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继保
作者丨刘继保
海南省拔尖人才，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的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小说评点的诠释学研究》，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楼梦>传播接受史研究》《经典可视化：“四大名著”影像化传播研究》。主要著作：《红楼梦的文化阐释》、《红楼梦评点研究》、《红楼梦名家汇评本》（上下册）、《人间词话意满楼：宋词背后的故事》、《浅酌低唱：宋词背后的故事》等。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文史哲论文100余篇。
张新之“以易解红”诠释方法及其评价
张新之称《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也”。道光三十年（张氏此作以《妙复轩评石头记》行世后，获得了当时许多学者的极高评价，成为“《红楼梦》研究史上以《易》阐述《红楼梦》思想惫义的最大的代表作”。）[1]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的回末总评、行间夹批以及《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的序文中都较为详尽的阐释了他对《红楼梦》主题的认识：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大学》、《中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大学》、《中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此说一出有关质疑批评张新之“以易解红”的不绝于耳，这里罗列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①郭豫适《红楼梦研巧小史稿》一书觉得这样异想天开的评论是荒唐的主观猜想。
②王先霈、周伟明《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一书指出＂他从传统出发把《红楼梦》说成是劝惩之作。他的论著从观点上到方法上都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教化说的腐朽和荒谬＂。
③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说“张新之把儒家经典著作为依据分析《红楼梦》有时未免望文生义，硬拉胡扯，全朝“性理之书”的角度去加以阐述发挥，似有误入歧途之嫌”。
④张庆善在《张新之＜红楼梦＞评点得失巧析》中认为张新之用《易》演《红楼梦》是一种随也所欲的瞎猜胡扯，指出张新之的失误在于没有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读。
以上诸种说法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研究者的共同认识，这不禁让人思考：
究竟是张新之误读了《红楼梦》，还是我们误读了张新之？
我们是否真正读懂了《易经》，真正读懂了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易经》意蕴？
张新之“以易解红”真的毫无价值吗？
《红楼梦》文本的易学意蕴为“以易解红”提供了阐释空间
《易经》这部书是一个文化奇迹，是中华智慧的源泉，它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发生、发展的历史。
《易经》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自汉代开始“易为群经之首”。千百年来，《易经》对文学影响极大，归纳起来《周易》对于文学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
文学作品中对《周易》语言典故的借用、对《周易》易象的借用、对《周易》易理的阐发、易学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对艺术思维方式的影响、对艺术结构的启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等。
作者与导师著名红学专家首都师大段启明教授
《周易》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是全方位的。
从理论到创作，从创作到批评。从文到诗，从小说到戏曲。从简单的使事用典，到作品结构的借用。从 “易象”活用到 “易理”阐释，作为群经之首的 《周易》深深影响了大批的文学家创作素材、艺术构思以及文学思想。[2]
《易经》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以及《红楼梦》文本中的“易学”内容，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与研究，如梅新林的《旧题新解：<红楼梦>与<周易>》[3]探讨了《红楼梦》与《周易》——中国文学与哲学史上的两大奇书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是挖掘“红楼易理”，主要探讨了“红楼易理”的四个方面：阴阳对位、阴阳变易、阴阳还原、阴阳恃论。
当然，梅文在最后特意分析《红楼梦》与《周易》之分合，在《红楼梦》与《周易》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对应性的异质同构关系，《红楼梦》与《周易》——中国文学与哲学史上的两大奇书之间内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及其具体契合点，在艺术创造原理上，《红楼梦》也同样吸取了《周易》阴阳哲学而熔铸为独具一格并与从阴阳对位到阴阳悖论相应的对立幻影、符号易位、原型回归与本体象征等四大原则，两者真正的不同在于文学与哲学的不同。
除了梅新林之外，郭冬升、佟晓丹《<红楼梦>的易学意蕴》也详尽探讨了《红楼梦》与《易经》哲学的契合点，从《红楼梦》的哲学视角（太极视角）、哲学基石（心物一元）、哲学境界在（无极境界）、存在论问题、哲学精神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4]
当然，除了以上两篇文章之外，也有不少论文或著作中的部分篇章也涉及到相关研究，主要是那些研究《红楼梦》哲学思想的相关成果。
本文之所以不再梳理，主要是相关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了。引述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足以证明《红楼梦》有丰富的《易经》内蕴，张新之“以易解红”绝不是对《红楼梦》误读，而是小说文本充分细读感悟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更不能批评张新之的诠释是牵强附会或荒谬绝伦。这样评价的话，既不科学，也不实事求是，对张新之的学术成果也缺乏足够的尊重。
张新之选择“以易解红”的原因
如果说《红楼梦》文本中的易学意蕴为张新之“以易解红”提供了坚实的文本依据的话，那么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比附经史是张新之“以易解红”的文化原因。
在探讨文化因素之前，我们先探讨一下个人原因。比如说孙桐生认为张新之其学渊雅，博通古今，著述颇富。可见张新之学识渊博。五桂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中：
遂乐与谈，风晨月夕无不俱，十三经二十一史，滔滔然，渊渊然，互相考，所见大致不径庭，而其谐可喜，其態可畏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张新之是熟读《十三经》的，要不然不会“滔滔然，渊渊然，互相考”，而张新之自己也在《红楼梦读法》说：
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5]
由此可见，张新之的文化素养也是影响他“以易解红”的重要原因。当然张新之个人文化素养的养成以及选择“以易解红”的原因，还有历史与文化的因素。
张新之所处的时代，满清王朝对汉族文人采取了拉拢和高压两套手段。笼络文人方面，大兴儒家思想，提倡经学研究：高压控制方面，大兴文字狱，大力查禁不利于统治的书籍。
张新之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此间的文化政策对其评点活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张新之“以易解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清朝文化政策有关。
曹雪芹
统治者们借儒家思想文化系统来巩固政权，安定社会。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其治学以传统的儒家经学为中心。而嘉道之际，学风转向汉学；道光年间，王朝危机，民族危机深重，学术界也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依旧是儒学。
张新之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他与五桂山人交谈中主要涉及的是＂十三经二十一史＂，而在张新之的评点中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可见两人的知识积累、价值取向都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这是用攀经附史的方式将小说地位从“稗官野史”所作提升到了与经史同等的地位。当然，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界，包括张竹坡、金圣叹等人也是讲小说比附经史，以此确认小说有着和经史一样的地位和功能。
因为经史中所承载的“仁义道德”、“劝善惩恶”、“立德、立功、立言”在小说中可以同样得到体现，经史的功能是劝诫式的道德教化作用，小说同样可以善恶报施，劝惩重诫，通其说者，与神圣同功。
张新之以群经之首的《易经》为批评标准和诠释原则，既和当时的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又远离了当时的现实世界。这应该是张新之“以易解红”的最重要原因。
郑玄“以易笺诗”与张新之“以易解红”
由于研究经学，一个偶然原因，发现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郑笺》里也干过“以易笺诗”的事情。
郑玄“以易笺诗”是否对张新之有影响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佐证，但是从清代郑玄研究在经学研究的发达程度上来推测，张新之应该看过郑玄“以易笺诗”的。在这里我们把郑玄“以易笺诗”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做一下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两者的诠释方式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郑玄本来以“以礼笺诗”著名，但他还同时进行“以易笺诗”,即以研究易学的思想、方法诠释《诗经》。郑玄“以易笺诗”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涵盖了《风》、《雅》、《颂》三大部分，但他下功夫最大的是《风》、《雅》两部分。
郑玄“以易笺诗”的方法主要有：
一、以《易》卦爻象笺《诗》。《魏风·伐檀》“寘之河之干兮”之“干”，郑玄注:“干谓大水之傍,故停水处。”郑玄之所以将干解释为大水之旁，那正是来源于他对《渐》卦初六爻辞“鸿渐于干”的注释。
二、以《易》来揭示《诗》义。郑玄以《易传》笺《诗》的具体内容来看，他所援引的主要是《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和《说卦传》五种。如《谷风》《柏舟》《将仲子》《采微》《菀柳》《小星》等。其中尤以《象传》与《系辞传》为主。《象传》是专门解释卦名﹑卦义、爻辞的文字。[6]
张新之“以易解红”是寻找《红楼梦》与《易经》之间的关联，他评点中对于小说人物、数字等进行诠释的时候，运用有关卦象、数字、五行等易学思想来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及其相关意象。
作者 刘继保
张新之善于将人物与卦象结合起来，由此分析人物性格与命运。在卦象的选择上，张新之费尽心思，在《读法》中就将刘姥姥定位为《坤》卦，刘姥姥孑然一身，无子息，正对应，纯阴《坤》卦，随后以元春与《泰》卦的契合为切入点进行评点，张新之按照顺时针流转的顺序，从元春生于一月对应《泰》卦着手，一一解释其他三姐妹与对应卦的关系。
迎春为《大壮》之《观》，探春乃《夬》之《剥》，惜春为《乾》之《坤》，并通过卦象揭示入物的性格命运，在整部小说中贯穿十二消息卦的卦象，以《坤》卦始，以《复》卦终，暗示整部《红楼梦》的结局。
张新之评点文字中使用的卦象不是单一的，具有丰富的指向性。他善于将人物与卦象对应，以卦象来隐括相关人物命运；在用卦象比喻人物的同时也展现出整部小说的运势。
张新之在用易理解读《红楼梦》过程中，特别关注数字，通过数字分析来确定命理的定数。
如“八九七十二”这一数字，我们仅取与黛玉紫鹃有关的两例。第八十二回，黛玉生病，觉得自己喉晚中有血腥味，再看到紫娟露出巧异慌张的神色，也知道自己的病已经非常严重，自己或可能命不久矣，顿时心里凉了八九分。
第九十七回中，黛玉病入膏育，紫娟去找老太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问人都说不知道，紫娟已知八九分了，只恨这些人如此狠毒。这两处的“八九分”，八九相乘都是七十二，于是张新之说：“八九七十二，地数也，气数到此一终”。
周易的数字奇数为天数，九为天数最大，八为地数最大。七十二是九个八相乘，表示地数尽，黛玉一直拖着病体，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怎么会不清楚咯血之后意味着什么。知道八九分了，指对事情的知晓程度，张新之用“地数”，隐指黛玉魂归大地。此后评点中八九七十二多取“地数终”的意思，多指生命终结，气数已尽。
除此之外，张新之还用《易经》中五行生克来解释人物命运结局。
作者 刘继保
如张新之说，黛玉是木，宝钗是金，这个不难理解，黛玉姓林，本是木，前身是绛珠仙草，也属于木。宝钗的名字是金钗，属于金，她又有金锁，也属于金。从姓上来讲，“薛”谐音“雪”也是杀“林”的。五行上金克木。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姻缘”肯定也会被宝玉和宝钗的“金玉姻缘”所克。
金与木在姻缘上也存在对立，宝玉与黛玉为木石姻缘，宝玉与宝铁是金玉姻缘，姻缘相克，命运相克，由此确定了黛玉的悲剧。
我之所以把郑玄“以易解诗”与张新之的“以易解红”列举到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新之还通过《诗经》传达《红楼梦》孝道等教化主题。
第十七回中，贾政一行人观赏大观园，贾政要宝玉对草堂建筑题对联，宝玉念到：“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菜芹人”，张新之紧接着评“诗咏《周南》，《颂》升《泮水》，吃紧教化在此，贾兰到矣。”[7]原来＂浣葛＂的典故出自《诗经 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镜我衣，浣害浣否？归宁父母”。[8] 写的是新妇洗干净葛衣才回娘家，这《红楼梦》中喻指元春归省。
下联中“采芹”也出自《诗经》，《诗经 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指泮宫之水，泮宫又指学宫。后人把考中秀才入学称为生员，又称为“入泮”或“采芹”，这里的“采芹人”指贾府的读书人。
元妃归省重在宣扬孝道，贾府的读书人中唯有贾兰最终考取功名，贾兰也谨遵孝道。张新之归结此对联意在宣扬其教化之功。
根据张新之对《诗经》以及经学的熟练程度，我在这里大胆推测，张新之是接触到过郑玄“以易笺诗”解经方式的。“以易笺诗”直接影响到了“以易解红”。
其实，无论是“以易笺诗”还是“以易解红”，都是中国古代对传统经典的一种诠释方式，这种与众不同的诠释方式尽管很难被他人认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诠释经典的方式，也是一种全新的创新，其开创意义不能低估。
“以易解红”诠释方法的再评价
张新之“以易解红”不仅在《红楼梦》评点中属于异类，在整个明清小说评点中都是异数，这个特异的文化现象，确实给我们打开文学文本解读的另一扇窗口。
“以易解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历史化、政治化、观念化的道德隐喻解释。其诠释特征表现为将小说评点作为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手段，将文学诠释与个人生命融合为一；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以小说评点这门学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在身份建构上体现为儒家价值守护者的角色。
《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离张新之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但张新之依然将其拿来作为解读《红楼梦》主题与人物的理论资源，对他来说也是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激活。
儒家经典诠释学建构了明清小说评点的知识谱系。
从诠释方法上溯源，经学注疏传统是小说评点方法的源头。“读法”与“文法”则来自文章学。
从诠释立场上看，由于受传统经学教育和个人诗学修养的影响，张新之的诠释立场表现为经学与文学立场同时并存的特点。
“以易解红”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张新之对《易经》的接受和理解成为他诠释《红楼梦》“前理解”，确定了他对《红楼梦》的认知框架，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阅读体验，他的《红楼梦》评点也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和概念。
这些丰富的差异性，对我们理解《红楼梦》文本提供了大量的与众不同新观念。
《红楼梦》
对于张新之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小说批评来说，这些差异和不同往往能够形成“视域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小说评点的诠释效力。
张新之对小说文本的诠释，有时用传统经典诠释方法，有时用自标新法去诠释，更有用自创新法去进行评点诠释的。
无论是对小说文本的字句诠释、内涵诠释和结构诠释，他都往往驱文就我，以“道问学”与“尊性情”之间，以“才子文心”建构来他自己的小说评点学的知识谱系，成为那个时代的批评异数，他带来一种小说批评观念的更新和诠释向度的转变，他们的评点由直觉、鉴赏式随意评点嬗变为思辨、理论式的批评方式。
这种诠释理念的转型，既拓展了文本解释理论又提升了小说评点的话语权力。
也许我对张新之“以易解红”的理解是错误的，不会被广大红学同仁所接受。但如果我坚持认为“以易解红”作为小说评点的异数，他拓展了小说评点的视野，开创了完全迥异于其他评点者的全新视域，希望能得到同仁们的认可。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那些完全否定张新之“以易解红”研究者们，没有一个研究《易经》的专家，更谈不上精通易理，所以他们完全理解不了“以易解红”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当然张新之“以易解红”到底如何认识、如何评价，还是留给读者去评说吧，接受者的效果史是最好的评判。
（本文为节选，原文载于《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6期。标题为作者所加。）注释：
[1]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稹》，上海文艺出饭社1980年版，第117页。
[2]程 刚《<周易>影响文学的七个层次——— <周易> 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天府新论 》2012 年第 1 期）。
[3]《东方丛刊》，1995年第1辑 总第11辑。
[4]《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5]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化2012．5，第705页。
[6]郑玄笺，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7]《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化，1988．2（2007．5重印），第256页。
[8]葛培吟译注评《诗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6，第3页。
《红楼梦评点研究》
作者：刘继保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1-01书籍简介
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是国内以及海外红学界第一部全面研究《红楼梦》评点的著作，是作者在其同题博士论文（2004年）的基础上修改后出版的。这是一部非常富有学术特点和价值的红学专著。全书“上编”为总论，综合探讨《红楼梦》评点产生的学术背景、版本形态与批评功能、阅读模式、诠释方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并进行定性分析与定位评价。“下编”为分论,考证分析15家评点。这种总分互补、注重整体的研究方法，显得体系严谨、论辩精深。
学术界对《红楼梦评点研究》的评价
1.从红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全面集中研究清代的《红楼梦》评点，进行全面梳理和甄别的专门著作，一卷在手，红楼评点诸派尽知；
2.从小说批评史研究的角度看，它将目光聚焦于《红楼梦》这样一部著作的评点，拓展了小说评点研究的学术视野，为评点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模式；
3.对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之功。张子梁《评订红楼梦》、云罗山人手批本《绣像批点红楼梦》、话石主人评本《痴说四种》与《红楼梦本义约编》以及蝶芗仙史评点本《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等，均堪称世所罕见的珍贵评本，都是首次被论者介绍或研究；
4.站在现代红学的立场梳理《红楼梦》评点文献，以史家的眼光、论者的姿态对诸家评点进行理论审视与批判，有史有论，具有十分明显的把红学与评点学结合在一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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