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专栏作家南门太守（陈忠海），《中国发展观察》合作稿件。
从历史上看，民间借贷行为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
民间借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融资手段，由于其获取资金条件低、手续便捷、资金使用效率高，自古以来便广泛存在。当前，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不断加大和许多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民间借货行为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通过趋利避害，进一步发挥了其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民间借货行为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以“高利贷”的形式存在着。
泉府：最早经营借贷的专门机构
借贷是一种通过贷放货币或实物以收取利息为目的信用关系，是一种古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最早的记载是在《周礼》中。据该书《地宫》篇记载：“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贷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也就是说，当时国家设置了“泉府”这样的机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供需，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所谓“泉”，指的是“欲其如泉之流而不滞也”。
根据《周礼》记载，泉府还有经营赊贷的职能：“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息。”百姓遇到祭祀、丧葬等没钱办理，可以向泉府赊款，用于祭祀的10天以内还款、用于丧葬的3个月以内还款都不收利息；而遇到其他经济困难，生产生活周转不开，也可以向泉府贷钱，但要收取一定的利息。泉府是官办机构，不属于民间借贷行为，它收取的利息相对较低，虽不算高利贷，但它是古代借贷行为的起源。
子钱家：汉代大商人借线给政府打仗
进入春秋战国，经济不断发展，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加上战争和饥荒，大量面临经济困境的百姓都有借贷的需求，民间借贷行为开始逐渐兴盛。《管子》记载，齐国出现过许多“称贷之家”，资本雄厚，有“贷钱千万、贷粟五千钟”，“受息子民三万家”。这样的机构遍布全国。《史记》记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曾贷款给薛邑农民，一次就能“得息钱十万”。
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借货高潮出现在汉代，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凡是大工商业主尤其是大子钱家大囤积商，正当商人每年取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十倍。”所谓“子钱家”，就是高利贷商人，当时比较出名的有长安的樊嘉、王孙卿，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成都的罗氏、临淄的伟氏等，资本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钱。“钱”是汉代的基本货币单位，太平年景一石谷物的价格通常在30钱至50钱之间，可见这些子钱家实力多么雄厚。
汉代最有名的子钱家是汉景帝时长安的无盐氏。《史记》记载，当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政府要平息叛乱但财政困难，向子钱家们借钱，“子钱家以侯邑国在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而无盐氏借给了政府1000金，约定“其息什之”，也就是利息按本金的10倍计算。结果“七国之乱”平定了，政府兑现约定，按照10倍的利率归还了本息。
长生库：僧人成为典当行的先驱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即得到了快速发展，初期坚持苦修，化缘所得只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南北朝以后不少统治者皈依佛教，带动了佛教的兴盛，寺院得到了大量的赏赐和布施，不仅有一般财物，还有土地等，成为一个经济体。北魏迁都洛阳后，甚至出现了“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
寺院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其拥有政治上的便利和享有免税权，不少寺院经济实力很强，他们不局限于一般的耕种、收租行为，还经营起了典当业。《南齐书》记载，有一个叫褚澄的官员，其兄曾把一件“白貂坐褥”抵押给寺院，后来他花了1.1万钱的巨款才把它赎回。《北齐书》还记载，北齐僧人道研资产丰厚，大量经办高利贷业务，范围遍及一郡，对借钱不还的人他还能调动官府势力帮自己追讨。敦煌有个净土寺，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
寺院经办高利贷，一般是以善男信女们供奉的香火钱为资本开办质押贷款业务，急需用钱的人把衣物、首饰甚至农具等有实用价值又耐存放的物品拿来抵押，到期归还本息，这其实是最早的典当业务。开办这种业务的地方到了宋代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长生库。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批评说：“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
京债：唐朝官员借钱去上任
唐朝公务员的待遇不高，尤其是大量中下级官员，生活一般都谈不上富裕，像白居易辛苦攒了十来年俸禄仍买不起长安的房子。而唐代官员又存在大量“轮岗”和“异地任职”，往往干不了几年就得换地方，不仅居无定所，而且需要额外支出不少“安家费”。
有的官员要去很远的地方上任，甚至拿不出路费，只得借高利贷。《旧唐书》记载：“又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这里揭示了京债比一般高利货更大的危害，那就是这些官员为了还钱，到任后往往加倍搜刮，危害社会。
京债这种高利贷形式在唐代以后继续存在，明清之际还出现了专门经营京债的机构—账局，经营者有贵族、官吏、商人和其他富人，客户主要是因赴考、赴选、在京候选、赴任而借债的士人或官员。《醒世姻缘传》里有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赵翼《陔馀丛考》也有记载：“至近代京债之例，富人挟赀往京师，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远近，缺之丰啬，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扣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
行钱：宋代从事借贷行为的中间人
宋代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高利贷业务也更加兴旺，不仅有私营的交子铺、交引铺、钱引铺等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务、交子会。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拿妻女进行“抵押”的情况。
宋代还出现了专门从事借贷行为的中间人——行钱。宋人廉布《清尊录》记载：“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出入，而取其半息，谓之行钱。”根据这个记载，行钱主要充当有钱人的委托人，专门经营放贷业务，可以得到利息的50%作为“中介费”。但行钱的社会地位不高，《清尊录》还记载：“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或过行钱之家，设特位置酒，妇人出劝，主人乃立侍，富人逊谢，强令坐再三，乃敢就位。”
羊羔利：元代剥削最严重的高利贷
高利贷的利率当然比较高，但像无盐氏那种1000%的情况只是罕见的个案，大部分情况下年利率保持在30%－50%之间，达到100%的所谓“年利倍称”，基本上是一般高利贷的极限了，而这个水平在元代则比较普遍。
元代还有一种“羊羔利”，因其约定在羊产羔时本利对收而得名。《元史》记载：“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这种高利贷不仅年利率高达100%，而且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息又生本，所谓“利滚利”，农民一旦借了这种高利贷，无不“破家散族”。《元史》记载：“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关汉卿《救风尘》里有“干家的乾落得淘闲气，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赵翼《水车十百戽田水入河》诗中写道：“绝似贫人还宿债，羊羔利较本钱多。”
历代对高利贷的限制和打击
民间借货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需求，但利率过高时不仅容易加重借贷者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规范借贷过程、打击非法行为入手制定了不少政策。
在规范借贷过程方面，主要是限定利率水平。《汉书》记载汉武帝时陵乡侯刘沂“坐贷谷息过律，免”，说明当时已经制定了借贷的利率上限标准。王莽改革一切师法古制，把西周设置泉府的一套政策基本照搬过来，赊钱免息，贷款利率规定为“无过岁什一”，即年利率不超过10%。从有限的史料可以看到，唐开元年间、宋庆元年间均专门规定过民间借贷最高利率标准，一般不超过月息四分，明清时代规定的标准一般为月息三分。
在打击非法行为方面，法律对规定范围内的借贷行为予以承认和保护，超过的予以制裁，如《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
除此之外，各代还采取一些其他临时措施校正高利贷带来的弊病，如王莽改革中设立官营借贷机构，以较低利率向贫困农户贷款；王安石变法中推出的“青苗法”，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户在青黄不接时可以向国家借贷；元太宗时期针对过高利率造成的严重问题，曾经规定由国家代偿一部分因支付赋税而借的高贷款。尽管这些措施在实行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少问题，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可以算作为解决高利贷问题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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