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品与诗魂纵览（一）

文/网络编辑制作/荷花小女子

古今人品与诗魂纵览（一）

第一部分

01、人品与诗魂（小序）

02、避乱礬清湖

03、南明覆亡的反思

04、种梅·赏梅·咏梅

05、欲断尘缘却难舍

06、民族英雄的赞歌

07、一曲悲歌哀松山

08、此生总悔负玉京

09、魂牵梦绕旧京华

10、海市景观

01、说明

这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15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02、人品与诗魂（小序）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他们两位是在清初诗坛上处于盟主地位的人物，后来被人们奉为“开国宗匠”。

在明清星移斗换之际，中原板荡，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整个社会经历了痛苦的抉择，汉族统治者被撵下了政治舞台。改朝换代的狂飙，使这两位诗坛巨匠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去。他们本是明朝大臣，后来却先后投入清廷的怀抱。这样的角色，在当时免不了受人唾骂，甚至连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列为“贰臣”。这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吗？不，应该看作是历史的大悲剧。

论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声望和影响，钱谦益当在吴伟业之上。邹镃《有学集序》说：“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给予很高评价。陈文述以为钱诗“沉郁藻丽，原本杜陵，逸情高致，远在梅村祭酒之上”。这些论述，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尽如此。

钱谦益比吴伟业年长二十余岁，私交甚笃，甚至梅村老年得子，牧斋也赋诗祝贺（见《梅村宫相五十生子赋浴儿歌十章》）。特别是梅村诗集付梓时，曾请牧斋为之作序，不用说，自有倚重之意。不过牧斋对梅村之诗也推祟备至，他在《序》中说：“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愈学愈不能者。”他认为吴伟业之诗“文繁势变，事近景遥，或移形于跬步，或缩地于千里。泗水秋风，则往歌而来哭；寒灯拥髻，则生死而死生”，正是他所说的属于“可学而不可能者”之列，可见钱牧斋对吴诗颇为倾心。

平心而论，钱、吴之诗，各有千秋，自成大家。钱诗以雄浑奇诡、沉郁顿挫见长，而吴诗则多属抒心写性之作，如果将吴伟业仕清前后看作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梅村家藏稿》即将仕清之前的作品收入前集，仕清之后的作品为后集，可见作者的苦心），那么，前期作品中的中心主题是家国之恨，这是梅村诗魂之所在。后期作品中除抒写亡国之痛外，更多侧重于抒发个人身世的悲哀和内心的痛苦，诗风转向哀婉悲怆。事实上评论一位作家，“知人论世”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因为诗魂是诗人政治理想、道德情操和美学思想的综合体现，所以人们在评论其作品时，必定要结合生平际遇，兼及为人，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历来评论家对钱、吴的评价不一，分歧甚大。究其原委，大半因为两人都是失节大臣，对他们的人品颇有微词，尤其是钱谦益，人们对他的贬责甚多。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谦益诗早年局度精整，沧海之后，善能造哀。文闳肆寄恣，经史百家，旁及佛乘，悉供驱使，是以一时推为文宗。然其人奔竞热中，反复无端，方苞诋之曰其秽在骨，不得谓苛。”这一看法，颇有代表性。“奔竞热中，反复无端”八字，确是一语中的。

例如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魁首，在南明弘光朝，为了获得一官半职，竟卖身投靠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甚至不惜出卖灵魂，上疏为阮讼冤，颇为清流所不齿。此其一。其二，明代末年，女真族统治者在东北崛起，屡屡睥睨中原大地。钱谦益对东北边祸曾深表关切，这无疑是爱国心的流露。但曾几何时，当清兵铁蹄席卷中原、渡江南下之际，他却率先带领大臣们开城迎降，成了被人唾骂的“汉奸”。尽管他晚年曾支持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斗争，但终未能洗尽其叛降的耻辱。因此，人们在天平上对他的人品进行衡量时，更多地倾向不满的一端。

钱诗“原本杜陵”之说，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如此，其实钱、杜品格的高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杜甫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对人民深厚的爱，构成了杜诗的灵魂，而钱谦益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由于钱谦益品格上的污点，对他的诗作恐怕不应作过高的评价，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吴伟业，入清后他曾长期隐居乡里，以保持名节，后在新朝引诱、胁迫下，半推半就地踏上了仕清之途。不过钱之降清和吴之仕清不仅时间有先后，而且性质也有所差别。首先，钱谦益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身居要职，在清兵南下之际，他非但不组织人民进行抗清斗争，而且率先开城迎敌，他的降清明显带有主动性质。而吴的仕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这是他懦弱性格造成的悲剧。其次，钱是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久，脚根尚未站稳之时降清的，显然具有背叛明朝的性质，而梅村的仕清晚至顺治十年，即清政权统治中土已达十年之久，政局趋向相对稳定，清政府除了采用硬的一手在军事上继续实行无情镇压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则采取安抚政策，广泛网罗人才为新政权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吴伟业由他人推荐而仕清，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晚节有亏，但和钱牧斋的开城迎降不可等同视之。特别是钱降清之后，非但未有悔恨之意，而且还向清朝统治者献媚。史惇《恸余杂记》载：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日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清初下令薙发，在平民百姓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因而牧斋领头薙发，自然遭人讥诮。有人对钱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有文无行”。这也许太苛刻了些，但反映了人们对他为人的评价。

吴伟业对自己未能坚守民族气节深感痛悔，仕清前后，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北上之前曾拜谒推荐他入朝的江南总督马国柱，吐露自己的心迹：“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投赠督府马公》）表示愿意隐遁田园以了此一生。临到京之时，又一再表示“此身只合伴渔樵”，“白衣宣至白衣还”。这些诗句，决非矫饰之辞。仕清之后，他更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进行自我谴责。“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这类充满感伤的忏悔，淋漓尽致地将内心矛盾和痛苦和盘托出，令人难以卒读。在他诗中，强烈的故国之思和深沉的悔恨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后期创作的特点。只因大节有损，使那些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篇什，也蒙上了灰尘，这是很可惜的。

对于古人，我们自然不必过分苛求，但人品的高下优劣，不能不直接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吴伟业的作品里，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揭露现实的黑暗，以及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方面，似乎都超过钱谦益，有着与同一时期诗人相比的更强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小册子里比较侧重于介绍吴伟业，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03、避乱礬清湖

在中国江南秀丽的古城苏州东南，有一湖泊叫礬清湖，百顷湖面，清澈见底。堤栽杨柳，鱼跃水中，花路若梦，渔歌杳渺。传说春秋时期范蠡离开越国时，曾取道于此，故湖名范迁。世传久远，音近而讹，称为礬清湖。这样一个土地膏腴、宛如仙境的地方，在腥风血雨的动乱年代却成为人们避乱逃生之所。

吴伟业的组诗《避乱》六首就是写在他避乱礬清湖之时。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宣告了明王朝的覆灭，不久，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了南明政权，它多少给人们以恢复中原的一线希望。遗憾的是，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清兵迅速向南推进，攻陷扬州，五月初渡过长江天险，从镇江、丹阳围攻南京，昏庸无能的弘光皇帝仓皇出逃，南明小朝廷就像一颗流星似的瞬间即逝。吴伟业也就从一位朝廷命官沦为平民百姓，随着混乱的人流开始了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

从乙酉避乱开始，是吴伟业生活中的一大转折。清兵南下时，他匆忙回家，率领全家避乱礬清湖，尝够了国破家亡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国运的衰微和个人的际遇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首组诗的基调。他将自己对时局的感慨，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全部倾注在这组诗中。《避乱》第一首主要是抒发他当时的心境：“我生江湖边，行役四方早。所历皆关河，故园迹偏少。归去已乱离，始忧天地小。从人访幽栖，居然逢浩渺？”这的确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自从他二十三岁科场得志后，身任要职，宦游九州，经历海内名山大川，无暇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在离乱中才突然觉得天地是那样的狭小，找不到安身之处。从甲申到乙酉，朝改代换，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吴伟业个人来说，他从一个明朝大臣，一变而成丧国的遗民，自然意识到自己命运与明朝的盛衰休戚相关。尽管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但这却是现实。可以说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如今，他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产生了“定计浮扁舟，于焉得终老”的想法，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决心隐居山林，在礬清湖直至终老，这实际上是他当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思想反映。

组诗的第二、三、四首倒叙诗人从闻讯、出逃、行舟，以及到达礬清湖时的情景。“予也仓皇归，一时携百口。两桨连若飞，舟扁戢来久”。诗人携全家出逃时的艰难情形，在他另一首诗《礬清湖》序中，有详细的记述：“风雨大作，扁舟掀簸，榜人不辨水门故处，久之始达。”扁舟在大风大雨中本来驾驭就很困难，更因船工不辨水路而延长了旅途的时间。当时诗人的亲父母和嗣父母都跟随身旁，两对白发双亲，“动止需人扶”，加上“妻妾病伶仃，呕吐当中途。长女仅九龄，余泣犹呱呱”。妻妾体弱，儿女幼小，长途跋涉，辛苦自知，“多累心常苦，遭时转自怜。干戈犹未作，已自出门难”。这是他避乱途中的真实写照。

诚然，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一己之身和自己的一家，这组诗的视野是广阔的，他把避乱途中所见到的人民苦难都摄取到他的诗中：“却话来途中，所见具八九。失散追寻问，啼呼挽两手。屡休又急步，独行是衰朽。”“老稚争渡头，篙师露两肘，屡唤不肯开，得钱且沽酒。”老百姓在逃亡途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跃然纸上。正因为作者亲临其境，有切身感受，因此写来富有真实感，由于他在战乱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底层的人民，使他的思想有所变化，更同情人民的疾苦，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有利的影响。“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在他身上也得到体现。

这组诗中还对南明政权的失败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吴伟业作为南明政权的官员，他比一般的老百姓当然更了解朝廷的内幕：“天堑非不雄，哀哉日荒燕。嗟尔谋国徒，坐失江山半。长平篙起舞，扁舟疾如箭。可惜两河士，技击无人战！”直接痛斥和鞭挞了南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祸国殃民。这批“谋国徒”身居高位，不以国事为重，终日沉醉在宴饮淫乐之中，纵有长江天险，却无法挽救南明政权的覆灭命运，痛惜南明将士虽有作战本领，却无人抵御清兵，白白断送了大好河山。诗人对南明统治者的不战而逃非常反感，加以抨击：“骤得口头信，龙关已不守。由来嗤早计，此日尽狂走。”讽刺弘光朝的官僚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不谋划对抗之良策，相反却讥笑那些建议及早作抵御准备的人。一旦清兵南渡，他们却仓皇出逃，惊慌失措。“此日尽狂走”，把他们的狼狈相暴露无遗。

组诗的内容很丰富，于写景中见抒情，于叙事中寓感慨，有条不紊，结构恢宏，场景变幻推移，而且动静结合，交辉相映，而每一首或明或暗，都有礬清湖的影子。

吴伟业避居礬清湖时，清兵刚渡江南下，灾难还没有蔓延到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但是好景不长，世外桃源本来是不可能存在的。十余年之后，吴伟业又写过一首《礬清湖》诗，这时他笔下的礬清湖早已不是《避乱》中描述的那样静谧、秀丽的地方了。他当年避难所依靠的同宗兄弟青房等在战乱之后，因毁家纾役，旧业早已荡然无存。“池荷久不开，岁久填泥淤。废宅锄为田，荞麦生阶除。当时栖息地，零落今无余”。留下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

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浩劫，人民为它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法偿还的。

04、南明覆亡的反思

顺治二年（1645），清兵的铁蹄像洪水般涌向长江南北，刚刚建立一年之久的南明弘光朝，在几乎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迅速地被冲垮了。弘光朝灭亡后，吴伟业携眷属避难他乡，不久便回到故里，过着隐居乡间的生活。痛定思痛，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对南明小王朝倾覆的原因进行审视和反思，写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题材的诗篇，其中以《读史杂感》为题的组诗，共十首，多借历史故事，以古喻今，对南明弘光朝的政治腐败予以抨击，反映了奸臣当道、朝政混乱的情景。诗人以当时的史实为素材，有意识地把它们编织成“诗史”，形成吴伟业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北寺谗成狱，西园贿拜官。上书休讨贼，进爵在迎銮。相国争开第，将军罢筑坛。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

（十首之三）

南明弘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也是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福王朱由崧昏庸无能，沉迷于酒色，内臣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外将则专横跋扈，难以驾驭。此诗借用前朝历史典故，从各个方面揭露弘光小王朝政治上的腐朽，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原因。

北寺是唐代内侍省，由掌管皇宫事务的宦官组成，因设在皇宫北面，故称北司或北寺。这里指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之辈。“北寺谗成狱”，是抨击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旦大权在握，便肆意制造冤狱，陷害正直人士。据《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载：“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大铖又诬逮顾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狱，劾周镳、雷縯祚杀之。”阮大铖还利用“狂僧大悲”案，“欲假以诛东林及素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纳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恶劣的政治气候，使正直的朝臣难以立身。西园是东汉皇家苑囿。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立库而贮之，“公千万，卿五百万”。这里借以揭露弘光朝“朝政浊乱，贿赂公行”。《马士英传》载：“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诸白丁隶役输重赂，立跻大帅。都人为语曰：‘职公贱如狗，都督满街走。’”诗中刻画权奸专政，迫害忠良，以及卖官鬻爵，贿赂风行的情形，和史籍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福王朱由崧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马士英和阮大铖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杀于煤山。四月，史可法等人欲立潞王朱常淓，而马士英与阮大铖等暗中计议，拥立福王朱由崧，与刘泽清、黄得功等将领发兵送福王至仪真，史可法等不得已，率群臣迎福王于南京即位，改元弘光。论定策功，马士英加太子太师，靖南伯黄得功进爵为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皆封伯。“进爵在迎銮”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士英自诩立福王有功，便极力排挤史可法。《马士英传》载：“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士英大愠，令高杰、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扬，而士英留辅政，仍掌兵部，权震中外。”《明史·史可法传》载：“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指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相国争开第”即指马士英争入朝辅政，排挤史可法事。

马士英为了培植党羽，起用亲信田仰，遂罢淮阳巡抚路振飞。诗中揭露马士英等权奸以拥立福王为资本，徇私弄权、排斥异己的行径。这种种事迹，向人们揭示出由于朝政极端黑暗腐败，弘光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诗最后以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守节不屈，终于载誉归汉的故事，借指左懋第。崇祯十七年五月，福王立，朝议遣使北上，与清廷通好议和，乃拜左懋第兵部侍郎，以兵三千人护行。顺治二年六月，左闻南京失守，恸哭不已，终因不愿降清，被诛。左懋第虽守节拒降，然却不能挽回弘光朝的覆亡命运。“空余苏武节”云云，实是沉痛之语。

下面再引一首：

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

（十首之五）

如果说前一首主要是针对那些权倾朝廷的奸佞之臣，那么这一首则直指弘光皇帝；前一首写朝廷的政治腐败，这一首则写宫廷内的荒淫生活；前一首表现朝政的种种黑幕，这一首则仅从一件事——选美女来反映，以南朝亡国之君陈后主宠爱张丽华、孔贵妃，借以再现弘光朝广选妃嫔的丑恶一幕。

在拥立福王朱由崧的过程中，张慎言等人指责福王“贪淫、酗酒”等所谓“七不可”，遗憾的是，福王即位后，非但不思悔改，而且变本加厉，终日只顾饮醇酒，选美女，民间讽刺他为“老神仙”。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这里摘录几条：

时上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明季南略·朝政浊乱》）

除夕，上在兴宁宫，色忽不怡。韩赞周言：“新宫宜欢。”上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明季南略·韩赞周泣对》）

八月初二日丁巳，科臣陈子龙奏：“有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

（《明季南略·诏选淑女》）

二月二十三日，命礼部广选淑女。……浙江巡抚张秉贞、内官田成得出示嘉兴，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苏州闻之亦然，错配不可胜纪，民间编为笑歌。

（《明季南略·声色》）

吴伟业在《鹿樵纪闻》中也有多处记载，这里不再引述。诏选淑女的闹剧，扰得“闾井骚然”，正在这时，清兵已渡江南下，进逼南京，福王仓皇出逃，这些妃嫔全被清兵掳去。“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妃嫔的可悲命运，令人感叹！陈后主的荒淫昏庸，历史上是有名的。而福王朱由崧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胸无大志、不图国事、整日以声色美酒作伴的人，怎能承担起“中兴”之责？议立福王本身就已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的可耻而又可悲的结局，应该不仅仅看成是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历史的大悲剧。

《读史杂感》十首，不愧为“诗史”之称。善于用典是吴诗的特色之一，而《读史杂感》尤为突出。也许因诗中触及时事，未便直言，所以几乎无句不用典。诚然，用典得当确能使诗歌显得精炼含蓄，增添诗的思想容量，而昊伟业之所以能运用自如，而且贴切自然，不牵强附会，是得力于他对经史典籍的熟悉。

05、种梅·赏梅·咏梅

天寒地冻，万花纷谢，梅花傲霜开放，幽香沁人。梅和松、竹素有“岁寒三友”之称。也许，正是她那斗霜傲雪的品性，因而受到文人学士的偏爱。自古以来，中国喜爱梅花的人很不少，宋代著名诗人林逋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长期隐居在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以诗书自娱，终身不娶，专心种梅养鹤，有“梅妻鹤子”之称。他的咏梅诗也颇负盛誉。《山园小梅》就是代表作之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后来词人姜夔用其诗句自创《暗香》、《疏影》二曲，成为咏梅的绝唱。司马光《温公诗话》在评论林逋时说：“人称其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曲尽梅之体态。”林逋的爱梅、咏梅在诗坛上早已传为佳话。至今孤山仍有放鹤亭，西湖风景中还有“孤山赏梅”一景，就是他的遗迹，也算是后人对他的一种纪念吧！

吴伟业对梅花的酷爱，在诗坛上也是很有名的。顺治元年，他买下明朝吏部侍郎王士骐（王世贞的儿子）的别墅，便加以整修扩建，遍种梅花，遂改名为梅村。后来作者以梅村为号，可见梅村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据《镇洋县志》载：“梅村在太仓卫东，旧为明吏部郎王士骐别墅，名贲园，亦名新庄，祭酒吴伟业拓而新之，易今名。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樵溪舍、桤亭、苍溪亭诸胜。”或许吴伟业即是受林逋的影响，将梅村作为自己明亡之后的栖身之处，以度过他的余生。他的七律《梅村》就是表现他在甲申事变之后隐居在乡间的生活和心境的：

墨梅图（元　王冕）

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桑落酒香卢橘美，钓船斜系草堂开。

明朝的覆亡，给诗人的生活带来重大的转折。为了保持名节，退居家乡，直至顺治十年应诏北上为止，他在梅村度过整整八年的隐逸期。这首诗可看作他乡居生活的真实写照。首联写乡居生活的环境和梅村的景色。枳篱茅舍，写出梅村的简朴，且富有乡间的特色。“掩苍苔”则是强调人迹罕至，以致长满青苔，从而衬托出梅村的清静。“乞竹”句写诗人亲自种竹栽花，其中含有对梅村的苦心经营。作者晚年在《盐官僧香海问诗于梅村，村梅大发，以诗谢之》中写道：“种梅三十年，绕屋已千树。”作者死于康熙十年（1671），就按此向前推算，至顺治元年（1644）购置贲园时，也不足三十年。也就是说，自购置贲园之后，作者就悉心种梅，所谓“乞竹分花手自栽”，所栽的显然就是梅花。再从“绕屋已千树”看，梅村面积颇为广阔，可算得上是一座大庄园。这一联短短十四个字，就将梅村的景色——绿篱、茅屋、竹子、梅花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些景色多是“冷色”，和作者隐居乡间悠闲自得的心情相吻合，或者说协调一致。因此，看似写景，却有抒情的成分在，这种景中寓情的写法，在艺术上取得相当的成功。

闲适的乡居环境，造成精神上的懒散，“不好诣人”和“惯迟作答”，都是一种懒散的表现，是说自己不愿主动去拜访别人，也懒于给亲朋好友写回信。“不好”和“贪”，“惯迟”和“爱”，恰好从正反两个角度，即从正面刻画、从反面衬托行动的懒散。如果说颔联主要表现懒散的心态，那么颈联则突出表现闲适的心情。“闲窗听雨”，这一“闲”字用得很妙，因为窗无所谓“闲”与不闲，所以闲窗的“闲”，实喻人闲。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在闲得无聊时，才会直愣愣地在那里“听雨”，所以闲字用在这里很贴切。“独树看云”对“闲窗听雨”，除表现闲散的心情外，且更深一层地揭示出作者蕴藏在心底的孤独感、压抑感。“上啸台”是暗用晋代诗人阮籍的故事。阮籍生活在魏晋之交的动乱年代，深感生不逢时，常独自携酒登台长啸，以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里作者显然以阮籍自比。这一句虽然只占全诗的八分之一，但却以少胜多，反映了作者的真实思想。表面上他赋闲在家，过着悠闲散漫、与世无争的乡居生活，实际上内心却无比压抑和痛苦，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实在令他难以忘怀。所以第二三两联同样是写情，但手法不尽相同。靳荣藩《吴诗集览》说：“三四句写情，五六情中有景，故不重复。”可以这样说，这首诗情中有景，景中寓情，十分耐看。

《梅村》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诗人的后半生，即入清之后的岁月，除了顺治十年至十三年再仕清廷赴京做官外，其余的日子都是在梅村里度过的，直至他去世。他生活在梅村，和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的《盐官僧香海问诗于梅村，村梅大发，以诗谢之》有这样的诗句：“种梅三十年，绕屋已千树。饥摘花蕊餐，倦抱花影睡。枯坐无一言，自谓得花意。……寄语谢故人，幽香养衰废。溪头三尺水，好洗梅魂句。”他不但亲手种梅，而且会心赏梅，进而挥毫咏梅。种梅、赏梅、咏梅成了他爱梅的三部曲。可以说他的爱梅已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饥食花蕊，倦睡花底，梅花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苦恼，他企望在纯洁的梅花世界中去寻求安慰。但是，他仕清之后，沉重的负疚感一直在窒息着他的心灵，使他负担了太多的痛苦，直至临终之前，也未能得到解脱。

在弥留之际，诗人留下遗嘱，死后愿葬在邓尉、灵岩附近。也许因为这一带有着悠久的种植梅花的历史，是江南地区赏梅胜地之一。诗人生前居住在“绕屋已千树”的梅村，死后也期望埋葬在梅花丛中。如今风风雨雨的三百年过去了，诗人墓地附近梅花依旧，每当梅花盛开时节，繁花似雪，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幽香。诗人酷爱梅花，梅花也愿意与他作伴。如果梅村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欣慰。

06、欲断尘缘却难舍

佛教自从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到了魏晋时期，知识阶层中许多人倾心于佛教，佛家思想被中国文人广泛接受，于是，佛教遂与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文学史上与佛教渊源较深的文人可列出一大串，如颜延之、谢灵运、王维、柳宗元、苏轼等。他们笃好佛理，在文学创作中也都表现出浓重的佛教意识。特别是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史书上说他终日“以禅诵为事”。他的诗和画，表现佛教题材的就很不少，一些描绘山水风景的小诗，也往往涌透着禅味。如著名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仅仅二十个字，画出了一幅深山小景：在黄昏时分的深林中，空无一人，夕阳返照，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隐隐的人语声，反衬出山林的静悄悄。佛教崇尚空虚，认为天下万物的本质是“一切皆空”，即所谓“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这里的色，是指一般事物的形相。他们认为客观事物只是感觉上虚假的幻影。王维在《鹿柴》里所强调的是“空山”，他把色空观念不露痕迹地融化在这首诗中，从而构成一种变幻无常、空虚清寂的意境。

明清之际，朝代更迭，世事变化无常，人们深感自身命运难以掌握，因而文人学士中好佛之风转盛，像吴伟业这样的文坛巨擘，也一度想遁入空门，他的一些山水诗，其意境和趣味颇近王维，如五律《元墓谒剖公》：

一衲消群相，孤峰占妙香。经声清石骨，佛面冷湖光。花落承趺坐，云归识讲堂。空潭今夜月，钟鼓祝前王。

诗中描写佛门出世的生活，摄入镜头的全是“孤峰”、“空潭”、“花落”、“云归”这一类景色，组合成空灵冷寂、虚幻无常的境界。类似这样以佛教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梅村诗歌中尚有不少，如《赠苍雪》、《送继起和尚入天台》、《包山寺赠古如和尚》等。

吴伟业与佛教徒往来频仍，并非偶然。甲申事变，风云突起，亡国之恨使他深受刺激，他既心怀旧主，又不得不面对新朝，这种矛盾的心境使他易于契合佛理，从中寻求解脱。当时他曾与好友愿云相约削发出家，后愿云赴杭州灵隐为僧，皈依佛门，而吴伟业却始终未践约。梅村有《赠愿云师》和《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二首，详细地记叙这件事。

愿云姓王名瀚，字原达，曾受业于张采。他早年就与吴伟业相识。明亡后，出家灵隐，受法于云门具德和尚。顺治七年（1650）夏，赴庐山求法。当时他曾回乡，住太仓城西太平庵，贻书与吴伟业告别，信中大意云：“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道一著，不可不勉。”要吴伟业悟道践约，吴因感其言，作《赠愿云师》酬答，其中一段表达了自己愧于未能践约的心境：

……万化皆空虚，大事惟一著。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怍。末运初迍邅，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梅村之所以“惭负青山约”，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固然他念及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妻子儿女，百口之家赖他支撑，使他无法弃家出走。记得《红楼梦》第一回跛足道人唱的一首《好了歌》，歌词写道：“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一个人真要做到断绝尘缘，心如枯井，恐怕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他痛感自己在甲申事变时未能以身殉国，因而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他无法摆脱痛苦的纠缠，似乎黄卷青灯也不能使他的灵魂得到安宁，所以才发出“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的感叹。他想出家，却又不能看破红尘，思想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诗的最后又作出“不负吾师言，十年践前诺”的许诺。

灵隐寺（浙江杭州）

然而漫漫的十年之后，愿云从庐山归来，结果是梅村再一次负约。他在《喜愿云师从庐山归》序中说：

愿云住云居十年而归，出其匡庐诗，道五老、石门、九奇、三叠诸胜，飞泉怪瀑，不可思议，而尤以御碑亭云海为第一。观竟，似住镜光白银二种世界，不知沧桑浮尘为何等事矣。愿公赠余五十初度诗，其落句云：“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松声。”盖责余前约会时，方丧乱衰病无家，顾以高堂垂白，不能随师以去也。

愿云于顺治七年远游庐山，十年之后即顺治十七年（1660）归来，这时梅村当五十一岁。故愿云赠梅村五十初度诗有“半百定将前诺践”之句，实则催促他实践前约。梅村固然对庐山胜景，诸如飞泉怪瀑、御碑亭云海等心向往之，也想抛弃尘念，进入“不知沧桑浮尘为何等事”的境界。但他依然不能忘情于世事，“十年践前诺”不过变成一句戏言。对于自己一再食言，他甚感惭愧，作《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答之：

胜绝观心处，天风万壑声。石门千镜入，云海一身轻。出世悲时事，忘情念友生。乱离兄弟恨，辜负十年盟！

前半首写景，“天风”、“万壑”、“石门”、“云海”，仿佛令人置身于世外，就像幻化成虚无缥缈的仙境一般，不由得使人感到“一身轻”。后半首写情，因“悲时事”而难以“出世”，“念友生”而不能“忘情”，这“悲”、“念”、“恨”和佛门六根清净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经常缠绕着他。梅村既不能忘俗，又怎能出家？最后他只能对朋友表达了“辜负十年盟”的歉意。

吴伟业生前因“悲时事”而未能出家，但多次负约似乎对他的精神也造成无形的负担，因此在他即将走完人生的道路之时，他不忘叮嘱家人，愿死后敛以僧装，以示皈依佛门作为最后的归宿，这也许是临终前决心践约的一种表示吧！如果不是仅仅为了精神上的安慰的话。

07、民族英雄的赞歌

“生死无愧辞，大义照颜色”。吴伟业在《临江参军》中，以满蘸激情的笔触塑造了两位抗清的英雄形象——杨廷麟和卢象昇，对他们激昂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节操加以热情的讴歌，令人难忘。作者在《梅村诗话》中说：“余与机部（杨廷麟字伯祥，又字机部，临江清江人）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可见作者创作这首诗态度相当严肃、认真。

明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骚扰宣府羊房堡一带，北京受到严重威胁，朝廷大为震惊。“战”，还是“和”，朝廷里主战主和两派矛盾激化。主和派以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首，主战派中有杨廷麟和卢象昇。

杨廷麟，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为人刚正不阿，曾上疏劾杨嗣昌，指责他“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见《明史》本传）。总督卢象昇也极力主战，《明史·卢象昇传》载：“当是时（指崇祯十一年），嗣昌、起潜主和议，象昇闻之顿足叹曰：‘余受国恩，恨不得死所，有如万分一不幸，宁捐躯断腹耳。’及都，帝召对，问方略。对曰：‘臣主战。’帝变色，良久曰：‘抚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起潜议。’出与议，不合。”其实崇祯帝很明显倾向主和，只是不便明说而已。因此朝政大权实落在主和派手中。

崇祯十二年，明军在河北巨鹿附近的贾庄与清兵交战。在贾庄战役中，杨嗣昌等人伺机进行报复。杨廷麟本是一介书生，杨嗣昌却“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昇军。”（《明史·杨廷麟传》）“君拜极言疏，夜半片纸出。赞画枢曹郎，迁官得左秩”，指的就是这件事。让一位翰林院编修去赞画军事，有点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味道。同时，杨嗣昌又有意断绝卢象昇部的粮饷，《卢象昇传》云：“（嗣昌）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闭闉绝粮。”并一再抽调卢象昇的部下，以致最后决战时，“亲军唯数百”。因此贾庄战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贾庄战役的惨败，又促使明王朝向灭亡的道路上迈前了一步。

这首诗以《临江参军》为题，主人公当是杨廷麟无疑，但诗中却以相当的篇幅刻画卢象昇，他与杨廷麟一样，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特别是他在战场上以身殉国的情景，描写生动，感人至深。“公知为我故，悲歌壮心溢。当为诸将帅，挥戈誓深入。日暮箭镞尽，左右刀铤集。帐下劝之走，叱谓吾死国”。他身先士卒，深入敌阵，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明知自己处于险境，却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

诗中有两个细节描写，表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在临战前，他意识到敌强我弱，难免一死，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公独顾而笑，我死则塞责。老母隔山川，无己寄凄恻。作书与儿子，勿复收吾骨。得归或相见，且复慰家室。”而他对于友人，则关怀备至，为避免无谓牺牲，临战前有意让杨廷麟离开贾庄。《梅村诗话》载：“卢自谓必死，顾参军书生，徒共死无益，乃以计檄之去，机部不知也。机部至孙待郎传庭军前六日，而卢公于贾庄殉难。”所谓“别我顾无言，但云到顺德”，诗中所蕴含的意义，非语言所能表达。对人对己，他是有一杆标准的。通过这两个细节的描写与比较，卢象昇的形象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卢象昇殉难后，杨嗣昌辈还企图加以诬陷，“先是嗣昌遣部役张姓者侦贾庄，而其人谈卢公死状，流涕动色。嗣昌榜笞之，楚毒倍至，口无改辞，曰‘死则死耳，卢老爷忠臣，吾侪小人敢欺天乎。’遂以考死”（见《梅村诗话》）。杨嗣昌为了达到诬陷目的，竟然把据实报告卢象昇死状的部役拷打至死，而一个普普通通的部役，在严刑拷打之下，依然面不改色，口无异辞，情愿赴死，可见人间自有正义在。

作为诗中的主人公杨廷麟，更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形象。“临江髯参军，负性何贞烈。上书请赐对，高语争得失。左右为流汗，天子知质直”。他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辞，直言不讳，力主抗清。这样，诗的开首就把他贞烈刚正的性格粗线条勾勒出来。他虽是一介书生，派遣他赴前线赞画军事，却毫不推辞，且决心以身保国：“成败不可知，死生余所执。”

他和卢象昇可说是志同道合，《梅村诗话》说：“卢与阁部议军事不合，遇机部相得甚。”共同的抗清主张，使他们成为挚友。贾庄战役中，卢象昇曾致书监军太监高起潜，请求合军围击清兵。高起潜非但不予响应，竟拔营夜遁，卢象昇孤军无援，故遭失败。卢死后，杨廷麟如实上疏，涉及高起潜。他的友人冯邺仙担心因而招祸，替他将奏疏中的这一段话删去。杨廷麟知道后很生气，致书给冯邺仙说：“高监一段竟为删却，后世谓伯祥不及一部役耶！”诗中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记叙：“诏下诘死状，疏成纸为湿。引义太激昂，见者忧谗疾。公既先我亡，投亦复奚恤？大笔苟弗明，后世谓吾笔。”杨廷麟刚正质直的性格，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后来杨廷麟还特地到宜兴访卢象昇子孙，慰问关怀烈士遗属。“犹见参军船，再访征东宅。风雨怀友生，江山为社稷”。在风狂雨骤的动荡年代，社稷危倾之际，像卢象昇这样为国牺牲的将领，值得人们深深地怀念。

吴梅村这首诗作于杨廷麟任南京司业旋里时。《梅村诗话》载：“已而，机部过宜兴访卢公子孙，再放舟娄东，与天如师（张溥）及余会饮十日，嘉定程孟阳为画髯参军图，钱牧斋作短歌，余得《临江参军》一章，凡数十韵。”杨廷麟后起兵守赣州，隆武中进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丙戌（清顺治三年）十月殉难，晚节昭然。

08、一曲悲歌哀松山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战役的失利，是继崇祯十二年贾庄战役之后的又一次惨败，它无疑加速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路程。松山一役，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失败之惨，在明代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松山在今辽宁省锦县西南，山之西有松山城，与“兵家必争之地”锦州相邻。东临渤海，南下可直达山海关。因形势险要，朝廷不惜派重兵坚守，为明代山海关外对清作战的主要据点。

崇祯十三年五月，清兵围困锦州，一封封求援的军书飞驰京城。次年三月，崇祯帝命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援剿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以及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凡八大将，兵十三万，马四万，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统领，驻守松山一带。后数度与清兵激战，均损兵折将，遭到严重挫折。于是锦州围益急，而松山亦被围。崇祯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为清兵内应，松山遂破，全军覆没。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邱民仰等不屈被杀，唯洪承畴苟活降清，颇受重用。这关键性的一役，关外劲旅尽丧，为清兵入关直取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吴伟业《松山哀》一诗，以凝重的笔触对松山战役作了历史性的回顾。

顾名思义，此诗重点在一个“哀”字，围绕着“哀”而层层展开，“哀”就是这首诗的主旋律。诗以慷慨悲歌开始，一股悲郁压抑的气氛仿佛迎面扑来，且听：

拔剑倚柱悲无端，为君慷慨歌松山！卢龙蜿蜒东走欲入海，屹然搘柱当雄关。连城列障去不息，兹山突兀烟峰攒。中有垒石之军盘，白骨撑拒凌巑岏。十三万兵同日死，浑河流血增奔湍。

松山一带，山高地险，洪承畴曾命曹变蛟在松山北、乳峰山西筑垒列营，并在周围修筑长壕。然而却抵挡不住清兵的攻势，明军惨遭失败，制造了一幕“十三万兵同日死”的悲剧。诚然，松山之战，历时数月，非集于一日，所谓“十三万兵同日死”，实是夸张的写法，不过是表达“全军覆没”之意，因为非如此就难以烘托这一惊心动魄的悲壮场面。据《扈从东巡日记》载：“自杏山迤南沿海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这一记载，可作为“流血增奔湍”的注脚。松山战役的失败，丧失了明朝在东北的屏障，之后不久，锦州、杏山、塔山相继陷落。从这一战役中已露出清盛明衰的端倪，或者说它是明朝覆亡的前兆。因此，作者“哀”松山，实际上是哀明王朝，这是《松山哀》的第一层次。

“哀”的第二层次是经战火洗劫后松山一带的冷寂荒凉：

天山回首长蓬蒿，烟火萧条少耕作。废垒斜阳不见人，独留万鬼填寂寞。若使山川如此闲，不知何事争强弱！

田地荒芜，野草丛生，营垒废弃，杳无人烟，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它留下的创伤久久不能平复，而在战争中丧生的冤魂又何止成千上万！天山即祁连山，这里当借指长白山为代表的东北地区。长白山一带是女真族的发祥地，也可以说是清朝入关前的大本营。昔日的大本营，如今却如此萧条，诗人不禁发出无限的感慨：“若使山川如此闲，不知何事争强弱！”很显然，它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者。为了争夺统治权，统治阶级总是把战争强加在广大民众的头上。战乱造成的结果是，山川破坏，满目疮痍，而统治者对在战争中遭受巨大不幸和痛苦的人民是不会顾惜的。我们看历史上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不知何事争强弱”，可说是对这类战争的委婉的批判。

“哀”的第三层次是，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国之后，不惜招募关内的少壮迁往关外，再次使他们离乡背井，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境地：

闻道朝廷念旧京，诏书招募起春耕。两河少壮丁男尽，三辅流移故土轻。牛背农夫分部送，鸡鸣关吏点行频。早知今日劳生聚，可惜中原耕战人！

旧京指清朝入关前的都城盛京（即今辽宁沈阳市）。清朝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为留都。两河指今河北省一带地区。《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长年的战乱，生灵涂炭，死的死，逃的逃，旧京一带劳力奇缺，延误春耕，不得已，皇帝只得下诏，令两河地区少壮迁徙关外，连京畿地区的人民也不能幸免。诗人目睹如此情形，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哀叹：“可怜的中原老百姓！”我们可以想象，中原地区的人民，刚刚经受了惨重的战祸，还来不及重建家园，却又被迫离乡背井，远涉关外，这种双重的苦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诗中显示出这种种苦难和松山战役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它是松山战役惨败所带来的恶果。因此，用“哀”作为主调，贯穿首尾，使整首诗飘荡着愁云惨雾，无疑增添了诗的感染力。

松山战役明朝的主将是洪承畴，这一战役的失败，他自应负主要之责。后来他屈膝降清，而且为清朝征服江南以及西南各省尽心效劳，清廷重拜他为大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七省经略。对于他的丑恶行径，诗中语多讽讥，但碍于清朝统治者，不便直截了当予以谴责，而是用曲笔，写得比较委婉，如“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一旦功成尽入关，锦裘跨马征夫乐”等等，表面上用奉承的语句赞美他“致将相”、“重登坛”、“功成”，实际上讽刺他卖身投靠，为清朝效命。

前面提及吴梅村的“哀”松山，实际上是哀叹明王朝的灭亡。诗中渗透着对故国的眷恋，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的精神，它无疑受杜甫《悲陈陶》、《悲青坂》等诸诗的直接影响。甚至在遣词造句方面，其学杜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如“十三万兵同日死”，显然出自《悲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之句。《新唐书·杜甫传》云：“沾丐后人多矣”。这一千古论断，信哉！

09、此生总悔负玉京

在明末清初的诗歌、戏曲作品中，活跃着几个美丽动人的妇女形象，虽然她们都是“命比纸薄，身为下贱”的青楼女子，但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一身柔肠侠骨，自有光彩照人之处。如抗拒清廷征召、血洒桃花扇的李香君；劝钱谦益一起自尽、以身殉节的柳如是等。而卞玉京，也是其中出色的一个。

卞玉京，原名赛，号云裳，秦淮名妓。工小楷，能琴，善诗，尤爱画兰。入清后作道人装束，称玉京道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红粉佳人，难免有一段艳情故事，就像李香君倾心于侯朝宗，柳如是爱慕钱谦益一样，卞玉京爱慕的是吴伟业。这也可见明代末年名流与妓女结合的社会风习之盛。梅村在《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序中，回忆当日一段因缘：“与鹿樵生（梅村自号）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不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卞玉京对吴梅村可谓一见钟情，而诗人却佯作不解，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吴梅村为何拒绝卞玉京，个中原因，恐怕唯有诗人自己知晓了。不过纵观他为卞玉京写的诗歌中，似乎旧情未断，依然透露出一股绵绵情意，含有不尽的悔恨。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带有悲剧色彩。

顺治七年（1650），卞玉京从南京来到常熟，主人钱谦益特地设宴派车邀请她，吴梅村也渴望与之一见。但她却径入内宅，托病不出，使梅村怅然若失，抱恨而归，叹曰：“吾自负之，可奈何！”并作《琴河感旧》四首，以寄情怀。序云：“予本恨人，伤心往事，江头燕子，旧垒都非，山下蘼芜，故人安在？久绝铅华之梦，况当摇落之辰……听琵琶而不响，隔团扇以犹怜。能无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诗中有“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出背花愁。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等句，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真是又怨又爱，又悔又恨。压抑在心底的感情就像泉水从石缝里喷出，一发而不可收。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数月后，已是初春时节，卞玉京著黄衣，作道人装，与侍婢柔柔携琴遇访吴伟业。这次在虎丘相晤，旧地重游，再叙前情以及离别后的情景，卞玉京说：“吾在秦淮，见中山故第有女绝世，名在南内选择中，未入宫而乱作，军府以一鞭驱之去。吾侪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接着卞玉京为弹一曲，拨动了诗人的心弦，于是写成一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这首记叙重逢的诗歌，似应是一首艳歌，实则不然，综观全诗，倒是一曲含义深刻的时代悲歌。在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年代，不可能有一块超脱尘世的净土，就是儿女私情也笼罩着时代的阴影。这首浸透着血和泪的《弹琴曲》，首先倾诉的还不是卞玉京自己的悲惨遭遇，而是大家闺秀中山王后代徐女的悲剧：“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诏书忽下选娥眉，细马轻车不知数。”明亡后，皇室成员纷纷仓皇南渡，在南京匆匆建立起来的弘光小朝廷，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急境地。然而君臣上下非但不图恢复中原之策，而且过着醉生梦死奢侈腐化的生活，居然下诏大选淑女，闹得民间不得安宁。“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皓齿垂明珰。”徐女因才貌出众而被选中，但还来不及入宫，清兵已渡江南下。弘光帝仓促出逃后，这些尚未入宫的妃嫔，就像羊落虎口，沦为清兵的战利品，被掳北去，从此一去不复返。

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闻道君王走玉骢，犊车不用聘昭容。幸迟身入陈宫里，却早名填代籍中。依稀记得祁与阮，同时亦中三宫选。可怜俱未识君王，军府抄名被驱遣。

诗在叙述徐女等这些深闺弱质的悲剧命运后，还将她们与历史上的妃嫔进行对照，指出陈后主的张贵妃和孔贵妃虽被韩擒虎所擒，但毕竟已承恩十年；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玉儿，也曾得到东昏侯的恩宠。她们虽然不幸，但与“可怜俱未识君王”的徐女等相比，徐女的遭遇更悲惨，也更值得同情。

诗的后半篇着重描写卞玉京等教坊女子的不幸：“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官府的征召，引起教坊中歌舞妓的一片混乱。为了拒绝征召，卞玉京改著黄色道装，乘船东下，表示了她对清朝的不满和反抗。作为一个青楼妓女，她的人品和气节，不但远胜叛国投敌的吴三桂，就是身仕两朝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身为皇妃的徐女，和作为烟花女子的卞玉京，其地位身份，有着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她们都同样成为清兵掠夺的对象。“十年同伴两三人，沙董朱颜尽黄土。”和卞玉京一起的秦淮名妓沙才、沙嫩以及董白等人，甚至被蹂躏至死。对妇女命运的关心，是这首诗的主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诗的前后两部分成为一个整体，而无分割之感。

卞玉京后来嫁给会稽郑建德，颇不得意，“乞身下发”为道人，凡十余年而卒，葬在无锡惠山祇陀庵锦树林之原。大概因为未能忘却他们曾经相好过一场，吴伟业带着惘怅的心情到她的墓前凭吊，并写了一首长诗《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她虽然死了，却活在诗人吴伟业的心中。

10、魂牵梦绕旧京华

自古以来，高官厚禄一直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理想。它犹如一服奇妙的兴奋剂，刺激着人们的神经，驱使一批又一批的士子，向着做“官”的目标冲刺，以便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挤进荣华富贵者的行列。苏秦悬梁刺股，终于佩六国相印；姜太公钓鱼，七十得遇文王而富贵，这些典型都是儒家用以教育子弟的重要教材。

然而通向仕途的道路，往往总不是那样平坦的。那些在宦海中飘荡的士大夫，有时会遇到狂风骤雨、浊流恶浪的袭击，以致损帆折桅、触礁沉船。吴伟业的一生，他的命运，他的欢乐与悲怆，也都和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

明崇祯四年（1631），年仅二十三岁的吴伟业，就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俗称榜眼）的优异成绩，连捷及第。当他满怀喜悦准备踏上仕途之时，孰料竟不自觉地卷入党社之争。因温体仁与辛未会试主考官周延儒有隙，温竟指使同党弹劾周延儒主持考试有舞弊之嫌，涉及吴伟业。周只得将吴的试卷呈请皇帝裁决。谁也没有料到，明思宗阅后欣然命笔，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给予很高的评价。于是，吴伟业因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

更令吴伟业感激不尽的是，明思宗特赐他归里娶亲，获得少有的殊荣。“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古代读书人心目中所追求的美满生活，他却轻易地达到了。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之事，到了垂暮之年，当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依然充满得意之情：

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座主（指周延儒），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

《与子暻疏》

他的步入仕途，虽有小小的插曲，应该说还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与那些耗尽毕生精力屡考不中的读书人相比，或者与《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范进中举式的穷书生比较，他自然是幸运得多了。

吴伟业衣锦还乡，给假娶亲，使他声誉鹊起。在这期间，即崇祯六年春，作为复社骨干，他曾参与复社在苏州虎丘举行的大会，四方赴会的约数千人，盛况空前。这和张溥、吴伟业考取进士有着直接的关系，使他们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

崇祯八年，吴伟业假满后回京任职，从此过着优裕的京官生活。崇祯十二年七月，他“奉使封延津、孟津两王于禹州”。禹州治所在今河南禹县。不料在途中获悉母亲病危，封藩事毕，他便“昼夜兼程”回到家中。母亲虽“幸而得救”，他自己却“忧劳兼至，抱病困劣矣”。为此“投诚君父，拜表陈情”，请求在南京国子监任职。结果经朝廷获准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从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他接连升任左中矣、左谕德、左庶子，可谓青云直上。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似乎他都没有到京任职，其中原委，值得探究。

但可惜好景不长，他生活在明朝末年，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前夜，一方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几乎席卷半个中国，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在东北崛起的清朝统治者虎视眈眈，正等待时机，以图取而代之，因而不断派兵骚扰中原，对明朝造成严重威胁。日暮途穷的明朝统治者，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已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自缢身亡，从而结束了朱明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梅村“号恸欲自缢”，后为家人所阻。福王立，召拜少詹事。“越两月，先生知天下事不可为，又与马、阮不合，遂拂衣归里”。

明思宗（崇祯）殉国处

清兵入关之后，于顺治二年渡江南下，短命的弘光朝成立未及一载，就匆匆收场。清朝统一中土后，吴伟业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一位明朝遗臣，他的政治抱负、理想事业等都化为泡影，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但是作为一位大诗人，也许由于战乱之后，历尽人间荣辱升降，他的思想经过时代的洗礼而升华，他那奔放的感情就像泉水突喷，绵绵不绝，流之笔端，就构成一篇篇无愧于时代的佳作，给中国诗坛增添了奇葩。“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又一次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梅村《哭苍雪法师》诗云：“得道好穷诗正变，观心难遣世兴亡。”虽写的是苍雪法师，其实何尝不是写自己！

作为前朝遗臣，他“难遣世兴亡”，对故国始终未能忘怀，特别是崇祯皇帝的恩宠，以及一段“春风得意”的京官生活，实在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在人生旅途上，人们往往对逝去的岁月更加留念，对失去的东西倍觉宝贵。其实，在他担任京官期间，由于党争纷起，官场上的倾轧颇为激烈，他的心情未必舒坦。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留在他脑际里的却是一幅幅美好的情景。直至顺治八年，他还以记梦的形式，写下一首《辛卯元旦试笔》：

十年车马盛长安，仙仗传筹曙色寒。禁苑名花开万树，上林奇果赐千官。春风紫燕低飞入，晓日青骢缓辔看。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

此诗作者自注：“除夕再梦杏花。”古代长安有杏园（在曲江池西南），唐时为新进士游宴之地。这里“再梦杏花”，即喻当年作者进士及第任职翰林院事。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明朝覆亡虽已数年之久，但他魂牵梦绕的还是“十年车马盛长安”的好时光。自梅村考取进士后，担任京官的近十年时间，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欢快的日子。昔日仕宦京华的一幕幕生活，如今像走马灯似的在梦境中依稀再现：宫殿里皇家仪仗队威严肃穆地陈列着，等待五更时分百官朝见皇帝；禁苑里满园名花盛开，群僚们（当然包括作者自己）迎着春风晓日，骑着青骢马，缓步欣赏御苑的景色，皇帝将园中盛产的珍贵果品分赐给千官……那气派、那神情、那场面、那景色，勾勒出一幅春风得意的京官生活图，令人陶醉。

梦境虽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梦境中的欢乐毕竟是暂时的。梦醒之后，梦中美好的一切全都消失了，就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很快地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于是，他又痛苦地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旧事已非还入梦”，留给他的只是一片空虚和无限的感叹，而在感叹中又寄托着对故国的深深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