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对圣人、君子、小人下定义：“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而他也为治理国家作出了选材的标准：“苟不能得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也就是说如果才、德不能兼备，那还不如选择愚人，因为君子、小人带来的风险性或许更大。
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殉国之后，在南京的明朝官僚迅速拥立了宗室朱由崧继位，是为弘光帝。
但是在用人之上，弘光帝便犯了司马光所说的用人大忌。作为东林党人的史可法，有德但却却无能，可称君子。而身为弘光朝的大学士、督师，史可法可谓是身居高位，所言所行都对这个刚刚建立的政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在褒扬他民族英雄的气节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南明弘光政权的倾覆以及多铎所进行的扬州十日，以致八十万民众被屠戮上他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而这恰恰都来源于，他向弘光帝所提出的一项主张。
就在李自成攻破北京，选择招降吴三桂时，吴三桂选择了给出筹码更高的满清多尔衮。而在联合了满清八旗之后，吴三桂、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大败李自成。李自成被迫返回北京，仓皇称帝而后退出，满清政权则趁机夺取了北京城，顺治帝随即在紫禁城登基。
此时，满清的狼子野心其实已经昭然若揭，虽然吴三桂有“为君父报仇”的口号，但是作为久经官场的史可法，此时却将自己无才的一面显露无疑。
就在李自成不断败退，而满清此消彼长之下占据了大片河山，两方互相缠斗之时，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不仅没有利用此契机，选择放权武将收复故地，反而是利用在弘光政权中的地位，由史可法上书言语道：“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
也正是这样重大的战略误判——希冀借助清朝打压李自成，无所事事之下，也让南明弘光政权丧失了在满清民心未附（由剃发令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便可见）之时，乘机重整山河的大好机会。在历史的风口，谁能够抓住微小的机会，谁便可以占据主动，但很遗憾在无才有德之下，君子史可法为朱由崧做出的抉择却将大好机会拱手送人。
1645年3月5日，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任命多铎为统帅，率部征伐南明。正当人们满以为多铎行军会相对较慢之时，不出一个月多铎便已经从陕西赶至安徽泗州。雪上加霜的是，在监军御史黄澍怂恿之下，左良玉（亲东林党）以讨伐马士英为口号反叛。
此时的弘光政权已然是危如累卵，而身为上官，此时的史可法节气尚存，但已经是“阁部（指史可法）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青燐屑》”。就在他率部赶到扬州之时，却在踌躇不定间贻误了战机，在到达扬州六日之后才发出救援令，此时清军也已经到达扬州城外，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事实上，当时的扬州城守军也并非无能之辈。有一直抗清的辽东总兵刘肇基，而其刘肇基还建议史可法利用清军立足未稳，率先出击，但被史可法拒绝，选择固守；既然要固守城池，便要遍查四城，扬州西门位置低矮，大树林立，极易攀附，众人建议砍伐树木，但史可法还是拒绝了，李氏荫木，不忍伐也！
最终，扬州的结局其实在“慌了不打粮”的史可法的指挥下已经是必死之局。这就是“才”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作用，有才有德“淝水之战”谢晋能八万打败苻坚八十万大军，无才纵有百万雄师又有何用。
随后张天禄、张天福、杨承祖等人向多铎投降。史可法在坚守无望之下，自刎而亡。4月25日开始，等待扬州城的是十天的屠杀，八十万人的罹难。
5月15日，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打开南京城门，清军占领南京。5月22日，弘光帝被马得功等人献给清军，弘光政权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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