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论·
论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
（注：收稿日期：2005-03-15作者简介：张亚权（1965- ），男，江苏扬中人，南京大学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讲师，文学博士。）
——以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中译本为例张亚权（南京大学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南京 210093 ）摘要：“惟真求实”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能否遵循这一规范，则是判断一部译著学术质量的重要依据。以新版清史“编译丛刊”《清初扬州文化》为例，该书在人名回译、地名回译、书名回译、其他专名及数字回译、直接引文回译等方面均存在文献回译过程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值得学界共同关注。
关键词：学术翻译；文献回译；惟真求实；《清初扬州文化》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 （2005）03-0128-09
21世纪的中国学术翻译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各种海外汉学名著纷纷被译介过来。名目繁多的“汉译名著”、“学术前沿”丛书、“海外学人丛书”、“世界汉学论丛”、“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海外中国研究丛刊”、清史“编译丛刊”等汉译丛书不断推出。这对新世纪挑战与机遇共存的中国学术恰如春风甘霖，可谓及时。但是，冷静观察，人们不难发现，在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许多译著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翻译质量问题。尤其是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十有八九，往往不尽人意。以致学术圈内时有“与其似是而非看译著，不如原汁原味读原著”之喟叹。学术翻译似乎成了一张魔网，过滤掉原著营养，留下错误和糟粕。果真如此，岂不劳而无功，误己误人。
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之一，美国学者梅尔清（Tobie Meyer Fong）所著《清初扬州文化》（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著作，梅尔清博士选取扬州古城的四处名胜（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为切入点，从明末清初扬州文人精英的文学活动与城市景点的互动、文人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城市景点的文化建构等关系入手，考察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大夫群体的复杂状况，以及文人社会网络在遭受重创之后的重建过程，并由此对王士禛、汪懋麟、邓汉仪等重要文人的相关作品展开论述。作者敏锐的触角涉及文学史、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研究领域，视角独特、方法新颖、精义迭出。朱修春博士勉力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公开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对大陆学界借鉴海外最新成果，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笔者细读一过，于多受教益之余，也因迻译疏误生出不少遗憾。“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译事之难，古今共叹，本无需笔者多费笔墨。只因觉得此书的阅读遗憾关涉学术翻译文献回译的许多共性问题，故不避不贤识小、吹毛索瘢之讥，按人名回译、地名回译、书名回译、其他专用名及数字回译、直接引文回译的顺序，举例论述如下。
文章例证按《清初扬州文化》先后顺序，选择文献回译错误较严重者。为节省篇幅，只标明错误所在页码。文中“该书”指朱修春译本，“梅著”指梅尔清著作英文原版。
一、人名回译海外汉学著作一般都有比较完善的外语汉语对照的“术语表”，这当然给翻译的人名回译提供了便利。但“术语表”也不可尽信，因为“术语表”既非囊括无遗，而且也不太可能做到完全正确。如果翻译者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锱铢必较”的认真精神，则极有可能在人名回译上出错。朱译《清初扬州文化》在人名回译上出现的几类错误就颇具代表性。
其一，原著“术语表”中未列而译本错误者。如该书第5 页（英文版致谢）：“真挚的谢意要致以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何庆先和石梅”，“石梅”当作“史梅”；第31页，注释③：“……见张培恒编《明代文学研究》”，“张培恒”当作“章培恒”；又如第99页“宗学锃”当作“宗学曾”；第113 页“喻诌”、“俞诌”皆当作“喻周”；第136 页，注释①“吴含”当作“吴晗”；第214 页，注释②“一个财神”当作“阿财神”《水窗春呓》卷下“阿财神”条：“以余所见之两淮盐政、淮关监督，嘉、道时以阿克当阿为极阔，任淮鹾至十余年，人称为阿财神。”（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撰《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63 页。等等。以上人名因在原著中出现次数较少，故“术语表”皆未曾列出。这些人名或人名代称的回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者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联系上下文语境，有的人名回译应该一眼看出，如“章培恒”、“吴晗”等等。有些人名或人名代称如“宗学曾”、“喻周”、“阿财神”等等一时把握不准，则应该及时翻检相关资料，复其原貌，而不应仅仅依据拼音，随意音译。如果遍检相关资料尚无法解决者，则应向同行专家或原著作者咨询请教。实在无法解决者，亦应如实注明此处译音、人名待考。
其二，原著“术语表”不误，译本反误者。如该书第45页：“本书所探讨的人物如尤侗、宗元鼎、彭孙遹、余怀、冒襄、杜濬、袁于令、施润章、雷士俊、宋畹、汪辑、林古渡、汪懋麟、程遂等都在其中。”按：“施润章”当作“施闰章”，“宋畹”当作“宋琬”，“汪辑”当作“汪楫”，“林古渡”当作“林古度”，“程遂”当作“程邃”。此类错误在该书所附“征引文献”、“索引”及它处正文和脚注中亦存在不少，其密度之大，实在令人惊讶！又如第74页，注释②“许承宜”当作“许承宣”；第75页，注释④“孙默”当作“孙枝蔚”；第79页，注释②两处“王严”均当作“王岩”；第196-197 页“李庭之”当作“李庭芝”；第214 页，注释②“欧阳兆雄”当作“欧阳兆熊”；第225 页“《芬利斋行者》”当作“芬利它行者”等等。此类文献回译错误如果只是偶尔出现，或者还可以认为是排印、校对错误。但该书此类错误如此数量、如此密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合格出版物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尤其最后一例，梅著参考书目明明标注“芬利斋行者”和《竹西花事小录》一为作者名，一为书名。为防误解，原著还在作者后括号注明（Pseud.）此乃化名当然，《竹西花事小录》的作者是“芬利它行者”，梅著误“它”为“斋”，亦是小小疏忽……朱译本不仅没有改正梅著疏误，而且更误作者名为书名。尽管我们无法看到译稿原貌，也不是十分清楚该处错误产生的具体原因，但此类错误的大量存在，实在不能不让读者对译者的学术态度产生疑问。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原著提供了原始出处的文献都不能很好地回译，遑论其他！事实证明，此类错误较多的译著，其他文献回译错误必然更多。避免此类错误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仔细核对并认定原著“术语表”或“参考文献”等资料，绝大多数此类错误都可以避免。
其三，原著本误，译本沿袭其误者。如第8 页，注释②“陈捷先生出版”当作“陈捷先出版”；第29页“王士祯”当作“王士禛”王士禛，字子真，号阮亭。殁后，避清世宗讳，改称“士正”，清高宗时，再改为“士祯”。中译本全部写作“王士祯”，似不妥。本文在直接征引雍乾时代的文献时，沿用“士祯”，其余均用其本名“士禛”。；第92页“王犹定”当作“王猷定”；第152 页，注释④“朱穆”当作“祝穆”；第226 页“黄景近”当作“黄景进”；第227 页“秦赢”当作“秦瀛”等等。任何一种出版物都难免会因各种原因而产生一些错误，尤其是一些海外汉学著作，因作者本身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古籍形态、繁简字转换等都稍有隔膜，在书写、校对其著作汉语部分时，难免产生一些错误。我们说“惟真求实”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学术翻译最忌讳随心所欲的“创造性”意译。但在面对原著本身错误的情况时，我们对学术翻译的这一基本规范和最高原则又必须灵活运用。优秀的学术翻译者不仅要忠实地回译原著正确的部分，而且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修正原著错误的部分。其实，修正原著错误，也是更高意义上的文献回译，其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与“惟真求实”原则并行不悖。如果说创造性，那么，最大限度地修正原著错误，则是学术翻译创造性的最好体现。
二、地名回译地名回译按理应该比人名回译要简单一些，因为根据人名很容易查到相关此人的籍贯、仕履等资料。但是，如果译者无法确认地名的正确写法而又不去查阅相关资料，仅仅根据原著音译，则极易出错。如该书第27页，注释②：“董以宁是吴津人”，“吴津”当作“武进”；又如第78页“息园宾馆”当作“西园宾馆”；第97页：“宗观是扬州府辖县兴华人”，“兴华”当作“兴化”；第139 页“西竹”当作“竹西”，“小西竹亭”当作“小竹西亭”；第152 页，注释③及第156 页，注释②等处“虎山”当作“虎丘”；第155 页“浙江金山”当作“镇江金山”；第176 页，“一位家境富有的熟人刘壮场”当作“刘庄场富民某”；第184 页“朱园”当作“祝家园”等等。现代海外汉学著作多用汉语拼音标注地名，而汉语多同音字的特点又决定了一种拼音标注有多种汉字写法，如山西、陕西等等。分析朱译《清初扬州文化》，其地名回译错误多属同音异字类型，如“吴津”、“武进”，“兴华”、“兴化”等。这也是一般翻译地名回译最常见的错误类型。如果说多处“虎丘”误作“虎山”，“竹西”误作“西竹”等尚是一般的地理常识错误。那么，“镇江金山”误译为“浙江金山”，则是地理常识与拼音常识的双重错误。而“祝家园”误作“朱园”，则是既未曾吃透原著体例，又疏于核对原始文献所致。该书第184 页：“这幅《城南雅集》描绘的是陈廷敬在北京附近的一座花园中举行的诗会，时间很可能是在1682年。这座花园位于安定门以西，也叫‘朱园’，显然是驻京官员春天常去之所。”（原注：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集释》卷3 ，1514页。）既然梅著已经注明了原始文献的出处，稍作比对即可知道梅著原文“Mr. Zhu's Garden”（p.158 ）究竟何所指。查《渔洋山人精华录集释》第三册（朱译作“卷3 ”，亦误）第1514页惠栋引《毛僧开诗话》曰：“京师安定门西有祝家园，关左祝侍御别业也。春，来京朝官休沐，多诣其地。”查对原著已经注明文献原始出处的常见资料本非难事，如果此等处译者都不愿核对目验，随意带过，其余稀见或出处不确的文献回译，情形当可想而知。
三、书名回译书名回译与地名回译的情况相类似。译者只要勤查相关文献资料，绝大多数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负责任的译者还应该复核原著的“Bibliography”以纠正原著本身的错误。朱译《清初扬州文化》显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大量的书名（篇名）错误因此产生。
如该书书名“《清初扬州文化》”当据原书题名作“《清初扬州建筑文化》”；如该书第16页，注释③“《百尺梧桐阁集遗稿》”当作“《百尺梧桐阁集》”；第33页“《瑶华集》”当作“《影园瑶华集》”；第34页，注释①“《百尺梧桐阁集遗稿》”当作“《百尺梧桐阁遗稿》”；第42页，注释②“《洛春堂初稿》”当作“《落笺堂初稿》”；第70-71 页“《西厢记传奇》”当作“《西楼记》传奇”；第71页，注释③“《邢孟贞诗序》”当作“《陈伯玑诗序》”；第74页，注释③“《盟鸥淑笔谈》”当作“《盟鸥溆笔谈》”；第89页，注释①“《大叶拾遗记》”当作“《大业拾遗记》”；第99页“《初容集》”当作“《初蓉阁集》”；第115 页“《答邓孝威汉仪先生书》”当作“《答邓孝威先生书》”，“《杲堂文集》”当作“《杲堂诗文集》”；第123 页“《词牍新语》”当作“《尺牍新语》”；第126 页，注释②“《两浙优选录》”当作“《两浙輶轩录》”；第133 页“《广陵史诗》”当作“《广陵诗事》”；第137 页，注释④“《归天琐记》”当作“《归田琐记》”；第144 页“《雷塘庵诸弟子集》”当作“《雷塘庵主弟子记》”；第149 页，注释①“沈括《重修平山堂记》”当作“沈括《扬州重修平山堂记》”；第150 页，注释④“魏禧《重修平山堂记》”当作“魏禧《重建平山堂记》”；第152 页，注释②“宗观《重修平山堂记》”当作“宗观《修复平山堂记》”；第152 页，注释④“《朱子类编》”当作“《朱子语类》”，“明朝《知明录》”当作“陆深《知命录》”；第166 页，注释①“《避暑话录》”当作“《避暑录话》”；第172 页，注释③“《汪（庐江）先生墓志铭》”当作“《汪觉非先生墓志铭》”，“《高祖文》”当作“《告祖文》”；第183 页，注释①“《叔外祖蛟门先生百尺梧桐阁诗集后》”当作“《书外祖蛟门先生百尺梧桐阁诗集后》”，“《今有堂全集》”当作“《今有堂诗集》”，“《江风集》”当作“《江峰集》”；第193 页，注释①“《扬州三百吟》”当作“《邗江三百吟》”；第202 页，注释①“《圣祖五行江南全录》”当作“《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第225 页“《清初纪事初编》”当作“《清诗纪事初编》”；第228 页“《江浙旅游记》”当作“《江浙旅行记》”等等。
与地名回译一样，同音异字错误仍是书名回译最常见的错误类型。此外，还有误篇名作书名、全称简称之异、误甲作乙、形近而误、随意删略、随意增加、淆乱名号等（例证均见上文）错误类型。所有这些书名回译的错误其实也都是比较容易避免的。翻译者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经籍志、艺文志，各种索引、书目等工具书，因人求书，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迎刃而解。遇有疑问，则查验原书，细加核对，经眼目验，方始心安。
四、其他专名及数字回译人名、地名、书名之外的其他专名如出版机构名、文学体裁名、官职名等等也是学术翻译文献回译时容易出错的地方。如该书第28页，注释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当作“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第40页，注释①“明朝乡间隐士”当作“明农隐士”；第59页，注释③“博学宏词”当作“博学鸿儒”，“翰林院监生”当作“翰林院检讨”，“明朝历史”当作“《明史》”；第88页，注释⑤“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当作“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第89-90 页“一首乡愁叙事诗”当作“一篇乡愁赋”，“王观的诗”当作“王观的赋”；第95页“一部史无前例的搜集当代人的著作的丛书”当作“一些卷帙浩繁的清初诗选”；第106 页，注释②“吾弟”当作“予门人”；第110 页，注释③“齐鲁书社刻本”当作“七录书阁刻本”，该书“征引文献”亦误作“齐鲁书社”；第114 页“诗词集”当作“词选集”；第126 页，注释①“杨家老屋”当作“漾葭老屋”；第136 页“隋朝时扬州老邻居、文选楼居民曹宪”当作“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居”；第171 页，注释①“散文集”当作“文集”，“存稿”当作“遗稿”，“竹枝词”当作“《锦瑟词》”，“十六章”当作“十六卷”，“标题”当作“书名”；第173 页“文件起草人”当作“内阁中书”；第183 页，注释①“经师”当作“进士”；第224 页“台北商业出版社”当作“台北，商务印书馆”等等。出版机构名、文学体裁名、官职名等其他专名的回译工作，一方面取决于翻译者在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更依赖于翻译者“惟真求实”的学术态度。像“台北，商务印书馆”误作“台北商业出版社”、“七录书阁刻本”误作“齐鲁书社刻本”、“进士”误作“经师”这样的错误，出自一个学者之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此之多的离奇错误，应该不是翻译者实际水准的真实体现，而更像是一部“急就章”的翻译初稿。
数字回译看似简单，但最简单处亦最易出错。略举数例，观者自明。如该书第34页，注释②“204 页”当作“205-206 页”；第71页，注释①“842 页”当作“843 页”；第126 页，注释②“卷5 ”当作“第五册”；第158 页，注释③“219 页”当作“220 页”；第159 页，注释③“16世纪”当作“6 世纪”；第177 页注释⑥“3 ：79”当作“3 ：7a”；第178 页注释①“3 ：79”当作“3 ：7a-7b ”等等。由此看来，要确保学术翻译数字回译的正确性，仅仅核对原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认真细致、不厌其烦地查勘比对原著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合则依之，错则纠之，疑则考之。如此，方能真实传达原著正确信息，纠正原著本身错误，确保译著的数据准确性和学术价值。
五、直接引文回译直接引文回译在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直接引文回译既简单也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学术著作的直接引文一般都详细标注出处，只要仔细核对原始文献，比对抄录，细心回译即可。说它复杂，则由于直接引文有的是全引，有的是节引；有些引文出于常见书，有些引文依据的却是稀见珍籍。译者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在直接引文的文献回译环节出现失误。较常见的直接引文回译错误大致有以下几类：（1 ）原著直接引文，译著擅改为间接引文或意译原文；（2 ）原著全引，译著擅改为节引；（3 ）原著节引，译著擅改为全引；（4 ）译著回译直接引文所据版本与原著不同；（5 ）译著回译直接引文标点、文字有误；（6 ）译著想当然臆译直接引文。这几类错误在朱译《清初扬州文化》中都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原著为直接引文，译著擅改为间接引文或意译原文。如该书第55页，注释①：“据吴绮记载，这座桥在晚唐时已被毁，……这种意象来自于杜牧的一副对联，对联的大意为一个月明夜中的二十四桥上能否听见一个少女在吹笛。这副对联在清诗中通常暗指这座城市。”按：所谓“杜牧的对联”云云，实际上即是指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两句很有名的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梅著原文（p.213 ）既然加了引号，作为直接引文，译文就不应该只是述其大意。第80页，注释②：“……在给冒襄的一封信中，孔尚任说，就像面对古代文人的经典作品，就像观看前朝的铜器。”按：“孔尚任说……”当作“孔尚任曰：”如对故人之典册，如观先代之鼎彝‘“。第152 页，注释④：”……汪应庚评论说：“今天有人认为这座山像四川的，而其他人说山的形成源于四川，他们都没有读过《尔雅》。”按：“汪应庚评论”云云当作“今或指山似巴中，或云脉从巴蜀来，未读《尔雅》耳”。第158 页，注释③：“他写道，游客感受景点的特点，并使他成为自己的特点，这一点永远如此。金山使人感到宽阔、雄伟；惠山使人感到忧伤；虎丘和西湖让人着迷。只有平山堂让人感受深刻。参阅孔尚任《平山堂雅集诗序》，收入《湖海集》，219 页。”按：梅著原文（p.237 ）此处是直接引文，不应意译，当据孔尚任原文回译为：“而游其地者，以其地之性情为性情，则无弗同。何也？金山令人壮阔，惠山令人萧寂，虎丘、西湖令人艳冶而媚悦。其令人感慨者，惟平山一堂乎！”第183 页，注释③：“王士祯关于汪懋麟的传记载有这样的轶事，说皇帝是知道他的。一天在紫禁城，皇帝准备了一百张宣纸，命令翰林院所有官员和其他人一起展示他们的书法，最后他选了其中最好的十幅裱成了屏风。汪懋麟的书法就在其中。见王士祯《汪蛟门传》，《百尺梧桐阁遗稿》，2b-3a.”按：梅著原文这里是直接引用，当据王士禛文回译为：“王士禛《比部汪蛟门传》记述了这样一件轶事：”当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纸百幅，命翰詹诸臣及群僚书进，择其尤者廿四幅为御屏。君书与焉。’“第195 页，注释②：”……1733年，地方官尹会一刻下一块石碑：“佛教徒佛驮跋陁罗尊者在这里翻译了这部《华严经》。‘”按：梅著原文这里是直接引文，当据《扬州画舫录》回译为：“尹公会一碑记云：”梵僧佛驮跋陀罗尊者译《华严经》于此。’“
（二）原著为全引，译著擅改为节引。如该书第68-69 页：“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国，亭树溪塘幽窈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孥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丽人靓妆玄服流明镜中，所谓虹桥也。游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陆，径必出红桥，下桥四面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间，菡萏作花，香闻数里，青薕白舫络绎如织，良谓胜游矣。予数往来北郭，必过虹桥，顾而乐之。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视昔亦有耶！壬寅事夏之望，箨庵、茶村、伯玑诸子倚歌而和之。箨庵继成一章，予亦属和。嗟乎！丝竹陶写何必中年，山水清音自成佳话。予与诸子聚散不恒，良会未易遘，而红桥之名或反因诸子而得传于后世，增怀古凭吊者之徘徊感叹如予今日，未可知也。”（原注：《王士祯年谱》，21页。同时可参见汪应庚《平山揽胜志》，1 ：7a-8a.）按：该书所引王士禛《红桥游记》，标点、文字错误甚多。其标注出处为《王士禛年谱》，亦即《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惠栋注补。经查核，其原文如下：“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榭溪塘，幽窈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拏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丽人靓妆袨服流照明镜中，所谓红桥也。游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陆，径必出红桥下。桥四面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间，菡萏作花，香闻数里。青簾白舫，络绎如织，良谓胜游矣。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视昔，亦有然耶！壬寅季夏之望，与箨庵、茶村、伯玑诸子偶然漾舟，酒阑兴极，援笔成小词二章。诸子倚歌而和之。箨庵继成一章，予亦属和。嗟乎！丝竹陶写，何必中年；山水清音，自成佳话。予与诸子聚散不恒，良会未易遘，而红桥之名或反因诸子而得传于后世，增怀古凭吊者之徘徊感叹，如予今日，未可知也。为之记云。”仔细比较文字异同，梅著原文有以下一段：“In the summer of 1662 on the day of the full moon ，Yuan Yuling ， Du Jun ， and Chen Yunheng spontaneously took a boat ； we drank wine and were extremely happy. I wrote two poems， and the gentlemen allrhymed their poems to me. ”（p.61）确是依据《王士禛年谱》。译者直接根据原著“参见”的《平山揽胜志》回译引文，而又不核对《王士禛年谱》，遂致误。此为学术翻译文献回译之大忌！又如第94页：“在府城小东门文选巷内，即今之旌忠寺也。相传为梁昭明太子选文处。夫萧梁庙社皆以成灰烬，独是维摩读书之处尚在人间，甘当年霸业乃帝常幸此楼，见宫娥倚栏，风飘彩裙，因而色愈甚。不如敝簏一编，流传千古也。（原注：吴绮《扬州鼓吹词》，1b. ）”按：该书上引吴绮《扬州鼓吹词》介绍文选楼的一段文字割裂破碎，难以理解。查梅著所依据的《扬州丛刻》本《扬州鼓吹词》，其原文为：“文选楼，在府城小东门文选巷内，即今之旌忠寺也。相传为梁昭明太子选文处。炀帝常幸此楼，见宫娥倚栏，风飘彩裙，因而色愈甚。夫萧梁庙社皆以成灰烬，独是维摩读书之处尚在人间，其当年霸业乃不如敝簏一编，流传千古也。”如此，方文义贯通。梅著原文与此相同，惟最后一句有所省略：“And the product of his hard work…still circulates after myriad generations.”（p.83）《扬州丛刻》乃常见之书，想来不会有上古文字“错简”之虞。这种错误何以产生，也许只有中译者才能够解释清楚。
（三）原著为节引，译著擅改为全引。如该书第50页：“王士祯的朋友、当地诗人和画家也是‘琼花迷’的宗元鼎（1620-1698 ），在《广陵迎春曲》一诗中……写道：”春光翻使增悲泣，可怜三十年间，春吃泥秋氵契树，春天人频年率转丰年泰，编户依然无所赖。‘（原注：同上书［《甘泉县志》］，4 ：9a. 同时可参见1685年《扬州府志》，7 ：3b. ）“按：”《广陵迎春曲》“当作”《广陵迎春歌》“：”春光翻使增悲泣，可怜三十年间，春吃泥秋氵契树，春天人频年率转丰年泰，编户依然无所赖。“当作”春光翻使增悲泣，可怜三十年间春，吃泥吃树春天人，频年幸转丰年泰，编户依然无所赖。“又，梅著原文（p.46）所引只有”可怜三十年间春，吃泥吃树春天人“两句，译著不应擅自增加。第121 页，注释④：”尤侗《彭孙遹延露词序》……写道：“故登芜城宜赋西风残照，吊隋苑宜赋晓星明灭，上二十四桥问吹箫玉人宜赋衣染，莺黄载酒青楼，听竹西歌宜赋并刀如剪，进雷塘观八月潮宜赋玉虹遥挂，岂惟平山栏杆让文章太守挥毫独步哉？’自然，在他关于文学与景点的诗文中也会写到平山堂和文选楼。”按：这段文字因译者粗疏而产生许多问题。为简明起见，先列出正解，再略作分析：
尤侗《彭孙遹延露词序》……写道：“……吊隋苑，宜赋‘金锁重门’，过玉钩斜，宜赋‘晓星明灭’……”当然，在他关于景点和文学的冗长陈述中也出现了平山堂和文选楼。
梅著原文在引尤侗序时，只节引了以上两句，翻译自当尊重原著，照实译出。中译者疏于对勘，将尤序中相关的一段文字全部照抄。这不仅违背了学术翻译文献回译的规则，而且也使得引文与作者叙述出现逻辑矛盾。又，中译者照抄尤序亦有太多的标点和文字错误。特录原文，以供对照：
故登芜城，宜赋“西风残照”；吊隋苑，宜赋“金锁重门”；过玉钩斜，宜赋“晓星明灭”；上二十四桥，问吹箫玉人，宜赋“衣染莺黄”；载酒青楼，听竹西歌吹，宜赋“并刀如剪”；进雷塘观八月潮，宜赋“玉虹遥挂”。岂惟平山栏槛，让文章太守，挥毫独步哉？
第149 页，注释②：“……在《扬州画舫录》中，李斗也提到：”山堂历元、明两朝，兴废亦不得其详，惟元季孝元诗有“蜀岗有堂已改作”句，舒由诗有“堂废山空人不见”句，迨前明诸家诗文，多不及此。“按：”舒由“当作”舒頔“：”迨前明诸家诗文“前夺”赵汸有《登平山堂诗》“一句。又，梅著原文（p.234 ）应为：”……在《扬州画舫录》中，李斗也提到：“山堂历元、明两朝，兴废亦不得其详，（这里李斗引了三首元诗来描述平山堂的改作他用和毁坏）……迨前明诸家诗文，多不及此。‘”中译本当据此直译。
（四）译著回译直接引文所据版本与原著不同。如该书第49-50 页：“扬州旧例，府僚迎春琼花观，以妓骑导太守，节推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归而宴以侑酒，府吏因缘为奸利，余语太守罢之。”（原注：王士祯《香祖笔记》125 页。）按：该书所据王士禛《香祖笔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该版《香祖笔记》卷七原文曰：“东坡守扬州，始至，即判革牡丹之会。自云虽煞风景，且免造业。予少时为扬州推官，旧例，府僚迎春琼花观，以妓骑而导舆，太守、节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竣事，归而宴饮，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缘为奸利。予深恶之，语太守，一切罢去。扬人一时诵美之，与坡公事颇相似，附识于此。”可见以上节引文字当另有所本，且标点亦有误。第65-66 页：“予尝与袁昭令、杜于皇诸名宿宴于红桥。予自为记作词三首，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也。昭令酒间作南曲，被之丝竹。又尝与林茂之、孙豹人、张祖望网孙辈修禊红桥。予首倡《冶春》诗二十余首，一时名士皆属和。予既去扬州，过红桥多见忆者，遂为广陵故事。（原注：王士祯《渔洋诗话》，引自《甘泉县志》，3 ：30a ，《平山堂图志》，10：13a-13b.）”按：这段文字其实并非出自《渔洋诗话》。《渔洋诗话》卷上、卷中及《香祖笔记》卷十二虽然都曾提及此事，但都与上引文字大异。这段文字的原始出处是王士禛《居易录》卷四。然上引文字既不同于《渔洋诗话》，又有异于《甘泉县志》，不知译者所据何在？又，据《甘泉县志》卷三，“诸名宿”当作“诸君”：“袁昭令”当作“袁令昭”：“昭令酒间作南曲”当作“令昭酒间作南曲”。查《甘泉县志》并无“网孙”二字。该书尚有注释（如第74页注释①②）、正文（如第75页）和“索引”等多处误作“网孙”。“网孙”当作“纲孙”。
（五）译著回译直接引文标点、文字有误。如该书第43页，注释②：“后来，王士祯在将不同种类的笔记编辑成册时说，‘康熙初年，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鼎孳，公次即谒长洲汪营文琬，颍州刘公献体仁及予山人’。（原注：王士祯《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 ：150.）”按：这一段引文标点及文字错误甚多，原文应为“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鼎孳公，次即谒长洲汪苕文琬，颍川刘公甬戈体仁及予三人。”第76页：“予与无言交二十年，悉知其人。大抵忘机而认真，……而无言独为窭人，居阆阍中，委巷抽门，缾无储粟。然四方名士过广陵者，必停帆扶轼，问孙处士家，屏车骑造谒。”按：“认真”当作“任真”：“阆阍”当作“阛闠”：“抽门”当作“掘门”：“扶轼”当作“伏轼”。第113 页：俞写道：“……伯玑虽贵公子，近成窭人，且多病。游履所至，或健康，或广陵，捆载诗文，半于襥被，自僦僧房寓之……”按：“俞”当作“喻”。又，“且多病”当作“且善病”：“或广陵，或建康”之间脱“或钱塘”三字：“僧房”后脱“民舍”二字。梅著原文不误。第137-138 页：“《嘉靖维扬志》图于雷塘之北画一墓碑，……老农言今故在，土人名为皇基墩，……陵地约胜四五亩……而隋乃岿然。……”按：“老农”后脱一“陵”字：“皇基墩”当作“皇墓墩”：“胜”当作“賸”或直接写作“剩”：“隋乃岿然”当作“陵乃岿然”。第168 页：“扬俗五方杂处……非其圣贤者不复以文物为意。”按：“非其圣贤者不复以文物为意”当作“非其甚贤者，则不复以文物为意”。“甚”误作“圣”，且脱一“则”字。第176 页：“扬州乙酉乱杀人，无遗黎城中火，夜起新鬼啾啾唬，吾母志凛冽，甘为井中泥，井中水深一百尺，两日不死神扶持。”按：“唬”当作“嗁”或直接写作“啼”。又，此为汪懋麟《哀诗十首》中的第七首，中译者断句多误，当作“扬州乙酉乱，杀人无遗黎。城中火夜起，新鬼啾啾啼。吾母志凛冽，甘为井中泥。井中水深一百尺，两日不死神扶持。……”第178-179 页：“在修缮之前，汪懋麟对平山堂有过一次视察性的参观，并且写了一首诗。在他的诗中，有一些显而易见的排斥佛教的文字：亡讵意十年后，浮图侵我疆。泥佛坐堂上，无复知文忠。叶致此者，谁子百口罪。（原注：……参阅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同友人泛舟游平山新堂各赋四首》，12：9a. ）”按：既说是“修缮之前”写的诗，题目却作《同友人泛舟游平山新堂各赋四首》，显然矛盾。查梅著原文为“Tong zhuzi yao Changzhen taishou fanzhou you pingshan yinyi xiufu fende tangzi……”（p.244 ），则此诗题目当作“《同诸子邀长真太守泛舟游平山因议修复分得堂字》”。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断句本不应有问题，中译诗句竟杂有四言、五言、六言句，实在让人看不明白。因梅著原文是节引，故当作：“……讵意十年后，浮图侵我疆。泥佛坐堂上，无复知文忠。致此者谁子？百口罪莫偿。……”中译本“亡”字因上句“所幸留故迹，斯文未云亡”而衍。“叶”字原指“忠”字叶韵，并非诗歌正文。梅著原文不误。第199 页：“……今予且不知在庙堂也，其在江湖也。忽闻莺声之，觉有愀然不安者，因以名所宿之堂，名堂以晓莺，犹之名馆以待漏云。”按：“不知”后脱一“其”字：“莺声之”后脱“睍睆”二字。
（六）译著想当然臆译直接引文。如该书第123 页，注释③：“……在邓汉仪死后编完《诗观》第三集的张潮认为，该诗集是对‘清朝意外的一击’。参阅邓汉仪《诗观三集》，张潮序，1a，4b. ”按：说《诗观》三集是对“清朝意外的一击”，不可解。梅著原文为“surprise hit around the empire”（p.231 ）。张潮《诗观三集序》曰：“至《三集》之成，若迫于所不得已”，当是梅著原文所本。所谓“不得已”云云，并非指受到什么外界势力所迫，而是与《初集》、《二集》相比较而言。编《初集》时是“邓子自为政”，所以能“弃瑕取瑜，排砂见宝”；而《二集》之选，则是“世与邓子互相为政”，已不能像编选《初集》那样“去取唯意”；至于编选《三集》之时，“邮筒竿牍，日陈于前。欲婉则违于己，欲直则忤于人。与其忤于人也，宁违于己。则是人自为政，有非邓子之所得而操焉者矣”。张潮此序论选政之难，如何牵扯到对“清朝意外的一击”？第173 页：“……这些困难使得他那曾一度富裕的家庭依赖于他，‘事实上很像那些贫困、卑微的家庭’，……”按：“事实上很像那些贫困、卑微的家庭”当据汪懋麟《告先祖文》作“实无异于贫贱之族”。第177 页：“……他明确指出负责建造事项的一位平民的名字，以纪念他作出的贡献，并视他为‘必不可少的人’。”按：“必不可少的人”当作“劳不可没”。汪懋麟《平山堂记》：“任土木之计者，道人唐心广，劳不可没，例得书。”第177 页，注释④：“汪指出，在他纪念重建和赞誉地方官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个事实。第二篇文章中‘劳民伤财’这个词是描述建设和重修工程的固定词汇。”按：“劳民伤财”当作“不征一钱役一民”。梅著原文“He did not levy a single coin or impress a single laborer ”（p.243 ）正是对应汪懋麟《赠扬州知府金公序》中的这句套语“不征一钱役一民”，“劳民伤财”不知从何而来？第184 页：“汪懋麟不仅突出了其家乡和宋朝文化英杰之间的联系，还表示自己‘好似欧阳修’。”按：“好似欧阳修”当据汪懋麟《告显考文》作“庶几欧阳公”。其原文曰：“天佑孤等得奉一命之封，归而立碑墓上，庶几欧阳公泷冈之阡，则孤等死且无恨。”
根据该书《中译者后记》，梅尔清教授“不仅为我提供了大部分编好页码和顺序的引文文献，而且还细心地考虑到翻译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主动为我提供便利。”此外，译者的许多师友也都为审读译稿，“倾注了心血”。尤为重要的是，译者也把这本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看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训练”，是一件对自己的“学术成长很有意义的工作”。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本来理应给读者提供一本高质量译著。笔者正是怀着对原作者的敬意和对译者“后记”的感动而毫不迟疑地买下此书，也是带着很高的阅读期待而展卷拜读的。但是，相信任何一个仔细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甚至包括中译者自己，都不能不对如此之多的翻译错误产生难以弥补的遗憾。文献回译部分该译的不译、原文节引而译文全引、原文全引而译文节引、无中生有想当然臆译、随意更改原著所引诗文标题、不核对原始文献而用概述性语言代替直接引文、草率使用第二手资料；引文回译的脱、衍、讹、误；误地名为人名、误人名为书名、误诗作文、误赋作诗、误条作篇、误文作书、误诗选作丛书；标注卷数、册数、页码错误；望音生义、望文生义……中译本这些触目皆是的翻译疏误，不能说与翻译者的专业素养和学术态度没有关系。当然，因为时间限制等因素，任何译著都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校书如扫落叶，少许照排、校对错误亦属情有可原。可是，像《清初扬州文化》这么多种类、这么高频率的翻译疏误已远远不是时间、校对因素所能解释清楚的，而是关涉到学术翻译的质素和态度等根本问题。学术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惟真”、“求实”应该是学术翻译的最高法则。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工作尤其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随意，更不允许“活剥生吞”、“心肝尽换”式的所谓“再创造”参见《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卷一第八十四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7 页……不然，一部富有创意的学术著作则极可能难免“池鱼”之殃。当代中国学术强调“世界眼光”，大量的海外汉学名著被译介过来，这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学术无疑是一件颇有助益的大好事。但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必须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相结合，方能相得益彰，取得理想的效果。否则，草率马虎、辗转稗贩甚或偷天换日、自欺欺人，其结果只能是误人亦误己，毁作者、译者之清望，损丛书、出版社之威名，甚至误导读者、以讹传讹。借用中译者后记的一句话，那真是“任何学术进步都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纵观目前各种汉译丛书，在文献回译环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问题并不能对应地代表翻译者的学术水平。但是，如果许多译著都不能反映翻译者的真实水准，那么，除了译者本身的态度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要追问到现在的学术风气和学术评价体制。学术翻译本是十分辛苦的功夫活，而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又不重视译著。再加上出版周期短，时间紧等外在因素，许多未经反复斟酌而又缺乏精心校勘的“短平快”译著遂大量产生。这种表面“繁华”背后所隐藏的危害，值得引起所有具备学术良知的人们的高度关注。
Academic Literature ： Translation and Back translation ——Exemplified by the Chinese Back translation of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ZHANGYaquan（Department of Intensive Instruction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Abstract： A basic rule for academic translation is "loyal to the original". When we evaluate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inological works ， the important standard is whether the quotations can be back translated into the original archaic Chinese text. In this paper ， exemplified by a Chinese backtranslation of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ommon type of mistakes in the backtranslation of the proper names of historic figures and places， book titles， number of book volumes， direct quotations ， etc. Factors leading to poor translations are various， and translators are obliged to avoid them. Key words ： academic translation； backtranslation into the original text； loyal to the original；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责任编辑赵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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