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共识的对立：永恒性的矛盾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世界就注定陷入具有作为“人”的性质的纷争中，并且这种纷争往往表现在个体或群体在利益上——尤其是物质利益上的分配不均而产生的永恒性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带来了思想上的分裂，更是造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历史悲剧。在文明发展初期，氏族部落间的战争常常以自我保护为诉求——无论这种战争是侵略性的还是自卫性的，族人的生存权成为一切争端下最具有核心意义的考量标准，并时刻影响着当时的人类为此而战。
正是这种以族群为名义的生存权，为古代人类间的矛盾争端提供了“利我”的合法性，从而难以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持人们反思战争的本质，更不用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文明初期的共识在极低的生产力，更准确地说，是当时的生产力以及匮乏的思想与人类的实际需求形成强烈的失衡关系，造成了特定历史境遇下，探讨共识成了一件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并且容易误导现在的研究者以当下的历史标准去评定当时的社会，而这种做法往往会得出错误荒谬却冠冕堂皇的答案。
在文明发展至成熟阶段，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悲惨的牺牲与惨痛的教训而促使人们思考如何缓解这一永恒性的矛盾，如果可以，那些善良且正义的人试图抹除这些差异性带来的无限争端——在这一层意义上，似乎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帝国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和利益阵营上的最大化同盟；二是畅想乌托邦世界的存在与可实现性，遁入精神世界对现实的不闻不问乃至一味避让。然而这对于共识与底线的建立似乎并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前者是通过强硬的手段消除不同差异借以实现统治者的大一统愿望，而后者则是通过精神冥想的生活方式自欺欺人式地蒙蔽现实。
02
“唯我论”下主体性的霸占
如果说文艺复兴促使“人”的回归，事实上是启迪了作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在精神力量还是物质力量上的重新回归，那么纷争不断的宗教战争则似乎让文艺复兴的观点变得更加激进——当突出“人”的意义时，面对不同的主体间不同的矛盾，这种突出往往带来的是“唯我论”的幻象，尽管文艺复兴先驱者本意并非如此，但不能承认的是，突出主体与消除差异似乎是根源于这一矛盾最深处难以解决的历史悖论，它似乎是这样的一种隐喻：如果不同的人信奉不同的信仰的合法性来源于“自我”的回归，那么作为成为除却物质利益外的唯一动力，捍卫这一信仰则是信徒继续/重新挑起争端的精神支持。
因此，当试图唤起人们对“自我”回归的古老且朴素的愿望时，随之而来的则是不同主体间被彻底激化的永恒性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尽管经济在这一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实质上与莫尔的《乌托邦》中提出的理想国形态并无差异，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错误地以为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缓解乃至消除人类世界中的矛盾。思想不能统一，甚至无论文明发展到如何程度，都必然存在不同的思想，其背后代表的是不同个体与群体作为主体的利益诉求。只要这一“主体性”不会消失，那么人类社会中的矛盾就必然是永恒性的，它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或者渠道得到解决。
然而“主体性”又是人作为人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与前提，失去了主体的人，只能是一种异化了的人——即事实上的“非人”。那些妄图通过消除主体性实现不同差异的同化不仅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也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它极易为少数统治者提供合法性，并以此通过各种“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统治由于是被一种虚假的合法性所支撑，它本质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关系。
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统治者偏爱用乌托邦的幻景来迷惑民众：通过幻想式的图景激励着普通民众的热情，实现“主体性”让渡于虚拟的“共我性”，同时这种“共我”并非实在意义上的“我的存在”，换言之，乌托邦的理想模式使得预设的标准来衡量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个体我”。个人间的差异被一套并没有实质合法性支持的理论标准所抹除，并且伴随着暴力革命和国家机器运行，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维护乌托邦的神话。因此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乌托邦理论和专制统治理论具有众多的共通性，乌托邦所蕴含的危险即专制统治中的暴力行为所催生的条件。
03
西西弗斯神话：主体性的回避
而“遁入式”的精神冥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农民生存境遇，既然“吃不着葡萄”，那么无论“葡萄酸与不酸”都和作为主体的“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曾经作为悲惨事实的消极生活方式，却也为后来的哲学发展提供了现实素材。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将巨石推向山顶，接受永远重复式的结果，这在加缪看来正是人生的本质，存在主义者认为既然人的本质是虚无，那么这种带有荒谬本质的西西弗斯神话，既可以被看作是自我英雄主义的意义授予，也可以被看作是脱然虚无后的解脱。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存在主义依然强调对主体性的发现，换言之，无论是尼采的超人理论，还是萨特等存在主义者的对抗虚无，皆能看到“遁入”的影子。
但如果面对强权的霸凌没有更为合适的应对方法，受害者遁入内心世界，就像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生活，在利益诉求的针锋相对中寻找另一片空间，且不论这样的空间是有限的，一味地退让只会导致最后的无处可归——单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说，这种放弃对永恒矛盾的承认，实际上也是对主体性的放弃与回避。回避式的应对彻底否定了人类可以建立共识的可能，具体来说，它并没有否定共识可能起到的的重要作用，主体性的回避只是单纯地无视共识的建立，这种必要性在西西弗斯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我可以作为虚无的存在，那么与外界的接触似乎变得可有可无，换言之，虚无像是保护茧，既保护了主体性的内化，也断绝了与他者联系的可能。
此时的唯我论体现在弱势者一方希望通过精神世界上的“自得”来弥补现实世界的“失去”，以“我思故我在”的心态给给予主体性的一种“我外无物，心外无物”的承诺——然而这种承诺终究是主体性承认下的结果：对主体性的回避恰恰来自于主体性的生长，在矛盾不可协调的情况下，进发的主体性通过放弃物质自我、回归精神自我这一异化的方式来回避现状，最终必然劳而无获，无功而返。
如果说之前所提及的两种道路均有“唯我论”的色彩——前者是积极地对“主体性”的霸占，而后者则是消极地对“主体性”的回避，那么建立所谓的共识是否还有可能呢？换句话说，共识的建立意味着不同个人群体间形成一套具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包括彼此的利益诉求、思想评定、资源配置以及其他原本存在分歧的理念部分，那么如何避免“主体性”在建立共识这一过程中既不会“霸占”也不会“回避”呢？这似乎将我们引入一个观念上的悖论，既“主体性”与“共同性”间的矛盾关系，成为建立共识的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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