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上旬的一天，多萝西·兰格（Dorothea Lange）开车经过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Nipomo）地区的“摘豌豆营”。车开过了二十英里左右，兰格踌躇了一会儿，决心重新返回营地。就是在那时，她看到了一个母亲和她的七个孩子。
“我看见了这位饥饿而绝望的母亲，她像一块磁铁一样将我吸引过去，”兰格回忆说，“她跟我说，他们吃了很久周围田地里的冻蔬菜，孩子们也会逮一些鸟来，他们就靠这些食物活下来。她刚刚卖了汽车的轮胎换来一些食物。”
多萝西·兰格，《移民母亲》，
尼波莫，加利福尼亚，1936年3月
Dorothea Lange，Migrant Mother,
Nipomo, California，March 1936
多萝西·兰格：关心真实世界的伤痛
那位母亲叫弗洛伦斯·欧文斯·汤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兰格为她拍摄的这张特写后来成为了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标志性照片，也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摄影作品之一。
而当时，兰格其实按下了七次快门。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hotograph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汤普森的丈夫是加州本地人。由于这一片豌豆田严重欠收，这里的人失去了收入，只能靠一点点变卖所剩不多的家产来维持生计。当时这个营地里约有2500人，都很穷苦。
照片诞生的1936年，美国依旧处于大萧条时期。多萝西·兰格本来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也因为大萧条而关张，之后她便开始记录大萧条对人们的影响。
多萝西·兰格，《白色天使面包队伍》，旧金山，1933
Dorothea Lange，White Angel Bread Line,
San Francisco，1933
当时在旧金山有一家面包店，女主人被称为“白色天使”，她用这家面包店养活了大批的失业者。等面包的人排起了长队。照片中，一个男人背向饥饿的人群，他双手交错，压低的帽檐看不清他的神情，但绝望而无奈的气氛呼之欲出。
1935年，兰格被聘为移民管理局工作的摄影师之一，该管理局是大萧条时期专设的政府机构，旨在提高公众对陷入困境的农民的认识并提供帮助。
这张《移民母亲》于不久后见报，引发了热烈反响。国家救济管理局随即向尼波莫地区的穷人发放口粮。
多萝西·兰格继续记录着这个人群，她与丈夫、农业经济学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合作，将影像与田野笔记、采访记录、民谣歌词、报纸摘录和社会学家的观察结合在一起，于1939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摄影集《美国出埃及记：人类侵蚀的记录》（An American Exodus: A Record of Human Erosion），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境遇的命运共同体的个体声音。
《美国出埃及记：人类侵蚀的记录》插页
An American Exodus: A Record of Human Erosion,
by Dorothea Lange and Paul Schuster Taylor, 1939
兰格通过镜头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和呼唤从未停止。1942年，随着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营，美国对国内的日裔群体进行了拘禁和监视，当时在有关部门继续担任摄影工作的兰格负责记录相关情况。兰格本人坚决反对这个政策，她以她的角度拍下了具有批判性的图像，但在当时没能发表，直到解禁之后才公之于众。
多萝西·兰格，《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
旧金山，1942
Dorothea Lang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San Francisco. 1942
到了晚年，多萝西·兰格依旧在工作。她加入了《生活》杂志、去了亚洲、去了爱尔兰，去了更多地方，记录下更多的现实。
她用一张张极具感染力的纪实摄影，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去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去关心它的伤痛，甚至是它的丑陋。
她不在乎自己的摄影作品是不是属于“艺术”范畴，相反地，她呼吁摄影应该与现实世界相连。镜头的使命，不在于表达一张作品里的世界，而在于让更大的世界通过镜头，抵达更多人的心里。
20世纪初，那些早期女摄影师的担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人们提起“女性摄影师”，首先会联想到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南·戈尔丁（Nan Goldin）……她们活跃于强调个体意识、身份意识的当代艺术领域，其作品和个人都非常具有标志性和话题性，因此在艺术圈站稳一席之地。
然而，20世纪上半叶
出现的一批早期女摄影师不该被忽略。
翻看MoMA的馆藏会发现，
她们的镜头里，除了才华，
更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
格特鲁德·凯塞比亚（Gertrude Käsebier），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摄影师之一，也是最早成为职业摄影师的美国女性之一。在那个美国社会还对原住民抱有偏见和排斥心理的时期，她拍摄了一批印第安人的肖像，突显了其庄严而平和的形象。
格特鲁德·凯塞比亚，印第安人系列，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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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Frances Benjamin Johnston），美国最早的新闻摄影师之一，三十几岁就闯入了作为“男性专利”的纪实摄影领域。
1899年，弗吉尼亚的汉普顿师范和农业学院委托约翰斯顿为199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拍摄照片，内容便是围绕着其致力于培养非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学生从事专业职业进行宣传。弗吉尼亚以自己的视角记录下了这个故事，在后人看来，这些图像在表现美国致力于改善种族关系的同时，也包含了大量同化企图的矛盾。
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
汉普顿学院系列，1899-1900
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一开始是投入于艺术摄影的创作，她与杜尚、曼·雷等前卫艺术家的关系都很好。和多萝西·兰格一样，她被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景象所触动，记录了那个时期的纽约街景，之后被当成重要的文献资料。
贝伦尼斯·阿博特，纽约系列，1936
在时代发生着重要的裂变的时候，
这些女摄影师拿起镜头，勇敢地走向真实世界，和那时候其他有担当的艺术家一样，
她们想要发声，想要传递信息。
我们比任何时刻都需要“兰格”
此时此刻，《多萝西·兰格：文字与图片》展览正在MoMA举行。上一次MoMA为多萝西·兰格举办大型回顾展，还是在1966年。
多萝西·兰格亲自参与了1966年那场展览的准备工作，她在那时候写下了这么一段：“我在这里想表达的，关于那些被轻视、被打败、被疏远的事物。关于死亡和灾难。关于那些受伤的、残缺的、无助的、无根的、错位的。关于胁迫和麻烦。关于终结，关于最终的沟渠。”兰格因患癌症于1965年去世，并没有等到展览的开幕。
多萝西·兰格肖像
Dorothea Lange,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 photographer, in California.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 Photographs Division, FSA/OWI Collection, LC-DIG-ppmsc-00188
在多萝西·兰格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致力于见证和讲述真相。在生命最后阶段里的一次采访中，她谈起自己的工作
“你看，这就是证据。这不是插图，这是证据。这是人类经验的记录，这和历史有关。我们追寻真相，不只是去制作有效的图片。让说真话变成人的习惯，因为你也可能变得更擅长隐藏真相。”
罗达尔·帕德烈治，《多萝西·兰格工作室》，约1965
Rondal Partridge. Dorothea Lange Studio (Last Ditch). c. 1965. Departmental Collection, Department of Photograph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2020年2月9日-5月9日，MoMA再一次为多萝西·兰格举办大展，带来了其诸多代表作以及一些少见的系列，完整地概括了兰格的职业生涯。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River Bullock这样谈道：我们正面临着这个时代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危机，再次关注像兰格这样的艺术家正是时候，并刻不容缓。她记录了移民、劳工政治和经济不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兰格所处的时代需要兰格这样的摄影师，
而比起过去任何一个时刻，
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更需要她们。
《多萝西·兰格：文字与图片》展览现场照片，
Photograph by John Wronn
近一个世纪前，有一批女性拿起摄像机，她们关心的不只是自我地位的平等，更是“如何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而在2020年这个不平之年，正值三八国际妇女节，在继续呼吁女性独立、平等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真正独立平等的另一个维度：“活出自我”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向更大世界进发的起点。
选择独立，选择勇敢，也选择担当。
更好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兰格，
更好的世界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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