山诗集辑评》也说：“此亦感遇之作也”。认为是
李商隐对自己宦途多蹇的伤感。何焯也认为是一首感遇诗，他说：“东风无
力，上无明主也。百花残，已且老至也。落句其屈子远游之思乎？”总之，
他们都是把这首诗看作政治诗的。
又如，对“来自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
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
山一万重”这首诗，多数人认为它描写了诗人对爱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
而就对爱情产生了种种渴望的幻想。但冯浩却认为它是诗人怨恨令狐绹不了
解自己心情的政治诗，他解释这首诗说：“首章二句谓绹来相见，仅有空言，
去则更绝踪矣。令狐为内职，故次句点入朝时也。‘梦为远别’紧接次句，
犹下云隔万重也。‘书被催成’盖令狐促义山代书而携入朝，文集有《上、
绹启》，可类推也，五六言留宿，蓬山，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怨恨之至，
故言更隔万重也。若误认艳体，则翡翠被中，芙蓉褥上，既已惠然肯来，岂

尚有托空言而有梦别催书之情事哉？”
冯浩就是这样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的观点来解李商隐的
《无题》诗。朱鹤龄更是几乎把李商隐所有的爱情诗都说成是“美人香草”
的“忠愤”之情的寄托。他曾说，由于当时“阉人暴横”和“党祸蔓延”，
诗人“厄蹇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
语不可而漫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以无罪，而闻之
足以动。”他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尽管表面写爱情，而实际却都是“寄
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清代的程梦星及近代的张尔田、汪辟疆，对
《无题》诗的解释也都持这种观点。
在主张《无题》诗都是政治诗或都是爱情诗的观点之外，清人屈复有一
段透辟的见解，值得我们注意：“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
如‘日月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
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
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
扯。”屈复的这一段话比较符合李商隐《无题》诗的实际。李商隐的《无题》
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它取材广泛，内容多样，既有寄意深远的政治诗，也
有哀感婉艳的爱情诗，还有其他抒情诗，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其中某首具体
的诗章究竟是爱情诗还是政治诗，则随读者的审美思想、情趣的差别而见仁
见智，因而对《无题》诗的具体篇章的争论还会随着李商隐诗歌永久的艺术
魅力而一直延续下去。
（许山河）
宋词中有没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分？
“豪放派”和“婉约派”，原本是对宋词流派的基本划分，后来逐渐成
了我们平常使用的一种文学术语，它的意义已经越出了宋词的界域，但追根
寻源，人们却可以发现，这种划分并没有成为评价宋代词人的权威定论。“豪
放派”和“婉约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派”？这仍是
一个百冢争鸣、难归一统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完全否认宋词流派的存在。施蛰存曾指出：婉约、豪放仅是
作品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
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宋人论词，初无两派之分。所谓流派，“因有许
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为风气，故得以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
不同，岂得谓之同派？”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而吴文英徒众
甚多，隐然成派，也不能说成是婉约派。何况婉约、豪放也不是对立面，尚
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约者在。清人郭频伽论词有12 品，杨伯夔又加了12 品，
这24 种风格能够分别属于婉约和豪放两派吗？这些都只能称作“体”而不算
“派”。吴世昌则从北宋词的创作着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来风景异”、
“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这一类的豪放之作不满十首，根本谈不上派。
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
印在什么集子里？他们认为，如果编写词史，不宜再说宋词有婉约、豪放两
大派。
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不但宋词有豪放、婉约两大派，而且自
《诗》、《骚》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汉魏风骨，气可凌云，..

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齐梁，职竟新丽，..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
仅
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实’为区别之标准而已”。李
白豪放，杜甫婉约，也是无可怀疑的。就宋代词人而论，“若东坡稼轩，就
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豪放派也。”他们认为，宋人即以婉豪
分派，俞文豹《吹剑续录》所载东坡词如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柳永词
如十七八女郎歌“晓风残月”，就是豪放和婉约两派的区分。明人张綎所谓
“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也是就此而言的。再则，词写得婉约易，写
得豪放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如
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词有豪放、婉约两派。豪放同以范希文为首唱，
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
为教主。”
第三种意见别立一说，认为派有两种含义，即指流派也指风格，宋人虽
分婉约、豪放，但都是指艺术风格而论。宋人倒是以“雅”（闲雅、雅正）
与“郑”（侧艳、俚俗）来分派的。艳词不等于婉约词，雅词更不是豪放词，
应当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强以豪放、婉约分派，已非宋人原貌，其目的也无
非是为了抬高豪放派。这样做对词学研究很有害：一来对许多大词人（如晏
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评价很不够，
二来影响人们了解宋词真面目，三来模糊了许多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家在词
的发展史上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并驱争流的事实，四来不利于我们今天对
作家作品作具体科学的分析。
第四种意见实际上是对第二种意见的补充和发挥。他们认为，流派的众
多和风格的多样，是宋词繁荣的重要标志。宋词粗分有婉约、豪放两大派，
但还可分得更细，“豪放派中，苏之清旷，辛之豪雄，亦同中有异；婉约派
中，周、吴的质实，姜、张的清空，亦区别为二，而周的疏密相间，吴的缜
密妍丽，亦可细分。”他们认为，豪放、婉约只是基本划分，它们之间也在
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且还有游离于两派之外的作家。他们不同意第二种
意见把豪放派作为词的正宗的提法，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婉约派词人在艺术上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五种意见是折中型的。他们认为“体”与“派”在我国文学习惯上区
别甚微，称体者，每可称派。一般看来，体多指形式与体裁，派多指风格和
品流。从发展过程看，往往先有体，而后产生不同的派。他们认为，宋词中
的豪放、婉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豹鸿沟，更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同一词
家之作品，二者兼有者多矣，没有必要也不可作硬性规定。
事实上，这些对流派存在与否的见解，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词学研
究的一些偏激观点而发的。胡适、胡云翼等极力崇扬词中的豪放派，他们把
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称为宋词的主流，而把以周、姜为代表的婉约派称为逆
流。解放以后，这种观点一直作为词学研究的流行观点，而胡云翼《宋词选》
作为代表性选本影响也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学者突破禁区，勇于
探索，对豪放派的正宗地位提出质疑，进而探讨了有关宋词流派和风格的种
种问题，活跃了学术空气。
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流派？对“派”与“体”应该如何理解？怎样评价宋
词才算是实事求是？这还有待于学术园地进一步的鸣放和探索。
（耿百鸣）

薛居正《旧五代史》今河在？
现在《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已经不是宋代薛居正的原著，而
是清代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先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
（以下简称“薛史”）问世以后，经过87 年，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
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又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欧阳修死后，始由
国子监刊行，在社会上与“薛史”并行流传。清乾隆年间纪昀在《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中介绍“薛史”时说：“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诏学官止
（只）用‘欧阳修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
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
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似乎“薛史”在南宋时已不很
通行，到明代就绝版了。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有《旧五代史》一则说：“以余所知，明万
历连江陈一斋有是书，所记卷数与《玉海》合，见《世善堂书目》。清初黄
太冲（宗羲）亦有之，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全谢山（祖望）谓其
毁于水火。连江陈氏所藏，陆存斋（心沅）谓嘉庆时散出，赵谷林（星）以
兼金求之不可得，盖亦必为劫灰矣。”可知“薛史”并未绝版，在明清之际
尚有存本。
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薛史”忽又一度出现。张
元济在《涉园序跋集录》中说：“余微闻有人曾见金承安四年（1199 年）南
京路转运司刊本，故辑印之始，虽选用嘉业堂刘氏所刻《大典》有注本，仍
刊报搜访，冀有所获。未几果有来告者，谓为歙人汪允宗所藏，民国四年（1915
年）三月售于某书估，且出示《货书记》相视。允宗，余敌人也，方其在时，
绝未道及，及辗转追寻，历有年所，迷离惝恍，莫可究诘。”张氏所谓刊报
搜访，此项广告，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中也有刊载。第一次在1930
年，题为“重价征募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第二在1934 年，题为“征
求薛居正《旧五代史》”。结果，“薛史”原书仍不见踪迹。
1982 年，商务印书馆纪念建馆85 周年，印有《张元济书札》一册，内
记张氏于1953 年3 月27 日致丁英桂一信说：“近闻《旧五代史》有出世之
信，可喜。吾兄想曾见之，敬祈指示，如能代觅，尤感。”为此，我曾去访
问过丁英桂老先生，据说“薛史”由汪允宗售与某书估后，不久即为丁乃扬
所得。丁乃扬字少兰，浙江吴兴人，曾任两广盐运使、顺天府尹、长芦盐运
使、两淮盐运使等职。丁乃扬死后，“薛史”下落不明。
除了英桂提供的材料外，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79 年第2 期中又另有
传闻。据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出1 万元高价征求
过“薛史”原书，但一直没有人应征，后悉此书藏丁乃扬处，乃派任心白（丁
乃扬女婿的表兄弟）去丁氏藏书楼寻找，也未找到。近人王佩铮《藏书纪事
诗三编》有：“丁乃扬少兰曾得歙人汪允宗所藏宋本《旧五代史》，少兰殁
后，不知以何因缘归一彭姓者（郑逸梅《书报旧话》作“彭谷声”）。丁丑
之变，彭姓负书去屯溪，遄返海上，据述，吴湖帆、公孙翼燕尝为作《千里
负书图》，此事此人颇以为奇。”“文化大革命”前，彭姓之子曾去上海古
籍书店收购处，证实其父确藏有“薛史”原书，但寄放于其父友人家。后经
该店多次去其父友人家访问，其父之友矢口否认，“薛史”的下落终不得要

领。
中华书局出版的罗继祖《枫窗脞语》中，有金承安刊《旧五代史》一则
说：“歙县汪允宗德渊曾藏金承安四年（1199 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旧五代
史》一百五十卷，张菊老《校史随笔》中记之，菊老与汪雅故，汪生前绝不
道及，故菊老不之信。汪于民国四年三月，以发愤与同志自香港电英政府，
揭日狡谋，取所藏珍本六种（内一种即为《旧五代史》）货之粤商，得千三
百元作电费。归粤商后遂不复出，亦怪事，意早随海舶西迈矣。”惟就现有
资料看，国外印行的“薛史”，也没有用宋版原书作底本的，说明“薛史”
没有流出国外。
（杨震方）
谭嗣同诗中的“两昆仑”是指什么人？
1898 年9 月，光绪皇帝苦心经营的新政，被戊戌政变付之东流。康有为、
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谭嗣同等6 人被押上菜市口刑场，不经审讯即被处死；
其中最为慷慨自若的，是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
谭嗣同在临死前夕，于囚狱里用炭渣在墙上题过一首七绝诗，这就是脍
炙人口、传颂不绝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借讽喻东汉党锢之祸，谴责顽固派罗织成罪的卑鄙行为，在表现
自己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时，寄莫大希望于来者。后人称赞“其勇于解放旧
思想之束缚，则有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
由于这首绝诗最后一句提到的“两昆仑”是比拟还是专称，引起了当时和后
来研究者的诸多推测和猜疑，它究竟是指谁呢？
最早解释“两昆仑”的，是谭嗣同的战友梁启超。梁启超说：“所谓两
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
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梁启超是谭的同道，在谭嗣同被捕前夕，两人还慷
慨话别。可以说他对这位挚友的思想、行为是十分了解的，所以此说数十年
间成为权威之言，凡涉及此绝命诗者几乎皆沿用此说。钱基博亦称，“盖怀
有为及北方大侠王正谊，所谓大刀王五者也”（《近百年湖南学风》）。今
人郑云山《谭嗣同》和《中国近代爱国者故事》，均称“两昆仑，指康有为
和王五”。李志等编《近代爱国人物剪影》还对王五此人作了介绍，说他原
名白正谊，字子斌，父母双亡，年轻时为北京前门外顺兴镖局王五夫妇收养，
始改姓王，因善使单刀，人称“大刀小王五”，后在反抗八国联军侵略者的
战斗中牺牲。近年出版的《大刀王五传》即演其故事。据称王五在谭嗣同被
捕前几分钟，还催他逃走，后来还打算劫法场搭救。在梁启超看来，王五在
谭嗣同心里，乃是属于师友之类的大侠士。
可是，也有人反对说，“两昆仑”中不包括康有为。参加辛亥革命的蔡
寄鸥所写的《鄂州血史》即主此说，书里则将“两昆仑”解释为王五和唐才
常；后者和谭嗣同肝胆与共，他们一起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诗里
寄予希望的是唐才常。
30 年代，新闻记者陶菊隐的《新语林》在记述谭嗣同轶事时说，当年谭
嗣同住在北京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时，有两个侠士，即单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

（胡致廷）“同时教授他武艺”，据说，谭嗣同有一身轻功夫，好气功，而
且善于耍使各种兵刃，乃得力于他俩的精心传授。因为他俩学的是昆仑派，
“浏阳（谭嗣同）绝命诗所说两昆仑是指你（指胡致廷）和王五的，因为你
们都是昆仑派。“此处如果循照唐人传奇里的剑侠，似乎有些符合情理；据
称梁启超不认识胡七此人，只知道谭嗣同有密友王五。另外为了使自己老师
形象更高大，就配上康有为的大名。
而在蔡尚思等编的《谭嗣同全集》里，谭训聪在附注又持另一说法，“胡
理臣、罗升，两仆人，《狱中题壁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盖指两仆，盖昆
仑奴之称也。”注释者作此说，似以谭嗣同下狱，与仆人信件有“尔等满怀
忠爱，可嘉之至”等语为凭证。
近年，对于“两昆仑”解释，也有称其中之一，即是谭嗣同本人的，这
大概是从诗句里有“去留”两字，解释为一去一留，一死一生而已。有如冯
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的《论谭嗣同》篇，则将“两昆仑”解释为
“康有为和他（谭嗣同）或去或留各有自己的抱负”。皮明麻的《唐才常和
自立军》也说“很可能一指谭嗣同自己”，作者坚持另一个“昆仓”乃是唐
才常。“因为两人为刎颈交，在此以前，谭又曾电约唐才常赴京；谭的绝命
诗视才常如昆仑之杰，对他寄托无限的信赖之情。”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他在刑场上是铮铮铁骨的好男儿，他的
思想豪迈奔放，写得一手绝妙文章，又兼擅长武技，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全
才人物，他笔下的昆仑客，自然亦非等闲之辈。谭嗣同良师益友可谓多矣，
在此风云际会的莽莽神州，“横看成岭侧成峰”，因而，他临死前夕所指的
“两昆仑”，出自后来者和生存者的猜测，当然自有见仁见智之分了。可是
谁能合乎情理、准确地解剖谭嗣同此时此刻的用心呢？
（盛巽昌）
林琴南何时翻译《茶花女》？
法国小仲马《茶花女》这部凄切动人的爱情悲剧于19 世纪末以《巴黎茶
花女遗事》为名在中国译出后，“不胫走万本”，“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
内”。林琴南以古雅的文笔，细腻地刻画了茶花女的心理活动、描绘了亚猛
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赞叹小仲马惊人的构思，知道了西方也有如中国一样
优美的文学。多少人赋诗撰文，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
们把它比作“外国的《红楼梦》”。
但80 多年过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究竟译在何时，至今争论不休。
寒光在《林琴南》中说是光绪十九年（1893 年），高梦且说是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春觉斋著述记》），张静庐的《出版大事年表》把它排在1895
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家列传》说此书“译
于林纾新丧偶后，其时当在1897 年。”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事
在光绪丙申（1896 年）、丁酉（1897 年）间”。张俊才的《林纾年谱简编》
认为译于1897 年夏。这已有了六种不同的时间。也许我们应以林琴南本人的
说法为准，1900 年《清议报》第六十九期所载林纾写的《译林叙》称此书译
在1898 年夏天。但1905 年他在《拿破仑本记》序中又讲《茶花女》译书年
代是光绪十九年（1893 年），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林琴南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显然译本的选择权不全掌握在他手

里。黄濬说启发他译《茶花女》的是福建人魏瀚，魏曾留学法国，时正主持
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林关系密切。一天他告诉林：“法国小说甚佳，欲使
译之。”林讲：“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石鼓山系闽江滨海的大山，来去
极为不便。魏慨然应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
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花随人圣庵摭忆》）
王子仁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
任天津洋务局翻译、湖北交涉使、汉阳兵工厂总办，他工诗能文。钱基博认
为林纾当时“丧其妇，牢愁寡欢”，王子仁就对林说：“吾请与子译一书，
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
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现代中国文学史》）似乎《茶花女》
的译述，出于王子仁的提议。以上两说均以译述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林琴
南并无任何思想准备。
然根据《译林叙》所述，《茶花女》翻译的动机很明确：“大涧垂枯，
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
国图存的思想跃然纸上。据高梦旦《书〈闽中新乐府〉后》讲，林纾当时“每
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闽中新乐府》中，他愤念国仇，
优悯时俗，倡导新政的思想溢于言表：“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
他的友人陈熙绩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叙中讲，林纾“夙以译述泰西小说，
寓其改良社会，激励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
可以推知林琴南当时有一种想通过某种方式来拯救祖国的愿望，而魏瀚或王
子仁的倡议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许就在“买舟作鼓山方广游”
“议论中外事”的“亘数日夜”中提出译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谁为倡议
者，尚难以确定。
本来可就此搁笔了，手头有一本最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的《书报
话旧》，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林纾在马江客居丧偶，王子仁从法国
归来，与林谈及大仲马父子的作品脍炙人口，“《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
更为小仲马极笔，劝林纾同译。”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讲《茶花女遗事》
是译在1898 年夏秋之间。同一篇文章也会产生争议，看来要结束这场争议并
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邹振环）

形象篇
周仓其人其事如何？
农耕社会制造了宗教和庙宇。
中国蓁蓁莽莽土地上，星罗棋布万千座大大小小庙宇。打开任何一部地
方志，少则数十，多而成百，正是天下无地不庙，无庙难以成为城镇市集聚
合处。有趣的是，每个州县还都少不了有三座庙即文庙（孔庙）、城隍庙和
武庙。其中尤以武庙即关帝庙（民国三年增祀岳飞，改为关岳庙）特多，不
但城里有，而且偏僻乡村也有，而且还有不少城镇，同时并存几座关帝庙。
关帝庙的主神，当然是那位被“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
依”的伏魔大帝关羽。但是凡见有关羽正襟危坐读《左氏春秋》或其他坐像
旁，必有一左一右的两尊泥塑木雕的尊神侍立。
一个是白净俊俏，长眉细目，佩剑持印的关平；另一个是勾着黑脸，浓
眉环眼，手扶青龙偃月刀的周仓。
周仓大名几乎和关羽一样响亮。他紧紧跟着主子，同时显现在舞台和画
图、雕刻上。民间习俗常以关羽画像，请进家中张贴中堂用以辟邪，周仓将
军自然也跟着“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他的黑脸皂服和关羽的红脸绿袍、关
平的白脸银甲相映成辉，此中色彩反差，给代代人们留下美的和谐和难忘的
印象。
人们也为周仓编造了种种传说，把他送上敬畏的神位。清人小说《说唐
演义》有一个故事，说是南阳侯伍云召在反隋战争中打了败仗，被身骑怪马
呼雷豹的隋将尚师徒追赶，正危急中，“只见前面有一个人，头戴毡笠帽，
身着青布短衫，脚穿薄鞋，面如黑漆，两眼如铜铃，一脸胡须，手执青龙偃
月刀，照尚师徒劈面砍来，尚师徒大惊，便说‘不好了，周仓来了！’带转
马头，往后下跑而去。”（第十九回）当然，这汉子不会是周仓复生，而是
朱灿，见伍云召危难，从附近关帝庙中借了周仓手里的刀赶来相救的。
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民间信仰心理和意向。
由此，19 世纪就有单独为周将军立庙祭祀的。现在台湾就有周仓庙，如
彰化北丰镇的白鹤宫、台南盐水镇的镇南宫；后者据称始建于甲午战争前夕，
日本侵占时，说是妨碍交通拆毁，神像为居民祭祀于家中，1961 年重建。台
湾民间还有称此县万里乡关帝庙的周仓神像“系光绪十七年（1891 年）漂流
至野柳河边，经人捞获建庙祀为主神”（《台湾庙神传》）。
此际周仓形象长身独立，“短胡大眼，黑脸虬须”，与大陆关帝庙周仓
造像同出一模，也即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所描绘的周仓原型。
在民间，通常人们认为周仓在历史上必有其人的。《山西通志》说：“周
将军仓，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羽于卧牛山，遂相从，于樊城之役，
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至今湖北当阳城东原麦城附近田地上，还有
周仓墓，墓碑“汉武烈侯周将军讳仓之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周
仓将军大名贯神州，否则他有什么资格、级别能形影不离替关王爷持刀护卫
呢？
但是，周仓名字确不见于那部钦定正史的《三国志》。就是后来的元人
《三国志平话》也只是为诸葛亮驱动木牛流马的未将，与关羽无关。
因此，诸多学者均认同周仓实无其人。《三国演义》说他是黄巾张宝部

将，后来追随关羽左右，以及在水淹七军时下水活捉庞德等情事。此乃小说
家言，不足为信。《三国演义辞典》主编沈伯俊日前与笔者信函也称，“周
仓确系虚构人物，乃是民间传说、通俗文艺的产物。”成都武侯词所列的周
仓造像，也是从《三国演义》忠于关羽的儒家人才标准而入选的。还说，湖
北当阳现存的周仓墓，也是好事者捏造。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山西通志》、
《平陆县志》多系循《三国演义》故事。来新夏等学者也认为明清地方志多
有将《三国演义》故事和三国传说编写进去的。
也有学者说，明人开始塑造周仓，也是为了突出关羽忠义之气。明清理
学很注意“忠义之气”，乾隆帝就公然篡改《三国志》，改关羽“壮缪”谥
号为“忠义”。有其主必有其仆。关羽忠义之气必须贯彻群下，它须要树立
各种模式。所以周仓的忠义味，更加可以突出关羽了。因而，毛宗冈说，像
周仓那样的绿林豪客，能遇到关羽真太幸运了，“今日立庙绘像，仓得捧大
刀立于公之侧，竟附公以并垂不朽，可见人贵改图，士贵扞主。虽失足萑苻，
未尝不可以更新，而单身作仆，胜似拥喽罗称大王也”（《三国演义》第二
十八回批语）。
可见，周仓现象是为社会文化环境所泡制的，实无其人。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周仓名字虽不见《三国志》，但并不等同于无此
人在焉。盖《三国志》立传大都为帝王将相，周仓的身份充其量也仅是关羽
麾下一护卫。他无官无爵，当然难以立传，也鲜有行迹传世。即使这样，《三
国志》仍见有周仓式人物活动。有如鲁肃在益阳（湖南益阳）请关羽赴会，
就在荆州奉还事发生争论时，“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唯德所在耳，何常
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
知之去。”（《三国志·鲁肃传》）在两军统帅商谈前，竟直言冲撞，无疑
是关羽指使，其身份也是够出格的，和周仓造型的性格、气质也相锲合；因
此，他的事迹“也不是完全凭空捏造”（邱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广西人
民出版社）。正如王械所说，“周将军仓殉节麦城，而墓无可考，稽其遗迹，
即长坂坡曹刘交兵处也。可见周仓确有其人，只是在正史中把他遗漏了”《秋
灯丛话》卷二，台北，广文书局1968 年版）。
周仓名不见经传，但他的形象却远远超越历史无名记录，农耕社会中的
人们，按照自己的心理机制和价值取向，需要周仓似的图式，所以即使《三
国志》等没有记载有周仓者，也会制造出周仓的高大形象。
你说周仓形象的出现难道是未解之谜吗？
（盛巽昌）
刘猛将军（蝗王）庙主神是谁？
60 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赴上海崇明围垦农场，在路过西北庙
镇后，要经过一个叫猛将庙的地方。当地乡老都说是主把一位姓刘的将军。
大凡有姓氏的神祇都是地道的国货，我以为这大概也是本地的土特产，不足
为奇了的。10 年后，读方志，见有诸家方志祠庙志篇里，几都无不列有所谓
猛将军庙的条目。原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蝗王庙、八蜡庙（虫王庙），即俗
称的刘猛将军庙。
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的祖先以农立国，所以对于与兴农有害的自然灾
难尤为关切，因而对于天灾防治，常祀有龙王、火神和其它各式各样的神祇，

对与庄稼为患的蝗虫，也设法找到了一位威力无边的虫王神，也就是能治理
百虫的大总管。它就是刘猛将军。
在旧中国，蝗王庙是颇为走红的，谁也得罪不起。封建时代缺乏主体意
识的人们，只有一种单向思维定势，即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的意向全都交给
了虚渺的神明主宰。蝗王神起因当在宋代，但当时祭祀朝拜尚未纳入国定例
事。自清朝嘉庆朝始，才由皇帝钦定它为正宗神祇，规定春秋两祭，庄稼成
熟季节，还可望有特别大祭。它的祭礼规格不低，“行礼仪常与直省祭关帝
庙同”（《大清通礼》卷十六），也就是说各地祭祀蝗王庙，都要由本地最
高行政长官主祭的。
但是中华大地辽阔，南北东西气候、物产以至人情世俗各异，而岁月如
逝，变化万千，所以祭祀者设置的蝗王主神，也有自己的认知和界定。
蝗王庙祭祀主神刘猛将军是谁呢？
刘猛将军者，望文生义当是一位姓刘的勇猛将军。清人袁枚说：“虫鱼
皆八蜡神所管，只须向刘猛将军处烧香求祷，便可无恙”（《新齐谐·鬼多
变苍蝇》）。可见刘猛将军已叫出了名。
在宋朝，就供奉了几位刘猛将军，“瓦塔在宋仙洲苍吉祥庵，宋景定间
建，即大猛将堂。神姓刘名锐，..亦作刘武穆锜，冯班作刘信叔，又作刘
（韦合），又作南唐刘仁瞻，有吉祥上义中天王之封，旁列八蜡神像，..
其封神敕命碑在灵岩山前丰盈庄，宋景定四年（1263 年）二月正书”（清顾
震涛《吴门表隐》）这里所说的还仅是南宋中期苏州的供奉，可见所谓刘猛
将军之神并无定位。它乃是一个载体，是按时空而有变更的。
刘锐说。刘锐者，罕见于史传。“相传神刘锐，即宋将刘锜弟，殁而为
神，驱蝗江淮间有功”（《识小录》）。
刘锜说。“南宋景定四年（1263 年），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
敕书除蝗”（《灵泉笔记》）。“宋淮南淮东浙西制置使刘锜因驱蝗，理宗
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怡庵杂录》）。此处或系为“猛将”最初
出典。按，刘锜是与岳飞等齐名的南宋抗金名将，世称“张（俊）、韩（世
忠）、岳、刘”。他曾大败金兵，歼灭金军王牌“铁浮图”和“拐子马”，
因而江南地区的刘猛将军庙，即明确供奉他的塑像，且有庙联为证：“卧虎
保岩疆，狂寇不教匹马返；驱蝗成稳岁，将军合号百虫来”（江苏无锡南刊
沟刘猛将军庙）；“破拐子马者此刀，史书麻扎；降旁不肯以保稼，功比蓐
收”（江苏武进刘猛将军庙）。此处是说他命将士持麻扎短刀只管低头砍拐
子马足，则马不战自倒，“旁不肯”是一种吞噬蝗虫的小虫。
刘（韦合）说。刘（韦合）是北宋末年大臣，力主抗金。岳飞曾在他麾
下当过小军官。后来在汴京（开封）时出使金国议和，因不屈服，壮烈自杀。
保持了民族气节，所以《清嘉录》称他“为神固宜”。
刘仁瞻说。刘仁瞻是南唐末年大将，他在寿州（安徽寿县）多次打败后
周军队，而且大义灭亲，当众诛杀叛而未成的亲子，这在封建社会算是铁面
无私的一种典型。
刘宰说。刘宰是南宋中期进士，江苏金坛人，宋理宗端平年间，曾起用
为藉田令、太常丞。后隐居30 年。“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
江以南多专祠”（清王应奎《柳南随笔》）。
刘承忠说。所谓刘猛将军，自清入关后又开始了刘承忠时期。他是为当
朝皇帝钦定为蝗王的。雍正二年（1724 年），直隶总督李维钧为河北水平刘

猛将军庙写碑记，首次出现刘承忠名讳。按碑记刘承忠自称，乃元时吴川人，
“吾父为顺帝时镇江西名将，吾后授指挥之职，亦临江右剿除江淮群盗；返
舟凯还，值蝗孽为殃，禾苗焦悴，民不聊生。吾目击惨伤，无以拯救，因情
极自沉于河。后有司闻于朝，遂授猛将军之职。”《清文献通考》卷一○五
《群祀》）
刘佛寿说。在江南民间，还有把刘猛将军说成是刘佛寿的。据今日苏州
地区流传的《猛将宝卷》、《猛将神歌》称，刘佛寿乃是宋朝申江的一个放
牛娃。他自幼丧母，为继母虐待，以牧牛为业，曾在田野为积极扑灭蝗虫而
献身（姜彬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因而奉为神，建庙祭祀。
刘猛将军庙自南宋以来都颇为重视，因为关系到国民经济主体农业的兴
衰，朝野为此都有祭祀的，并定于每年正月十三日始举办五至七天的迎神赛
会。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江浙和安徽等地区旧庙的废墟上重建新庙，所塑刘
猛将军，有明朝乌纱帽、大红补服的文官或戴鎏金盔着铁甲的武官等造像，
并无统一模式。祭祀活动有增无减，还通过种种舆论深化刘猛将军的特异功
能，“光绪三年，飞蝗自江北而南，及祷于神。嗣闻土人相传，蝗之来者有
群鸦迹其后，遂驱而之”（民国《川沙县志》）。
刘猛将军有如此驱蝗灭蝗威力，又有这么众多的善男信女，那么他究竟
归在谁名下最为合适呢？
（盛巽昌）
施相公庙主神是谁的形象？
江浙和上海郊区从前多建有一类庙宇叫施相公庙。
施相公庙规模不大，通常的只有两进，供奉的也只是几座泥塑木雕的盈
尺金身，其中主神俗称为“施相公”。相公者，乃旧时对有功名的读书人尊
称，“今凡衣冠中人，俗称相公，或也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通
俗编·仕进》）
显然，这个源自民间的俗称“施相公”，年深日久，却把他的名讳也忘
了。
施相公庙的主神是谁呢？他是根据何朝何代角色，将其形象嬗变为一方
尊神而定位了的？
一种说法是华亭（上海松江）诸生施锷。据传，施锷有一日在路上遇冻
僵之蛇，为之饲养；此后与蛇结为挚友，施出门即置小蛇于竹筒，随身携带。
一次施赴南京参加乡试，因天气炎热，蛇从竹筒出游，考场兵丁群起欲打死
它，不料蛇却化身金甲神人。施赶来时，金甲神人又化为蛇游进竹筒，考官
遂以施锷携带妖物，怀有妖术为罪名，将他杀害。蛇怒而复化为金甲神人报
仇，打败众多官兵。朝廷知悉后，为施锷平反，追封他为护国镇海侯。另一
说法是明代崇明岛的乡绅施挺，因组织本地民众英勇抗倭不幸战死，由此被
封为护国镇海侯的。大概从明末清初伊始，“祭祀施相公成为上海地区的岁
时风俗活动之一”（何水金《施姓从何而来》，1992 年7 月23 日《社会科
学报》）。据上海社科院林其锬研究员函告，此两位“施相公”，“江南民
间奉祀者恐怕以前者（即施锷）为多，因江南水乡蛇多，此亦民间奉祀社会
基础也”。据传，江南人民在春节前祭祀施相公，供品为上盘蛇形的馒头，
称为“施相公馒头”，后又演变为盘龙馒头，今民间尚见有此俗。

这两家“施相公”庙因为多在苏南，易混淆，一般前者棋布面广，后者
仅囿于崇明。
但江南地区还有一种说法为东晋许真君的徒弟施道人。许真君，即许旌
阳许逊。他是道教有名的许真人，斩妖除魔，破邪扶正，颇见流传的故事，
就是在长沙郡斩妖龙。说的是妖龙化为白面书生招赘贾府，娶了贾太守千金，
生了三条小妖龙，而那位贾千金也因受了妖气嬗化为龙；这样如果再继续下
去，整个长沙郡要陷为湖了，幸喜许真君赶到，诛杀了妖龙和两条小妖龙。
因为太守求情，饶了她女儿和另条小妖龙不死；施道人在清除妖龙过程中也
是出了大力的。据清人钱彩《说岳全传》，他还帮助岳飞次子岳雷，光荣完
成了扫北灭金的系列工程中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攻灭了此时已完
全蜕化为妖龙的贾千金（乌灵圣母）在蜃华江畔所摆的乌龙恶阵，还把她擒
拿送交许施阳真人，避免了宋军水淹的浩劫。见于岳飞故事在江浙的风行不
衰，他也由此为人们立庙祭祀。建立此庙，大概出自克服自然灾情视角而建
造的，南方多雨而易成涝，所以迷信于能除妖龙的仙道。由此此位“施相公”
庙主神造像，就参照了《说岳全传》的施道人形象了：头戴九梁冠，身穿七
星道袍，背负一柄松纹古定剑。显然，这位“施相公”主神，本身就是道家
的人物。
此外也有一说的是，此施相公者，乃南宋施全。施全系当时京都临安（杭
州）一个小军官。公元1150 年（绍兴二十年正月），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
乘秦桧上朝之际，刺杀未成，被捕后慷慨激昂地说，“举国与金为仇，尔独
欲事金，我所以欲杀尔也”（《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钱彩平活小说，
将他移植为岳飞部将，为替岳飞报仇，趁秦桧到天竺烧香，躲在众安桥下伺
机刺秦，而不幸被擒杀，后来平反恢复名誉，被宋孝宗封赠为“众安桥土地
加封兴明福主”（《说岳全传》第八十回），后人就在众安桥立庙祭祀。在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浩劫前夕，当时杭城道路尚未扩建，此庙宇尚存，夹
临于商店间，仅一开门面，行人路过皆能见到悬有“施将军祠”横匾的小庙，
所供施全坐像，系泥塑的银盔银甲，白面长须，系按明朝武将造型。按，施
全刺秦桧壮举，在当时秦桧权势震慑朝野，炙手可热，他却敢冒大不韪，置
生命于度外，确是起到轰动效应的，由此为人们敬仰，并有诗赞曰：“烈烈
轰轰士，求仁竟不难。春秋让豫让，宋代有施全；怒气江河决，雄风星斗寒，
云阳甘就戮，千古史斑斑。”云阳是宋时刑场，据称他引颈受戮时，围观者
多有洒泪的。施全虽是武人，但因宋时尊称贵人为相公者，所以施将军庙，
也有被呼为施相公庙的。
上海旧城厢（今南市区）旧时有施相公庙多处，今日盐码头街，原名即
为施相公弄，因弄里建有施相公庙而得名。19 世纪70 年代葛元熙《沪游杂
记》就记有虹桥地区的施相公庙，为当时香火旺盛之处。今天上海道教庙观，
仍有供奉施相公神位的，但此位施相公究竟是何许人，也难以考信了。
（盛巽昌）
“中山狼”所影射的是谁？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老幼皆知。人们把迂腐的好
心人称为东郭先生，而“中山狼”则是忘恩反噬者的艺术典型。这个故事现
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学形式是传奇小说《中山狼传》。因为它收在明人马

中锡的《东田文集》中，一般认为是马的创作或改编前人之作。
随后，出现了康海和王九思以此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剧本。康、王都是明
代“前七子”中的著名文学家，又是同乡，对戏曲也有相同爱好。王九思的
剧本题名《中山狼院本》，是个仅有一折的短剧，影响不大。康海是弘治年
间状元，很有文才，所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又是大戏，有一定社
会影响；陈继儒曾评曰：“此剧真乃救世仙丹，使无义男子见之，不觉毛骨
颤战。”此剧确实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启发。今日舞
台演出往往据此为蓝本。
与康海同时代而稍后30 年的何良俊，开始把这个剧本和当时的政治斗争
直接联系起来，坐实说康海笔下的中山狼是影射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前七
子”中的首领人物李梦阳。从此开始了持续争论至今的“中山狼公案”。
其时政治斗争的背景，是宦官刘瑾从操纵朝政、煊赫炙手到“以谋反下
狱”，并牵连进去一大批官吏。据何良俊说，“当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曾
代尚书韩某起草奏疏，揭发瑾党罪行；刘瑾深以为恨，把李投入狱中欲致以
死；康海到刘瑾那里说情，使李幸免；后刘瑾垮台，有人认为康海是刘瑾一
党，李梦阳对康海的评议也很严格苛刻，康被罢官，于是写了这个剧本泄忿。
（原文见清代焦循《剧说》卷三）从有关史料来看，康海确实利用自己和刘
瑾的关系，营救过李梦阳，后康“坐瑾党”，遭到弹劾，却未见李梦阳站出
为他解脱，也是事实。有些记载又说，“瑾慕海，尝欲招致门下，而海不往”。
（《康海传》）康海原来清高得很。李梦阳出事后，“崆峒（李梦阳号崆峒
子）扯子襟，噬指血密书，告急于君日：‘非吾友，他弗能救。’”“君慨
然：‘果如是，吾何借一官！’”（《对山康修撰传》）“对山（康海号）
性孝友。因救李空同，与刘瑾酬酢，遂罹清议”。（《剧说》）把康海描画
成一个为了救友人而忍辱屈节，甚至作出人格上牺牲的大义士；也更反衬出
李梦阳不救康海，反而在给康海定案时“议论严刻”，自为“中山狼”无疑。
清代，有人对这宗公案开始产生了怀疑。朱彝尊研究了二人的诗文著作，
发现“康、李末尝隙末”。（《静志居诗话》）钮锈说“对山之救献吉（李
梦阳字），原非望报于献吉也；献吉即有忮忌，何若至中山狼之甚乎！”（《觚
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李梦阳并未对康海“逞凶反噬”，是“好
事者”“附会其说也”。不过，他们依旧认为从马中锡的传奇小说开始，“中
山狼”的形象是影射李梦阳的，只是遭其反噬的东郭先生不是康海，而是“别
有所指”的另一个人。朱彝尊还指出了这个人的姓名，但根据不足，也不能
为后人所接受。
时至近代，仍然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一种是传统的说法。如戏曲史家严
敦易认为，“康海的《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系为讥刺李梦阳，以泄
自己的愤懑之作，大概是并不附会的事实”（《元明清戏曲论集》）。傅惜
华《明代杂剧全目》也介绍了“论者谓其《中山狼》一剧，即诋李梦阳之作”。
另一种意见则是在朱彝尊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史料，获得新的观
点。如蒋星煜据《明实录》、《李梦阳墓志铭》等，认为康海与刘瑾的关系
本来就非同一般，并非为救李梦阳而屈节酬酢，他的人格也不是非常的高洁。
而且使李梦阳获免者，也不是康海一人之力。（《中国戏曲史钩沉》）辛雨
也查明从刘瑾被捕到处分“瑾党”，政局急转直下，前后仅仅四五天时间，
待李梦阳起用到京，大局已定，康海早已罢官。李梦阳既不可能参与对康海
定案的议论，而且他不久又被排挤，即使想为康海争取宽处，也无能为力。

（《学林漫录》卷二）这些考证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在这一些学者
之间，对一些具体材料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共同的观点则是认为戴
在李梦阳头上的这顶“中山狼”帽子应该摘掉，给他彻底平反。
这一宗纠缠了将近五个世纪的公案虽然和《中山狼》这个戏本身的客观
价值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完全是两回事；搞清楚剧本中的“中山狼”有
无影射？影射的是谁？被誉为“真状元”的康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等等，
对于加深杂剧剧本的认识，当然是有益的。
（缪依杭）
《水浒》中王伦形象从哪里来？
施耐庵先生《水浒》中，就梁山人物有名姓者写110 人。其中两人最后
不见于石碣，那就是梁山第一任大头领王伦和第二任大头领晁盖。
王伦是个不第秀才，因东京考试落第，没奈何走上梁山的。此人在全书
里笔墨不多，仅出过两场，一次是豹子头林冲逼上梁山；一次是晁盖等7 人
劫生辰纲后投奔梁山。两次上山虽不同时，但两次上山都点出了王伦的缺德、
少才、无智，而又处处妄大自矜，妒贤嫉能。
从此，王伦形象就成为心地狭隘的形象符号，成为落第秀才、小人得志
的写照。
萨孟武认为，“王伦因落第而竟落草，这可视为‘穷则发奋’的证据。
然而秀才配做甚么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后，就心满意足，只求保守，不求
进取，连一个林冲还不敢收留，哪里配收罗天下英才，出来逐鹿中原。这可
视为‘舒则苟安’的证据”（《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1987 年11 月）。
有诗为证：“独据梁山志可羞，嫉贤傲士少宽柔；只将寨主为身有，却把群
英作寇仇”（汪远平《水浒拾趣》，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年12 月）。梁山
泊必须摒弃王伦这样的小人，结束王伦独霸梁山时代，它才能兴旺发达、四
海归心。
人们都认为施耐庵把王伦这个角色写活了，这是一个极为成功、完臻的
形象。这一形象有无借鉴和依据呢？
有人认为，施耐庵把王伦作为梁山的人物是有来由的。华山说：“我认
为这可能就是暗射庆历中王伦一伙的起义军首领”（《宋史论集》齐鲁书社
1982 年11 月）。
《宋史》中是确有王伦其人其事的。
“庆历三年（1043 年）五月，虎翼率王伦叛于沂州（山东临沂）。七月
乙酉，获王伦”（《仁宗纪》）。据欧阳修说，这次暴动还是有声势的，“近
闻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山东诸城）、海（江苏海州）、
扬（江苏扬州）、泗（安徽盱眙北）、楚（江苏淮安）等州，邀呼官吏，公
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
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乃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欧阳文忠
公集》卷九八）“昨王伦暴起京东，转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无人。既于
处处无兵，须自京师发卒。”（同上，卷一百）
这个王伦，起事于山东，人员也不过二三百人，可是他的一大特点就是
穿黄衫等犯禁物，而且提出“天降圣捷指挥”，是彻头彻尾反叛宋王朝的好
汉。因为施耐庵是极其鄙视小兵王伦其人其事的：他不能“替天行道”，像

宋江那样一心为了“招安”。施耐庵把仁宗年间造反的小兵王伦借用为他小
说中的和林冲、晁盖唱对台戏的角色，“或许因为他是个聚众起义的首领，
与宋江、晁盖有些相象，所以《水浒传》作者不管年代先后，也把他扯进了
梁山泊去了”。（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9 月）而他更
深沉的用意，是因为小兵出身的王伦“在封建正统观是非伦理的丑角。施耐
庵将此名移植于梁山，并冠以唐人传奇所贬的妖精绰号‘白衣秀士’，可见
他对触犯甚至反对朝廷的是没有好感的。”（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
实是否定农民革命》，《社会科学报》1992 年8 月6 日）
看来，施耐庵是很讨厌“王伦”这个名字的。有人根据王伦起义的全部
史料，认为“王伦起义前于宋江，活动地区大略相同，起义经过两者亦极相
似。这便是《水浒》作者所以把王伦送上梁山泊的可能理由”（华山《宋史
论集》）。但也有人认为，此王伦起义时间短促，参予者亦仅几百人，把他
塑造为梁山泊的王伦，是有可能；但那个“南北宋之间，另有一个王伦，做
过宋朝和金邦的议和专使，《宋史》有传，这个与《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
王伦似乎更无关系了”（何心《水浒研究》）。但也有人认为，施耐庵“是
别有匠心的。在他写作前，见于本本，宋朝就出现过两个王伦，一个是胡铨
上奏请斩的王伦；此人乃东京无赖，靠三次使金，成为官场红人。虽非强盗，
但却为宋元正人君子视为奸佞者”（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实是否定
农民革命》）。由此看来，施耐庵鉴于人们厌恶“王伦”这个名字，就采用
形象思维中的王伦了。
《水浒》是否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王伦，作为书中心肠狭隘的特有符号，
还待于进一步认识。
（盛巽昌）
水泊梁山青面兽杨志是何等人物？
青面兽杨志，是水泊梁山重要的一员。
一部《水浒》腰斩本七十回，其中就有整整三回写了杨志故事的。此中
的卖宝刀杀泼皮牛二，黄泥冈失落生辰纲，都是全书的传世佳篇。这些故事
纵横捭阖，起伏跌宕，令人百读不厌，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杨志义勇忠憨的栩
栩形象。
大概是施耐庵先生对青面兽英雄的青睐吧，《水浒》中的杨志，自有两
处被写得得天独厚。一是他出身非常，乃杨家将正宗角色，而且自己也曾是
个现任官，“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前
制使官”。所以他满可以与名将世家的呼延灼、大刀义勇之后的关胜等并肩
齐驱的。二是他武艺高强，与林冲对打四五十合，刀法不相上下。是斗将之
才。所以后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第十七位，职掌“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
与花荣、徐宁等同位，在俊星飞驰的梁山英雄群体中，也堪称为佼佼者了。
因为《水浒》是小说，梁山水泊诸多形象人物，也都被后来者视为是艺
术建构的虚渺者。只有个别人员，才在史书上有姓名。即使那部充为《水浒》
源头的《大宋宣和遗事》，此中亦只提及“三十六员猛将”。据余嘉锡考证，
除了宋江和那个建炎元年（1127 年）在陕西兴州（略阳）造反称帝的“宋江
余党”史斌（史进），其余诸人，包括杨志，都是不可信的。
但是，也有人说，杨志此人并非纯艺术塑造人像，在宋朝历史上确有其

人。何心（陆澹安）说，“梁山英雄受招安后有下落的，只有杨志、关胜二
人”（《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9 月）。“从《宣和遗事》看
来，杨志在三十六人中本来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吴加亮（吴用）、
李进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