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体系在2000多年前已具雏形，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并产生了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一系列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中的新问题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经历和内在规律。从汉代到清代，中医学的七大流派，清晰的展示出中医发展、演变、日臻完善的轨迹。
从晋唐至宋元明清，伤寒学派研究者如云，历代不衰，各展所长，形成了时间最长，医家众多，影响最大，学术昌盛。其中代表人物为东汉时期的医学名家张仲景，南阳郡涅阳人。年轻时是从同郡张伯祖。经过多年钻研和临床实践，留下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辩证论治的基础，专门探讨伤寒杂病的诊疗规律，收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又称河间派，主攻火热病机，提出“六七皆从火化”之说，创“火热论”，疗疾多用寒凉药物。不仅对中医病机理论的提高做了很大贡献，并对后世创立温病学说大有启迪。
刘完素，字守真，后世又称为其为刘河间。他自幼聪颖，酷嗜医术，二十五岁开始研习《黄帝内经》，提出人身之气皆随五运六气而有所兴衰变化，指出运气常变，应当掌握其规律，讲究治病需从寒凉入手，以降心火、益肾水为第一要旨。后世称其为寒凉派，为金元四大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攻邪学派是金元时期另一学派，代表人物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是金元四大名医之首。
张从正在《内经》《伤寒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天地各有六气，人有六味，一旦太过，都可以变成邪气，导致人体上、中、下三部发生病变，称为“天、地、人三邪”，主张采用并丰富了汗、吐、下三法，扩大了三法的治疗范，偏重攻法。故得名“攻邪学派”
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桓老人，也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认为“人以胃气为本”独重后天脾胃，创作巨作“脾胃论”，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之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为“补土派”。
《脾胃论》全书由医论38篇，方论63篇组成，分为上、中、下三卷。 上卷分别阐述了脾胃生理特性，病理变化，及在发病学上的认识意义。中卷就气《脾胃论》运衰旺、饮食劳倦热中证等专题作进一步阐发，并译述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补脾胃诸方的主治应用、加减配伍。下卷着重论述脾胃虚损与其他脏腑、九窍的关系，以治疗饮食伤脾等证诸方、有关治验。
全书尊崇《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以“人以胃气为本”的思想为基础，着重阐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机理论，总体以培土补中，甘温除热，甘寒泻火为原则，形成较为系统的脾胃内伤病的辩证论治理论体系。
到了明代。薛已等诸医家重视命门水火的研究，探讨脏腑病机逐渐侧重于虚损病症，形成了善用温补的特点。
薛已字新甫，号立斋，出生于医生家庭。初为殇医（外科医生），后以内科驰名。主要学术思想是以人体脾胃命门为主，强调真阴真阳的不足，谓“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借脾土而生”并以温补取效，从此开创温补学派。主张治病必求于本，临证治疗常用古方，其变化加减也只在一两味之间，但疗效显著。强调整体观念，以气血为纲，补气益血活血，创伤科内治法而成为整体派。
吴有性，字又可。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
明代末年，瘟疫流行，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用伤寒论学说加以论证，其收效很不理想。以吴有性为开创，叶天士，吴瑭为中坚的医家，对外感热病的治疗规律进行了大胆探索，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推究病院，对疠气说有了崭新的想法，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温病热病的论治理论，起到了很好的疗效，并结合自身经验整理成《瘟疫论》一书，对传染病治疗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这七大医学流派，成为祖国医学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链条与脉络，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医发展、演变、日臻完善的轨迹。至于历史上的众多医家，其中包括那些名垂青史的历代名医，技艺高超，著述颇丰，但未有明显的学派倾向，亦不失为医界星空的一颗颗璀璨明星。
中医流派是历史的产物，是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医界后人万分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院教育以规范化、标准化的模式，基本上取代了沿袭数千年的师徒授受，而成为培养当代中医人才的主要途径，数以万计的学院派，成了中医界的主力军，这是中医事业和教育的一大飞跃。但是中医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临床实践与经验的积累，要靠医生的医疗水平与能力。因此，在培养共性的同时，要更注重培养和发展医者的个性。对不同流派的继承和实践，是造就特色中医的重要方式，也是繁荣中医学术，倡导百家争鸣，丰富中医内涵，呈现中医生机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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