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磊明、谢梅婕等：《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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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古源村地处三省交界，属于山区，经济条件不如平原河谷。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就结成宗族，依靠集体的力量生存和发展。在当代的城镇化中，这种宗族结构发挥了正面作用，避免了农村被城市的单向剥夺，实现了“扎根型”的良性城镇化。《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一书深入分析了这个问题。
仅看这个介绍，读者可能会以为，古源村的宗族，是很好的社会“凝结剂”，并且，挺过了新中国最初的三十年，没有被彻底铲除。改革开放以后，重获生机。古源村再次以宗族为核心“团结起来”，这才走出了“扎根型”城镇化之路。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古源村的宗族，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人群凝结剂”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巨大的副作用，凝结社会的同时，也在撕裂社会，有很强的剥削性和压迫性。新中国建立以后，对原有的宗族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和整合，用全新的社会结构取而代之。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地区的自主权大大加强。表面上看，宗族“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古源村，但实际上，“卷土重来”的宗族，已经被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造。经过这一番扬弃，旧有宗族的很多弊端和缺陷不复存在，宗族变得“温情脉脉”了。也正是因此，它才在城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正面作用。
那么，新中国是怎么改造古源村原有的宗族呢？
先来说说旧有的宗族的弊端。
主要就是大姓欺负小姓。
宗族按照姓氏区分不同家族、宗族。同一姓氏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这确实凝聚了人心。但同时，也就形成了对其他家族、宗族的压抑乃至压迫。
古源村的大姓是张氏宗族。他们人多、势力大，历史上出过举人进士等科举成功人士。其他小姓则往往来自外地，逃难、逃荒至此，人口较少，根基较浅，无力和张氏宗族对抗，于是，方方面面都被张氏族人压制。
比如，古源村属于山区，分为山上、山下两种生产生活环境。山下明显优于山上。所以，张氏族人多住在山下，从事农耕。小姓则被赶到山上，从事山林经济。山林经济比农耕经济落后得多。而且，小姓即使到山上，也要用租佃等方式向张氏族人缴纳钱粮。有人敢不交，张氏族人会抓人绑人打人。
因为是大姓，张氏宗族和官府联系密切。乡绅自治之下，张氏实际上代行了基层政权的职能。在交税、服役、管理地方事务上，张氏宗族都占据主导。此外，在婚嫁、葬俗等多方面，张氏都占了很多便宜。
革命战争期间，古源村有革命-反革命，也就是红白两方的对立和斗争。这种斗争，很大程度上和大姓-小姓之争重合了。小姓作为被压迫者，成为革命主要的依靠对象。原来占据优势的大姓，因为是压迫者，反而成了革命对象。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政权对农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整合和重塑。这是前三十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可能是最重要的。对这种整合和重塑，很多人持批评和反对的态度。《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一书这部分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也指出了前三十年这方面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土改和土地的集体化，从经济基础上彻底粉碎了大姓原有的优势地位。原来，大姓占据了山下的好农田，山上的山林，也由他们租佃给小姓。大姓小姓之间是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土改则把这一切都推翻，不分大姓小姓，按人头均分土地。小姓也有机会得到山下的好农田。
这种土地的全面重新分配，反而促进了大姓小姓的和谐共存。以前，大姓小姓之间，壁垒森严，很少来往。经过土改，大家均分了土地，大姓小姓之间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区别。大家都是平等的公社社员，大姓小姓的人员来往反而增加了。
其次，新中国兴办了大量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大姓小姓的人们并肩劳动、不分彼此。这种共同的劳动经历，不但填平了大姓小姓之间的隔阂，促进了人们的团结友爱，更重要的是，围绕着新的农业基础设施，古源村包括土地在内的各项资源，以生产队为核心，进行了重整。比如，一条灌溉水渠把众多农田整合为一个整体。
这样一来，生产队就取代了以往宗族在经济上的“框架”作用。宗族强占优质资源、确保本族人专享、同时剥夺压制外姓人的作用没有了。因此，宗族过去气势汹汹、贪婪凶恶的一面，不存在了。留下的，多是互帮互助、彼此扶持等温情脉脉的一面。
国家在农村普遍建立了中小学国民教育体系，也是对宗族结构的釜底抽薪。
事实上，在全世界，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都是对传统社会的大冲击、大瓦解。在尊师重教的中国，这一点尤为突出。
传统的私塾教育，是宗族势力的延伸和“护城河”。这是因为，是否能持续产出举人、进士，对维持本宗族势力，非常重要。相反，如果小姓有人考中科举，不但会改变个人命运，甚至整个家族、宗族的命运都有可能跟着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私塾教育肯定要严格局限在本宗族内部，优质教育资源一定要留给自己人，并对外人封锁。
国家主办的国民教育，当然让这一切荡然无存。适龄儿童接受统一的国民教育。宗族结构的这个重要根基，也被新中国挖掉了。
当新中国在前三十年中做完了这些事以后，虽然古源村表面上还保持了宗族结构，但已经和解放前的旧宗族截然不同。宗族原有的凝聚力从同姓扩大到整个村庄。不同姓氏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已经大大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村民之间的集体感和认同感。农村社会的整合水平大大提高。新中国和旧中国，大不相同。
正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宗族结构基础上，古源村才能在城镇化中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保持本乡本土的凝聚力。这种丰富的社会资源，成为外出发展的古源村人的“根”。他们得以不断从故土得到人脉、互助协作、兜底保障、出发基地等很多优势。相比之下，完全抛弃故乡，只身在城市中打拼，就显得不明智了。
这是古源村城镇化是“扎根”而不是“拔根”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我们应该向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奋斗致以敬礼。在这三十年中，新中国完成了很多重要且不可代替的历史任务，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是“前人栽树”“功成不必在我”之举。
以往，人们只关注经济绩效，并因此贬低、否定前三十年。这种关注是狭隘和片面的。经济绩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机体、结构是否健康，是否进步，是否有利于后续的发展。
在旧中国的基础上，重整国家和社会，建立起符合发展需要的新社会，这个任务艰巨和复杂。用三十年的事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不是走弯路，不是发展缓慢，而是简直快如闪电。新中国走了一条险峻但快速的发展道路。后四十年国家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和伟大复兴，足以证明前三十年的奋斗是多么成功、多么正确和多么可歌可泣。
不但不赞美歌颂我们国家那个伟大的时代，反而攻击之贬低之丑化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思想误区。
董磊明、谢梅婕等：《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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