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吃人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战争时没有军粮，人会吃人，遇到灾荒之年，人会相食，这些吃人多以填胞肚皮为目的。当然，令百姓咬牙切齿的贪官污吏就地正法后，人们也往往会赶到刑场上，从他的身上割点肉、挖个心、沾些血来吃，借以解除心头之恨。然而，真正在民间普遍推广的，则是人肉治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割股疗亲”。那么，古代的中国人相信人肉能治病，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灵感呢？
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到狂人的害怕：“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这里的“本草什么”显然是指的《本草纲目》，鲁迅是学过医的，对《本草纲目》不应该陌生，他把李时珍和吃人这么一联系，让很多人误以为人肉治病是李时珍开出的药方。
《本草纲目》的确记载了人肉治病的药方，但李时珍说得明白，这个药方并非他本人发明，而是从古代的药书中收集而来，开具药方的其实另有他人。其中记述道：“〔时珍曰〕张杲《医说》言，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着《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这里一目了然地看出，唐代的陈藏器是开出人肉治病第一方的人。
明代吴昆所编著的《医方考》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在这部书卷三《虚损劳瘵门第十八股肉属性》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类固不可食，亏体岂曰事亲？且俞、扁、淳、华，上世神良之医也，未闻用人肉以治疾，而闵损、曾参之孝，亦未尝割股，所以来要名之行者，藏器其作之矣”。由此看出，吴昆考察出古代的所有名医都没有人肉治疾的药方，陈藏器就是开具割股治疾药方的第一人，吴昆还对陈藏器的这个荒唐的药方致人伤残一事，给予了坚定的批评。
陈藏器何须人也？陈藏器，大约出生在687年，死于757年，唐朝明州人。他在713年至741年的开元年间，曾担任京兆府三原县的县尉。他认为《神农本草经》虽然已有前人进行了补集，但遗逸仍然很多，因此他汇集前人遗漏的药物，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撰写了《本草拾遗》。这部书虽然早已佚失，但古代很多的药学名著引用了不少这部书的药方，其中就有人肉治疾的药方。虽然这部书的一些药方至今仍为中医界所应用，不过，人肉治疾的药方早已被医学界丢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对人肉治疾追根溯源到此处，把炮制药方的罪魁祸首定格为陈藏器其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陈藏器并不是古代什么名医，他只是一个散落药方的收集者，说他第一个开具了人肉治疾的药方，是立不住脚的。那么，他收集这个药方的根据是什么呢？诸多医学书籍都把人肉治疾之事凝固聚焦在陈藏器身上，尚未发现有医书探索这个药方的起源。
明代吴昆的《医方考》曾说，割股之事，古昔有之。这说明人肉治疾早已存在于民间，陈藏器收集此方是有根据的。此前的历史文字记载虽然直接看不到人肉治疾四个字，但之前唐代著名佛教学者释道世的著作《法苑珠林》却已有人体治疾的记述，这似乎就是人肉治疾的药方源头。因为治病时吃人肉、喝人血、涂人髓，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其核心仍然是吃人能治病。
释道世（约７世纪），字玄恽，生卒年月不详，祖藉伊阙（今河南伊川），京兆人，西明寺沙门，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６６８年）撰成《法苑珠林》，费时十年。这部书的《病苦篇第九十五》一共有瞻病部、医疗部等六部，让人一看就是医学的范畴。
《法苑珠林》引用了一部佛经的故事，这部佛经就是《弥勒所问本愿经》。其中引用的佛陀十大弟子之一阿难与佛的一段对话，两次涉及到人体治疾之事。佛对阿难说“乃往过世时有太子，号曰所现。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得病困笃，见已有哀伤之心，问于病人：以何等药得疗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疗我病。尔时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与病者。又往过世有王太子，号曰莲华王。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身体病疠，见已哀念问于病者：以得何药疗于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涂我身，其病乃愈。是时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与病者。
《弥勒所问本愿经》是由西晋时期伟大译经家竺法护翻译的经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人肉治疾，但却清楚地记载了人的血髓可以治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高僧为师，随师姓“竺”。晋武帝时诸多经书还流传在西域，未能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他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弥勒所问本愿经》只是其中的一部。
这部经书提到人的血髓能治病，应该与《本草纲目》所记载的人牙、人胆、人血、人骨、人肉和人的毛发能治病一脉相承，是人肉治病的原始起源。因为聪明的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喜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既然经书上说人的血髓能治病，为什么不试试人的牙、人的胆、人的心、人的肉呢？
由此可以推断，人肉治病的药方起源于国外经书所载的血髓治疾，西晋时期传到内陆流行民间并得到创新，到了唐代由陈藏器从民间收集整理入书，民间孝字当头普遍推广人肉治病，明代李时珍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鲁迅的《狂人日记》则让更多的现代人知道了古代有这么一个惨无人道的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