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表彰于漪老师为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上海市政府研究决定，授予于漪同志“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
于漪同志从事教育事业已近67年，是教育界一面旗帜。几十年来，她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教育事业，以高尚的师德修养、深厚的学术功底、精湛的育人技艺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一直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在本市语文课程教学改革中锐意创新、勇于实践，成为素质教育的实践者、新时代教师的领路人。
为表彰于漪同志为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市政府研究决定，授予于漪同志“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
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向于漪同志学习，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不断进取，关爱学生，为实现上海教育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今天，90岁的于漪带领500位新教师宣誓
说起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
她写下400多万字的论文专著，上了近2000节的公开课，她的名字和语文和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获得了来自政府和业界的所有荣誉，她赢得了同行和学生的一致尊敬，她的一生都在三尺讲台坚守，胸中却怀有江河世界，她是一名真正的老师，我们甚至可以说她是整个中国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
她的名字叫——于漪。
20世纪80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大上海万人空巷，全国人民纷纷守在电视机，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事后，连高教界都在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位老师教过的学生，十几年后再来看望她，还能把她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一字不差地背出来，有的还能记起当时她在黑板上的板书，学生说：“你怎么讲的，我们都记得。”
这位老师曾说出，“师爱超越亲子之爱”这样的话，她说，“学生的天就是你的天下，学生都是你的儿女。”
而她在以后教学工作的60余年里，用切身行动证明着这话无半点虚假。
这位老师愿意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岁月奉献给三尺讲台，她的人生教学，是在用生命唱歌，用上课的质量来影响孩子生命的质量，她告诉世人如何“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
这位老师会为了一堂完美的语文课，用格物致知的探索，血肉交融的感应，砥砺前行，以致一位青年老师从1976年开始，听了3000节于老师的课，都没有发现她上课有过任何重复的内容，哪怕是一篇课文教第二遍、第三遍，都没有重样。
于漪是教育界的“明星”，她家三代六口全部是教育工作者，爱人黄世晔离休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儿子任凯慧中学副校长，儿媳退休前任职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孙女任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科研员，与孙女牵手的孙女婿是市北中学教书。
回首于漪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和艰难困苦作斗争，旁人说她有一种忍辱负重、举重若轻的本事，于漪自己解释道，那是因为她想自己少一点，想学生想他人多一点。
1944年，15岁的于漪失去了父亲，半通文墨的妈妈，带着五个幼小的子女，生活顿时失去了依怙，因为家里经济来源困难，从小于漪就帮助妈妈，补衣服、袜子、照顾弟弟妹妹。
母亲是半文盲，但是母亲对孩子们的教育却影响了孩子一生，她告诉孩子 做人最最重要，第一要心地善良，这才叫人；第二要勤劳，自己吃点亏、吃点苦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力所能及都要帮助别人，妈妈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孩子们的心灵。
1947年，18岁的于漪离开家乡江苏镇江，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曹孚、周予同等著名教授的治学精神，滋养了于漪深厚的学识基础，求学时代这些大家名师的身教垂范，沉淀了她血液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品格。
于漪说，“我真是有幸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的老师，使得我对教育、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对自然，从懵懵懂懂、毫无认识到慢慢地知晓，回想到求学的经历，我真是一个幸运儿，所以我工作以后一直是带着感恩的心。”
1959年，已经当了七年老师的于漪改行教语文，此时教育系毕业的于漪，教了七年的文化课，编了两本历史课小册子，本已积累了些教学心得，却突然被推上语文教学的岗位，有些惴惴不安的她，在一次讲课经历后，受到了传统国学底蕴深厚的徐振民老师的指点。
徐教师讲了几个她上课的优点后，点评说：“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于漪一辈子都在寻找，从复旦第四宿舍到几条马路之遥的四平路，于漪走了整整34年，眼前都是她熟悉的风景，忙碌的人潮，喧嚣的市声，而她的脑海里，却上演着课堂上的一幕一幕。
“在备课时为了改自己的口语，我真的把每一句话都背出来的，每一句话写出来，写出来以后然后修改，规范的书面语言，改造自己不规范的口头语言，背出来再口语化，每天早上走一刻钟的路，都是脑子过电影，怎么讲，怎么开头，怎么铺展开来，怎么样形成高潮，怎么结尾，我是把它当成艺术作品来教课的呀！”
在后来的教学生涯里，她常常反躬自省：，“你入门了没有?，‘堂’在哪儿？‘室’在何处?你清楚了多少?，一名对学科教学辨堂室的教师怎能称职?，怎能对得起学生?”
外力在教育历程中化为内驱的动力，成为于漪夙兴夜寐寻寻觅觅的明灯，教育就是要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
于漪一生尊重两位教育家，中国的陶行知和前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使孩子的心同我讲的话发生共鸣，我自身就需要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
曾经的一次教育经历，让于漪后悔终生，一位女孩子做操不认真，老师反复纠正都不理睬，情急之下 她叫出了这位学生的外号，于漪告诫学生不要去这样喊她，但是这个时候自己却讲了。
事后 她真诚地跟这位同学道歉，这份歉意来自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20年前初为人师时那份承诺。
于漪这辈子，没有骂过任何一个学生，没有挖苦过任何一个学生，这件事情让她懂得了，做老师，必须有宽广的心怀，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学生，而这个包容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走到学生的心里头，与他平起平坐，体会他的情感体会他的想法。
一次家访的时候，于漪看到一家五口人，住在只有12平方米的破房子里，难过得流下了眼泪，经历过贫穷，经历过侮辱，她对这些孩子有着特殊的悲悯。
在那个经济收入普遍都不高的年代，于漪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孩子们身上，生活用品，学习用品，甚至是学生们家里的困难都尽力承担，对自己的孩子却一再省俭。
她的儿子黄肃曾经回忆说，直到28岁结婚他都没穿过一双皮鞋。
于漪说，“我到有些家庭中去看，真的是流眼泪的，工人的家庭就是一间房间，除了睡觉的床，一张桌子以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时候有一个姓何的学生患上肺病，雷米封，一瓶6块钱，我的工资是72块，他家里没有办法给他治，没有劳保，那些孩子的家庭很穷，我每个月买给他吃，让他把肺病治好。”
“学生身上的事，都是我教师心上的事，什么叫教师，学生的天就是你的天下，学生都是你的儿女，所以我说，师爱超越亲子之爱。”
一位名为蒋志平的男孩，是当年班级里赫赫有名的皮大王，当年父亲对儿子彻底失去了信心，他把儿子推给了于漪说 道，“这个儿子我不要了”。
于漪没有推托，把这个“爸爸不要”的孩子带回了家。
于漪认为对待孩子应当丹心一片，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中一清二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把真爱播洒到学生的心中，学生心中才有老师的位置。
蒋志平长大以后来拜访老师，于漪询问学生生意的情况，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学生说：“没有，唯一的就是资金紧张一点，周转紧张一点。”
于老师回答：“ 你需要多少？我给你。”
学生心里很感动，但他认为对于老师说出来并不奇怪，因为老师从小就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老师的爱像母爱。
1978年，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中学语文课堂，犹如一块干裂的土地，于漪的一批教学实录教学磁带横空出世。
根据自己多年的语文教学经验，于漪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中学语文备课手册等多部著作这些浸润着于漪二十多年，不停思索和探究的语文教学实录，对于语文教师们来说，恰如久旱甘霖。
截至上世纪80年代，教育界还没有一个人系统完整地研究过教师学，而于漪把这个课题揽在了心里，她完成了两本教师学著作，《现代教师发展丛书》《现代教师学概论》，教育部它们作为全国教师教育的培训教材，《现代教师学概论》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著作。
1986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教师学研究会，于漪担任会长，问及为什么叫教师学研究会？
于漪的眼中满是坚定与骄傲：“我们是想让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我们要有中国教师自己的教师学！”
杨浦中学67届毕业生毛时安是现今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回忆当时说：“在离开学校之前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走过学校走廊，于老师在讲课，我们就用耳朵贴在教室后门的门板上，听了于老师一堂课，然后听好这堂课，我们就离开了，正式地离开了杨浦中学。”
杨浦中学的学生们，带着于老师的最后一课的回忆离开了学校，但由此开始感受到了，中文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也因此而生。
1985年，于漪担任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她提出“我们的学校要一身正气 为人师表”，担任二师校长多年，学校里所有的卫生工作，都是由学校的师生一力承担，于漪想让师生身体力行，珍惜劳动成果。
有一次她把学生扔掉的馒头捞到脸盆里，跑到一个班一个班里去，给学生讲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学生被深深地触动了。
看到很多学生喜欢周杰伦的歌，耄耋之年的于漪找到他的专辑认真试听，琢磨周杰伦吸引孩子的原因，听了很多遍以后，于漪找出学生喜欢周杰伦的两个原因，《青花瓷》等歌词是从古典名章中寻找灵感，借鉴了传统文化元素，所以学生乐意亲近，现代独生子女无人倾诉，烦闷时哼哼周杰伦的说唱音乐是很好的宣泄。
许多学生得到了于老师的理解，师生老少笑作一团。
2002年，于漪退休了，虽然离开了一线讲台，但她仍然心系教育事业，她把自己的晚年时光又无偿地奉献给，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教师。
如今90岁的于漪，仍在为培养青年教师奔忙着……
从事60多年教育工作的于漪，把语文教学看作是她一生的事业。
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民族的未来，已经融于她血肉的教育，早就是生命里再也割舍不下的部分。
回溯人生，于漪有诸多感慨，从受业于师到授业于人，她心存感激：“老师使我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逐步逐步多起来，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老师是了不起的事，它可以使很多学生从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到懂得做人的道理，从无知到有知，所以我这一辈子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她会恩泽莘莘学子，一个孩子，如果他碰到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对他一辈子来说真是一种幸事。”
三尺讲台，二支粉笔
一位人师，通天达地
六十年韶华流逝
忘不下的，抹不掉的
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满心喜悦
是修身、成己、达人的圆满具足
无欠无余
“我说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这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一辈子都在学，不断完善健全自己的人格。”
“我不断地反思，我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
有多少许诺用过一辈子时间，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信念和热爱，穷竭一生 做到极致，没有什么比伟大精神的影响更让人觉得深刻，没有什么事情比言传身教更教人信服。
教育，这个让人心甘情愿付出、沉醉的词语，涤荡在教师们心中最明净的位置，教育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每一位老师前行的步履中，行走，并铭记。
于漪那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畔的话语，“做一辈子老师，用一辈子学做老师”……
>>>拓展阅读——复旦教授张汝伦谈于漪
盖教育家者，不仅要有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管理的经验，更要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或者说教育哲学，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贯彻到其从事的一切教育工作中、形成系统的思想。
在沪上教师群体中，于漪就是难得的优秀教师兼教育家。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以忘我的敬业精神、高超的教学艺术、对学生充满爱心、无微不至的关心教导，征服了无数的同行和学生。
在她身上，笔者看到，中国一切优秀教育家的身上都有的一些共同点，就是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这种铸造我们民族脊梁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是中国教育真正的希望。
在我们的中小学中，应该有一批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人，用他们的理想浇灌我们的校园，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基础教育。
一个国家主要由普通人组成，教育固然要培养精英，但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和基础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学生。
为什么说优秀教师常有，而教育家不常有？因为教育家不仅要能不断改革教育实践和制度，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因材用人，科学管理，人性治校，更要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没有这些，充其量只是一个合格的教育管理者，而称不上教育家。
王国维曾慨叹： “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也！”在他看来，教育是要有学理引导和支撑的。
一般来说，教育哲学的核心是对教育本身的认识和定位，确切地说，是对教育的性质和目的的认识和定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是人各种德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
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学以成人，不受教育人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教育养成的。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线。为己之学的教育是人成长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而为人之学的教育只是达到功利目的的手段。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不器的思想，要求受教育者不能为了某种特殊目的来塑造自己。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奠基者之一蔡元培先生继承了这个传统，并结合西方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可是，稍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近四十年来，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培养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 “器”，而不是一个人格能力健全发展的人。在功利主义盛行之时，很少人能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坚持自己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而于漪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的历史过程，他们自身的经历使得他们深信，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反过来，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也与每一个国民自身的素质密不可分。有这样深切的认识，才能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就事论事谈教育；更能从国家长远发展的历史眼光和人民素质的高度来看待教育。
基础教育是普及教育，它的指导思想如何，质量如何，关系到全民族素质能否提高。因此，它不只是一地、一校局部的事，而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全局。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关系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这并非那些开口升学率、闭口就业率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
也只有当我们对教育有了深刻的思考，才能真正认识到，教育的唯一目标是学生，是学生人格、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学校和教师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目标服务的。
因此，学校的好坏，教师的工作的称职与否，都应该以受教育者 （学生）是否通过所受的教育在以上三方面真正得到了提高来评价，而不是取决于他是否考入高一级的国内外名校，或他日后有什么显赫的头衔，那些东西并不能等同于人格、素质和能力。
由此反观我们现在的学校和教师，最常见证明自己教学水平还不错的办法，就是列举在他们那里学习过的学生或他们教的学生中哪些人进入了国内外名校，哪些人成为政界商界的闻人。很少有人会说他们一视同仁，培养学生的人格和素质，开发学生各种潜在的能力。
其实，我们的祖先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善救人者无弃人。孔子出于他的仁德仁心，主张因材施教，对任何学生都能针对他们的特点，循循善诱，不离不弃。毕竟，一个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普通人，教育固然要培养精英，但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和基础教育，更应该面向全体学生。
教育最重要的就是 “目中有人”，就是要 “面向全体学生” “面向全体学生的终身发展”。通过教育得到全面发展，是每个学生的基本权利。一名优秀的教师，很少会提自己的哪个学生多少高分进入什么名校，什么学生获得国外名校奖学金，或什么学生成为政商两界的名流。但，这恰恰是我们现在许多名校证明自己的习惯做法。真正让教师和学校引以为傲的应该是，老师如何发现人人头痛的 “问题学生”身上的优点，如何通过耐心细致的沟通与教导，使学生的潜质和能力得到发展，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有突出专长的学生。
“学生”不是抽象的美，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果学生千人一面，人云亦云，时时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个性就会被消解。而一个学生没有了个性，便是失去了自我。
我国传统向来区分 “经师”和 “人师”，认为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韩愈把师定义为 “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是突出师的职责首先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学生更好地选择人生。
然而， “人”和 “学生”都不是抽象的类，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有些教育者喜欢俯首帖耳、没有个性的学生。但是，如果学生千人一面，人云亦云，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个性就会被消解。而一个学生没有了个性，便是失去了自我。在长期的一线教学实践中，于漪一直坚持尊重学生的个性，这一点难能可贵。
当然，尊重学生的个性，绝不是对学生放任自流，不管不问。最近几十年，受对西方教育思想片面理解的影响，一些人认为不管不问，让学生自由发展是尊重学生，其实这是附和学生，放弃教师的教育职责。教师不能无原则地放弃教育，既要看到学生心中积极的东西，也要善于教育和引导。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学校与社会日益融为一体， “象牙塔”云云早已是明日黄花。事实上，现在校园里充斥着社会流行的价值理念，千百年来前人一直秉承的许多东西被视为过时的东西而被抛弃。相反，流行的东西在我们的校园如入无人之境，得到师生的一致接受。但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对流行的东西必须始终持警惕和批判的态度，要抵制社会不良思潮和风气对校园的侵蚀，更要通过向学生传承本国的优秀文化和人类的精神文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是中国心最根本的构成要素，其中，语言尤为重要。因此，学习语文，归根结底是要在文化上 “认祖归宗”，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每个学科的教师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学科教学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比如，语文教师就应该通过语文教学来实践他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人们对语言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简单地将语言理解为用来沟通表达的符号工具；另一种则是将语言理解为人与世界存在的体现，直接根源于道。语言不仅表现人心，也彰显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的这段话，清楚表明了我们祖先对语言的本体论看法，语言不是纯粹的工具，而是道之流行。语言不仅仅是形式，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实质意义，语言是人道的体现。
语文课教的是汉语，汉语不但是中国人思维的载体，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培养有中国心的学生就应该是所有老师的教育目标。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是中国心最根本的构成要素，其中，语言尤为重要。因此，学习语文，归根结底是要在文化上 “认祖归宗”，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通过语文学习，将中国文化传承下去。而这些又取决于学习者是否被语言所表达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感化与教化。
语文课不是简单的掌握母语，甚至也不是简单的培养思维能力，而是教养和教化。
近几十年来，全社会产生了一种荒谬的现象，就是轻母语重外语。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家长到校长，从学生到老师，大家都觉得母语无所谓，不学也会；而外语对于个人前途来说却是至关重要，以至于从小学到大学，不少人将全外语教学视为招揽学生的法宝和招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和众多人口的超级大国，真是咄咄怪事！其结果是，现在语文能力普遍下降，媒体上的许多文字不忍卒读，名牌大学的学生写作和表达能力仍有不足。而社会上一部分人身上的戾气和邪气，与语言质量的下降也不无关系。
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明了语言与文明的本质关系。子曰：不学 《诗》无以为言，说明 “言”在他眼里不是纯粹表达意思，而是说话必须符合文明的标准。所以古人将 《诗》作为最主要的教养和教化途径。近代大儒马一浮甚至说传统六艺之教，诗教第一。原因可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讲。
从主观方面讲，温柔敦厚， 《诗》教也。诗 （进一步可引申为优美的语言）可以涵养心性、美化情志、消融意气，使人从动物性存在上升到人文性存在。从客观上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 《诗》。人对世界人生的感性体悟到理性把握，统一于 《诗》。我们把诗进一步扩大到理想化的语言 （即作为文明之体现的语言），上述规定基本也是适用的。
语文教育教的当然都是上述所谓“理想化的语言” （世界和人类本身阴暗的东西当然也一定表现在语言中，因为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但任何民族的语文课大概都不会教违背文明基本标准的语言的）。人类主要是通过对语文的学习，继承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成为自己传统的一部分。所以学习母语不是在纯粹学习技能，而是在学以成人，成为中国人。
于漪认为： “当今的中国教育，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需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滋养他们的心灵。”在中小学阶段，语文课应该是以中华优秀文化滋养学生心灵的主要途径。但是，语文课要葆有自己的本色，不能成为传统文化说教课。语文课要寓化于教，在教中化，与其他课程相比，它具有全面培养学生人格的功能。语文作为一种认知教育，与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人格教育高度融合，为学生的发展打下了 “精神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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