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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今天重读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我们不禁感慨，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取得完全胜利，但是它为中国革命最终的成功铺垫了道路，其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能被抹去。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与意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各种观点交相呼应。本期文章主要从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性质、成败评说等诸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并简要阐述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趋势。
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辛松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般来说，某一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了多久，围绕它的研究就开展了多久，辛亥革命也不例外。尽管已过去百年，关于它的评说也延续了百年。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所涉及的领域、学科，应用的方法等，也是多种多样。就大陆而言，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949年前的起步期，主要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成果较少，深度也欠缺，主要是国民党正统思想占统治地位，运用主义马克思理论开展的相关研究刚起步，代表性著作有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郭真的《辛亥革命史》等。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发展期，这时不仅继续整理、出版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大量史料，运用主义马克思理论开展的研究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专题讨论、专著、纪念文集等不断问世，出现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第一个热潮，代表作有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陈旭麓的《辛亥革命》、林增平的《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和其他专题论文等，孙中山、袁世凯等少数人物以外的其他革命领袖、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开始受到关注，地区性的中观研究也已出现，当然更多的成果是围绕革命的背景、原因、过程与结果而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中叶到改革开放前的中挫期，此时几乎所有研究都遭到了重挫，辛亥革命仅有的一些成果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有章开沅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等。改革开放以后的繁荣发展期，这一时期思想枷锁的打破、中外交流的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稳步前进，以主义马克思理论研究辛亥革命当然是主流，但受国外影响，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在研究中得到运用，涌现了大量优秀成果，很快形成了辛亥革命研究的又一个热潮。这一时期相关的大型文献、专题文献、专著、论文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进步，很难一一列举。就综合性成果而言，有李新主编的《史中华民国（第一卷）》，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以及纪念辛亥革命八十、九十、一百周年的会议论文集等。这时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革命派的关注，其他政治派别，如立宪派、旧官僚、满洲权贵以及相关的外国人等，都被纳入研究视野；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军事、政治活动的表述，而是更加细致地探究革命背后的思想渊源、经济动因、社会变迁等影响因素；二新理论的引入、新方法的应用、新视角的转换，更是引发了“新革命史”的提出，通过对长时段、多角度、大空间的关注 ，把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台湾学界在1949年后对辛亥革命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重建”，这部分内容共识度较高，而有关革命的原因、性质、意义等，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与大陆学界的区别就更为明显。基于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日本保存并整理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而真正的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围绕革命的性质与历史定位来展开，近年则主要关注立宪派与革命的关系、革命的变化和连续性、“边疆”统合和“民族”自立以及满洲权贵和北洋派的作用等内容。美国也是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重镇。早期的美国学者除以“冲击-回应”的框架解释中国社会变迁及革命爆发外，更多的也是重要人物的传记等作品，及至后来受到修正学派影响，乃开始“出现结合事件与社会结构演变之研究途径”。他们围绕新省区革命、社会群体与革命、地方主义与革命、外人与辛亥革命等主题，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该领域中，取得了不俗成绩。与早期学者相比，他们将革命爆发的原因定位在中国内部而非海外，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认为，士绅所主导的改革要比同盟会等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外，法国的白吉尔（Bergere）、巴斯蒂（Bastid）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辛亥革命有过精彩论述。但总的来说，“法国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似多持较为消极的看法，或者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或者认为辛亥革命算不上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一些传统结构性力量”。下面将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就辛亥革命的相关问题做简要介绍。当然要说明的是，本文更侧重于介绍作为重大政治事件的辛亥革命的性质、原因、结果及其评价，而有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将做适当呈现。
一、革命的性质
性质问题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首要问题。由于各自所秉持的立场，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学界对该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分歧。大陆学界的主流是资产阶级革命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大陆学界就曾围绕辛亥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展开过生动讨论，为此还区分了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普遍认为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发动的。此后，大陆学界“都是将'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用，不认为二者有何差别”，基本上形成了视辛亥革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后，针对海外辛亥革命“非资产阶级革命”观点的涌入，国内学者又从多方面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进行了再论证。刘大年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革命领导者、纲领口号、主力军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它不是任何其他革命，只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章开沅也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探讨革命性质的方法论，以及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为数不多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据领导这次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还是必须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在李时岳看来，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有或多或少的依赖关系，“但从总体上、本质上看，对立关系是主要的、全局性的，依存关系是次要的、局部性的”。辛亥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和民主共和国为目标”，“是向资本主义演化的一次最重大、最有意义的跃进”，“所以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此后，林增平、郭世佑等也分别提出了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对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总的来说，大陆学界的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了系统化论述，从而使“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象更加丰满。
非资产阶级革命说。这一派学者主要从资产阶级力量强弱和独立性大小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白吉尔认为，尽管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省起义，但其对革命的态度更多是同情而非积极主动，“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虽大小不一，但始终都是辅助性的”。由于力量的弱小、政治上的不成熟，资产阶级的要求在革命中基本没有实现多少。她表示，“仅就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1911年的事件主要应看成一次带有保守性质的运动。这次动乱的制造者，几乎全是上层文职人员和军界人士”。“资产阶级既没有发动、也没有控制事变，一种以极度混乱为特征的、从外国输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没有改变现存势力的平衡、也没有改变政治现实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这次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了”。该观点得到了巴斯蒂的赞同，她认为，在1905年以前，资产阶级分子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很难分辨出来。“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但“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很少独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主体”。她断言：“无论如何，1911年的中国，革命中心问题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
王朝更替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白蕉就认为“辛亥革命实近似于历史上的'换朝代’”。该观点后来得到了广泛支持。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的动力是民族主义而非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孙中山构想的革命，是为了民族而不是为了资产阶级。他的资产阶级民主计划，不过是使中国强盛的手段。”所谓融合西式民主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却是若干思想成分的混合物，其中不少成分远远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它是把西方思想和技术混合为一体再加以筛选的结果，不可能把这样一场运动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在革命以前和以后的时期内，“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虽然工业化有一些进步，却是缘于自然的增长，而非革命的结果。因此，辛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清王朝的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谢诺也认为，“清王朝衰亡的过程要比人民想象的更像古时候改朝换代的过程，一些新的势力确实在起作用”，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秘密会社、传统的农民骚扰、反满的原始民族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产生的压力。“1911年王朝的灭亡，应同样归功于'天命变革（革命）’的传统形式和现代社会赞成'革命’的阶层的影响。”革命产生的袁世凯政权，“只是意味着建立在同样社会关系上的一个新朝代的开始，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变革”。朱宗震也指出，“当时中国的发展水平，尽管拥有了丰富的理论语言，但实际上还达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要求，甚至连工业化社会的原始积累的政治模式也未能建立起来”。“从实践上说，辛亥革命仅仅是在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政治模式开辟道路。它仅仅完成了一次有限度的王朝更替，由于对王朝的社会基础没有彻底摧毁，重建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中国社会走上了传统的王朝解体后军阀割据的道路。”“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还只是在微弱的共和思想光环下的王朝更替。”
政治或社会文化革命。美国学者多在否认王朝循环论的基础上，将辛亥革命视为一场社会精英主导下的政治或社会文化革命。芮玛丽（Mary Clalangh Wright）表示，尽管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且不能脱离这个条件去看待它，但将其视为朝代循环是“荒谬的”。革命前后，巨大的社会变化已显示了辛亥革命迥异于以往的王朝更迭。兰金（Mary Backus Rankin）同样认为，尽管革命有些名不副实，但“它们所产生的变化足以确保旧的儒家秩序不能再次复活，辛亥革命不可逆转地使中国致力于寻找新的价值观、体制和制度。这是一个长期变革的开端，其累积效应无疑是革命性的”。路康乐（Edward J.M.Rhoads）也不同意辛亥革命是王朝循环的再现。在他看来，自1895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变革，王朝循环不可能在1911年重演。即便说革命一事无成，但至少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简言之，辛亥革命虽然后患无穷，却是一场革命。”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两次革命，一次是1911-1912年推翻君主统治的政治革命，另一次是 1895-1913 年更广泛地摧毁了儒家价值体系的文化革命。这从袁世凯复辟和复兴儒学的失败中得到了证明。
民族革命说。迈克尔·加斯特（Michael Gasster）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尽管“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1911年前后的中国，“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朱榕通过对清末官制改革和立宪运动中满汉斗争的考察，认为“立宪运动与官制改革的最后失败，为革命派、立宪派和汉族地方实力派三者的联合，提供了'反满’的共同政治目标”，该目标“不仅为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在国内民族革命意义上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从客观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及其在民主革命意义上必然遭到失败的历史命运。因此，辛亥革命实质上是由国内被排挤的汉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和在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所进行的、以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满民族中统治阶级为主要目标的一次国内民族革命运动”。
全民革命说。该观点主要来自台湾学者张玉法。他首先肯定“辛亥革命当然是一个革命。它完成了光复会'光复中国之政权’的目标，也完成了共进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的目标”。在同盟会的目标中，“只有'平均地权’没有实现”。辛亥革命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其他方面都有成就，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但他认为，“将辛亥革命说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史观，不是史实”，“清季革命运动，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相号召，建基于全民之上，而不是建基于某一阶层之上”。“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小，其成员对革命亦少兴趣”，“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来自社会各阶层”，“很少有革命家要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革命目标中“没有一个目标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分析了革命的目的和参与者后，他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为全民革命，由社会各阶层参与，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杨天石也认为，当时资产阶级力量很弱小，并且是支持君主立宪而非革命共和的，只是在革命即将或已经爆发时，才转而支持革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可称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其性质是民主共和革命；就实际内容来说，“是以推翻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爱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彭剑从政体转型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认为辛亥革命是清末两种宪政道路，即“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此外，还有横山英的“辛亥非革命论”“两种变革论”、陈志让的“假革命论”以及蒋永敬的“从英雄革命到国民革命”等各种观点。
从上述各种观点可以看出，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学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这主要得益于学者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关注革命领导力量，有的考察革命的参与阶层，有的看重革命目标及实际效果，有的则聚焦于革命的具体内容，等等。职是之故，各家所言自有其理，都在不同侧面就辛亥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有益探讨，为全面认识该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认为，从辛亥革命领导者的主观意图及其具体实践效果来确认其性质属性，是比较合适的；领导力量本身的阶级属性与革命运动的属性之间不能划等号，重要的是要看革命目标是什么，革命举措对哪个阶层的发展更为有利，革命成果所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怎样的。革命派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主要指革命排满，改变实际存在的国内民族不平等；民权主要是推翻专制帝制，争取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民生则主要指发展社会生产，尤其是要注意避免欧美已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使这场革命成为集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身的社会大变革。但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后来的革命实际上偏离了这个目标，除推翻满清政府的民族主义目标实现外，另外两主义基本没有达成。因此，尽管孙中山等人有过一些批评资本家的言论，但从其主观意图和政策导向来看，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确实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参与度，很多地方的许多阶层都参与其中，但称之为全民革命似乎还不太合适。毕竟，广大地区的基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基本没有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如果将其与三十多年后，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民积极参与到解放战争中来的场景相比，这一点将会更加清晰。
二、革命的原因
辛亥革命的原因，同样是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大陆学界早期的一些研究，多从宏观视野进行概括。如左舜生在《辛亥革命史》中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革命爆发的原因，即“满汉种族的裂痕、清季政治的腐败、外力的压迫、立宪的失败与新兴势力的抬头”。黎澍的观点同样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斗争的推动，清政府统治的日益腐败，普遍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兴起，同盟会频繁的武装起义，以及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白蕉则认为，“满清政府的昏庸暴虐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在于“排满”的民族主义，而“潜在的不自觉的根本原因”是外国的侵略。由于经济侵略，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困顿，“有识商人、官僚、与智识阶级”逐渐发展出革命意识，“于是辛亥革命不得不起来了”。而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丁士源思考了辛亥革命的重头戏——武昌起义的成因，他是从外交、军事和人事三个方面分析的。他认为，英国为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心中国亲近德国，于是一面策动革命党人起事，另一面又煽动俄国介入，这是外交失策；宣统三年拟裁撤各省绿营，官兵人心浮动，惧而生变，这是军事失策；袁世凯隐居彰德，积极笼络庆亲王奕劻，图谋乘机起复，这是人事失策。
郭真是较早运用主义马克思理论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在主要参考彭述之等人论述的基础上，他从“远因”和“近因”两方面探讨了革命爆发的原因。他认为“远因”有四，即“帝国主义的侵入”“满清政府的腐败”“民族思想的发展”和“革命党人的鼓吹”；“近因”也有四，即“铁路商办问题”“收回矿权和矿山商办问题”“各处乡民反抗官吏苛敛事件”和“水灾事件”。而“所谓最深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变动：在物的方面是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人的方面是新阶级与旧阶级的冲突”。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陆学界，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辛亥革命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共识是有的，即，革命的爆发是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人们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人们大众与帝国主义和满清统治者反动同盟的矛盾——的产物。作为主流观点，该解释近年来也继续得到了学者们的支持。如王开玺就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之所以具有历史必然性，乃是因为：一方面，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社会发展要求；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改革未能完成使命，必然要让位给革命。这实际上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促成了革命爆发”的另一种表达。魏广志的《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辛亥革命》一文，也同样坚持了类似的观点。
一些晚近的研究，更多地围绕某一具体主题展开探讨。经济结构变动说认为，在外国侵略刺激下，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初步发展，传统经济结构逐步瓦解，近代城市开始繁荣，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革命的发生奠定了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因此，辛亥革命“是奠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的革命”。政治结构变动说认为，地方主义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为革命的发生创造了便利条件。清末以来的军队地方化、官员地方化和士绅政治化，推动了地方意识的觉醒，地方主义者为维护自身利益更加积极地介入国内政治生活，谋求地方自治，当清王朝不能满足其要求时，他们就转而成为共和革命的支持者，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推动了革命进程的发展。社会结构变动说认为，四民结构的破坏，新型社会力量的出现，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基本力量。除新军直接发动了武昌起义外，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立宪派的发展、华侨和会党规模的扩大等，都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根据张玉法的总结，新型知识分子是革命的领导阶层，秘密社会是革命的兵源，华侨是革命的主要饷源，妇女是新生的社会力量。思想文化变迁说认为，近代科技、反专制、权利自由、民族国家观念、政治制衡学说等思想借助报刊的传播，扩大了国内知识界的视野，完成了政治动员，营造了一种要革命的氛围，“促使辛亥革命早日到来”。如，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把“对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向对社会主体的探讨，把救国与国民意识联系起来”，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国民意识于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启蒙和扬播，并逐渐呈现社会思潮之象”，“为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注入了强劲内涵和加速力”。科举影响说认为，科举改革使士人学习从传统中学转移到中西并重，促进了民智的开启、西学的普及；而科举废止则直接动摇和颠覆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导致传统知识分子从社会中心退居边缘，对政府向心力大大降低，促使部分人走向行伍，直接间接地对革命的发生起到了影响。外国势力影响说认为，宏观上的列强入侵是引发革命活动的基础原因，而微观上的各大国出于维持或扩大在华利益的考虑，对革命所采取的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更是加快或延缓了革命的发生。如日本曾大力支持中国革命，但其“目的是要利用中国的革命运动攫取利权”，他们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并没有思想上的共鸣”，只是把“对革命的'支援’完全看作一种政治性的'冒险投资’”。
大陆以外的学者对该问题也开展了相应研究。美国学界一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深受20世纪50年代以来“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认为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经济形势的恶化、资产阶级与其他社会新兴阶级的兴起以及革命领袖的努力、外国的影响等，均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但外国的影响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兰金、施伯乐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国内危机与国外危机相互作用的结合，国内危机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就内因来看，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新的社会团体及领袖的出现，民众的反抗活动以及上层社会（尤其是军队内部）的分裂，才是造成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起着决定性作用。台湾学界对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解释，也有两种主要观点。以李国祁、李云汉、蒋永敬等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主要是革命党长期奋斗、耕耘的结果，而在以梁敬 、吕芳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看来，“政府应付内外环境的功能失调”，以至于国人对于清政府充满失望，才是造成革命的主因。
三、革命的主力
大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革命派是辛亥革命当然的主角。尽管该观点在近年来受到了一些冲击，但也有学者将其继承并发展下来。郑大华分析了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作用，认为他们的“革命宣传，尤其是'排满’宣传，起到了动员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和广大下层民众参加辛亥革命的巨大作用”；他们的“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不仅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清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而且也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武昌起义后，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主张，尤其是他们以革命和国家为重的大局意识，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革命派，也就没有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近年来一些新的研究，将谁是革命的主力问题引向了深入。有的学者更关注新型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与角色。张静等认为，“辛亥年间，在革命洪流中形成了近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展现出新的特点，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政治抱负，成为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到革命团体的组建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从与改良派的思想斗争，到多次武装起义的发动，新式知识分子都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他们“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是民主革命一支可靠的主力军”。如前所述，杨天石也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力量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才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
有的学者指出，士绅或立宪派人士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兰金认为，真正“有力量左右那次革命的，是立宪派人士和军官之流的人”而非革命家。在柯文看来，辛亥革命“似乎较少的是一场受西方影响的激进分子对保守的清朝政治体制发动的反抗，更多的是进行改革的清廷和某些方面相当保守的地方上层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他认为，支持新政、立宪的新型地方社会力量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作用远比孙中山等革命党更为突出。市古宙三也认为，“尽管1911年革命是由革命派发动的，但它很快就处于士绅的控制之下”，士绅“出乎意料地变成了革命的领导者”，“辛亥革命在推翻君主制方面取得的成功，大部分是士绅效力的结果”。李国环指出，晚清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并促进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积极致力于新式文教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他们依附于革命，稳定了局势，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一步步地掌握了主动权，以左右全国局势。可见，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的学者充分肯定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骆宝善、刘路生指出，袁世凯复出后，经历了一个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认识转变过程，他在此期间的一系列活动，促成了南方、北方与清廷三方之间达成共识，使辛亥革命进入和平轨道，各派政治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也使国家免遭了战争带来的屠戮与浩劫。张华腾的观点与之类似，他认为，尽管袁世凯最终走向了辛亥革命的反面，但其在革命中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在他看来，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大致经过了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在革命过程中，袁世凯看到蓬勃发展的革命趋势，从镇压革命转向了认同革命、参加革命，壮大了革命力量，为推翻清政府，实现辛亥革命的目标做出了贡献，他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辛亥革命是他掌握中华民国最高权力的合法基础。
有学者对长期以来的会党对革命的贡献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欧阳跃峰认为，尽管会党充当了革命派历次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但这些力量是否总能带来有利的因素，却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革命党人利用会党起义本身就是一个失误，会党是当时社会成员异化的结果，广大农民对会党的诡异行为普遍持恐惧、戒备、鄙夷心理，而革命党人对会党纯粹是“利用”，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过改造会党的问题。革命党人利用会党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其激励民众的作用远远弥补不了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在各省独立后，会党成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一支力量，并很快蜕变为反动势力。
还有学者考察了晚清商会的发展，认为新政中成长起来的商会，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朱英表示，“辛亥革命前的商会已初露圭角，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乃至军事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实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在革命过程中，商会“不论是支持革命党起义，还是从事和平独立，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声援了革命，进一步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因而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他也指出，各地商会对革命态度的转变，基本上是以自身经济利益为转移的，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消极表现及其所带来的隐患。综上所述，从不同视角开展的多元分析，能够带给人们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党人一家独大完成革命”的解释，但这绝非是否认革命党人的功绩，而是在此基础上，以更加全面、客观、负责的态度，厘清这个重大事件之上的迷雾，从而为更加准确地理解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充分而翔实的证据。
四、成败的评说
学界关于辛亥革命结果的解读，历来存在着成功与失败两种说法。其中，失败说是主流。不过，失败说还可以略做细分：因为更多的学者承认其有胜利之处，但在总体上或最终结果是失败的；与前者相比，另一些学者认为，它的胜利之处可能还没有达到前者所认为的程度，也就是失败的成分更多，胜利的成分更少。如白蕉认为，“辛亥的光复事业仅能在浮动感情的'排满’口号下成功了极狭义的'民族革命’”，即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而从总体上看，是失败了。毛泽东表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陈旭麓认为“辛亥革命迅速胜利，同时也是迅速失败”。“就革命性质来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但是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它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归根结蒂仍是失败的”。夏东元、李时岳、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基本都是从这个角度展开论述的，还有些学者从一省或数省的状况出发考察辛亥革命的成败，细化并完善了这种观点。台湾学者张玉法事实上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辛亥革命从流血的一方面去观察，它是不彻底的革命，因为流的血不够多，旧官僚和旧军阀没有打倒，社会主义没能付诸实行，民主主义试行受阻。从不流血的一方面去观察，它是气势磅礴的革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此革命运动的进展中，逐渐脱离传统，走向现代”。与上述观点略有差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给了帝国的行政和政治制度致命一击，而这些东西本来就已经因各省官员、军官和在野士绅的内部篡权而腐朽不堪。同样日渐明朗的是，已经不可能立即产生出另外一种全国性的政治体系来替代四分五裂的帝国体制”。丁健、张华腾更进一步指出，“武昌起义爆发前，君主专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辛亥革命在废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所废除的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制。而在此过程中，革命派以外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宪派，特别是袁世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甚至不能简单地把推翻君主专制的功劳完全归结到辛亥革命。总的来说，所谓失败说，其实是指辛亥革命兼有成功与失败，但更强调它的总体和最终失败，这是一个有着广泛学术影响力的观点。
成功说。与失败说相反，成功说尽管承认辛亥革命存在着不足，但这一派的观点更强调其成功之处。庞朴认为，“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变革文化之制度层面的最大制度——国体、政体的使命，变革文化之理论层面的最顽固理论——名教观念的使命。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政治由此进入共和时代。辛亥革命的伟大，在于它不仅推翻了一个王朝，而且在于它使得一切恢复帝制的尝试，都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丑剧，并由此得到启示，把向更深层寻求文化现代化的任务，提到了人们面前”。郭世佑也认为，“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清王朝的命运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实实在在地结束了。就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来说，尽管不能说辛亥革命已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意味着失败”。“前人建设近代民权政治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尽管远离于后人的要求，但毕竟不能以'失败’二字来否定它的存在，采取不承认主义。正是通过辛亥革命，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政治近代化方有了良好的开端。”同时，他还针对失败说的三条理由——没有改变近代社会性质、革命果实为袁世凯窃取、民初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进行了回应，认为以此认定辛亥革命是失败的，理由并不充分。而在张宪文看来，“一场革命的成功或失败，主要看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完成了，即为成功，否则即为失败或又成功又失败”。“一场革命运动，往往是短时间、急风暴雨式的。我们不可能设想通过一次革命斗争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任务。”“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把皇帝赶下台，取消王权，建立民主共和性质的国家。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因而应该说是胜利的革命。”至于后续的任务，则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实施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加艰难的、深刻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这些任务并非辛亥革命的使命，不能以此来认定革命的成败。李重华也认为，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不可能将整个革命一下子进行到底。它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辛亥革命并不是一次功败垂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次大获全胜的资产阶级革命”。李良玉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认为，“不应该苛求前人，继续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实际上“辛亥革命是一场成功的民族民主革命”。
五、革命的评价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所说：“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则发生在1949年，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推翻了260余年的满清王朝，更一举终结了自秦始皇以来延续2000余年的帝制时代，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的开端。
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辛亥革命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走向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开端，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李时岳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艰苦奋斗，终于在1911年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大风暴，一举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集中代表清王朝的统治，扫荡了顽固阻挠中国社会进步的满族亲贵势力，废除了历代相传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民主政体，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下了基石”。张海鹏指出，“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中国在诸多矛盾中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时期。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把中国历史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尽管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给中国带来独立、民主和富强，但它为此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胜利，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以自身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还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重要源泉。李文海、颜军围绕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对辛亥革命做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对现代化的执著追求是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与此同时，革命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现代化与革命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早期现代化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革命也为全面现代化创造了必要前提，为现代化的继续推进开辟了道路。尽管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却绝不能因此而低估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它不仅迈出了中国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并在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了评价。章开沅、严昌洪将辛亥革命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贡献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催生了代议制度，开启了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发展。具体来说，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促进了政治的巨大变革；分化政治权力结构，促进了政治现代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促进了政治制度化；建立责任内阁制，促进了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的规范化；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促进了政治权威的法理化；赋予国民政治、选举、立党与集会结社权利，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扫除恶风陋俗，促进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重构了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新篇章，还在于开始了根除封建专制主义消极影响的进程，并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了准备。
史全生通过考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员构成，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巨大进步。在他看来，立宪派、旧官僚在武昌起义后，先后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投入革命行列，宣布独立光复，脱离清政府，加入了民国军政府，他们与革命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一起组成了革命统一阵线。南京临时政府就是这革命统一阵线的革命政府，并且是按照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的行政、立法二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奠定了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体过渡的法律基础，它的一系列举措，推动了中国由“封建专制统治转化为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文明政府。”但同时要看到，正因为这种构成的多元化，也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革命派内部之间、革命派与立宪派、旧官僚之间对政府权力的争夺，造成了“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与同盟会、临时政府疏远甚至对立，削弱了临时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执政效果”。
杨天宏一方面高度赞扬了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南京临时政府“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废除君主集权制度，确立了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促成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另一方面指出，在总统制向责任内阁制的转换中，“有明显的因人立法或因人设制的因素”，“致使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不明，混淆了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的界限，将临时政府规划成了一种二元甚至多元的畸形政治体制”。“《临时约法》的另一缺陷在于未能在规划政体结构时妥善处理立法与行政的关系”，“设计了一个并不能依其初衷限制袁世凯，却足以引起立法行政冲突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制度设计以及人事利益方面的冲突，并未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终结趋于缓和，而是进一步发展，最终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局混乱和社会动荡。
还有学者更多地关注政党政治发展的延续性。李金河考察了辛亥革命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新式革命政党组织和领导的，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革命的失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它还为党民主中国派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和干部基础。宋余庆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它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河，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宝贵经验和教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汲取了辛亥革命民主建设中的许多经验教训”。此外，高燕宁还通过对辛亥革命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考察，指出“告别革命”论者的误区：他们没有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才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更没有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迫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放弃对中国的统治，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
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入手，对辛亥革命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点评。严昌洪考察了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现代化。他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政策，使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生活等方面均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为古老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奠定了基础。郝时远认为辛亥革命使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从狭隘的排满发展到了五族共和，这是对西方民族国家学说的重大改造，使其能够结合多民族传统疆域国家的现状，为全面继承传统国家领土、避免像其他老大帝国的分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转化型改造的路径并未保持下去，革命党人实际上还是不断强调满汉之别的种族意识，企图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并未根本转变。陈建樾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口号和行动上的差异，不仅引发了边疆民族对“五族共和”的疑虑，还为帝国主义趁机策动民族边疆地区的“独立”提供了口实。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辛亥革命更多的是一场“并不给农民实惠，仅仅给了上流阶层以好处”的城市革命，“对于农民，革命除了带来一个绅士和官僚更紧密联合、以维护上流阶层阶级利益的新政权之外，其余一无所有”。因此，辛亥革命的社会效应对于社会下层、特别是给广大农村带来的震动和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六、未来的研究趋势
百余年来，学界围绕着辛亥革命性质、原因、主力、结果与评价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继续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提升研究层次，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长期以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为革命史观所支配，奉革命党为正统，对其言论、行为等进行深入探究，而所谓反面的或侧面的派别、人物和事迹等，受到了有意或无意的忽视，研究力度明显不足。如有关新政、保皇派、立宪党、旧官僚、袁世凯等，长期是被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存在；革命派中的非兴中会、同盟会一系的，除章炳麟、秋瑾等少数人外，也大多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兴中会的重要成员，如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因与非孙中山一系，也不免被忽视的命运。这种奉革命为正统、奉孙中山一系为正统的传统习惯，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若要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就应该对以往被忽视的研究对象加大研究力度，重新审视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以更加全面地认识辛亥革命。第二，在研究视野上，应该面向古今中外，从历史的前后联系中和东西方的交流中，加深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就辛亥革命论辛亥革命，把时间局限在辛亥年或者前推十余年，把辛亥革命的思想源头单纯归结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束缚。只有跳出既有研究的局限，才能更好地把握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在世界范围的角色。挑战了“冲击-回应”模式的“中国中心观”认为，“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沟口雄三在研究辛亥革命中各省独立的问题时，抛开既有的现代性研究思维，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中追溯其思想根源。他认为，有清一代，黄宗羲的“乡治”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桑兵更是提出，要“将辛亥这一时期的历史整个放到近代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放到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放到不作任何分门别类的细分化的历史本来状态中去，进行贯通式考察，用整体的历史眼光探究辛亥革命”。第三，要重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及计量手段的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能为研究工作提供便利的技术性手段，尤其是辛亥革命作为近代史中的重要课题，本身就有大量资料可以运用，这为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将封闭的“一家之言”在多学科交流借鉴的基础推向新的高度。梁若冰利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为全面理解辛亥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更为直观也更令人信服的证据。百年之后回望辛亥革命，以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看待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带给世人更多的感想和更清晰的认知，其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将得到更进一步的理解和阐发。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二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贾珅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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