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在经过十数载的斗争，相继战胜了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在南京称帝，建国号大明。这也揭开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帷幕，直至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亡，历16帝共276年。而在这276年，16位帝王之中，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却一直为历史学家争相研究，那就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那么又是何种原因导致万历十五年会成为众多历史学家研究的焦点的呢？
事实上，就明王朝而言留给我们普通人的多是那句耳熟能详的“无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则更多的是要去通过对时间、人物、事件的追根溯源，以此来探究大明王朝发展、衰落的根由。
万历帝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8年。他的执政生涯又恰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里万历十五年，恰恰就是这两个执政时期的转折点。
万历帝朱翊钧，是一个可悲的皇帝。他的可悲之处在于当一个人无论自己多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时，他的努力就将变得毫无动力。
作为一个第三子，如果按照朱元璋立下的祖制，他当无承祚的权利。但一个人的气运在某些历史时刻，就是占据了决定性的作用。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逝，此时穆宗的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身为三子的朱翊钧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继位之君。此时他刚满冲龄之岁，10岁。
主君年幼，此时也出现了两个万历执政前期最为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内宫的万历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另一个则是闻名遐迩的救时宰相张居正。他们二人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万历帝的一行一动。
作为万历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在隆庆朝时，便母凭子贵颇得明穆宗宠爱，更是封为贵妃，地位也仅次于陈皇后。而在明神宗登基之后，她被尊为慈圣皇太后，虽为一国之君，但此时的万历帝明显年龄幼小，并不能处理政务，因此外朝之事多委于张居正；至于后宫，包括明神宗的学习都由李太后署理。
她对于明神宗十分严格，一旦明神宗不愿意读书，她便将他罚跪；并且在儒臣讲授完课业之后，还要求明神宗复述。对于明神宗犯错欲杀内侍之举也绝不姑息，命张居正上疏劝谏。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这种“严格”所带来的逆反心理在万历帝亲政后所带来的负作用。这一点在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对张居正的处置上便可见一斑。
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在万历帝在位的前十年，可谓是扛鼎之人。在朝堂之上，他作为首辅有绝对权力，在后宫，李太后对于张居正信任有加又有冯保美言。
彼时的大明王朝，在历经了朱元璋、朱棣的开拓期，明仁宗、明宣宗的上升期，直至明英宗朱祁镇的 土木堡之变以及后面的夺门之变、曹石之乱也导致了大明王朝上升势头戛然而止，大明王朝进入中衰期，朱见深、朱佑樘所造就的王朝中兴，也随着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的浪费而成积重难返之势。
而张居正的出现，则让这种积弊之下的土地兼并、吏治腐败之风有所改观。这正是得益于一条鞭法的实施，对于全国土地清丈纳税；考成法则对颓政、吏治腐败加以治理，通过十年的张居正变法，颓废之势逆转，人才得到认同，经济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财政危机也得到了缓解。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在赠送他上柱国、谥号“文忠”的第四天，张居正便被潘晟弹劾，言官们更是纷纷附和，最终既有自己性格上的逆反，更有在言官的“言之凿凿”之下，触动了官僚、缙绅利益的张居正，也被抄家、削官，张居正时期实行的措施也被人死而废。张居正的结局其实也恰恰反映了明朝此时的消极成分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量变，随时有质变之危。万历帝在主持了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实现了疆域稳定之后，作为皇帝的朱翊钧，对于这种危局并非没有意识，但在国本之争中面对文官集团的压制，自己面对这群以道德为说辞，以个人利益至上的集团时，他无力改变。这是历史周期律中逃不掉的史实。
最终，万历十四年十一月 开始，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与其说这是一种堕落，更不如说这只是一种被动的妥协。但与此同时，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所提及的，万历十五年，是西班牙舰队征讨英国的前一年，而作为扁平化的史实，大明或者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已经在面对新的形势下，开始落伍了。而这一年的次年，大明王朝剿灭倭寇的名将戚继光也郁郁而终。
似乎一切很平淡，但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大明王朝、大明帝国走向了发展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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