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斗酒诗百篇—

文/网络编辑制作/荷花小女子

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第三部分

01、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02、清音悠悠响非凡——孟浩然

03、 “诗佛”王维

04、诗家夫子——王昌龄

05、斗酒诗百篇——李白

06、漂泊一生，忧民一世——杜甫

07、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

08、楚雨含情皆有托——李商隐

09、情致豪迈，轻倩秀艳——杜牧

10、 “诗豪”刘禹锡

11、元和中兴，文章复古——古文运动

12、寂处观群动，独立自吟诗——柳宗元

13、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

14、花间词祖——温庭筠

15、海内声华并在身，筐中文字绝无伦——元稹

16、薄命君王绝代词——李煜

17、白马蹄印漫西行——唐玄奘

18、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慧能

1、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

——明代王世贞《艺苑危言》

初唐四杰都是少年有为且才华横溢。骆宾王7岁即能咏鹅为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10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16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20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由于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因此当官也只是卑微的小官，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

或者正是这种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命运，使得他们在唐初的文学创作上不为世俗所左右，能独树一帜。当时的大臣上官仪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们的创作洗涤六朝之锦丽，突破宫廷诗的束缚。闻一多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由宫廷移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由台阁移至江山塞漠。”

四杰当中，王勃居首位，他的诗感情细腻，风格清丽，似嫌柔弱，但又不缺雄豪旷达，如那首被人千古传诵的送别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以真切情感歌颂深厚友谊的同时，又向世人展示了他宽阔的胸襟。首句即见出气象壮大：高耸嵯峨的城阙被雄壮开阔的三秦之地所拱卫。借助于“风烟”的渲染，更显示出离别的惆怅和伤感。次句“与君离别意”，形成彼此的亲近感，“同是宦游人”，则是为着形成对友人规劝的情感基础，是为着安慰其“离别意”。第三联，诗意突然出现升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等之襟怀和气派！这便为尾联，规劝友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打下了雄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全诗文字质朴、意境开阔，具有一种充实壮健之美。另外，王勃的文章以《滕王阁序》最为著名。《滕王阁序》一文，叙述洪都之人杰地灵，描绘登上滕王阁所见之壮景，自叙身世，抒写仕途失意之悲哀，其中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尤为人称道，作者将山景、水景、市景、乡景、远景、近景、动景、静景尽收笔下，互相配合，互相映衬，显示出优美开阔之意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成为千古绝唱。

杨炯的诗风是刚健而又精辟凝炼的。在他的诗歌里，洋溢着昂扬慷慨之气，“壮而不虚，刚而能润”。其中《从军行》最为有名，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从军报国的热情和渴望：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绮烧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骨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人心情振奋，表现出生逢盛世大展鸿图的豪情壮志，诗里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在写法上，则直抒胸臆，有一股雄直劲遒之气，这已开盛唐雄浑诗风的先声。杨炯也有一些诗篇，极富俊逸抒情。它在悠然的情思中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诗的情韵。如“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写得空灵飘洒，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韵致天然诗味无穷，绝似盛唐诗歌。因此，他在唐诗的继往开来中，其功之卓绝，实在足以彪炳千秋的。

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诗体，较为出名的是《长安古意》。此诗借古喻今，描绘了初唐时期长安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诗人把笔锋从宫廷引入市井，出现了万民狂欢的情景。长安人流如潮，以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然而在歌海舞潮之中，都有生死相恋的执著。双方剖明心迹：“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种爱情形式和表述，热烈、真挚、大胆，如闻一多所说，比起“病态”的宫体诗来，“气魄”不可伦比。诗中还写了御史、廷尉等执法人员邀结一些纨绔子弟宿娼寻乐，违法犯禁的丑恶行径，也写了豪门将相相互倾轧，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批判。行文对仗精巧，句法蝉联，以赋为诗。

骆宾王擅长五律和七言歌行体。诗风刚健雄浑，气魄非凡。他的《帝京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被称为姊妹篇，两篇内容相似，共映生辉。另外骆宾王在参与反武的起义中写下了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使他名声大振。武则天读完这篇骂她的檄文，竟然感叹是宰相的失误，而使这样的贤才流落在外。这篇檄文开首便痛陈列数武则天的罪行劣迹，写得痛快淋漓，犹有义愤贯流其中。然后，极力赞美徐敬业起兵之声势和正义性，气势充畅，一泻千里。最后对朝中诸人晓以情理，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束，有雄睨一切的气概和横扫千军的力量。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程度容当商榷，但它创造了以气势、文采为载体去表现政治内容的范例。

2、清音悠悠响非凡——孟浩然

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闻一多《唐诗杂论》

孟浩然，襄阳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比较简单平淡，他生活的时代是开元盛世，他的大半生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和山水鸟虫结下了缘分。然而却不能说他的心境诗中冲淡平和只在山水，他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孟浩然的隐逸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隐逸可以说是为步人仕途做准备的，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隐逸；后期则是追求人格理想、完善其道德追求的真心归隐。他前期三十多年是在努力为科举，为入仕做准备。唐代是以词章取士的。他自强不息，苦学了几十年，自认是“词赋颇亦工”了，然后才“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以求明达，抱负很大。然而现实生活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他居然名落孙山。

然而这次考试对孟浩然的打击还不算太大，而令他入仕的梦想破灭的是因为惹怒了唐玄宗。一次王维邀请孟浩然来府上做客，两人高谈阔论时，忽然外传“皇上驾到”。孟浩然不及躲避，只好藏匿于床下。等皇上进来后，王维不愿隐瞒，禀报皇上说：“诗人孟浩然在此，因嫌身份卑贱，未敢拜见陛下！”唐玄宗是个爱才之人，听后，立即召见。孟浩然连忙出来见过玄宗。三人说了一会儿诗文，玄宗问孟浩然是否有新作。于是孟浩然就诵读了一首向皇上表明入仕心迹的诗。谁知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联，竟惹怒了玄宗，玄宗责问到：“你不积极求仕，倒反过来诬说我弃你！”

自此，孟浩然对入仕心灰意冷了。此后，孟浩然就四处漫游，足迹遍布山林江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隐士”、“高人”。连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的“诗仙”李白，也对孟浩然青眼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赠孟浩然》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侍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的山水诗清雅中透露着豪放。《唐音癸鉴》中写道：“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孟浩然的诗清幽雅淡而又不失雄浑开阔，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莫过于《望洞庭湖呈张垂相》这首诗了：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样，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美鱼情。前四句“起得洋洋称题，而气概横绝”，极力渲染洞庭湖秋高气爽、寥廓无边的清远气氛：八月秋汛，湖水为满；天水相接，混而为一；水气蒸发，雾气笼罩；湖波汹涌，似乎摇动着岳阳城。气象万千，喻示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盛唐景象。紧接着孟浩然把这种气氛推向高潮，穷形云蒸霞蔚的荆楚大地，尽相巍然屹立于洞庭湖畔的天下名楼，从中见壮阔不平之气。孟诗的豪放与那些豪放派的诗究竟不同，它寓豪放于平淡之中，或在雄阔壮丽中显出一派淡泊萧散的气韵。颈联和尾联借此壮阔之气抒己之磊落不平之情，委婉地向张丞相倾诉衷肠，抒发了自己因无官位而不阿内功舒展抱负的淡淡幽怨，表露求仕之心。《瀛奎律髓》中记载到：“予登岳阳楼，此诗书左序门壁间，右书杜诗，后人自不敢复题也。”可见这首诗的功力是多么的深，这首诗的地位是如何的高，影响如何的大。

孟浩然的田园诗把田园情趣作为他隐逸生活的调剂，借以展示其高雅情怀、隐居清寂、登临清兴和静夜相思。如《过故人庄》，这是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历代说孟诗者必提：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这首“淡的看不见诗了”的诗里，首联写作者前往赴约：老朋友炖好了鸡，蒸熟了黄米饭，邀请我去他家做客。10个字平平实实，明白如话，淡中有味。这两句虽是写眼前之事，却暗用了一个典故。其中“鸡黍”，出典于《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论语注疏》云：“此丈人必贤人而隐者也。”颔联两句是写赴约途中所见的村庄外景，这两句诗取景简练而富有特征，“绿树”、“村边”、“青山”、“郭外”，寥寥几笔，便把田园风光作了传神的勾画。突现了环境的幽静与和谐。颈联两句写进村以后与主人进餐之事。“面场圃”与“话桑麻”，事不惊人，语不奇警。“话桑麻”出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诗中的“故人”、“田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故人”、“田家”，而是归隐或隐居意义的“故人”、“田家”。在这里它展现了一幅朴素动人的农家生活画卷，泥土的清香透过纸背，醇厚的乡情扑面而来。尾联两句是写诗人的告别之辞，表达了“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的感受。

这首小诗写的事情虽然平常，却成功地表现了农家朴素纯真的人情和美丽恬静的田园风光，表达了诗人对农家生活的由衷赞美与农民朋友的真挚友谊，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3、“诗佛”王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苏轼

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林成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殷璠《河岳英灵集》

王维，字摩诘，诗画双绝。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在今山西永济），遂为蒲人。才华横溢的王维，15岁便远离家乡，在长安和东都洛阳为仕途而奔走。他不但擅长诗歌，而且音乐、绘画也十分精通，这使他能够很方便地登上仕途。相传，王维到长安昭国坊庾敬休家中做客时，看见墙上挂着一副《按乐图》，上面画着众多伶人正在奏乐。王维细看一会儿，便笑着说：“这副画上的乐工，正演奏到《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当下，有好奇的人真招来乐工演奏检验，结果与王维所说一致，乐工的手指起落，指法毫无差错。这样一来，王维受到当时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的欢迎。另外，据《丹青记》记载，王维为歧王李范画了一副《巨石图》，犹如真的巨石一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巨石不翼而飞。过了六七十年后，高丽使者把此图归还大唐。唐宪宗见王维的画如此神奇，于是将此图藏于宫中，并在地上洒乌鸡狗血以镇压，怕《巨石图》再次飞走。这个故事当然不会是真事，但王维绘画技巧之高却是实情。由于王维诗画并称，因此，王维在作诗时，不自觉地将构图、色彩、明暗等绘画技巧融入诗中，使诗具有画意。

王维得九公主的推荐，在府试中顺利通过，获得头名，进而一举中进士，步入仕途。然而官场中的种种糜烂腐败的现象，使他感到非常沮丧。在王维中年以后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原信奉佛教，此时随着思想日趋消极，其佛教信仰也日益发展。他青年时曾居住山林，中年以后一度居于终南山，后又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业，遂与好友裴迪优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

也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与心境的变化，后人称道的往往是他的山水田园诗。他信奉禅理，后半生徘徊于仕隐之间。他以优雅闲逸的情致描写了闲静舒适的田园生活和美丽可爱的山水。他的田园诗描绘的是闲静的意境；山水诗描绘的是幽静的意境。并且王维的诗中有画法、画意、画风，他以画家的只眼匠心来构建诗篇，达到了“诗中有画”的佳境。刘士麟在《文致》中说：“晃补之云右丞妙于诗，故画意有余。余谓右丞精于画，故诗态转工。”所说的就是王维的诗、画有相得益彰之妙。总览王维的诗可以看到他在继承陶渊明、谢灵运传统的基础上，最大特点是以画法入诗，创造出或凄丽清幽、或磅礴恢宏的意境，充满富于理趣的诗情画意之美。如《汉江临泛》就充分展示了王维的绘画技巧：楚寒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开篇两句，诗人就描绘出汉江雄浑壮阔的幕景，泛舟江上，纵目远眺，浩瀚的汉江之水入荆江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波澜壮阔，气势恢弘。任水一气流走，劈空飞去，直至宇宙尽处，时空之外。就人的视觉而言，水流愈远，则人的视角愈小，对象也就愈小，汉水的形藐也愈来愈消失，明暗的差别也愈来愈减弱，成为一片虚无的空白。水流天地外，扑入视野的，当是一片大气，一片空白，可谓于无极之中见流之渺远，于飞动之中现水之浩瀚，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人将目不可及的景色写入诗中，收茫茫平原于纸端，纳浩荡江水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气氛。接着，诗人以山光水色作为画面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流到天边，两岸重重青山，烟雾迷朦，时隐时现，若隐若无。诗人又以极淡之墨，描绘了一副意境优美的山水画。

就绘画艺术来看，国画山水，常于画笔难到之外，留下空白，促人想象。王维此诗，则于诗笔难尽之处，拓开空间，任人驰聘。它运用了中国古典绘画的散点透视法，并不关心汉水在空中的精确位置，采用的是展现宏观视野的模糊透视法则，使读者能以流动的目光驰聘于天地之间，既不受焦点的约束，也不受地平线的限制，从而构成了“象外之象”的更大心理空间。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有那种含蓄蕴藉，意在笔外的美学风范。诗人抒发的感情以“含蓄”、“曲意”见长，很多诗作都属于平淡而有点韵之列。刘熙载曾在《艺概》中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王维诗中写静也是如此，静之精神写不出，借动态写之。他颇善于把动与静巧妙结合起来，构成妙境，益增静穆之感。山川景物中的幽静意境，在王维疏朗淡泊的气氛营造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山月当头，春野空旷，亭亭桂树，徐徐落花，月惊山鸟，音回空谷，多么宁静而幽美的境界！诗人着意去捕捉“花落”、“月出”、“鸟鸣”等一些春夜中仅有的短暂而细微的动态，将春涧月夜静谧的实在感烘托出来，在安详而又生动的静与动的对立统一中，突出春山月夜的静美。

4、诗家夫子——王昌龄

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明代王世贞《全唐诗说》

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深情苦恨，襞积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惜人不善读耳。

——陆时雍《诗镜总论》

晚唐人薛用弱写的《集异记》中记载了“旗亭画壁”的文坛佳话。开元年间的一个冬日，王之涣、王昌龄与另外一位诗人高适来到一家名为“旗亭”的酒馆把酒高谈，适逢十几位梨园伶人在这里聚会，王昌龄便提议，她们每唱一首我们的诗就在墙壁上做一个记号，最后比比看谁的诗作被歌女们呤唱得最多，谁就是最优的。前面的几位歌女吟唱的都是王昌龄两部作品，高适的一部作品，王之涣自以为享誉盛名已久，可是仍然没有伶人唱他的诗，于是便指着最漂亮的歌女说，那些普通的歌女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如果她不唱我的诗作我就甘拜下风。须臾，那位绝代佳人发声，唱的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这个故事表明了在开元年间王昌龄的七绝已传唱于伶人乐工之口。

王昌龄，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据有限的史料考知，王昌龄的先祖在南朝时曾颇为显赫，但至王昌龄家道式微已久。他很小就为养家糊口而忧虑奔忙，有时甚至不免躬耕之苦。王昌龄自己也曾感叹：“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登进士第，任秘书省校书郎。他与李白及当时边塞诗派、田园山水诗派的主要人物过从甚密，唱酬不断。他曾到过西北边塞，看到战争之残酷，将士之凄惨，朝廷之穷兵黩武。开元二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授汜水县尉。二十七年，被贬岭南，途经襄阳，孟浩然有诗相送；经岳阳，有诗送李白。次年回长安，又出为江宁县丞。数年后贬为龙标县尉，李白有诗遥寄。安史之乱中王昌龄从任上归家，路过濠州时，这个本应被时代所尊崇的大诗人竟被忌才的刺史闾丘晓杀害，时年58岁。

王昌龄擅长七绝，被人们誉为“七绝圣手”。叶燮在《原诗》中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王昌龄的七绝，短短四句诗，却写得形象、鲜明、生动，内涵丰富蕴藉，往往胜过万语干言。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边塞诗。他的从军经历，使他对边塞生活相当熟悉，因而写起来得心应手。

他的边塞诗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出塞二首》、《从军行七首》。

《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此诗上溯秦汉，下迄盛唐，上下千年，起意高远。以这样长远的时间和空间作背景，纵观古今，然后紧接着便摆出全诗的主调：谴责朝廷用将不当，斥责边将守备无能：“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史记·李将军传》记载着“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王昌龄借此典故来讽喻当今边塞守将的昏庸无能。正因为现实中没有李广那样的良将守边，才造成战火不断、士兵不归的恶果，反映了人民要求保卫国家、抵抗侵略的愿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情感，压缩在短短四句诗中，意脉细密曲折而情气疏宕俊爽，28字，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提出了现实的问题，意境开阔，气象雄浑，音调激越，确实是“惊耳骇目”的杰作。

《从军行》之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下长城。

王昌龄曾明确地提出：“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物景与意相兼，始好。”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总是刻意追求：“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短短的四句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情韵无穷的艺术境界：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晚风习习，军营中征戍者奏起了新的乐曲，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但戍边者所感受到的却“总是关山旧别情。”尽管调子再新，舞姿再变花样，也驱不散戍边者内心的无限惘怅，反倒更添一番新愁。此诗抓住守卫边塞的士兵的一个娱乐场面，经过有意的深描，就把士兵的离愁怅惘，写得活灵活现。边疆军营中的乐舞，本是为了使他们忘却忧愁，激起士兵们的欢乐之情与无畏死伤的勇敢之心的。但是，沉溺在痛苦之中的灵魂，已然麻木，对任何“新声”已经无法感应。征戍者的愁情实在太多、太深，越听“新声”，忧愁越被撩起，诗人通过“撩乱边愁弹不尽”，把他们的内心痛苦揭示得十分显豁。虽述边愁，却别开生面，一改黄昏向晚，独坐戍楼，湖风扑面，遐思凝望之景，而是军中作乐，琵琶弹奏，舞姿翩翩，通霄尽欢的场景。既是写“边愁”，却又写到“起舞”，岂不是苦中作乐吗？柳宗元说：“嬉笑之怒，甚于裂毗；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此诗所表达的心情，正是如此。诗人把自己对当朝皇帝穷兵黩武的谴责之情，通过写征戍者因军中宴乐而引起的复杂感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末句以景结情，在无可奈何中，抬头遥望，月照长城，莽莽苍苍，绵亘起伏，景象壮阔而悲凉。这种“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字营”的复杂感情，好像一汪深沉的湖水荡漾在征戍者的心头。诗人摄取军中宴乐这一边塞的生活细节，以乐写哀，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5、斗酒诗百篇——李白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杜甫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的李白是盛唐时期的一位天才诗人，在他年少时，随家从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蜀中属于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几位著名道士，在开元年间很受朝廷重视。少年李白的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胜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这样的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非常大。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他说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道教的影响，几乎伴随他一生。

另外，蜀中又是一个有着侠士风气的地方，对李白也有很深的影响。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魏颢《李翰林集序》甚至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在其《叙旧赠陆调》诗中曾叙述了一件他年轻时与人打架的事。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去长安时，在长安北门，被一群斗鸡的长安无赖给纠缠上了，李白与陆调二人同这群人大打出手，后终因寡不敌众，陆调先冲出重围，将官宪引来，才将李白救出。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隐居、仙游、任侠中度过的。

25岁起“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3年后，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30岁。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3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友，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希望得到引荐，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在玉真公主的荐引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供奉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1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1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结下了千古传颂的深厚友谊。两人同游梁、宋，在那里又遇高适，怀古登临，纵酒射猎。之后，他在齐州请北海高天师授道蓚，再次举行入道仪式。这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悲慨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入世，希望建立功业的心情并没有消退。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后来永王谋篡独立，触怒了肃宗，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他在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的乐府有种种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很颓废的，很悲观的醉歌，如《将进酒》、《襄阳歌》；有些是很美的艳歌，如《长相思》；有些是飘逸奇特的游仙诗，如《怀仙歌》；有些是沉痛的议论诗，如《战城南》；有些是民歌，如《长干行》；有些却又是个人的离愁别恨，如《客中行》、《静夜思》、《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乐府起于民间，而文人受了六朝浮华问体的馀毒，往往不敢充分运用民间的语言与风趣。而李白认清了文学的趋势，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接近自然。

李白的绝句随口而发，颇多神来之笔，风格壮美，大气磅礴，雄奇浪漫，而且充满自然明快的优美情韵。他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反映到他的绝句里，就形成了清新飘逸的情思韵味。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一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纷繁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天马行空式的奇妙想象，写得如此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他又有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赤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具有一气流贯的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如：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总之，李白是那个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李白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超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强硬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合为冥一的飘逸情韵，吸引着无数士人。由于他以才力写诗，凭气质写歌，他的诗风事实上是无法学习的。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有着不可替代的不朽的地位。

6、漂泊一生，忧民一世——杜甫

史家只载一时事迹，诗家直显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浦起龙《读杜心解》

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

——元稹

浣花溪边，风景秀丽，林塘优美，细麦轻花，一派田园风光。这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俗称“杜甫草堂”。“背郭堂成阴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品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就是杜甫结束了4年的颠簸生活后，对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作的描述。草堂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

杜甫，字子美，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官僚家庭，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明将名儒，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而且官拜膳部员外郎。其父亲杜闲为衮州司马、奉天县令，母亲是当时著名学者崔融的女儿。在如此显赫的家庭里，杜甫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也曾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从小就下苦功读书，7岁学诗，15岁扬名。在35岁以前，他过着读书与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进仕作准备。20岁时他就结束书斋生活，开始他的漫游生活。他先后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天宝三年他与李白在洛阳相识，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随后在宋地他们又遇到高适，三位高才谈诗论文，携手同游，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的《望岳》和《画鹰》表现出诗人的乐观自信和青春朝气。

天宝五年，杜甫志豪气壮地来到长安，准备一展平生抱负，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冷酷严峻的现实。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因此杜甫在原本象征读书人出路的科举之途上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后来几经周折他才得一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所谓右卫率福州曹参军。在此期间，杜甫作诗百余首，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各种社会矛盾，展示了危机四伏、盛世将逝的国家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奠定了杜甫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安史叛乱，时局剧变。杜甫携家逃难，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逃亡时期是杜甫生活经历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感受最丰富、最深刻的时期。随后，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则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让差役将自己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炽热灼人的情感互为表里、和谐统一。他特别注重铺陈手法的运用。这首杰作正是铺陈到底，全无比兴，但是由于诗人善于将自己的褒贬与爱憎、震惊与感叹、怨愤与怜悯、悲痛与无奈，全都溶入“有吏夜捉人”这一事件中，老翁翻墙、府吏发怒、老妇哭诉等等情节的具体描写，而未加任何主观议论，因而全诗显得形象逼真，情节感人，恰如一幕精品话剧，各个人物的举止声情真切可闻、历历在目。

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6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这卓绝千古的“三吏”“三别”中，杜甫以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以“诗史”特有的“实录”的笔墨，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百姓在经历叛军的催残后，又经受着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人民不满官府的凶残，却又忍受着痛苦承担起杀敌卫国的责任。漂泊西南时，杜甫仍然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悲欢，根据自己的见闻与感受，以炽热的情怀继续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而以“安史之乱”为轴心展示出更广阔、更完整的历史面貌，完成了以“诗史”补充和修正史传的千秋重任。

杜甫是盛唐后期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直面残酷的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了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面貌，同时在诗歌艺术方面，他转益多师，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兼有各家之所长，为后世诗歌树立起了不朽的典范，因而杜甫被尊为“诗圣”。

7、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

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

——苏辙

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夫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元稹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五、六岁便能为诗，九岁谙识音韵；十五、六……苦节读书，二十未已，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时……以至口舌生疮，手肘成胝”。16岁时，他来到了长安，怀诗文一篇去拜谒当时的名士顾况，受到迎门礼遇。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28岁在宣城参加乡试之后，他步入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仕进上曾一帆风顺。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35岁复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次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士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在此期间，白居易关注国事得失，关心百姓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特别在三年左拾遗任上，他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而且“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写有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大量讽喻诗。

元和九年，白居易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虽然后来又被召回长安，但他很快请放外任，以官为隐。

白居易的名篇丽句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远传国外，日本嵯峨天皇，曾大量抄写吟诵；鸡林（新罗国）贾人出重金搜求白诗。自从有诗以来，其作品为外国人士所珍视，白居易可算是第一人。在白居易的诗歌中以其感伤诗《长恨歌》最为有名，它和此前产生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共同代表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相传长安的歌伎因为能吟咏《长恨歌》而增价。

《长恨歌》是一曲爱情毁灭的悲歌。白居易作《长恨歌》其意“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诗的主题是“长恨”。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后，玄宗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形成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无奈。

这部文学作品最精彩的地方是把称颂爱情与讽喻贪爱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诗歌的描述一面是“卿卿我我”的爱情，一面是贪爱怠政的恶果。我们很难截然分辨出哪是体现李、杨爱情的地方，哪是体现李、杨怠政的地方，甚至一句诗、一个词语也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例如：“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我们可以认为，此乃描写李、杨爱情浓烈，也可以认为，此乃铺叙李、杨荒淫无度。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李、杨的爱情荒败了朝政，招致了“渔阳辈鼓动地来”和杨玉环的“宛转蛾眉马前死”。李隆基虽然舍不得自己昔日“爱如珍宝’的妃子死去，但面对护驾的“六军”，想救却“救不得’。如何‘以天下之王，不能庇一弱女”，这是因为“蛾眉”与“六军”的力量对比悬殊，更是因为“六军’不是如安禄山一样的邪恶势力，它代表着正义，是不容对抗、不容否定的力量。李隆基正是在一方是所爱，一方是正义的对峙的两难境地，才感到痛切心腹的“无奈何”的。这里没有单纯的善与恶的冲突，有的只是两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的交锋。

可以说，《长恨歌》中饱含的那一份无可奈何的感伤至杨妃之死已传达出来了，但作品并未就此结束，紧接着是对玄宗对杨玉环的伤心蚀骨的无尽思恋和李、杨人间天上生死不渝的深情的生动描绘。正是李、杨对爱情坚贞执着的追求和“天长地久有时尽”而分离却永无终期的深沉悲哀，使无可奈何的感伤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愈是饱含泪水不懈地追求与思恋，其分离就愈具有悲剧意义；其分离愈具有悲剧意义，使人冥冥之中感到的那一份无可奈何的心灵负荷愈沉重，感伤的心灵愈丰富。“南内凄凉”与“海上仙山”的描绘，其功能像一个放大器，把无可奈何的感伤加强了。

8、楚雨含情皆有托——李商隐

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沈德潜《唐诗别载集》

春天的洛阳，熏风醉人，百花盛开，到处是一派蓬勃的生机。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李商隐发现在堂兄李让山的邻居家有一个非常清新纯洁的少女——柳枝。她活泼好动，多才多艺，“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这个年轻诗人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李商隐请求和委托堂兄用一种极具诗意的方式去叩开少女渐渐觉醒的青春心扉。

在某一个春日，李让山在柳枝家南边柳树下下马，忘情地高声朗诵李商隐的《燕台诗》。《燕台诗》有《春》、《夏》、《秋》、《冬》四首。无论哪一首都是情深意切，旖旎动人的好诗，抒写着少年情怀。柳枝被如此生花妙笔打动了，她“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第二天，让山带商隐去和柳枝见面。为了避人耳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他们装作无意邂逅的样子，并且约好三日后相见。可是，他们并没有如约相见。一个和李商隐约好同赴京师的朋友，恶作剧地拿着他的行李先走了，致使李商隐无法按原定计划留下等待三天后和柳枝会面。柳枝的失望和悲伤可想而知。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李商隐在长安得知了柳枝的不幸遭遇：柳枝已经被镇守东都的大官夺走了。在悲愤伤心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五首小诗和序，即《柳枝词》，来纪念纯洁善良的情人。

李商隐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经历中爱而不得和得而复失的悲哀，使他常被一种感伤抑郁的情绪纠缠包裹。年轻的他虽负才名，深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又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招为女婿，可是，当时朝廷牛李党争十分激烈，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王茂元则倾向于李党，李商隐以令狐楚门人身份结亲王氏，因而被谪为“背恩、“无行”。所以在这朋党之争的夹缝中倍受压抑。死时年仅46岁。

李商隐一生写了600多首诗。《无题》诗尤其受到人们的称赞，代表了他最高的艺术成就和风格。标目“无题”或用篇首二字标题的诗，如《锦瑟》、《碧城》等，也属无题诗一类。以上此类的诗有70余首，这些大都为描写男女相爱的题材，语言精妙，意境深微，朦胧隐曲，形象优美。有的旨意难明，另有寄托。这些作品，吸引着千百万读者，为之细读玩味，赞赏不已。

其中的《锦瑟》是一首传颂千古而又是历代注家争论不休的“朦胧”诗。1000多年来，人们对这首诗的理解，各抒己见，臆测纷纭。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为令狐家名叫锦瑟的侍婢而作；有人认为是歌咏瑟声的音乐意境；有人认为是悼念亡妻的；有人认为是伤感唐室残破的。更准确的解释，此篇乃是自伤寄托之词。这首诗是李商隐罢官后退居郑州病逝之前所写的绝笔诗，作于大中十二年（858年），时年46岁，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回首一生遭遇，感伤身世，寄托情怀。诗人身世的悲怆，理想的幻灭，爱情的悲剧，人生路途的迷茫和无穷的遗恨，一并括在诗的形象之中，拨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弦。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开头两句，由锦瑟起兴，象征着自己的悲凉的一生，引起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古瑟花纹锦绣，声调凄凉。“无端”二字写出作者内心无限的愤懑，功名未就，风月蹉跎。作者一生有两件大为伤心之事：一是卷入牛、李之争的政治旋涡不能自拨，因而导致仕途坎坷，终生潦倒；一是爱情的曲折，终生悲剧，心灰意冷。诗人自伤政治上的失败，爱情的忧思，双重苦痛，引起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颇颈二联，共用了四个典故，写华年之思的具体内容。以虚幻的形象，创造出朦胧的境界，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写自己不同侧面的身世感概。第三句用《庄子·齐物论》中庄生梦蝶的故事，呈现了一种人生的恍惚，作者用这个典故所显示的意象，说自己的一生因卷在牛、李两党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犹如幻梦，感到迷惘；第四句用《华阳国志》中蜀王望帝化为杜鹃，每到春天便悲啼不止、直至出血的故事，包含了一种苦苦追寻而又毫无结果的悲哀；李商隐借此神话传说，写此二句，是说自己一生政治生活和恋爱失意，只能借诗歌抒写出来，把自己的满腔悲债，通过望帝杜鹃之口悲啼泣血，宣泄自己难言的忧愤和痛苦。第五句用《博物志》里海中鲛人泣泪成珠的故事，借此来抒写自己人才埋没、遭时不遇的悲哀。第六句虽不知出自何典，但中唐人戴叔伦曾以“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形容可望而不可即的诗景。诗人用蓝田日暖，宝玉生烟的美好意境，比喻自己早年种种美好的愿望，在惨酷的现实面前，使得一切终如云烟，可望不可即，暗喻虽有才能，却被弃置，不得施展。这一联抒发作者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而又无法实现的悲哀。

尾联二句，情味婉曲，深挚哀痛。是说以上种种凄怆欲绝的情怀，痛苦执着的追求，终成泡影幻灭。面对现实，只能成为欢情含悲的回忆了，终不禁惘然若失。痛定思痛，不堪回首。这是李商隐的一生总结，是离开人世之前的绝命之词。

9、情致豪迈，轻倩秀艳——杜牧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李商隐《杜司勋》

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

——洪亮吉《北江诗话》

杜牧一生浪漫多情，留下许多风流佳话。他进士及第以后，听说湖州美女如云，就去那里游览。当时的刺史是他的老朋友，就将全城的妓女都找来，任他挑选，结果一个也没有看上；刺史又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龙舟大赛，引出了全城姑娘都来观看。他沿岸观察，还是没有看到中意的。傍晚意兴阑珊时，忽然看到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马上惊为天人，遂前去求亲，并约定10年后来娶。果然他于14年后来做刺史了，但一打听那个姑娘早已嫁人了，并且已经有了孩子。为此，他不无遗憾地感叹“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后来在扬州做节度史的牛僧儒请他去做书记，他白天办公，夜晚去风流。他自己很同情歌妓的命运，也是见不得与歌妓离别的。在离开扬州时，他写下了3首诗，总结这段生活，即《遣怀》和《赠别》（两首）。杜牧在后人心目中是以风流才子著称的，关于他的风流韵事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然而知人论世，首先就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身世。

杜牧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皇帝昏庸，大臣倾轧，藩镇割据，宦官专横。朝廷内朋党相争，宫市为害。这样严峻的现实，杜牧冲击其间，在他的政治生涯与文学活动中自不能不有所反映。另外，杜牧出身于名门望族，据考证杜牧是西晋杜预的第16代孙。有意思的是，杜牧与杜甫同为杜预的后裔，只是支派相去很远。杜牧的祖父杜佑，也是一名著名人物，他官至宰相，并注有《通典》一书。杜牧家学深厚，他自己也是才华出众，少有才名，当时朝廷中不下20人争相为他宣扬名声。早年的他关心国运民生，曾经注意探讨财赋、兵甲、治乱和兴亡问题。他在《郡斋独酌》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在他的歌咏中，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是重要的思想内容。

在杜牧26岁参加进士考试时，他就携带他的《阿房宫赋》去谒见太学博士的吴侯陵，吴阅完当即赞道“真乃君王辅佐之才”。尔后这篇《阿房宫赋》成为震古烁今的代表作。金圣叹评论道：“穷奇极丽，至矣尽矣！却是一篇最清出文字。文章至此，心枯血竭矣。逐字细读之！”众所周知，杜牧所作《阿房宫赋》是因为“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假借秦事以讽之”。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无情地揭露了秦始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以丰富的想象，凌空的角度，泼墨如云地描写了宫廷之富、建筑之宏，宫女之多，歌舞之盛，以及宫女们装饰之艳，望幸之殷，禁锢之严，命运之惨，从而乘气蓄势迸发出一股义愤的激流，为成千上万的宫女发出了血泪的控诉。作者在这里描述的艺术形象虽然是豪华富丽的阿房宫，但其笔触情感仍处处落脚于宫女。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杜会里，宫女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妇女悲惨命运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的平民诗人白居易也是以“怨女三千放出宫”的诗歌创作为武器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阿房宫赋》里洋溢着的强烈的爱憎反映出作者鲜明的进步的政治立场。杜牧敢于把矛头对准皇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全篇骈散相间，错落有致，读起来流畅自然而富于节奏。特别是末段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议论精辟，语言生动，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克服了汉赋那种晦涩呆板的毛病，在晚唐仍然盛行四、六句式，堆砌辞藻的风气下，更显得难能可贵。

真正能代表杜牧诗文最高成就的是他的绝句，特别是咏史诗。杜牧的一些咏史绝句善于用翻案法。如《赤壁》、《题乌江亭》等七绝阐述了深含哲理的精辟见解，被誉为“二十八字史论”咏史诗既是史又是诗。即是“用意隐然”，从对历史的唱叹中看到作者思想感情的折光。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写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借三国赤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他之所以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时，借史实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即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样的感叹，自负不凡，风格俊爽，雄姿勃发。又如《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诗讽刺当时统治者面对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束手无策，而借题发挥，歌颂失败者那种百折不回的精神而睥睨那些侥幸取胜的人；立论精辟，风格俊爽，令人振聋发馈。另一种咏史七绝是通过咏史来讽刺晚唐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如《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以含蓄的手法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的罪行但诗不直言玄宗荒淫误国，而只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形成鲜明对比。用“无人知”其秘密而误以为是军国大事来突出其荒唐可笑，通过形象描绘，收到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10、“诗豪”刘禹锡

梦得佳作多在朗、连、夔、和时。

——《围炉诗话》

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所脍炙不下百首矣。

——杨慎《升庵诗话》

刘禹锡（公元772年—842年），字梦得，洛阳人。他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此他在文章中屡屡谈及：“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进取精神，鼓励个体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与柳宗元同时登进士第。由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4岁的刘禹锡参与了王叔文、王任的“永贞革新”。王叔文也非常欣赏刘禹锡的诗文和人格，“尝称其有宰相器”。于是他们二人与柳宗元等共同成为革新派的代表人物。这些有志之士共同商榷的改革方案，顺宗看完后总是言无不从。但是这些举动引起了守旧派的强烈不满。守旧的宦官们对革新派进行残酷的打击和无耻的诽谤，后来又勾结藩镇发动宫廷政变，顺宗被迫退位，致使革新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一些思想进步的政治家有的被害，有的被贬。刘禹锡幸免于杀身之祸，被贬至朗周达10余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正是他大半生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

虽说刘禹锡多次被贬，但是他也未曾削弱其斗志，反而用其犀利的笔锋有力地回击了宦官权贵们的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也正是因为他坎坷的命运与经历，以及官场的失意，为其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又远避祸端，他假借外物来揭示人的本质，揭露了社会的灰暗现状，为此以寓言作品来表达强烈的爱憎成为他创作的一大特色。他对中唐的政治、经济中的诸多弊端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他寓言诗内容上的政治特色。刘禹锡的大部分寓言诗是他被贬滴在朗州期间的作品，在这些诗中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诗人特有的、昂扬的精神风貌和他的思想才华。

刘禹锡的寓言诗有的是对中唐弊政的揭露，如《养鸷词》、《调瑟词》；有的是反击政敌的，如《聚蚊谣》、《百舌吟》、《飞莺操》；有的是表现其哲学思想的，如《有獭吟》。在永贞革新前的作品中，以《养鸷词》比较著名。刘禹锡借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对抑制藩镇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在首联，刘禹锡表达自己对军队建设的看法：“养鹜非玩形，所资击鲜力。”也就是说组建军队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张声势，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在发生外敌入侵，奸人造反的时候，用以安邦定国。然而中央政府就像那个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而藩镇呢，不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有充足的经济来源，还有独立的兵权，正因为“旦暮有余食”，“饮啄既已盈，安能劳羽翼”，如此，那些自给有余的藩镇岂能再服从中央的调遣？诗中刻画的不服从少年遣令的鸷鸟，不正是那些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的强藩军阀的形象吗？而那个“日月哺不息”的不懂养鸟之道的少年不又是软弱昏庸的中央政府的形象吗？诗人在诗中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饥则为用”，即削弱这些强藩的实权和经济实力。

“二王八司马”事件使刘禹锡彻底看清了宦官权贵们的丑恶嘴脸，他愤怒、抑郁、震惊却不乞怜、消沉。他愤然起笔写就《聚蚊谣》，以群蚊形象生动地比喻了当时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丑恶嘴脸。他们相互勾结，聚集在一起，如群蚊般在昏暗中乱飞乱叫，“利嘴迎人看不得”，讽刺宦官权贵都善于在阴暗的角落里搞祸国殃民的鬼把戏。他们性格残暴凶狠，人格渺小卑琐，他们可以在历史舞台上喧嚣一时，可以对革新人士进行种种迫害，“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但是“天生有时不可遏”，这些丑类最终逃不脱可悲可怜的下场；“清商一来秋日晓，看尔微形饲丹鸟”，写得十分辛辣尖刻，预示了趾高气扬、害人虐物的守旧派必然遭到灭亡的可悲下场。

刘禹锡不但善写政治讽喻诗，同时他广泛汲取民歌的营养，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贬地创作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又独到的。这些民歌体小诗抒写清新自然，生动活泼，情调淳朴温馨，意蕴深远。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民歌最为世人称道，读起来琅琅上口。在杨柳青青的江畔，一对青年男女悄然邂逅，男子佯装不知，就在江边唱起了情浓意蜜的情歌，声声拨动着曼妙女子的心弦。在焦急中等待的女子渐渐听出了歌中所饱含的深情，又有所怀疑。在这里“东边日出西边雨”就表达出女子的复杂心情，它采用六朝民歌谐音双关的表现手法，以“无晴”谐“无情”，以“有晴”谐“有情”，把两种不相关的事物统一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妙意境，使得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委婉含蓄而富有情致。

刘禹锡的民歌小体对后人影响很大，后世文人竞相效仿，堪称诗史上一大创举。翁方刚说刘禹锡：以《竹枝》歌谣之掉，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

11、元和中兴，文章复古——古文运动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何谓“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它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散文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们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典范。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峰巅过后散文创作就进入低谷了。先秦两汉散文虽然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晋之后，散句单性、质朴古朴的散文逐渐式微，而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日益发展起来。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句式整齐，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曾给散文发展一定的有益影响。可到后来，作家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不顾内容，骈文一味追求骈俪，并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上充斥了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这一潮流沿袭到初盛唐时期，成了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骈文兴起，古文中衰的同时，复古运动也开始酝酿。古文运动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颇有差异；但是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还是取得了共识。

在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其时朝野间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无改观。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几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即便朝廷严加奖惩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不在破旧，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不无反讽的意味；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其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须直接面对的。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至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打击浮艳文风。他的《谏政理书》、《谏雅州讨盛羌书》都是散体名篇。此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盛唐诸家，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间，韩愈、柳宗元才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放在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

他们又主张文体革新。这其中有四个层次。其一是反对骈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其二是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但他们学古却不泥古，韩愈提倡“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辞”。柳宗元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因为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其三，他们都重视“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并对“文”提出具体要求：“唯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韩柳所倡导的“古文”，既继承又区别于先秦两汉的古文。其四，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一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韩愈为文，“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柳宗元为避免文章“剽”、“弛”、“杂”、“骄”等弊病，慎防“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思想运动，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缚，为宣传新思想服务。其实古文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为宋代的新儒学运动做了铺垫和准备。总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2、寂处观群动，独立自吟诗——柳宗元

柳氏贬永州“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韩愈《柳子厚墓志髴》

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

——茅坤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也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溪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也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也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籍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13、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

李唐群英，惟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

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韩愈上任潮州刺史时，正逢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水茫茫。一天，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损失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韩愈不仅为官勤政，而且在文学上贡献卓绝，被后人评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文学家苏轼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几句评语是韩愈一生的写照，前两句是赞扬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对文学的历史贡献；后两句是称颂韩愈的忠勇爱国精神。

韩愈字退之，河阳人。他3岁而孤，由嫂郑氏抚育成人，25岁进士及第，后任监察御史。韩愈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所以不久他就因上书陈说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在韩愈的一生中，他为官勤政亲民，为师身亲躬行。另外，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文风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力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而且，韩愈针对唐朝时期骈体文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为了扭转文风，恢复秦汉时散文的优良传统，他与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使当时的文坛犹如吹进一股清新的春风，立即鼓舞了作家们的士气。韩愈也率先垂范，带头写起了新式的散文，创作出了一大批震古烁今的散文名作。韩愈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他的文章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文之美，在于浩然气势浑浩流转之中，又能呈现出一种宽裕从容之风姿，形成一种特别的美。像《张中丞传后序》记述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死守唯阳，屏障江淮，捍卫天下的事迹，驳斥造谣中伤张许的流言，全篇文章气势浩然。其中一段记张巡部将南霁云：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相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唯阳之人，不食月徐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日：“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泅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末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此篇文字，从乞师、就义二事，刻划南霁云义烈勇武的品格，栩栩如生。在此，南霁云、张巡两位历史人物的凛然正气，与作者景仰先烈的情感打成一片，形成文章的浩然气势，所以激动人心。其中插入“愈贞元中过泅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二句，其时空内容，是从金戈铁马的战争，瞬时切入和平的生活。其艺术效果，是为读者给出低徊深思的徐地。论审美感受，则是在浑浩流转的气势之中，呈现出从容宽裕的风姿。这就见出大手笔的艺术涵养。

韩文之美，在于“以龙渊之利议于割断”。文学批评贵有判断，判断力取决于修养，只有当判断主体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修养，才能够精辟判断具有高度造就的对象。并且意味着，精辟的判断，本身就具有一种美。《师说》一文就可以尽显韩愈的判断之美。

《师说》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又云: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云: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三条教育哲学命题，分别判断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本质、师生之关系，皆寥寥数语，而断制分明，涵义完整、深刻，富于创新。如“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命题，即是以道德文化高于阶级的涵义，对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这一命题，及其中所包涵的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意义，作出了创造性发展。这些命题，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一言而为天下法。惟其简练精辟，所以美。

14、花间词祖——温庭筠

“画屏金鹤鸽”，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

——王国维《人间词话》

不要根据条规和原则进行，只画你所观察到和感觉到的，……最好不要失掉你所感觉到的第一个印象。

——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

温庭筠才华横溢，每次参加考试的时候，总是押官韵作赋，能八叉手而成八韵，因此，当时人称“温八叉”。因为温庭筠作诗不打草稿，拢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所以科场中人又称他为“温八吟”。更有趣的是，考试的时候，温庭筠不仅自己八叉手成八韵，还为邻铺假手，据说每次都能救数人，即在考场帮助左右的考生。另外，温庭筠才思敏捷，擅长对对子。一次，李商隐得一上联“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正苦无下联的时候，温庭筠说，“怎么不对‘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唐宣宗曾经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没人能对上，温庭筠当下就用“玉条脱”来给对上；诗中又有药名“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为对，大获皇帝的褒扬。

然而温庭筠生活放荡不羁，好讥刺权贵，多触忌讳，屡试不第。他行为放浪，喜欢出入秦楼楚馆之地，与歌妓舞女为伴，这种行为被讲究德行的一般士大夫所不齿，从而权贵不愿与他交往。他又任性不驯服，不但不依附权贵，也不奉承权贵来换取功名富贵，而且一有机会就公然讽刺当朝权贵。也正因为如此，他失去很多发达的机会。在唐宣宗时，温庭筠曾代令狐袊作《菩萨蛮》20首献给唐宣宗，本有通过令狐袊显赫的机会，因为当时宰相令狐袊地位显赫，众人攀附，但是温庭筠瞧不起令狐袊，屡有讽刺。他说令狐袊是“中书堂内坐将军”，讽刺令狐袊不读书，没有学问，根本与其位不相称。这些话得罪了令狐袊，于是他上奏宣宗说温庭筠有才无行，不宜取中进士。温庭筠前后三次参加进士考试，每次都名落孙山，这与他得罪权贵，没有人为他力荐有很大关系。

温庭筠的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然而温庭筠实不如李。而温庭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通过他词来奠定的。他以其香软密丽的词风、较高的艺术成就和对词体的开拓之功，被后人称为花间派鼻祖。像《菩萨蛮》这种浓艳香软、绮丽精美的作品代表了温词的主导风格，这种风格与当时镂金错彩之美的社会风气及温庭筠自身风流浪荡的个性气质紧密相联。他的词常常创造出一种带有幻梦、沉醉、颓废、感伤、神秘感的美，这种美既清远又艳丽，既清晰又朦胧，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端庄之美，而是一种带有勾魂摄魄的魔力之美。

《菩萨蛮》多写妇女的闺情绮怨，细致地描写她们的容貌、服侍和情态。比如：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日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整首词述说了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在情浓如斯的室内，似有所失，也似有所悟，推窗望去，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又是一个凄清的晓风残月之景，可是，“此情只待成追忆”，昔日的景色，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可今天，风景依旧，人却惘然。

词的上阙写居室女子的心情意趣，却纯用景物装成。或水精，或玻璃，或暖香，或鸳鸯锦，或柳如烟，或残月天。景亦浓亦淡，相辅相成，人物的情思也就孕育在其中。词的第一句是对居室环境与氛围的描写，描写水精帘里的清新洁净，水晶制帘，玻璃制枕，澄澈晶莹，一片清明。锦被上绣着鸳鸯，质地花纹都极为华丽，绣鸳鸯也昭示了主人公的一种理想，一种寄托。此句中惹梦之“惹”字用得很妙，很生动，唤起人们活泼的想像，也写出了女子的娇慎与妩媚。暖香缭绕，惹梦之娇嗔，而梦之被惹又由于环境之香气馥郁而来，则其梦境可想而知。此二句分写居室内的情景，一淡一浓，淡者澄澈晶莹，浓者无限缠绵。环境的清新洁净，情思的旖旎缠绵，两相对照，相得益彰。

词在音律上也很有特色，一、二句用“枕”“锦”为上声“寝”韵，幽抑曲折，三、四句的“烟”“天”用上声“先”韵，轻松，惬意，似在幽抑中透出了光明。这光明乃由眼前景、当年情组成。音节由幽抑而至轻快，景物却由室内的华丽转为室外的凄清。华丽的现在不等于有了幸福，凄清的过去却因为有了爱而显得充实。这也是一组矛盾，却透出了艺术乃至人生的辩证法。

下阙过渡到对女子的正面描绘。“藕丝”写衣饰，用“秋色浅”匹配，仍以淡色为主，与水精帘、颇黎枕遥相呼应。“人胜”写女子头上的装饰，“参差剪”喻指高低不平的花形装饰，富有立体感。满头配饰，浓丽华艳，与暖香、鸳鸯锦相关联。香红，在这里指的是花，但红以香衬之，有颜色也有气味，两鬓插花，色彩鲜艳，香气袭人。“玉钗头上风”，头戴玉钗，两鬓插花，满头装饰，在风中摇曳，给人以袅袅翩翩之感，进一步唤起了人们的想象与美感。下闺虽写人，但人物始终没有正面出场，作者只是借服饰、装饰摹写出人物在其间的感受。

温庭筠的词题材狭窄，思想性不高，然而艺术成就斐然。清代的刘熙载曾在《艺概》中给予温词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他的词成为成功脱离开诗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并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本风貌。

15、海内声华并在身，筐中文字绝无伦——元稹

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

——白居易《酬微之》

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

元稹，字微之，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订交。而在史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其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二人诗筒往来，唱和甚富，酬唱频繁。所谓“诗筒”就是将诗放在竹筒内，以诗代书，往返传递，互致问候，互通章讯。白居易《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喜欣、惺惺相惜的内心。

元稹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8岁丧父后，随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当时家贫无师，由母亲教授，并从姨兄学诗诵经，15岁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元和元年（806年）元稹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他的政治生涯也颇多坎坷，全因为他为官忠于职守，为民请命，政绩显著，敢于弹劾不法官吏，因而遭到更大的忌恨。最为著名的是他充剑南东川详覆使时因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名动三川。在同州1年，他均定土地税籍，减轻了百姓负担。在浙东7年，他上疏奏罢岁贡海味，均定税籍，兴修水利，政绩显著。

元稹不但在政治上颇多作为，而且他多才多艺，擅长书法、音乐，尤长于诗，宫中殡妃最爱唱他的诗，呼为“元才子”。他自己还开创了“元和诗体”，将唐代诗歌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风致宕逸的艳丽小诗，是元诗的重要方面，这些诗虽然历来指为轻靡，但也是最富于艺术色彩的。而其中悼亡诗则出于真情实感，深至真切，不应以艳情目之，情感细腻，意象明丽，哀感顽艳。诚所谓“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陈寅烙在《元白诗笺证稿》说：“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长篇则如《梦游春》，短诗则如《离思》。

元稹不光在诗歌方面享有“海内声华并在身”的声誉，而且他还是传奇小说的倡导者。他的《莺莺传》文笔优美，刻画细致，在民间流传最广，而且后世戏曲作者也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据传：元稹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在子河中府任职，恰逢河中绛州节度使浑碱逝世，军人因丧而骚乱，其间元稹保护了“崔莺莺”一家，并与莺莺相爱。贞元十九年元稹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后，与韦丛结婚，遗弃了莺莺。小说《莺莺传》又正好作于次年（804年）九月。

小说中张生性格温良、仪容端美，是饱负经纶的才子，而崔莺莺是出身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张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而同寄寓于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生命财产遭受威胁，张生竭力救护。在郑氏谢恩的家宴上，张生对莺莺一见倾心，写情诗托侍婢红娘传递。莺莺回复诗文，约他幽会。张生欣然赴约，却因“非礼之动”遭莺莺斥责，然而数日后莺莺却主动投人张生怀抱。后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中，与莺莺情书来往，并互赠纪念物以表深情。但遇到高门望族的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韦丛时，张生终于变了心，诬蔑莺莺是天下之“尤物”，认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忍情抛弃了她。一年多以后，张生另娶，莺莺也另嫁。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见她，遭莺莺拒绝。当时人还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补过者”。小说作者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张生，为他负心薄悻的行为进行辩护。据前人考证，张生即作者的化身，元慎是以自己的亲身感知与体验来写这个人物的。当然小说与真人真事不能等同，但是了解这一点，就有助于深人理解作者的创作态度与张生这一艺术形象。在当时门阀制统治下，“擢进士第”以建立自己的功名，娶“高门女”以取得可靠的政治前途，是社会上盛行的最高理想。张生抛弃莺莺正是为了另攀高门，寻求个人的功名仕途。张生的朋友们虽然赞赏莺莺的才华人品，但囿于等级制的士族婚姻礼法，他们又表扬张生能忍情，认为他抛弃莺莺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矛盾的根由就在于门阀制度。

《莺莺传》的思想意义远逊于同期《李娃传》、《霍小玉传》，但是，它宣扬“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艺术成就突出，颇受历朝文人的赏识，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16、薄命君王绝代词——李煜

二主词，中主哀而不伤，后主则近于伤矣，然其用赋体不用比兴，后人亦无能学者也。

——吴梅《词学通论》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透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

世人一提到李煜的为人和思想则概而论之为亡国之君“苟且偷安”、“纵情声色”、“侈陈游宴”、“迷恋宫廷豪华生活”，词作“只是追怀过去宫廷生活的享受，没什么可取”等等。如此评价是否公正呢？其实李煜虽失其为君，却未失其为人，作为一个人，他的人品和为人处世，还是应当给予肯定的。面对强敌与淫威之主，他虽无力也未能抗争到底，但却并非一味屈服；身为囚徒之后，终日以泪洗面，从未曲意逢迎，一直不忘故国，而不像臭名昭著的阿斗刘禅，蜀亡被俘时，司马昭邀宴，他竟喜笑自若曰：“此间乐，不思蜀！”最后李煜被宋太宗派人用牵机药毒死，据说这种毒药，人吃后状如机弩，前仰后合，就像被拉开又放手的弓，一会直一会弯，如此数十回，便一命呜呼。可知李煜之死，实在惨不忍睹。

而关于李煜之所以被宋太宗毒死，相传是由于看了李煜作的《虞美人》一词。词中抒写了亡国之痛和幽囚之悲，物是人非，境过时迁的感受。宋太宗对此词极为不满，因为它使得已经归降大宋的南唐旧臣多有下泣者。他怕南唐会东山再起，所以就发生了牵机药之事。正是“一江春水诉怨愁，愁肠吐尽命也休”。

陈廷掉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李煜之词为“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可以说，后主词是他天才直感的产物，其先天不拘的才情加上后天习来的卓越的艺术描述力使他的词呈现出“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的天姿”。他的词处处体现着不首雕镂的本真之美。真挚之情贯穿了李煜一生的词作，其前期词多为帝王家的流连光景、浅斟低唱，论情感厚度无法与后期相比，但却均为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不失其赤子之心”。

李煜前期的词风婉转缠绵，等被俘后，词风一转而成大开大阖，幽伤、怀念、哀叹、郁结，那种“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向偎人颤”、“叫郎悠意怜”的情调没有了，“无奈夜长人不寐”的描写也没有了，从而迈进了他作品本身的最高境界。这一时期的作品，意境大，感慨深，力量充沛，具有较大的感染力。他的《破阵子》一首，是他被押北上辞别太庙时写的，描述了离开南唐时的情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有人认为全词流露出作者对南唐帝王生活无限眷恋、怀念的情感，身瘦鬓白倒没有什么，最难忘却的是旧时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首词是在李煜被俘后所作以追述离别南唐之事。这首词的上半阙极写南唐强盛时的状况：南唐有过广袤的国土、富足的经济、豪华的宫苑。而后李煜笔锋陡然一转，十分沉痛地说出了一句：“几曾识干戈！”南唐国这美好的一切，都只因为自己不识“干戈”，即从来不注重也不懂得军事而一手断送了。词的下半阙写今日囚徒生活。但囚徒之苦，莫过于回首亡国受辱那一刻，因此，李煜极为典型地抓住了国破家亡、辞别祖庙、身成俘虏那最惨痛的一幕：“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一幕，也许只有几分钟，但却使他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牢记过错，为的接受教训、以求进步；不忘耻辱，目的在发愤图强、以求雪恨。这是人之常理。假如李煌早识干戈，何至今日仓惶辞庙而身败国亡呢？他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深刻反思检讨，并非“懊丧”，实为悔恨之后的觉醒。这就不难解释后来为什么李煜向宋称“儿”，宋太宗还要把李煜毒死。正因为惧怕他的觉醒而招旧臣以东山再起。

被视为“绝命词”的《虞美人》是各家选本推崇的李煜第一代表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扰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此首词表达了对故国一切珍美事物的眷恋，以及对往昔的追悔，眷恋与追悔不断在其心中激荡盘旋，词中弥漫着浓烈的忏悔意识，沉郁之至，令人凄然欲绝。因而，其词情空间充满着枯与荣、冷与暖、死寂与生机、梦境与现实的两极体验，从而迷离彷徨、愁思无限。词一开头便责问花月，追忆往事，把读者带入一个现实的特殊情境中：春花秋月，小楼东风，千里明月。一切看似那么美好，却已物是人非、江山易主，触动了词人内心深处的创痛，于是，转入想象。明月下的故国，料想雕栏玉砌应该犹在，却已朱颜尽改，此景此情更使伤心，人愁不能已，潸然泪下。词人的想象空间从“小楼”—“故国”—“小楼”间飞了个来回，时间也跨越了今宵—往昔—今宵的回环变迁。就在这时空变化、虚实结合中，拓展了国破家亡的悲伤内涵。最后，以水喻愁，直抒胸臆。纵有千万种国仇家恨、身世之感，他也只能诉诸笔端，使其成为滔滔东去的江水，难以遏止。于是，在抚今追昔、忧伤感怀中，回荡着词人眷恋往昔、追悔莫及而又死不屈服的凄恻音响。其情感之沉郁深厚，力透纸背，令人心灵为之震颤。难怪王国维要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17、白马蹄印漫西行——唐玄奘

玄奘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与地理的能手……《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

——季羡林

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

——英国史学家史密斯

如果没有法显、玄奖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印度史学家阿里

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大面积了解始于汉代，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掀起了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次高潮。东晋时，法显和尚前往西域佛国取经，掀起了中外交通史上第二次高潮。但若论行程之远，历时之久，还要数唐代高僧玄奘的西游取经之行。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张骞还是法显，对周边国家的介绍都十分简略，而玄奘回到长安后撰写的反映他在西域各国所见所闻的专书《大唐西域记》，长达12卷，是现存古籍中反映周边列国社会状况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其记述之详细、材料之丰富，都是空前的。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石缑氏镇附近）人，隋朝末年出家为僧，专力研究佛教经典，成为一位有名的高僧和佛学家。然而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过于雄厚，李渊父子实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公开宣布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抬高道教地位，贬抑佛教势力。这种环境对玄奘的触动很大，他认为佛教遭此不幸，原因之一是佛教内部的派别之争，只有统一佛教教义，才能平息派别之争，而要统一佛教教义，就必须到佛教圣地天竺去寻求真经。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玄奘从唐朝都城长安出发，向西行进，年底到达高昌。第二年继续西行，经凌山、热海之险，过素叶水、逻私诸城，开始转向南下，从今中亚南部到今阿富汗东北部，又向东经今巴基斯坦北部，到达迦湿弥罗。停留一段时间后，于贞观三年末循印度半岛北部往东南行，经过今尼泊尔南部时，他参拜了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和寂灭地。贞观五年年底，到达摩揭陀。从贞观十年至十二年，他外出游历，足迹踏遍了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还一度进入印度半岛的腹地，今昌巴尔河流域东南一带，然后仍西行至今巴基斯坦，顺印度河北上，到达克什米尔南部查谟附近的钵伐多。两年后，又重新向东南回到了摩揭陀，继续学业。贞观十七年，玄奘携带所得的佛像和大量的佛经，经过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北部，经于阗，于贞观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玄奘西行，历时19年，历程5万余里，是一次举世闻名的伟大旅行，为他完成国际性地理及历史专著《大唐西域记》准备了条件。

《大唐西域记》追记了玄奘所见所闻的138个城邦、地区和国家的情况，其中110个是他亲历，28个是从传闻得知。所记范围十分广阔，从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及印度半岛和斯里兰卡，北达今中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至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大唐西域记》按照玄奘旅行的先后次序来追叙西域各国的情况，记述各国状况时，还做到了详略适宜，记小国时，简单明了，甚至三言两语，而遇到比较大的或比较重要的国家时，便用较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

《大唐西域记》所记的内容涉及到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公元7世纪中亚、南亚等国的地理气候、社会风俗、文化、宗教、经济、物产等各种情况，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载。玄奘每记一国必先言其方位、范围、土壤状况和气候特征，给人们提供了各国的地理和气候概况。在社会风俗和文化方面，玄奘也作了叙述，并常能将各国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状况与其地理气候和经济条件相联系，很有见地。《大唐西域记》在宗教方面记述尤详，几乎每记一国，都要记述该国的宗教状况。玄奘对于佛教的记述和描写，为研究7世纪中亚、南亚佛教教义、流派、杂教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唐西域记》对中亚、南亚等国政治制度、经济物产等状况的反映，也为人们研究7世纪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在“印度总述”中，玄奘详细地讲述了印度的宫室、种姓、刑法等政治状况，反映了印度当时的政治生活。在记述各国的经济物产方面，《大唐西域记》也比较注意反映不同国家的农业、商业和财政等经济状况。

《大唐西域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玄奘回长安时，唐太宗就下令隆重欢迎，《大唐西域记》完成后，太宗立刻表示“当自披览”。唐政府摧跨西突厥割据政权，使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地区重新与内陆归于统一，后又进一步遣使西行，与中亚、南亚及西亚各国建立了更广泛的友好往来关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以及为当时外交政策的制定，《大唐西域记》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今天《大唐西域记》更是研究我国西北边区民族历史地理的不可缺少的材料。它所记述的100多个城邦、地区和国家中，有一部分在我国新疆境内，对这些边区兄弟民族的记载，虽然自秦汉以来历代史不绝书，但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不多见，其中不少记载是举世无双的。同样《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7世纪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伊朗以及更远地区的历史状况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近代从事中亚、南亚历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无不把《大唐西域记》作为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史料，欧美、日本等海外学者都曾对此书进行过翻译和研究，足见其价值之高。

《大唐西域记》的诞生，是中外交通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大唐西域记》以其亲见亲历的特点以及详实丰富的内容，在中外交通史和世界地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8、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慧能

神秀的偈强调宇宙的心，即道生所说的佛性。慧能的偈强调僧肇所说的无。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神秀的偈表现了前一句，慧能的偈表现了后一句。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佛教典籍分为“经”、“律”、“论”三部分，称为“三藏”。其中，“经藏”是以佛祖释迦牟尼的口气叙述的典籍；“律藏”是约束佛教信徒言行的戒律；“论藏”是佛教学者从理论上解释佛经的著作。在浩繁的中国汉文佛籍中，只有一部被称为“经”的，这就是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

慧能，也叫惠能，生活在唐太宗贞观至唐玄宗先天年间，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慧能家居岭南，3岁丧父，家境贫寒，目不识丁，以砍柴卖柴为生。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卖柴回家的途中，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听后若有所悟。他问读经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回答说是从禅宗五祖弘忍处学的。于是他就辞母离家，投奔佛门，来到弘忍讲法的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冯墓山寺院，要拜弘忍为师。

弘忍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一身南方少数民族打扮的年轻人，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慧能回答：“弟子是岭南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成佛。”

弘忍又问：“你是岭南人，怎么能成佛呢？”

慧能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但佛性并无南北的区别。我南蛮之身虽然与您这尊贵的和尚之身不同，但您与我的佛性有什么区别呢？”

慧能的回答，实际上提出了人人都有平等的佛性的根本主张，深得弘忍的赏识。慧能就这样留了下来做了一名行者。他的主要工作是做担水、舂米等杂役，在体力劳动之余，才能去听弘忍讲法。8个月后的一天，弘忍召集全寺僧众，要每人写一偈（佛经中的唱词）。当时弟子中学业最佳并以当然的继承人自居的神秀在墙上作了一首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这里的“菩提”、“明镜”都是指佛性。这是说，人人都有佛性，但要觉悟佛性而成佛，需要长期不懈地修炼。

对于此偈，众僧均赞不绝口，唯独慧能不以为然，也作了一偈。由于他不识字，只好请人代书于神秀那首偈的旁边。偈曰：

菩提本如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

在慧能看来，人们觉悟佛性而成佛，根本就不需要长期修行。弘忍对慧能的偈十分欣赏，认为他才真正领悟了禅宗真义，决定将慧能定为继承人。于是，他秘密传授给慧能《金刚经》，并将代代相传的法衣（袈裟）传给慧能，作为嫡传的凭证。弘忍知道神秀一派会加害慧能，要他返回岭南以待时机。16年后，弘忍已死，慧能拿出法衣，以弘忍继承人的身份开始在广东曹溪宝林寺讲法。他在此间讲法30余年，影响很大。与此同时，神秀也在北方传教，形成了禅宗南宗与北宗的对立。慧能死后，他的弟子神会等人对他的思想大力宣传，南宗影响逐渐战胜神秀一派，成为禅宗正宗。慧能被尊为禅宗六祖，慧能的代表作《坛经》也被称为《六祖坛经》。

《坛经》是慧能应邀到韶州大梵寺，为千余僧众讲法的内容，由他的弟子法海集记整理成书。《坛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在敦煌发现的抄写本与法海原稿最为接近。这个抄写本为一卷，12000余字。

《坛经》系统记述了慧能所创的佛教哲学。它阐发了“心即真如”的佛性论，提出了“顿悟成佛”的方法论。据此，慧能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距离极大地缩短了，把由现实世界进入彼岸世界的方法也极大地简化了，在佛与众生之间，只有“一念之差”。所以《坛经》最后导出了“凡夫即佛”的宗教结论。

《坛经》这一套新的佛教哲学，以极其简洁明快的方式，确立了新的成佛途径。按照这种方式，广大民众不须修行，不必读经，只要克服“一念之差”，即可得道成佛。这无疑强化了佛教的吸引力，顺应了唐代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历史趋势。正是这样，慧能学派获得了众多的拥护者，成为唐代中期以后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人们至今还在用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成语，便典型地反映了《坛经》精神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它经历了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的有生命力的内容长久地积淀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思想，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看，《坛经》所高扬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心性之学的重要崛起，上直承孟子，下开启宋明哲学。

以《坛经》为代表有禅宗思想，强调心灵的觉解和领悟的直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唐宋以后的诗人画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通过对山水草木等自然景观的描绘，呈现出心灵的跃动与精神的追求，真可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沈括《梦溪笔谈》），“一点尘动，是心所现”（沈灏《画麈·笔墨》）。他们把直观、领悟作为一种真正体现了审美情趣的创作境界和创作方法，在文学艺术创作中重视对自然的体验、意境的追求、灵感的妙悟、凝练含蓄的表达，出现了“禅诗”、“禅画”之说。这种新的艺术精神，规定了唐宋以来诗、画风格及表现方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