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5月l日，在芝加哥工人的带动下，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示威运动。运动失败后，1888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决定，1890年5月1日再次举行总罢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龚帕斯/冈珀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美国最伟大的劳工领袖，他开创了工会的黄金时代。——《大西洋月刊》）给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发去贺信，并将计划在1890年5月1日采取行动的决定通知了大会，要求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采取国际联合行动，提议将5月1日作为一个国际劳动节来庆祝。1889年7月，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根据法国工会领袖雷蒙·拉维涅（Raymond Lavigne1851-1930,法国工人党成员，1898-1899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提议，代表们（除比利时和俄国代表团以外）通过了举行国际游行示威的“五一”节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作出的第一个“五一”节决议。拉维涅的提议原来未被列入议事日程，是在代表大会将要结束之前突然提出来的，所以没有进行辩论就被通过了。这一决议的通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890年第一个“五一”节之后，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的政党围绕“五一”节的活动方式、时间和内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此，第二国际在1891年8月的布鲁塞尔大会（二大）、1893 年8月的苏黎世大会（三大）、1900年9月的巴黎大会（五大）和1904年8月的阿姆斯特丹大会（六大）上相继通过了四个“五一”节决议。这五个决议对“五一”节的日期、内容、活动方式作了规定，它们的内容虽然差不多，但也存在某些不同之处；虽然有的决议文字简短，但所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 第一个“五一”节决议是在1889年7月20日星期六下午第二国际第一次（巴黎）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内容是：“在一个作为永久规定的日子里，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工人们都在同一天里向执政当局提出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和实施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其他决议的要求。考虑到美国劳工联合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已于1888年12月在圣路易斯代表大会上规定1890年5月1日举行这种游行示威，所以决定国际游行示威也在这一天举行。各国工人应按照本国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组织这场游行示威。”①（P218-219）关于决议的第一句话,有的资料说没有“永久”一词，只是说“在规定的时刻”。②“根据比利时代表的提议，按国家进行表决。除比利时和俄国外，所有国家都赞成上述决议案。比利时人想稍后说明投票理由，俄国人只是由于在俄国不可能举行这样的游行示威而弃权”。①（P219） 第一个决议规定了游行示威的日期为5月1日，而不是其他日期。后来由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党曾把它改为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从而在国际内部引起了一场争论。另外，决议的内容主要限于经济斗争方面，即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至于罢工的方式，根据德国代表团的要求，决议规定可按本国所允许的条件来组织。它体现了第二国际策略的灵活性。作出这一决议，是第二国际的一大功绩。恩格斯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我们的代表大会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③（P259）“它证明了我们在全世界的力量，它比任何形式上改组的做法更好地使国际得到了复兴，它又一次表明了两个代表大会究竟哪个有代表性”。③（P385） 第二个决议是在1891年8月22日星期六下午布鲁塞尔大会闭幕会议上通过的，议题是“五一节问题”。在讨论贯彻五一节的决议时出现分歧。德国和英国的代表团主张将五一节移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除了举行游行示威外，不同意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法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团坚持反对取消停工的做法。大会通过的决议仍规定世界各国工人在5月1日举行统一的示威游行，对停工问题未作硬性规定。“会议讨论五一节问题。报告人彼得逊(丹麦)报告了委员会讨论的情况。英国代表要求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庆祝，德国代表也是这个意见。这两个国家都赞成提出的提案，并以此证明了它们的国际团结。法国代表和奥地利代表坚持在5月1日举行庆祝，并要求普遍停止工作。最后人们一致同意下列提案，即不强求各国采取未经考虑的步骤，而是允许每个国家有可能考虑各自国家内存在的阻力和困难。他以主席团的名义请求不经讨论一致通过下述提案：'为了维护五一节的明确的经济性质：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表明阶级斗争，代表大会决定：5月1日是各国工人共同的节日，在这一天工人应提出共同的要求和展现出他们的团结一致。在各国的情况允许的前提下，这个节日应该是休息日。’许多人要求不需讨论，立即表决。罗雪尔（奥地利）反对不进行讨论。应该让极少数人说话。许多代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提出他们组织的提案。倍倍尔不同意讨论。不应该再翻过去的老账，因为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另一个方面的不同意见。阿德勒(维也纳)表示反对，奥地利人并不想旧事重提，他们受委托要在全体代表面前表达他们的立场。尽管奥地利代表抗议，讨论还是结束了。瓦扬的提案——使五一游行具有和平游行的特点——在按国家进行表决时，除德国、瑞士、匈牙利和法国赞成外，其余各国均反对，因而遭到否决。规定5月1日为游行日的决定，除英国外为各国所接受，但是英国代表也解释说，他们原则上赞成这个决定，只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才不得不作出他们的决定。因此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上述决议案。”④（P61-62）这一决议的文字比较短，可以看出，它强调了“五一”节的经济斗争的性质。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较，首先，它着重强调了日期问题，要求在5月1日举行统一的游行示威。因为在这一决议作出之前，也即在1891年1至3月，德、法两党就“五一”节的日期问题曾进行过激烈地辩论，在布鲁塞尔大会上也颇有争议。1890年，德国和英国党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5月4日）组织示威游行的。这是为了避免工人因参加“五一”游行而付出重大的代价（罚款、解雇和其他迫害），避免与资本家发生直接冲突而作出的日期改变。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德国代表仍然拒绝在5月1日停工，只是把5月第一个星期日的集会提前到5月1日晚上举行。⑤（P93）后来，大会从全局出发，还是强调了在5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的问题。其次，对于示威的方式，第一个决议只是规定按本国允许的条件决定，至于具体方式没有说明。而第二个决议则建议举行示威游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指出了示威的具体方式，不过也仅仅是建议而已。 第三个决议是在1893年8月11日上午苏黎世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议题是“五一节”。“阿德勒博士（维也纳）以委员会的名义作报告，委员会同意下述决议案：1.代表大会修正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下述决议：'为了保持5月l日的真正经济性质：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确认阶级斗争。代表大会决定：5月1日是全世界工人的共同节日，在这一天工人们要宣布他们的共同要求和他们的团结一致。只要各个国家的情况允许，这个节日应成为休假日。’2.代表大会决定对此作如下补充：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责任争取把5月 l日变为休假日，并支持各个地方和各个组织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切努力。3.代表大会还决定：5月l日举行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集会，同时也应该是表达工人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差别，并由此走上通向各个国家人民内部和平以及通向国际和平的唯一道路的坚定意志的大会。阿德勒博士阐述了提出这项提案的理由，它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委员会面前摆着一系列提案，建议不仅要把5月l日组织成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而且要把它组织成为争取国际和平的示威。另一方面，我们奥地利人也提出了一项提案，它不涉及五一节的内容，而是涉及庆祝五一节的形式……倍倍尔：我的朋友阿德勒在开始阐述他的观点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委员会中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修改布鲁塞尔决议的措词，使之更加严格，因为有些国家很容易规避布鲁塞尔决议，这也是针对德国而言的。在布鲁塞尔作出了可能实施就举行停工日的决定。人们是从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的，即必须区别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因此必须保证各个国家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庆祝五一节的形式的自由。当然不管是在本国同志还是在外国同志中间，对在个别场合选择什么样的庆祝五一节的形式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应该相信，对于必须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每个国家自己能作出最好的判断。在阿德勒也参加了的德国党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并以223票对6票作出决定，不考虑在5月l 日停止工作。大会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党代表大会也指出，停止工作是庆祝的最隆重的形式，至于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具体的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来作决定。因此这里不存在原则性的对立，但是我们必须保留由自己决定停止工作还是不停止工作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同意所建议的决议案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同重申布鲁塞尔决议的第一部分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布鲁塞尔曾明确承认，每个国家有权自己决定庆祝的形式。他们今天重申这个决定，但同时又要每个国家承担义务，以完全确定的形式进行庆祝，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怎样付诸实践呢？假定在一个集会上一小部分人决定停止工作，绝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党代表大会则作出了与此相反的决议。结果会怎样呢？根据这个决议，多数人必须服从少数人，必须违反真诚的信念去执行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有害的决议。这恰恰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对此不仅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要承担财务上的责任。成千工人将失去生存手段，流落街头；另一些工人将由于违反合同而受到法律惩罚。（奥地利人喊：我们那里也是如此！）根据1891年的一条法律（当局正是出于此种目的而制定它的），成千的德国工人还将因此受罚整整一周的工资。那时我们有义务从物质上补偿所有这些损失。（其他国家的代表喊道：不，不！德国人喊道：是这样！)如果德国作出停止工作的决定，那么我们也就有责任以相应的形式贯彻这个决定；于是就会发生一场在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出现的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战斗。如果我们接受这场战斗，那么我们也想自己选择进行战斗的日子。（热烈鼓掌）奥地利人抱怨我们说，由于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使我们给他们的斗争造成了困难。这一点我始终承认并表示极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自己，不能仅仅为了减轻他们的斗争困难而使我们自己的党及其生存利益遭受最严重的损害。像他们一样，我们在这方面也必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1890年有一个城市——那里有我们党最遵守纪律的同志，他们拥有最严密和最强大的组织以及最丰富的资金——在5月1日试行停止工作。这个尝试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一个教训：付出的代价不仅和已取得的成果而且和可能取得的成果是绝不相称的。我讲的是汉堡，其他各地也是如此。还有一点，德国有75万在铁道、邮电和矿山等部门工作的国营企业工人。这几十万人由于那里规定的纪律，不能贯彻这样的决议。另一方面，在德国有一些大区，我们党在那里很强大，但是由于就业条件特别困难，根本不能要求工人停止工作。德国代表团中最多只有几个代表赞成这个决议案。特别是决议案的第三点，即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来消灭阶级差别的提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这个提法，许多德意志邦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完全不可能。（鼓掌）……沃尔德斯通知说，委员会决议案第三点中的'社会革命’一词将用'社会改造’来代替，现在决议案全文如下：1.代表大会修正布鲁塞尔会议的下述决议：'为了保持5月l日的真正经济性质：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确认阶级斗争。代表大会决定：5月l日是全世界工人的共同示威日，在这一天工人要宣布他们的共同要求和他们的团结一致。只要各个国家的情况允许，这个示威日应成为一个休假日。’2.代表大会决定对此作如下补充：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责任争取把5月1日变为休假日，并支持各个地方和各个组织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切努力。3.代表大会还决定：5月l日举行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集会，同时也应该是表达工人阶级通过社会改造消灭阶级差别，并由此走上通向每个国家人民内部和平以及通向国际和平的唯一道路的坚定意志的大会。接着，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大会对每点分开进行表决。第一点和第三点被一致通过。第二点按国家进行表决；赞成决议案的有：荷兰、奥地利、英国（多数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比利时、法国、瑞士、匈牙利、波兰（5票赞成、3票反对）。反对决议案的有：德国（除8票赞成外其余都反对）、丹麦、保加利亚、俄国。弃权的有：瑞典和澳大利亚。表决之后，辛格尔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要求将下述声明载入记录：刚才讨论的决议案在不同的文本中措词是不同的。如果按照英文文本的措词进行表决，德国代表团就会一致投票赞成。关于这个问题的德文文本说，各个工会在各个地方所进行的每一种尝试都应受到支持，英文译文满足于下述形式：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责任争取把5月1日的庆祝活动变为休假日，并支持地方组织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法文文本的措词也与此相仿。关于第三点的英文译文少了“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差别这句话。辛格尔继续声明说，德国同志也像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一样，衷心和真诚地赞成停止工作的原则，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单独的规定。（鼓掌）⑥（P99-107）” 第三个决议除重申第二个决议外，并作了以下补充：强调在条件许可的地方，争取“五一”节休假，停止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该决议为“五一”节增添了政治斗争的内容，指出通过“五一”节表明工人阶级将通过社会改革的方式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国际和平。这是该决议的一大特点。 第四个决议是在1900年的巴黎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题目是《五一节》。这也是比较短的一个决议。“第十委员会报告人伯梅尔伯格（德国）谈关于五一节的问题：'本委员会没有要求强制实行五一节停工休息；因为，为了五一节活动的成功，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其二是有有利的经济形势。我们应该通过积极的宣传，让所有的工人懂得这次示威活动的作用。（鼓掌）委员会全体一致同意如下决议：关于五一游行示威，巴黎国际代表大会赞同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认为五一示威游行是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日的有效示范；大会还认为这一天停止工作是最有效的示威形式。’强制停工休息的拥护者茹尔努（法国）要求，宣传工作至少对于五一节那一天是非常积极有效的。委员会的建议被一致通过。”⑦（P53）第四个决议虽然没有更多的内容，但是，它根据历年来“五一”节的活动情况，对“五一”示威游行和“五一”停止工作的方式作了充分肯定，它对于继续深入开展“五一”节活动，鼓舞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个决议是在1904年8月20日星期六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第七天的会议上通过的。这是五个决议中文字最多的一个，内容是：“鉴于工人五一示威的目的，是在规定的日子里，在一切掀起现代工人运动的国家一致地提出工人阶级的要求，特别是提出制定劳工保护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阶级的其他阶级要求以及保障世界和平的要求，以此表示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和提出各国工人的要求；其次，鉴于统一举行示威还未做到，因为在一些国家，示威不是在五月一日举行，而是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因此，大会决定：依据 1889年在巴黎、1891年在布鲁塞尔、1893年在苏黎世、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各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要求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在每年五月一日为从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拥护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和拥护世界和平而以最坚决的方式举行示威活动。停止工作是五月一日示威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大会责成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凡在有可能于五月一日停工而又无损于工人利益的地方，应当争取停止工作。”⑧（P127-128）这一决议比较明确、系统地阐明了“五一”节活动的目的，指出了有些国家不是在“五一”这一天罢工存在的问题，要求各国党都要在“五一”行动，认为停止工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不过，决议还是比较灵活的，仍然规定凡在有条件而无损于工人利益的地方应当争取停工。这是第二国际关于“五一”节的最后一个决议。 综上所述，第二国际关于“五一”节的五个决议对于示威游行方式的规定是逐渐明确和予以肯定的，决议的内容也是不断深化的，从单纯的经济斗争逐渐发展到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丰富了“五一”运动的内容。在“五一”节决议的推动下，在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一”运动，促进了国际共运的向前发展。 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第二国际共召开过九次代表大会，其中有五次会议讨论过“五一”节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这足以说明第二国际对“五一”节问题的重视。在讨论“五一”节的时间、内容、方式问题的过程中，国际内部曾充满了激烈的争论，主要以德、法两党为代表。革命导师恩格斯对此曾发表过许多意见。回顾这段历史，分析“五一”节决议，对我们有哪些启发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五一”节决议体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第二国际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是为了声援美国工人罢工运动而提出的。1890年5月l 日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盛况空前，欧美许多国家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恩格斯参加了英国伦敦工人1890年5月4日（星期日）的集会，认为“有划时代的意义”。⑨（P74）在“五一”节决议的旗帜下，全世界工人，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都积极参加了“五一”运动，并且很快从欧美一隅扩展到亚非拉。它为工人阶级争取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失为无产阶级开展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好形式。 第二，“五一”节决议反映了第二国际策略的灵活性。第二国际组织形式的特点，为各国党把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加以灵活地贯彻执行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第二国际处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和平发展时期，国际共运的主要任务是积蓄革命力量，开展合法斗争与议会斗争；另外，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已在工人运动中占据首要地位，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不断成长壮大，有能力独立自主地解决某些问题；加之革命导师一贯倡导独立自主的原则，因此，第二国际成立时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国际联合组织。大会的决议对各国党没有约束力，可以灵活掌握。 第二国际关于“五一”节的五个决议中，最突出的是对“五一”节活动方式规定的灵活性。第一个决议对示威游行的方式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指出各国劳动者按本国条件所允许的方式进行。其他的决议虽然提出了罢工的方式，但也限于条件许可的地方，并且这种方式的提出也只是建议而已。这样，各国党就可以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正确地作出“五一”节的活动安排，方式不仅仅局限于罢工，也可以通过局部罢工、露天庆祝会、非工作时间举行示威游行等。起初，德国党在这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并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 第二国际“五一”节决议的这种灵活性，有利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向前发展，也有利于“五一”运动的蓬勃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如何向前发展，是否需要建立国际性的组织，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组织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也可以从第二国际这种组织形式中找到一些答案。 第三，在“五一”节决议贯彻过程中，恩格斯曾发表过许多意见，显示了他那种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革命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1890年4月13日，德国党哈雷会议通过了《告德国男女工人书》，对“五一”节的活动作了具体安排。1890年德国的“五一”节活动，除汉堡一地发生规模较大的建筑工人罢工外，其他地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恩格斯赞同德国党的策略。1890年5月9日，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说，“你们把事情安排得不致发生任何冲突，这完全正确”。③（P398）德国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在1890年2月20日德国的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了巨大胜利，获得选票1247万多张，35个议席。德国党取得如此巨大胜利，使反对者气得要死，正寻机向德国党反扑。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应该谨慎些，以保存党组织的战斗力量。另外，“非常法”尚未到期，政府还可以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延长“非常法”。恩格斯还批评了“青年派”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1891年1月，德国党工会党团根据本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该年的“五一”节活动改在5月第一个星期天（5月3日）举行。这一决定遭到法国党、奥地利党领导人的极力反对。拉法格曾给恩格斯写信，对德国党的决定表示不满，认为它违背了第二国际的决议精神，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其间，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和左尔格的多封信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力求调解德法两党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恩格斯认为，德国人决定在星期天庆祝“五一”节，“这样做几乎是绝对必要的”。⑩(P18）他以1890年汉堡事件为例，说明在德国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对党和工会组织很不利。恩格斯还把法国与德国进行了比较，他写道，法国是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击败保皇派，不得不给工人一些政治权利，而这些在德国是根本享受不到的。此外，法国党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对政府构不成太大的威胁。而在德国，德国党却是一支真正的力量，是惟一有纪律、日益壮大的党。如果政府希望社会党人举行示威游行，那就是说想挑动他们进行骚乱，然后予以镇压，在10年内把社会党人消灭掉。德国社会党人最好的示威，是他们自身的存在和稳步地、持续地、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恩格斯确信，“运动不会因为没有这种'一致’而蒙受损失。这种纯粹形式上的一致抵偿不了我们在德国，可能还有英国，将不得不为之付出的代价”。⑩（P19）所以，1891年3月4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指出：“法国人因为德国人和英国人将不在5月1日星期五，而在5月3日星期日庆祝五一节大为恼怒。但是，不这样做是不行的。”⑩(P43）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德法两党在日期上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在于德国党没有指出这一决定的暂时性和被迫性。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是恩格斯具有的革命风格，上述事实便是例证之一。在保持“五一”节精神实质不变的前提下，至于开展这一活动的具体方式，恩格斯认为可以因国因地区而异，不要强求一律，不要追求戏剧性的效果。事实证明，德国党和恩格斯的策略是正确的，在头几个“五一”节活动中，德国党既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又取得了一定的斗争成就。恩格斯在“五一”节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对我们今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五一”节决议的制定是第二国际的一大功绩，在第二国际的号召下，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奋斗，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4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②[德]约·伦茨．第二国际的兴亡[M]．北京：三联书店,1964.10.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5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⑤[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6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9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0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2,第2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论文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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