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谈起

人的生命是极度脆弱的，虽然经常被蒙蔽在麻木或者安逸的假象下。

从人的角度去体会此世界万有万物之间的因缘规律，把它放在更为宏大的时空中叠加，也许你会觉得生命不过如此——

只是细胞和分子的转换。

人在吞噬动物、植物；动物、植物也在消化分解人，彼此肉体和形态之间的转换是这样的合情合理。人之所以觉得生有痛苦，原因是我们强调了在一个生命阶段内的精神与肉体感知，于是毁灭和再生就成为世界的永恒旋律。

从宏观上说，这个世界给人类的只有两种感情：

喜悦和绝望，但最后烙在全人类记忆中的多是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受苦受难会成为代代相传的意识基因，虽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呈现出一种“繁荣”“安定”现象，没有饥荒和战争，科技也在努力帮衬人类享受世界，“盛世”的时候人人都在及时行乐。

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全球性的毁灭打击，在全球化趋势加快的今天，在信息以及交通瞬息直达的未来，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性的灾难，或许倏忽即至，以什么样方式给我们带来“惊喜”呈现，没有人知道。

导演冯小刚讲了两个故事，一个在四十年前，一个在八十年前。八十年时间放在人类记忆长河里微不足道，我们也忘掉了八十年前的任何山崩地裂与蛛丝马迹。如果无法预测未来，回顾一下过去的人类背景故事，也对今天是有益，这就是《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两部电影。在冯小刚的导演生涯里，这两部最具有人文关怀价值。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高尚意识叫作“悲天悯人”，这种“大善”由己推人，哀叹世事艰辛，怜悯他人疾苦。悲，痛心也；悯，无私也。历史上不乏如此情怀的人——写了“国破山河在”的诗人杜甫如此；西行万里求法的和尚玄奘如此；破金陵而不滥杀的宋将曹彬如此；“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旗手鲁迅亦如此……

中国文学界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是对当代史的反思和批判，此后诞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其中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最为知名。一个民族没有了自我鞭挞、自我批判的勇气，这个民族就只有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所以当我看到根据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内心受到极大感动。

这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在反思民族苦难的历程，不管这个历程是谁造成，又由谁来收拾残局；不管惨痛的苦难是否被人深记并启迪后来；不管对于那些不知民瘼的施政者可有教诫；不管他的文学史料是否真实没有纰漏。总之，刘震云做到了“文以载道”。

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八十年前的悲惨国事。1942年1月2日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击溃日军，6月4日太平洋中途岛海战，日本惨遭失败，这是同盟国对轴心国转守为攻的一年。急于打破战争僵局的日本军队在华北平原加强了扫荡劫掠，这一年也是抗战最为艰难的阶段。

此时民国已经成立三十年，很多中国人活得仍是毫无尊严以及人格懦弱，甚至国仇家恨都不能刺激到他们。对于谁来占领这片土地，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崇高觉悟的——活着的目的只是传宗接代、有口饭吃这么简单。在普遍文盲的年代，使民不教才是造成愚昧和灾难的原因。

1942年的河南成为中日双方较量的战场，数十万军队囤积在黄河两岸展开攻防战。这年春麦长势喜人，处于拉锯战狭缝中的河南人有了苟延残喘活下去的希望。

但可怕的事情慢慢拉开序幕，国军在战场溃败，溃兵开始抢劫老百姓家的存粮。干旱接踵而至，赤野千里，农民颗粒无收。等到秋作物开始钻出地头，又是蝗灾过境。战争、人祸、天灾以及社会救助、政府赈灾体系的崩盘，直接造成惨绝人寰的1942年秋冬之际河南人大逃荒和大死亡悲剧上演。

历史上的河南人很苦，身处兵家必争之地，黄河又是悬在头顶上的一盆水，盐碱地是一望无边的苦水滩。1938年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以阻挡日军南下，滔天之水一次性淹死九十万人民，仅是迟滞日军数月时间的进犯。河南人以前有自称“下力人”“受苦人”的口语自谓，以河南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一代代的逃荒人。

今天河南周边的邢台、商洛、十堰、襄阳、亳州、阜阳、菏泽为环绕的诸区域在口音上多是河南腔变体，就是因为历代从河南迁徙出去的人实在太多。

历史上的河南人很穷，庄稼靠天收，战争连年起，每一次改朝换代河南都是主战场。河南是全国的粮仓，时至今日，河南依然在国家战略布局上作为农业大省来定位。

河南人多，越是艰难的生存环境，农民对于劳力的需求就越发旺盛，生育成了农民延续家族存在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河南人落后，地处中原，本来是通衢之省，但相应也是最为保守和封闭的地方。

人们对物质的渴望起点很低、很强烈，战争和饥荒频繁，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大众对于知识的更新需求也就缓慢。靠经验，靠古法，靠人力，靠节俭。乡土观念很强，河南人说：“三里不犯青”，三里外的土地就是异乡。对于祖居的村落、城市，很难有走出去闯荡拼搏的勇气。思想僵化不能革新——惧上、守旧、欺凌弱小、等级森严、不重教育，太多中国人的陋习都能在河南人的身上找到。

这是历史上河南人的苦难，却又是中国人世代悲情的浓缩模板。

从1960年至今，中国人已经有60年没有体会到饥饿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384万吨（13277亿斤），比2018年增加594万吨（119亿斤），增长0.9%。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6064千公顷（174095万亩），比2018年减少975千公顷（1462万亩），下降0.8%。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5720公斤/公顷（381公斤/亩），比2018年增加98.4公斤/公顷（6.6公斤/亩），增长1.8%。粮食增产喜人，创历史最高水平，从库存情况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说实话，在这个物质充沛的年代，如果你对别人说要有忧患意识，要顾虑到某一天灾难突然来临，可能连一点回音都听不到，还会被骂为杞人忧天。

但我们还是要假设一下大灾难来临会是什么状况。有一天，灾难突发，万物不存——

首先是饥饿。在饥饿面前是没有仁义道德的，面对持续折磨人的生存意志的绝望处境——没有食物，哪怕是一点榆树皮、一点观音土、一点草根、一点白土都没有，每个人都饿得两眼金星，走路抽筋，随时饿倒途中。但却想死又一时死不了，这种对食物的极度渴求往往能把善人变为恶鬼。

河南人有句俗话“饿是王法之祖”，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刑罚能像饥饿这样折磨一个人的意志和忍耐力。廉耻？道德？亲情？节孝？我听说每一个末世都有“易子而食”“卖儿鬻女”的事情，亲情与人性在饥饿面前不堪一击。

其次是逃离。想要逃离绝境，需要有交通工具，哪怕是未来全新智能化时代，依然需要机械帮助人来完成愿望。肉体无法长途跋涉，况且每前进一步就要消耗体力和热量，饥荒就是最大的绞肉机。电力、生产都因为某种灾难而终止运行，不能逃离就只有坐以待毙。这时老人和妇孺会先死去，还能撑下来的是体力尚健的年轻人。

道路上白骨累累，野狗争食，人和动物一样，没有一丝尊严，甚至还不如长了一口獠牙的兽类。

如此说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在今天的科技和文明状态下，怎么会发生如此绝望无助的事情？我们的社会经历过多少重大灾难了，从“九八大洪水”到“汶川地震”再到2020年春夏季节“新冠肺炎”大疫……社会的协同作战能力一再宣示人类对于疾病、天灾以及一切不可预料的凶险，所具备的强大自卫和反击能力，确实如此。

我们都不愿有生之年碰触到任何的灾难，可谁也不能保证我们和大灾难绝缘。社会巨变作用力下，强大的科技有时也是双刃剑，时而帮助人类，时而又是无情碾压。

个体是渺小的，如同微末，如同爬虫，时代的一粒灰压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人类社会还有一种奇怪现象，但凡在大死亡、大灭绝后，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和略微的营养，这个“爬虫”就会泛滥起来，不出数十年，又是一个人声鼎沸、货物富饶的社会繁荣假象！

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上一轮的受苦受难，尽情享受着经济发展所盛开的文明果实。一个压抑已久之后的释放，科技将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变量，人类总数又会爆炸式扩张，迅速填补世界的各处空白。从森林到草原，从河谷到高山，到处溢满“爬虫”们的理想，人在对环境的适应性和利用性上远胜满口獠牙的低级生物。

总是有“刘震云”们会思考、会记录曾经承受的苦难，会回忆在史书上看到的每一次饥荒甚至惨烈屠杀后的场面。人们会选择性遗忘，天真地相信大灾荒更多是因为“天变”所造成，而忽略掉人为的主因和助力。

为了给麻木的死亡找到可以舒缓的借口，编造出种种谶言和谎言。统治者也要掩盖执政的无能、无为、无治，于是灾难的真相再也难以触及。亲历灾荒的人甚至在活着的时候都没有机会讲出所直面的一切，这又为再次出现灾荒培育了更多缄默的理由。

《道德经》云：“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道德经的本意在于“善摄生”的人能审时度势，早做计划，未雨绸缪，不仅要做好物资预期，还要有心理准备，所处的环境就不会有死地。

这只是一种人生理想规避，当大灾难真的降临时候，每个人都会被裹挟其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