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与中国文明重建
时间：2019年06月11日
地点：西安君悦酒店
续
孙皓晖：第二，我今天要讲的重建中国文明，《大秦帝国》里面的一条隐线，我们以大秦帝国为轴线，给大家揭示中国前3000年的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并告诉大家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因为我们一般人读历史只是读故事，但是读故事很难产生发现性的认知。所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从文明史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有一个最大的概念需要确立，就是需要区分前3000年和后2000年。大家永远记住这个分界点，就是中国文明的发展，最大的阶段，分为前3000年和后2000年，后2000年是中国在秦统一中国文明之后，从西汉开始，到清末，直到我们现在，这2000余年，这是我们所一般意义上读历史所熟知的阶段。
前3000年则是从三皇五帝开始，尤其是五帝，三皇很显然是传说时代的，天皇、地皇、人皇，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五帝时期开始，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前3000年的历史，是我们不断走向统一文明的历史，不断走向更高形态统一的历史。
所以中国的前3000年最基本的特点是一步一个阶梯、一个时代一个台阶，不断地向上升，所以前3000年始终处于上升阶段，直到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中国达到、登上了当时世界文明历史的巅峰时代，这是前3000年。
后2000年，我们的文明是瀑布式的，下降式的，不断的跌落，越来越僵化。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深刻思考，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僵化，扼杀了我们的政治进步、政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
从大的历史阶段讲，我们可以说后2000年有三次大的跌落，第一次汉武帝独尊儒术，使我们民族思想多元根基被割裂了。本来我们中华民族思想多元根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在春秋战国500多年里面是最辉煌的争鸣时代，它的思想是多元的、自由的、奔放的。但是独尊儒术不是百家并进，所以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总政策一出来以后，我们变成了一元独尊，而且独尊的一元是保守主义思想体系。
我们可以说保守主义，各个民族都有保守主义，尤其是世界上大国家、大民族，没有保守主义是不可能的，保守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它防止这个民族陷入到狂热和混乱中，走向自我毁灭，或者用后代熟悉的语言讲，是军国主义道路、法西斯主义道路，这是民族自我毁灭的一种表现。
保守主义在一个民族中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保守主义的存在，只有在思想多元化的格局里面，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如果把所有创造性思想都遏制了，唯独把保守主义独尊起来，那么这个保守主义就变成毒瘤了。我们的保守主义独尊正好是把多元化思想格局全部剔除了，所有创造性思想都没有了。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墨子、墨家思想在战国之后，尤其从西汉之后，逐渐变得找不见了，要不是近代梁启超先生在道家炼丹术的书里面发现了墨家，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墨子写了一些什么，重新发现了墨家，因为墨家的书已经被隐藏到炼丹术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大跌落。
第二个大跌落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清谈，我们国家有很多人是很推崇魏晋南北朝的，我们所熟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等，这些人所掀起的清谈之风，对于整个民族健康是一种很严重的腐蚀，因为它割裂了中国民族的实用精神和科学求实精神，就是官员拿着国家的工资，不给国家办事，整天喝得熏熏大罪，整天拿个铁锹，前面驴车上拉一车酒，喝死在哪儿，就把自己埋在哪儿。这样的人，要你干什么，你要去喝酒，在自己家里喝死也可以，你不要在官府喝死。
这也就是说不为国家负责的行为，把清谈、玄谈之风变成一种时尚，这种空谈行为对于民族精神，所谓读书人的风气是一种严重的腐蚀。所以这是第二次在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一个大变化、大跌落。
第三个跌落就更厉害，到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唯一诞生了世界上都没有的，感到震惊的理学，理学的口号是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宋明理学在提纯儒家，他们认为儒家都是不纯的，孔子的思想也是不纯的，必须把它提纯，必须把它里边有世俗意味的、有人性意味的、鲜活的那些东西全部过滤掉，要把它变成纯天理的东西，不允许人欲在理论里面存在，所以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主张实现起来很难。
所以王阳明说“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也就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贼，那些自私自利的，所有不符合不符合被提纯的道德观念，那都是心中的贼。宋明理学给我们提出了一种永远都不可能做得到的道德境界，脱离人间烟火。所以使我们的民族变得越来越僵化，连儒家这样原教旨主义在宋明理学面前都成为了不纯粹的东西了。
所以从宋明时代开始，我们的思想，整个民族思想大大僵化，尚武精神大大衰弱，国家战争意志严重滑落。所以自宋一代，中国在战争形态下，在国家存在的形态下，是国际关系格局中最为耻辱的一个时代，汉奸军队层出不穷，汉奸政府比比皆是，朝廷中央高层的卖国贼，揪几个是几个。南宋的抗金将领以及南宋皇帝的那些态度，大家都很清楚。
这三个大台阶的跌落，在意识形态上把我们国家的民族意识形态完全遏制了，这和春秋战国那种强劲的、健康的，强者生存的生命状态相比，可以说是跌落得非常厉害。我认为中国文明，大家对于这个历史要有一个最显著的界限区分，就是前3000年和后2000年，后2000年是我们不断走向僵化的2000年，不断走向衰落、腐朽的2000年。
我们在近代史以来，特别是近代西方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第一个反思中国文明的浪潮就喊出“打倒孔店”，认为中国文明一无是处，主要是每个人从自己所知道的历史和观念出发，至少宋元明清这几代，中国是不断僵化衰落的。
如果我们批评中国文明的腐朽性和僵化性，指的就是这几个时代，我认为说得再严重都没错。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这几个时代的存在，就认为我们中华文明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一点上，我之所以反对所有对中国文明连根否定的理念，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知识界，对中国前3000年的文明研究太差，认为后2000年文明就是我们的文明历史，这和西方人的理念是一样的。
那么西方人是怎么理解的呢？最典型就是1949年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个《对华关系白皮书》，当时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完全失败了，美国也把本来中国在国民政府时期的盟国，弄成自己的敌对关系了。所以美国朝野都在检讨，是谁丢失了中国。所以美国国务院全面清理了美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和中国所有的官方关系，把所有文件、条约、盟约，所有具体政策全部印刷出来，100多万字，艾奇逊当时是国务卿，他最后还是没有总结清楚，因为他们还是不理解中国文明的根，他们前言里面写的，把中国文明归结为3000年历史，就是从西周到清朝，事实上是从春秋战国到清朝，这显然是对中国文明的不完整表述。
所以前3000年和后2000年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一定要抓准中国历史的根，到底是前3000年还是后2000年。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那种真正大胸怀和气魄，但我们的后2000年历史却是无所谓的时代，因为后面2000年，第一在政治文明上没有任何创造。一种文明发展不发展，首先看政治文明发展不发展，所以在所有大的历史时代和时期的划分标志，都是以政治文明的革新为标志。假如政治文明的革新没有发生，那么就表示这种文明形态始终处于僵化形态，所以我们后2000年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所谓的时代，无所谓就在于它是不断重复的时代，没有价值创新的时代，而我们前3000年历史，是一步步走向统一，一步步走向高端文明的时代。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西方文明了解，在向资本主义文明突破之前，它发生在思维方式上的改变作为参考依据。西方为什么发生资本主义革命，从精神领域说，就是近200年十字军东征以后所产生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概是300年到400年左右。当西方人接触到了东方文明，这里所谓的东方文明是指中东，所以拜占廷帝国也好、波斯帝国也好、罗马帝国也好，几大帝国在这个地方的冲突，东西文明在这个地方的交汇的冲突，产生了剧烈的文明绞杀战。但是西方人没有战胜，却掠夺了大量财富，也在冲突中知道了中东文明的辉煌性在哪里，所以比较的结果，西方人首先在意识上抛弃了自己的僵化，在教堂意识中开始有了自己的革新。所以我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思想萌芽不断萌动，滋生新思想的一个时代。而启蒙运动就是一个理性崇拜时代，这个理性崇拜时代就是给资本主义整个设计好了政治之路。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西方人确立了一个最大的理念，就是认为西方1000余年的中世纪不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时代，因为他们正好生活在当时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留给他们的是知识黑暗和专制，西方文明的根应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去寻找。所以他们直接越过了中世纪的1000年，把西方文明的精神视野和古希腊和古罗马对接，这是一个巨大的，在文明创造领域一个新的思维方式的革命。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时代转折，就要实现对中国文明的重新构建，我们就要越过这2000年，把我们的精神直接和秦时代以及秦之前的3000年进行对接。我们要把那个时代的奔放、自由、多元要重新寻找回来，只有把这种精神找回来，我们才能恢复我们民族那种开放的雄风和强大的创造精神等等。
我听过好多《大秦帝国》的书友们和全国各地《大秦帝国》书友会的朋友跟我讲，看了《大秦帝国》，怎么觉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种族的人，做什么事的风格都不一样。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事事做事都是用力过猛、都全心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值得我们研究的原因，当我们走进那个时代的时候，它本身体现出的历史魅力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能量，他们所创造的制度、变法，他们所进行的国家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创新和创举，都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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