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文明闻名于世。中国人在农耕事业方面的创造，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卓越的历史贡献。
源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国早期农业的发展，曾经为中国文明的发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南方地区从采集食用野生稻到驯化形成栽培稻的考古证据的发现，使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甲骨文中禾、稻、黍、麦、稷、米等字多见，反映中原地方作物栽培的种类已经相当多。“畛”字反映农田灌溉技术的采用。“廩”字则体现了谷物堆积的情形。殷墟发掘的一处窖穴中，发现集中存放曾经使用过的石镰多至千件，可知当时耕作特殊的组织形式。周人先祖重视农耕，据说，“弃为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听说启的事迹，举任为农师，于是“天下得其利，有功”，号曰后稷。通过《诗经》等文献的记录，可以了解周人农耕事业的成就。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虽然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已经形成了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文化区和自有特色的农业体系，但是从商周到秦汉，黄河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领先于长江流域。其原因，除了南北两个地区生产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的传播，以及人口密度都有所不同之外，也与气候、地质、地形、水文、生物、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差异有一定关系。秦至西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生活中渔猎采集仍占较大比重。正因为如此，其社会经济带有原始性的特征。直到东汉后期，由于诸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作用，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才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秦及西汉时期，北边新经济区的建设受到特殊重视，政府组织的垦荒运动，使农耕经济区与畜牧经济区的分界曾经向北推移。秦始皇时代已开始向北边移民。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通过甘肃武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可以看到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可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西汉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匈奴远遁，大漠以南无王庭。汉人北渡黄河，自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以水利建设为基础的农耕经济，逐渐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向北扩张。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就是北边以军事化形式开发农耕经济的文字遗存。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也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秦汉农耕经济发育的地理空间，东至海上，北抵沙漠，西上高原，南逾所谓“北向户”地方，即北回归线以南，较前代有明显的扩大。
《史记·平准书》有一段关于当时经济形势的记述，具体地反映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充备和民间经济生活的富足：汉初70年间，国家没有经历严重的政治动乱，又没有遭遇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间人给家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都得以充满，而朝廷的财政也历年有所盈余。京师的钱财累积至于千百万，以致钱贯朽坏而不可清校。国家粮仓太仓的存粮年年堆积，陈陈相因，至于满溢而堆积于露天，导致腐败不可食用。民间大小民户都风行养马，阡陌之间驰游成群。人们竞相逞示富饶，骑乘母马的人，甚至没有资格参与乡间聚会。农耕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楚汉战争时，曾经出现“米石万钱”、“米斛万钱”的情形。而据《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汉文帝时，谷价石数十钱。据《史记·律书》记载，当时粮价甚至有曾经达到每石“粟至十余钱”的历史记录。
除了铁制工具的广泛推广和牛耕的空前普及之外，汉代水利建设的进步，也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等，形成了“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水利网。京畿之外的关东地区，也有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都引黄河水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泰山郡引汶水，穿渠溉田各万余顷。各地规模较小的水利工程，更不可悉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发卒数万人在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修治被冲毁的黄河堤坝。汉武帝亲自巡视工地，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堵塞黄河决口。自此黄河回归故道之后，80年没有造成大的灾害。
汉昭帝时代注重经济的恢复。汉宣帝继续坚持“农者兴德之本”的执政原则，推行积极招抚流亡人口，鼓励发展农耕生产的政策，流民能够还归乡里者“假公田，贷种、食”，由政府提供基本生产资料，并且免除算赋及徭役负担。政府还重视积极组织灾区的生产恢复，适时减免田赋，降低盐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边塞无兵革之事，农人的赋役负担得以减轻，因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元康年间（前65—前62），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低到每石五钱，西北僻远如金城（郡治在今甘肃永靖西北）、湟中地区（今青海西宁附近），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江南”地区曾经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西汉时期，江南农业还停留于粗耕阶段，生产手段较为落后，虽矿产、林产资源丰饶，然而尚有待开发。司马迁在评价“江南”“多贫”，“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的经济水平时，说到“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是指烧去杂草，灌水种稻的简单的耕作方式。司马迁又分析说，江南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有优越之处，野生植物和水产，可以方便地采获，有“地势饶食”之称，因而没有饥馑的忧患。然而在“无冻饿之人”的另一面，也没有相对富足的“千金之家”。《汉书·王莽传下》记载，天凤年间，费兴任为荆州牧，曾经这样分析当地经济形势：荆州、扬州民众大多依山林水泽定居，“以渔采为业”。颜师古解释说：“渔”，是说捕鱼。“采”，是说采取蔬果之类。可见直到西汉末年，长江中下游许多地区，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经济形式与中原先进农耕区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卫飒、茨充相继任桂阳太守，引进黄河流域农耕技术，指导当地经济进步，取得显著成效。他们的事迹，可能代表了江南经济开发的方向。除了“垦辟倍多”之外，江南水利事业也得到发展。《太平御览》卷六六引《会稽记》说到汉顺帝时代会稽地区的水利建设：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创治“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根据水旱状况随时调节水量，所以不再有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这是规模相当大的水利工程，而规模较小的水利设施在江南分布之普遍，可以由汉墓普遍出土的水田陂池模型得到反映。
汉安帝永初初年，因水旱灾异连年，郡国多被饥困，曾经有在“荆、扬孰郡”安置灾民的政策。《后汉书·安帝纪》又有永初元年（107）和永初七年（113）以江南租米北调江北的明确记载。可见，江南地区农耕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与江北许多地区相比，已经逐渐居于优势地位。《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载，东汉末年雄杰并起，中州扰乱，鲁肃对从属说，时下中原纷乱，淮水、泗水之间已经难以生存，我听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战乱之害，你们愿意与我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吗？其从属皆从命。看来，秦及西汉时期的所谓“卑湿贫国”，到东汉末年前后，已经演进成为“沃野万里，民富兵强”的“乐土”了。《抱朴子·吴失》说到吴地大庄园经济惊人的富足：势利倾于邦国之君，储积富于朝廷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遮蔽原野，田池遍布千里。庄园主有充备的物质实力，享受着奢靡华贵的生活，“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仿拟上林之苑，馆第僭逼太极之宫，粱肉余弃于犬马，积珍陷失于帑藏”。这样的情形，与司马迁所谓江南“无千金之家”的记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几乎完全成为王符《潜夫论·浮侈》、仲长统《昌言》中所描绘的东汉中期前后黄河流域豪富之家极端奢侈的经济生活的翻版。
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农业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
关于岭南地区水稻一年两熟制的最早记载，始于东汉时期。在广东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制水田模型中，附有表现农田劳作的陶俑，有的犁地，有的插秧，有的收割，有的脱粒，展现出在不同田垄中抢种双季稻的紧张的劳动场面。模型还表现了备耕田中的粪肥堆，说明当地水稻田已经普遍施用基肥。又可见育秧田和插秧俑。番禺沙头16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也有农人插秧的形象。这些文物资料，可以说明东汉时期岭南某些地区已采用适应水稻一年两熟连作需要的育秧移栽技术。《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记载，南阳宛人任延任九真（郡治在今越南清化西北）太守，当地传统民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延于是令铸作铁制农具，教之垦辟，于是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一时“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先进的农耕技术的引入，是当地经济文化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大规模南下的移民，可以直接把黄河流域的先进农耕技术推广到岭南。东汉末年，因为黄河流域严重的战乱和灾荒，再一次掀起了新的移民浪潮。许多中原人在北方社会动乱激烈的背景下“避乱交州”。甚至北方军阀刘备也曾经准备南下投靠苍梧（郡治在今广西梧州）太守吴巨，孙权也曾卑辞致书于曹魏，其中有“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语[17]。大致以往被看做“山川长远、习俗不齐”，“重译乃通，民如禽兽”的南边地区，经先进经济形式长期的影响，其经济状况在许多方面可能已经与“中土”农业经济区相当接近了。岭南地区两汉户口的高增长率，也与农业的开发有关。
回顾中国农业史，可以看到，凡是社会比较安定，政策比较合理的历史时期，农业都可以获得发展。
唐代前期，农业经济的发展繁荣达到高峰。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生产发展，民生殷富。开元时期，荒地多有开垦开辟，出现了史书所谓“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局面。当时，在籍人户空前增益，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民间出现了粮食丰溢、布帛充盈的景象。据杜佑《通典》记载：“（开元十三年）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到开元二十年（732），全国有民户786万（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万，与唐初比较，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有的经济史学者注意到，唐代“长期造田运动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而江南的开发尤为突出，“到了唐代，全国从北到南——直到国境的南端，所有平地都被开发利用了”。特别是江南开发所取得的成效，使得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的过程得以完成。大运河在唐代曾经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都长安，政治中心位于关中，关中虽然号称“沃野”，但是土地面积有限，出产不足以供给京师需求，于是唐王朝“常转漕东南之粟”。唐代诗人李敬方曾经作《汴河直进船》诗，其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借助大运河以转输，中央政府于是得到东南地区强劲的经济支应。而正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才使得东南地区具备了支持中央的能力。
宋代是汉代以后大力兴修水利的最突出的历史阶段。“其炽热程度较之西汉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体上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兴修水利，推广灌溉的最盛时代。”在这一时期，不仅全国各地新建了许多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一些早已堙废的旧有渠道也得以修复疏浚。“凡有可以利用的江河湖泊，凡有可以开凿沟通的陂塘渠道，必尽量加以修治，力求使全国河网化，以尽量扩大土地的灌溉面积，提高农产品数量。”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进步，还体现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良，作物优良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以及种植方法的改进。“宋代农业精耕细作的程度，在过去历代已经取得的成就之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明清农业的突出进步，首先表现在产量的增加，可以大体满足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康熙时代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清初曾经历社会生产凋敝的阶段。顺治年间奖励垦荒，但收效甚微。康熙帝以与民休息为执政原则，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为招徕垦荒，修订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对于垦荒者给予更多的优遇。又规定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升迁，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承为世业，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以鼓励农业生产。蠲免的种类大体上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以往的历史朝代是罕见的。五十一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5.5亿万亩增加到康熙末年的8亿亩以上，农耕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历史上所谓“康乾盛世”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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