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为官方精编缩减版，全文请查阅期刊原文！
中国目前倡议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其“新”之处在于以下3点：其一，东盟是新的。尽管东南亚是个早已存在的地理区域，但它在国际政治中被辨识为一个统一区域，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其二，中国是新的。在经历了约200年的极度虚弱和分裂之后，中国如今再次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三，新“海上丝绸之路”是新的。这条路线虽然古老，但当前的路线是重新开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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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何以成为东南亚
东南亚同时具备大陆和群岛特质，因其主要由中南半岛（或称“印度支那”，Indochina）和马来群岛（Malaisie）组成。分裂的地理导致了东南亚形成了迥异多样的民族。陆上民族从远自中亚中部的北方而来；海上民族则在历史上主要从中国南部和西南地区迁徙而来，辗转至台湾岛、菲律宾、越南，并进入东南亚群岛。陆地的封闭和海洋的开放构成鲜明的对比，东南亚整体的自我认同从未发生。那时东南亚的贸易主要由来自中东、经由南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和来自南中国（以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主）的商人主导，为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带来繁荣。西方人到来后只是作为额外的参与者加入其中，扩大和加强了原本的贸易模式。
西方人所拥有的强大战船成为了引起变化的新因素，逐渐在大约150年后为其带来统治地位。它本质上意味着，谁拥有海上力量，谁就能主宰贸易。其后，全球的海洋首先被英国人控制，再后被美国人继承。二战期间，如今东盟的10个成员国都曾长达3年左右直接或间接地处于日本的民事或军事管理之下。当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变得不可避免时，英美意识到，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将成为对该地区来说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在离开后继续保持影响力、保卫其利益，他们沿用了二战时的军事词汇——“东南亚”来称呼此区域，并通过无数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将此名称固定下来。
冷战期间的3个关键事件塑造了如今的东盟和东南亚：印尼在苏哈托的领导下转向资本主义，“第一代东盟”的其他4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也被迫站队；20世纪70年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使得东盟从此可以发挥独立作用，而不只是冷战一方的棋子或傀儡；美国在越南的战败和撤离。由于美国力量的相较衰弱、中国力量的崛起及形象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盟完全重构为一个可以在任何大国之间找到自己位置、决定自己命运的自治机构。加之中国的友好和支持，东盟成立了“10+1”“10+3”等地区对话机制，这是它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高光时刻。
因此，东盟不能忘记，它一直是为了一时的特定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而在缺乏天然的深厚根基的地区进行分裂是相对容易的，所以必须不断地保持警惕、保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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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海洋的古今认识
纵览中国历史，所有的难题、敌人和威胁都在北方，由于南疆没有敌人，古代中国一直对南疆不重视。
直到宋朝被驱赶到南方，朝廷不得不依靠鼓励与东南亚的贸易来维持税收和经济，他们这才开始注意到南疆。
元朝建立，北方第一次对中国来说不构成问题。
当明朝接管政权时，它继承了这种世界观，开始了郑和下西洋，其后实行海禁。
在中国商人撤出的真空下，欧洲人在东南亚商业系统中逐渐成为了主导力量。
清末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海上被击败的战争，中国人对此大为震惊——是否拥有海军变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存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依赖于海上贸易来进入市场和获得资源。
所以，控制自己的海域、确保海上贸易得到保护，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下定决心努力建设海军。
对东南亚来说，房间里的大象不是中国，而是存在了两百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中国建设海军的目标也是如此，中国在南海并不需要造岛来对付越南、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但它有助于防御美国海军的威胁。中国不会直接对抗和挑战美国，因为尚且缺乏足够能力。历史上没有任何中国人想要主宰世界或管理世界的例子，他们也不会愚蠢到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专注于不断扩大贸易联系和商路的连通性，以使其经济发展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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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陆大国的双重身份与“一带一路”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个巨大的陆上大国，海上贸易也是它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别无选择，它必须是一个拥有足够海军防御的陆地强国，以照顾其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生存利益。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他们的核心议程，因此他们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
在海洋方向，如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可行的路径，但它依赖于那些可以实际控制和扮演警察角色的他者的力量，即，现代海洋经济的背后是英美海上霸权。中国领导层中的明智者不会想要挑战美国军事霸权，而他们想要确保的是在自己的周边和后院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证安全，因为陆上邻国的关系仍然十分复杂，需要小心处理。
与主要是由商业利益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连接陆地贸易的“一带”，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战略和政治意涵。现在，中国人意识到在海路上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便通过缅甸的若开邦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来创造进入印度洋的其他通道。在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也有一条从老挝到泰国、再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纯陆上路线，还有进入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其他路线，它们都不依赖于海洋。中国可能希望从新的海上航线中赚到钱来支付非常昂贵的、不会让他们赚钱的陆上线路。陆上线路昂贵而危险，笔者不清楚它们最终是否会有回报，但这是中国对自己经济安全的战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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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使海上划界问题复杂化
中国在海洋方面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在外交上如何运用和回应国际法的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花了很多年试图解决海上划界问题，但实际上国际法本身对于立法者和律师来说就不明确，自身就构成了有争议的问题，更遑论对解决海上划界争议带来帮助。国际法最早由欧洲各国制定，来在它们扩张时减少彼此冲突。因此，它只适用于被认为是“文明国家”的欧洲列强，而对于任何东方帝国来说都不适用。美国人比中国人对此有更好的理解，所以直到今天，美国人还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他们知道它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并不符合自身利益。1945年后成立的新国家大多在学习如何在这个国际法世界中生存，但那些制定国际法的国家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它，当然也以某种方式定义了法律。因此，我们应以一种非常模糊的方式来看待国际法的功能。
（摘编自《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链接：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
王赓武教授（来源：新民晚报2020年7月1日，第16版。）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先生于6月20日成为2020年“唐奖”第四届汉学奖得主。“唐奖”（英语：Tang Prize）由中国台湾企业家尹衍梁效法诺贝尔奖的精神捐助成立，旨在发扬盛唐精神和中华文化。“唐奖”设置了四大奖项：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每两年一届。“唐奖”汉学奖旨在表彰广义的汉学领域成就，并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王赓武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和南洋华人史，在民族主义和华人华侨问题等领域建树颇多，是与余英时、许倬云齐名的当代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步入耄耋之年后，王赓武在新加坡用英文出版了回忆录《此处非故里》，记述了自己从出生到19岁之前的成长历程，正是他早年在东南亚与祖国南方辗转的经历，赋予了他不同于传统学者的独特视域。本期，我们通过王赓武先生的回忆录，来解读他身为海外华人寻觅和热爱的国与家。
早年辗转，家园何处
1930年，王赓武出生于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泗水，父亲王宓文祖籍江苏泰州，时任泗水华侨中学的校长，是位既懂传统儒学、又通晓英语文学的教育家；母亲丁俨则出身于江苏东台县一个没落仕宦家庭，遵父母之命嫁与王宓文，并跟随丈夫远赴南洋操持家务。
英属马来亚的怡保承载了王赓武全部的童年和少年记忆。怡保是一座锡矿城市，华裔人数颇众，但多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务工经商者，地缘与方言的隔阂使得王宓文一家更倾向于与来自江浙地区的侨民交往。尽管身为第一代移民的王宓文与当时南下的绝大多数华人一样，仅仅将南洋视为经营谋生之地，而将家园情怀植根在故土之间并始终希冀着回归家园，但他却没有如其他人一般让王赓武就读华校，而是颇具远见地将他送入英文学校学习。语言和教育环境的迥异使得王赓武早早适应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
1947年，王赓武随其父母重返故土，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之后父亲因病返回南洋，留王赓武一人继续在国内完成学业。1948年底，战火逼近南京，中央大学停办，王赓武不得已离开南京，之后转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学习。
中西兼通，学养深厚
即使常年身处异乡，王宓文夫妇却一刻也不曾懈怠过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父亲王宓文是王赓武在学问上的开蒙者。王宓文幼时跟随叔祖父子研读儒学经典和古典诗词，总角之年又涉足西学，在泰州一所新式学堂专攻英语和数学，在取得英语文学的学位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出于对儿子长远发展的考量，供职于华校的王宓文说服了妻子，将儿子送去了英校。他认为中文和英文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观念和思路都大相径庭，只有学好英文才能懂得外国人的世界观，对于当时处于英国治下的马来亚多一点了解。
而在家庭教育上，王家则保留了传统的儒学教育。王赓武在回忆录中提到家中交流多用中文，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于父亲的英语水平都有着错误的认知：“父亲在教育部门与英国官员共事，因而我知他能讲一些英文，却一直不知原来他的英文水平极好……他甚少在家中同我讲英语。”王宓文将华校的教育引进家庭，1936年王赓武第一次随父母返乡探望祖父母后，父亲开始在晚上指导他学习古汉语，从《三字经》《千字文》学起，再读《古文观止》，也选读四书五经。王宓文不教儿子白话文，也不鼓励他阅读白话文的书籍，这些使得王赓武日后研究中国历史打下了坚实的文言文基础。
对王赓武来说，融贯中西的教育背景让他有足够开阔的视野和胸襟面对自己多重身份的挑战。与父辈的故土情结不同，他将怡保视为自己的家乡，却同时保有对祖国的赤诚和热爱。1947年与父母返回中国的轶事便能很好地反映这一问题——王宓文在海外漂泊多年间积淀下深厚的爱国情怀，盼望有朝一日回到祖国，然时值解放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他木落归本的一腔热忱被混乱无序的境况浇灭，更兼身体抱恙使得他最终离开，这也为他日后的海外华人研究埋下伏笔。
家国精神，延续传承
漫漫十数载，作为海外华人的王赓武在家园和故土间寻求到一种适意的平衡。究其整个学术生涯和人生沿革，他都对祖国的文明和历史保有温情和敬意，这与父母给予他的教育息息相关。王赓武十分敬重父亲王宓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和他同去书店是一种特别的享受，身处其中我能感觉到他徜徉于两个同样复杂的语言世界中，这令我意识到他比我那时所了解的更为复杂深邃。直至今天当我念起他时，我都知道我从未完全理解他的多面。”他同时也遗憾于父亲一脉家族历史的空白缺佚，那是一个晦涩难解的谜团，因为父亲并不曾同他讨论过自己的过去。
母亲丁俨写给他的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缺憾。1993年辞世前，丁俨将一部以工整漂亮的蝇头小楷写就的回忆录《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交给王赓武：“她说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让我知道，但我们从未久坐长谈，无法好好把故事告诉我。”丁俨的回忆录写于1980年代，通篇以“汝（你）”的称呼娓娓道来，细细诉尽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关切与亲情，这些经由王赓武整理，收入个人回忆录《此处非故里》中。
多数回忆录的作者都在寻觅家族历史，以期纪念先祖和追溯往事。王赓武表示，之所以在耄耋之年以此形式追忆早年经历，是为了让自己的三个孩子铭记父母辈的来时路，对家国故乡的热爱和认同也不会因远去的脚步而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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