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欧洲传统的三大历史时期划分之一：西方人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时期为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上承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下启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近现代史。过去欧洲人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将其称之为“黑暗时代”，而我国史学界在研究世界史的时候往往也直接沿用了欧洲史学界关于“黑暗时代”的定义。不能否认中世纪史的确有其黑暗的一面：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分五裂的各种封建采邑，教权和王权之间、国王和贵族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长期博弈交锋，因此酿成了长年累月的战争。宗教全面压制着思想体系的内容，控制着人们的经济生活，阻碍着市场经济世纪左右，社会上除了教士几乎都是目不识丁之人。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世纪历史的另一面——事实上中世纪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也取得了很多发展成就。
中世纪最为重大的发展变化恐怕要数民族国家的形成：公元3世纪左右东方的中华文明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同时出现中衰的迹象，之后两大帝国都不同程度受到蛮族的侵袭——在中国这被称之为“五胡乱华”，在罗马被称之为“蛮族入侵”。在匈奴西迁的冲击下日耳曼各部如潮水般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并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诞生了一个个日耳曼人国家：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等等，不过这些日耳曼国家大多如昙花一现般很快归于沉寂，相比之下法兰克王国才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历史舞台的主角：法兰克王国在克洛维的统治下逐渐强盛起来并征服了高卢地区。然而在克洛维死后他的儿子们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瓜分，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629年达戈贝尔特一世重新统一法兰克，可达戈贝尔特一世依然没摆脱当时盛行的封建采邑制度的束缚——他将法兰克王国分成三个子王国：纽斯特里亚-勃艮第、阿基坦、奥斯特拉西亚。自己担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的国王，两个儿子统治另外两个王国。不过达戈贝尔特一世没能料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终日声色犬马，贪图享乐，殆于国事，逐渐沦为了贵族大臣手中的提线木偶，被世人称为懒王。这一时期法兰克王国的实权逐渐转移到宫相手中——宫相原为王宫的管家、国王的仆从。绝大多数宫相由国王任命，也有一些是由贵族推选出来的。因为宫相地位显赫，逐渐成为控制王宫和军队的重要位置。
732年10月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打败了入侵的阿拉伯人，从而避免欧洲文明完全被阿拉伯文明同化，这也为查理·马特本人在欧洲基督教世界赢得巨大声望。尽管如此查理·马特却并没废黜早已有名无实的法兰克墨洛温王室，他依然以宫相之名实际统治着法兰克。然而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继承宫相之位后却对自己头上还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国王甚为不满。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难题——自古以来权臣篡位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在当时的欧洲实行的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当时的话语逻辑下君权来自于上帝的背书，篡夺君位意味着对上帝的背叛，在那个教权至上的年代没任何一个欧洲人敢于公然和教会为敌，因为这将意味着与全欧洲为敌。那么如何才能让教会支持自己的篡位行为呢？丕平开始为此冥思苦想。正当丕平冥思苦想之际上帝居然主动将一个绝佳的机会送到了他面前：751年伦巴第人攻陷东罗马帝国控制的意大利拉文纳总督区，直接威胁教皇统治的罗马公国。尽管当时教皇的权力比之世俗君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可那时因为在基督教王国面前教权对其境内的贵族和百姓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然而面对当时还是异教徒的伦巴第人而言：教皇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教皇不得不寻求世俗君主的支持，此时的法兰克王国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于是教皇的使节就前来寻求法兰克的支持——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教会势力的主动上门拜访令丕平看到了自己名正言顺取代墨洛温王朝的良机，于是他通过地区主教向罗马教皇扎卡利亚斯捎去了口信：“法兰克国王虽属王族和称王，可除在公文上签名外实际没有任何权力。换言之他们无权，只会照宫相的吩咐办事。“教皇自然对丕平的心思心知肚明，如今是教皇有求于丕平，自然不敢忤逆丕平的意思，于是教皇答复道“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这句话实际上是为丕平的篡位行为开绿灯。既然教皇已做出表示，丕平也就不需要再假装客气了：751年丕平在苏瓦松举行王国大会，教会为其涂抹圣油，赐予王权，而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任王希德里克则被剃掉头发，关进了修道院，加洛林王朝由此取代墨洛温王朝统治法兰克。与此同时法兰克王国和教会势力之间结成了共同统治欧洲的政治宗教联盟，然而这种联盟对身为异教徒的伦巴第人而言是毫无约束力的：两年后伦巴第人兵围教皇所在的罗马城。753年冬新上任的教皇史蒂芬二世冒着风雪穿越阿尔卑斯山区来到法兰克王国。这是罗马教皇首次离开罗马城去拜会一名世俗君主，丕平亲自为教皇牵马，法兰克的广大信徒、民众也对教皇的驾到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欢迎，这使教皇感到无比的欣慰，长途跋涉的辛苦一扫而光。经过一段时间的详谈，国王与教皇签订了一个旨在“互相协助，互相保护”的盟约。史蒂芬二世重新为丕平举行了加冕典礼，并赐给他的两个儿子以罗马贵族的头衔，同时教皇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法兰克国王，违者将被逐出教门。”丕平承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所征服的意大利土地中划出拉文纳至罗马的狭长地带捐赠给罗马教会。
次年丕平率兵护送教皇返回意大利，丕平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对伦巴第国王拉赫斯展开了一场恶战，直到伦巴第国王保证归还教皇领地拉文纳以及教皇要求归还的全部罗马财产为止。但在丕平退兵之后伦巴第国王却并不打算遵守诺言。756年丕平连续两次率军南下，挥戈进入意大利，征服了伦巴王国，把它夷为平地 。至此丕平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丕平兑现了自己对教皇作出的承诺：将征服的拉文纳 、利米尼 、具沙罗等二十二个城市献给了罗马教会，史称“丕平献土”。自此从拉文纳到罗马的大片领土便划为教皇辖区，从此欧洲的历史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教皇国：罗马教皇不仅渐渐成为了西方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意大利的一个世俗君主，人神两界均在其管辖之下，从此教会的权力开始进一步扩张，成为中世纪欧洲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任何世俗君主都不敢轻易挑战这股势力。为使“丕平献土”合法化，教皇伪造了“君士坦丁的赠礼” 的丑闻——诡称君士坦丁大帝早已把罗马城赠送给教皇，丕平中只是把属于教皇的领土还给教皇而已 。罗马教皇利用中世纪欧洲分裂的政治格局不断强化自身权威，甚至一度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1077年1月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教会和贵族的共同压力之下甚至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跪在冰天雪地里向教皇忏悔自己的罪过。这时的教皇既是欧洲各国精神生活的绝对主宰，同时也是拥有自己的领地、军队的世俗君主——教皇的领地正是当年丕平所献，后来教皇国的领地一度扩张到1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亚平宁半岛1/3左右的面积。
丕平之子查理曼成功使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归属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他的帝国实际上达到包括今日的大部分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和低地国家以及意大利的一个地区和许多的边界地区。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欧洲还没有这么广阔的领土被一个国家控制过。尽管查理曼战功赫赫，然而他却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事实上他在文治方面同样拥有杰出的贡献：他的最大成就就是用行政手段让西欧的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恢复过来，这被后世史学界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中世纪早期教育水平低下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建立了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宗教教育机构。字母文字得到了改革，新的书写体被创制出来。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活动也得到了初步的规范。查理曼自己也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君主——据说他行军打仗时还常带着一些学者，以便随时向他们请教，而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会提问就已经是一门学问了。在查理曼大帝的推动下欧洲迎来了学术复兴的局面，后世称其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直到58岁时已统一西欧的查理曼仍不满足于自己的功业——他写信给当时50岁但据说还风韵犹存的拜占庭女皇依伦娜，建议两人结婚，以统一全欧洲。然而不久之后依伦娜就在拜占庭帝国的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放逐，查理曼通过联姻统一欧洲的计划就此泡汤。查理曼不仅没能实现他统一欧洲的夙愿，他也终究没能摆脱欧洲中世纪封建采邑制度下王国分崩离析的命运：为避免自己死后帝国被瓜分的命运查理曼在生前明确指定自己的长子“虔诚者”路易一世继承整个帝国，然而路易去世后路易的3个儿子于843年8月在凡尔登签订条约，正式瓜分了查理曼帝国的疆土。根据该条约所划分的疆界形成了西法兰克王国（843年-987年）、中法兰克王国（843年-855年）和东法兰克王国（843年-911年）三国，经过870年《墨尔森条约》的调整成为后来的法兰西王国、意大利王国和德意志第一帝国三个国家的雏形。
东法兰克王国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形成了许多公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萨克森、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等等，其中最大的就是萨克森。正是这些公国共同构成了日后的德意志地区，而由于这些公国彼此之间的牵制，德意志形成了特殊的选帝制度——德意志皇帝是由各公国共同选举出来的，而首开这一先例的正是萨克森公国的亨利一世公爵。这位亨利一世有一个“捕鸟者”的绰号，据说是因为他当选时还在专心致志地捕鸟。不知他究竟是心大呢，还是故意以此掩饰自己内心的雄心壮志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亨利一世冕时拒绝了涂油礼，因此他的王位一直没能得到教会的承认。而且严格意义上此时的德意志还只是一个王国，而不是帝国，所以亨利一世终其一生的头衔不过是德意志国王（king），而且还是未获教会承认的king，而不是德意志皇帝（emperor）。真正意义上第一位戴上德意志皇帝这一桂冠的是他的儿子奥托一世。公元936年奥托继承了亨利一世的萨克森公爵之位，与此同时他作为德意志最大公国的君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德意志国王。在当时的德意志国王可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神圣君主，充其量就是各路公爵在实力势均力敌之时推出来充门面的人物。就在奥托继位的第二年他的异母兄弟唐克马尔就联合巴伐利亚、洛林等地的贵族造反作乱，这时奥托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贵族们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巴伐利亚、洛林这些大贵族们上架空王权，下有心吞并其他中小贵族的封地，这就给王室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提供了良机。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奥托同中小贵族结成了反对大贵族的同盟，尽管这些中小贵族实力有限，可加起来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更何况背后还有身为国王的奥托的鼎力支持，于是他们很快就镇压了反对国王的大贵族叛乱：唐克马尔在部众向奥托投降后自杀，法兰克公爵被迫求和，奥托从容收拾巴伐利亚，赶走了阿诺尔夫公爵，任命其弟贝特霍尔特既位，但同时收回了巴伐利亚公爵相当一部分权力，944 年贝特霍尔特死后奥托任命自己的弟弟亨利为巴伐利亚公爵。然而这样做仅仅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紧接着奥托由出台了从根源上打击地方贵族的政策：937年奥托一世改传统的公爵世袭制为国王任命制——这意味着德意志境内的任何公爵贵族死后其爵位的继承归属都必须获得王室的认可才能作数。与此同时奥托禁止公爵同教会势力接触，一面地方公爵同教会势力勾结起来反对自己。之后奥托综合运用武力征伐和政治联姻等手段把各公国的公爵都换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洛林公爵是他女婿，士瓦本公爵是他儿子，巴伐利亚归他弟弟，萨克森和法兰克尼亚由他亲自领导，德意志的局势看起来一切都掌握在奥托手中。然而在公元953年奥托的儿子和女婿因为权力分配问题而心生不满，于是联合大主教反对国王。在镇压了这一事件后奥托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再相信，他于954年召开帝国会议重新分配土地，将各公国的实权直接掌控在自己手中。从此奥托的权威在德意志境内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奥托在成功解决内忧之后开始着手应对外患：东面的马扎尔人是这一时期德意志面临的最大外患，而这一时期奥托也致力于向东欧扩张，两股势力之间注定将会发生冲突。公元950 年奥托迫使波希米亚（今捷克）公爵对自己称臣纳贡，这样一来奥托的领地就和马扎尔人的地盘直接接壤了。954 年马扎尔人主动发起入侵，奥托御挂亲征在955年的莱西费尔德战役中由他率领的德意志和波希米亚联军几乎完全歼灭了马扎尔骑兵，因为此战他被尊称为“伟大的奥托”、“祖国之父”。奥托还为后世的德意志开创了一项传统：每个有作为的德意志国王都要进军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加冕为皇帝。这一传统肇始于公元961 年——这一年罗马教皇受到意大利城市贵族的威胁，于是教皇约翰十二世向奥托求援。后者闻讯之后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并很快敉平了罗马的叛乱，吞并伦巴底国家，扶正了教皇的位子。962年2月2日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奥托加冕，奥托从此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德意志由王国正式升级为帝国——德国历史上也称神圣罗马帝国为德意志第一帝国。德意志第一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如今的奥地利、瑞士、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意大利北部地区、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和欧陆秩序的主导者，然而德意志第一帝国始终未能解决国内诸侯权力过大的问题。1356年德意志第一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发表的黄金诏书进一步确认了地方诸侯的自主权，德意志的分裂局面愈演愈烈，以致于德意志境内涌现出数百个公国、侯国、贵族领地、骑士领地割据一方的现象，直到19世纪晚期德意志才由普鲁士完成统一。
公元400年罗马帝国面对如潮水般汹涌入侵的日耳曼人不得不将驻守不列颠的军团撤回高卢，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等日耳曼部落迅速取而代之填补了这一真空地带，这块土地逐渐被世人称之为英格兰（意为盎格鲁人的土地）。在黑夜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击败的原住民凯尔特人一部分逃到了威尔士和康沃尔地区(位于今英格兰西南部)，另一部分则逃至今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然而此时的英格兰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原住民凯尔特人的征服过程中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以及凯尔特人都曾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王国，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地区犹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般进入了一段各王国相互征战兼并的时代，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之后弱小的国家被吞并，最后剩下了七个较大的日耳曼国家——分别是：肯特王国、萨塞克斯王国（南撒克逊）、韦塞克斯王国（西撒克逊）、埃塞克斯王国（东撒克逊）、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王国和默西亚王国。公元829年韦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曾短暂统一了英格兰七国，然而爱格伯特死后英格兰又陷于分裂状态，直到公元871年爱格伯特的孙子阿尔弗雷德消灭了六国复辟势力并正式给自己加上英格兰国王的头衔，从此英格兰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英格兰并没摆脱被新的入侵者征服的命运：1066年被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此后一部分诺曼人的血统也融合到英格兰人之中，甚至相当一段时间英格兰的统治阶层是说法语的。事实上如今的英国王室的血缘一直往上追溯的源头就是这位征服者威廉一世。严格意义上这时的英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典型的中世纪封建国家：英格兰王室是来自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是法国国王的封臣，英格兰国王及其大臣使用的却是法语，同时他们还在法国境内拥有大量封地。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在历经百余年的长期战争后英国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领地。英格兰在失去欧洲大陆的领地后反而变成了一个更为纯粹的民族国家——英语逐渐取代法语成为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英国不仅在与法国的博弈中形成了较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同时国王与贵族的博弈也对后来的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1215年约翰王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1265年英国召开了第一届议会，从此不经议会许可即使是国王也不得加征新税成为英国政治的一条既定规则——1640年查理一世正因为违背了这一原则而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百年战争同样对法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前的法国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采邑制度国家——法兰西境内有着大量贵族封地，而国王的权力受到相当的制约。战后法国收复了除加莱外所有位于法国境内的英王领地，佛兰德斯、勃艮第等贵族封地也被法国国王控制，法国逐渐由一个封建贵族割据四分五裂的国家开始向王权独尊的中央集权国家转变。生活在法兰西大地上的人开始逐渐摈弃自己是哪家贵族的子民这种观念，转而认同自己是法兰西民族的一员，原本封建割据的法兰西大地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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